术前TACE治疗对肝癌患者黏着斑激酶、核因子-κBp65表达及术后生存率的影响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是排第4位的常见恶性肿瘤,肿瘤致死病因排第2位,严重威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1]。肝细胞癌(HCC)占原发性肝癌的85%~90%^[2],手术切除是肝癌的首选治疗方法,但由于本病起病隐匿,发现时多为中晚期,80%~90%的患者就诊时就已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3]。     

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细胞癌抗病毒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3年版）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下文简称肝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高发肿瘤，据WHO统计，肝癌是世界第5大常见癌症，也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第2大原因^[1]。肝癌高发是我国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每年全球新发肝癌病例中>50%来自我国^[2]。目前肝癌是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3-5]。尽管肝癌的诊断与治疗水平进步明显，但近20年肝癌死亡率并未明显降低。肝癌手术切除后5年肿瘤复发转移率高达40%～70%。肿瘤复发、进展、转移，以及治疗过程中的肝衰竭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基于数据挖掘的中医药治疗肝癌复方专利规律分析

<正>肝癌是指发生于肝脏的恶性肿瘤,主要包括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和混合型三种病理类型。援引一份关于全球2018年癌症新发病例数的报道,肝癌的发病例数占所有癌症中第6位,其死亡率在所有癌症中排名第3^[1],并且近年来我国的肝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有所上升^[2]。截至目前,肝癌的外科治疗是肝癌患者获得长期生存最重要的手段,包括肝切除术和肝移植术,但其高昂的手术费用以及术后肿瘤的复发转移是挡在普通民众前的两座大山^[3]。     

张玮教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辨治思路

<正>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全球常见的癌症死因，现代医学对于肝癌的治疗除了手术治疗外，还有化疗、消融、放疗、介入等。研究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癌5年复发率约为47%，明显低于单纯西医治疗患者;同时无复发生存期较西医治疗延长12个多月^[1],15年内生存率更是远高于单纯西医治疗患者^[2]，肝癌患者联合中药治疗可以巩固手术疗效，提高放化疗等治疗的耐受性，减轻副作用，防治肿瘤复发转移，提高生存率，整体提高患者生存质量^[3,4]。张玮教授，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感染科主任，上海市中医领军人才，浦东新区名中医，从医三十三载，     

常占杰教授治疗癌因性疲乏经验撷菁

<正>癌因性疲乏是由癌症或者癌症治疗引起的疲乏感或疲惫感，休息或睡眠后不能缓解，严重影响患者的行为能力及精神状态^[1]。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肝癌病程中，疲乏是常见的并发症^[2]。癌因性疲乏目前尚缺乏确切有效的药物^[3]，中医药在治疗诸虚劳损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常占杰教授是陕西省名中医、陕西省第四、五、六批及全国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病40余载，博采众长，学验俱丰，现介绍常教授对癌因性疲乏的诊治经验如下。     

从“生命本能”论原发性肝癌的病机和治疗

<正>2020年原发性肝癌在全球癌症发病率排第六位，死亡率排第三位^[1],在我国，原发性肝癌在恶性肿瘤发病率排第四位，死亡率排第二位[2],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生命本能是指阴阳互根形成的生命运动，是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能力。生命本能具有治疗疾病的能力，生命本能具有排异性和自主调节性。原发性肝癌属于中医学“癥积”“肝积”“聚积”的范畴。本文基于“生命本能”论探讨肝癌的病机、肝癌的治疗以及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     

巨块型肝细胞癌转化治疗1例报告

<正>根据全球恶性肿瘤状况报告（GLOBOCAN 2018）显示,全球肝癌新发病例84.1万例,位居恶性肿瘤发病谱的第6位,而我国新发病例数达到全球肝癌发病的46.6%^[1],其病死率在我国恶性肿瘤中已位居第2位^[2]。其中,肝细胞癌（HCC）是全世界最高发的肝癌类型,占原发性肝癌总数的75.0%～90.0%^[3]。手术治疗是目前治疗肝癌公认的首选方式,但是绝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往往已属于中晚期,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4]。所以,转化治疗就显得尤其重要,以下就本院近期收治的1例巨块型肝癌进行介绍。     

老年综合评估对老年癌症病人术后结局预测价值的研究进展

<正>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癌症发病率也逐渐升高^[1]。按照老年人口的癌症发病率(285.83/10万)计算^[2],预计到2050年将有123万中国老年人遭受癌症困扰，严重威胁老年人的生命与健康。手术目前仍是多种癌症的主要治疗手段。随着手术和麻醉技术的进步，年龄不再是手术的禁忌证，越来越多的高龄病人倾向于接受手术治疗，但老年癌症病人由于其器官功能衰退、认知障碍、衰弱以及多种合并症，导致健康状况不佳，     

靶向Hippo信号通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肝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包括肝细胞癌(HCC)和肝内胆管细胞癌(ICC)。近年来,肝癌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2020年全球原发性肝癌发病率为4.7%,死亡率为8.3%,位居全球常见恶性肿瘤第5位和肿瘤致死病因第3位^[1]。因早期诊断难,且具有高转移、高复发等特点,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导致肝癌预后差,5年生存率低于15%^[2]。     

腹腔镜精准肝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及对应激指标的影响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恶性程度高,进展迅速,预后较差。目前手术仍是原发性肝癌首选治疗方法。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普遍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术已成为主流手术方式^[1]。精准医学首次由Collins于2011年提出,精准外科治疗要求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尽可能的减少手术带来的创伤,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改善预后^[2]。     

常占杰教授诊治原发性肝癌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后综合征的经验

<正>原发性肝癌是我国高发病率的恶性肿瘤，包括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癌(ICC)和HCC-ICC混合型等病理类型，其中HCC占85%～90%^[1]。由于肝癌起病隐匿且进展迅速，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以及术后复发者公认的首选疗法^[2]。但术后约有80%的患者出现栓塞术后综合征(PES)，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发热、乏力及胃肠道反应等^[3,4]。中医药治疗PES有增效减毒的作用，能改善临床症状，提高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陕西省名中医常占杰教授从事中医肝病诊疗40年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总结整理常教授诊治PES经验如下。     

中药提取物榄香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PHC)是指发生于肝细胞或肝内胆管细胞的恶性肿瘤，起病隐匿，早期症状不明显，使得PHC临床治疗比较棘手^[1]。最新流行病学数据显示，2020年PHC在中国常见新发癌症中排名第5位，在我国有超过41万人新患PHC,有超过39万人死于PHC^[2]。目前PHC常用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治疗、局部治疗、放射治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中医药治疗及免疫治疗。但是由于PHC早期诊断困难，发展迅速，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是中晚期或出现转移，     

注水式结肠镜与注气式结肠镜在临床应用中的对照研究

<正>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结直肠癌(CRC)发病率已跃居第3位，病死率位列第2位^[1]。2020年我国CRC总发病人数为55.5万，位列我国各癌种的第2位。结直肠息肉与CRC的发生高度相关。传统的腺瘤-癌序列途径和锯齿状息肉致癌途径均参与CRC的形成^[2]。肠镜检查作为临床发现结直肠息肉的重要检查手段，同时可治疗肠道息肉，降低CRC发病率和病死率^[3]。     

肝星状细胞在肝细胞癌发展中的作用

<正>肝癌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列第六,死亡率位列第二^[1]。在我国,每年新确诊的肝癌病例数约466,100例,死亡的肝癌病例数约422,100例,发病率位列全国第四,死亡率位列全国第三^[2]。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12.1%^[3]。因此,肝癌是严重威胁我国国民健康的恶性肿瘤,揭示其发病机制及研发其相关药物对攻克肝癌具有深远的意义。     

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硬化肝癌与非肝硬化肝癌临床特点对比分析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硬化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非肝硬化原发性肝癌患者临床特点的异同。[方法]收集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者394例的临床资料,分为肝硬化组307例(78%)和非肝硬化组87例(22%),回顾性对比分析2组患者的临床特点。[结果]非肝硬化组患者肝癌家族史阳性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χ²=7.328,P=0.007);肝硬化组患者抗病毒治疗率显著高于非肝硬化组(χ ²=5.514,P=0.019);非肝硬化组患者肝功能良好及选择手术治疗的患者显著多于肝硬化组(χ²=23.04、P=0.000及χ²=54.39、P=0.000)。[结论]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原发性肝癌患者中,肝硬化肝癌为主。相比伴有肝硬化的肝癌患者,非肝硬化的肝癌患者多有肝癌家族史、肝功能好、手术切除机会多。     

结肠息肉冷切除术的研究进展

<正>结直肠癌作为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其发病率居全球癌症第3位,居我国癌症第2位^[1]。近年来西方国家随着结肠镜检查的广泛开展和早期息肉切除,结直肠癌发病率逐渐下降,而在中国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发病率呈现增高及年轻化趋势^[1-3]。结肠息肉是结肠癌的癌前疾病,腺瘤性息肉和无柄锯齿状病变(sessileserratedlesiones,SSL)作为2种主要的癌前息肉亚型,大部分通过腺瘤-癌途径发展^[4],     

趋化因子/受体轴调控肝癌免疫细胞招募及转移的研究进展

<正>肝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主要包括三种不同的病理类型,分别为肝细胞癌(HCC)、肝内胆管细胞癌(ICC)和混合性肝细胞和胆管细胞癌(HCC-ICC)。在所有原发性肝癌中,HCC是最常见的类型,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的85%～90%,其次是ICC,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的15%^[1]。2020年的一项研究所示,在全球范围内,每年肝癌的新发病例数在所有恶性肿瘤中排名第7,在癌症相关死亡病例中排名第3^[2]。肝癌的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     

AEG-1与HER2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正>胃癌的发病率在全世界位居第5位^[1],新诊断的胃癌病例每年超过100万^[2]。目前为止,虽然胃癌的早期诊断以及手术、化疗、放疗等辅助治疗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其疗效仍不理想,5年生存率仅为30%,在全球癌症相关死亡原因中高居第3位^[1]。胃癌的发生是多基因、多要素、多通道共同影响的结果。随着与肿瘤密切相关的免疫组化、基因及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发展,基因研究已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     

调控PD-1/PD-L1表达影响肝癌进展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分为肝细胞癌(HCC)、胆管细胞癌(ICC)以及混合癌。2020年全球肝癌流行病学显示：肝癌占全球癌症新发4.69%,死亡率占8.34%^[1]。HCC的治疗采用手术、介入、放化疗及分子靶向免疫等手段。近年来以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 PD-L1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HCC在临床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疗效,逐渐改变着HCC的治疗格局,为肝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抗癌策略^[2]。PD-1是一种重要的免疫抑制分子,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围术期心肌梗死发生机制及预测的研究进展

<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是治疗冠状动脉左主干和3支病变的有效手段,实现完全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是手术的优势和关键所在^[1]。而围术期心肌梗死(perioperative myocardial infraction,PMI)不仅增加了围术期死亡风险和并发症的发生,同时也增加了中远期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和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2-3]。尽管CABG手术方式日趋成熟和标准化,但PMI的发生率高达5%～30%^[4],对于日益增多的弥漫性冠状动脉病变患者,PMI的发病率及病死率更高^[5],且患者中远期预后也不理想^[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