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

<正>我国是一个肝病高发国家,每年有大量终末期肝病患者等待进行肝移植治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器官来源有限,每年完成的肝移植例数却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的等待移植治疗患者的需求。心脏死亡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维护措施的研究进展

供体短缺问题是影响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瓶颈, 亲属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捐献是供体的主要来源,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重要的组成部分。DCD供体质量的改善是目前肾移植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DCD供肾维护措施——供肾快速获取法、自动胸外按压法、原位灌注法、常温体外膜肺氧合法、低温机械灌注保存法、Lifeport器官灌注运输法进行综述。     

高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研究进展

高龄供体供肝作为边缘供肝的一种,在有效解决供肝短缺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高危因素,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及病死率密切相关,但在控制好相关并发症及相关肝脏疾病的基础上,高龄供体肝移植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可靠的。本文从高龄肝脏退行性改变、高龄供体肝移植、高龄供体肝移植并发症、高龄供体肝移植高危因素、高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选择标准思考等,就肝脏随年龄变化特点与高龄供体肝移植的近年研究进展作一综述,同时探究高龄DCD供体肝移植是否安全可行。     

大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原位肝移植模型建立的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建立大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体原位肝移植模型的技巧并总结经验。方法  将120只大鼠按热缺血时间分为3组：A组（热缺血0 min）、B组(热缺血10 min)、C组（热缺血20 min）,每组各40对。通过改良“二袖套”法,对3组大鼠行原位肝移植术,记录3组大鼠手术各阶段所用时间。记录3组大鼠手术结束时,术后24 h、72 h、7 d的存活率,如出现死亡及时解剖分析死亡原因。结果  3组大鼠的供肝冷缺血时间、无肝期及受体手术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手术结束时,A组、B组、C组大鼠的存活率分别为97%、97%、100%;术后24 h,3组相应存活率分别为92%、90%、92%;术后72 h,3组相应存活率分别为90%、80%、77%;术后7 d,3组相应存活率分别为85%、70%、57%。3组大鼠手术结束、术后24 h和术后72 h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术后7 d C组大鼠的存活率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中和术后24 h内死亡原因多为手术操作导致,术后72 h死亡原因多为胆漏和缺血性肝衰竭,术后7 d死亡原因多为胆道并发症,且随着热缺血时间的延长,胆道并发症的发生只数增多。结论  大鼠DCD供体原位肝移植模型的稳定建立关键在于保护肝脏和胆道功能,难点在于肝上下腔静脉的吻合和缩短无肝期。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原位肝移植的初步经验:附单中心4例报告

目的:小结近期开展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2012年2月4例接受DCD原位肝移植术的终末期肝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全组肝移植病例均获成功,无肝功能延迟恢复;无胆漏、急性排斥反应、应激性溃疡出血、肾功能损害、爆发性肝炎等并发症。1例患者术后伤口感染及肝脏VII,VIII段部分坏死、右膈下积血,经加强抗感染、换药及穿刺引流后治愈。结论:DCD供肝原位肝移植效果良好,是解决我国肝移植面临的肝源短缺的一个极有潜力的办法,DCD肝移植的顺利开展尚有待广泛宣传及多部门、多学科通力合作。     

高龄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临床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高龄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1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普外科中心行肝移植患者共346例临床数据,筛选后分为供者年龄60～70岁的高龄组30例及供者年龄<60岁的非高龄供体组60例。受者观察指标为：手术时间、无肝期时间、手术出血。预后指标为：术后ICU停留...     

2例脑死亡无偿器官捐献供体的维护体会

目的探讨脑死亡器官移植供体的维护要点。方法我院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期间共完成2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供体的无偿器官捐献工作。供体确诊为脑死亡,应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及其他相关药物维持供体,监测有创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心率、血气交换、尿量、电解质酸碱平衡、体温、血细胞比容、白蛋白水平等,维持供体器官灌注。结果 2例DBD供体维持生命体征平稳,捐献的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其中,供体1在入ICU后6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3 h;供体2在入ICU后8 h确诊脑死亡,到实施器官捐献共维护31 h。捐献的肝脏、肾脏和角膜均成功移植于受体。结论 DBD供体维护是确保潜在供体器官成功捐献和捐献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有效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及缓解目前器官短缺状况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实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的可行性分析

器官移植技术的出现和发展是医学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享有21世纪"医学之巅"的美誉,它改变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方式,成为了挽救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生命的最佳手段。但面对目前供体短缺的全球性问题时,如何尽快开     

采用心脏死亡供者无偿捐献的供肝进行原位肝移植七例观察

目的 观察利用可控的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肝脏对受者进行原位肝移植的预后.方法 利用7例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供肝对终末期肝硬化患者进行原位肝脏移植术,并对术前和术后的随访数据进行分析,探讨受者采用此种类型供肝移植后的预后情况.结果 7例受者中,除1例于术后第9天死于上消化道出血外,其余6例受者均长期存活,随访时间均大于1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5.7个月,预后均较好.结论 采用符合荷兰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的心脏死亡供者捐献的肝脏对终末期肝硬化患者进行原位肝移植,预后较好.     

华西医院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快速筛查工具的初步构建

目的初步构建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DCD)肝移植供体的快速筛查工具。方法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核心小组讨论法构建理论基础,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咨询确立维度和指标,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维度和指标的权重系数。结果筛查工具包含流行病学史、医院暴露史、临床表现3个维度,15个条目。两轮专家权威系数均值为0.757和0.768,专家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88%和100%。第2轮维度和指标协调系数分别为0.417和0.319。问卷内容效度为0.91。结论德尔菲法构建的DCD肝移植供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快速筛查工具科学性和可靠性较高,疫情期间,DCD肝移植供体风险筛查工具对肝移植风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获取术的临床配合及管理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获取术的临床配合和管理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13例供体器官获取手术的临床资料,总结手术配合体会。结果术前准备做好手术人员和常用器械准备、灌注管路和液体的准备和术中药品的准备。手术配合包括器官获取前工作、器官获取、分离供体肝、肾。所有器官获取过程顺利,后续完成102例经典原位肝移植手术。其中4例由于供肝质量问题弃用,7例供肝分配至其他移植中心。结论对于DCD供肝获取术,良好的手术配合及管理有助于提高手术成功率。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供肾器官的维护

正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已成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概念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它涵盖了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同时还纳入了中国特色的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and cardiac death,DBCD)。CDCD工作的开展,在一定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1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159例DCD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临床实践指南中AKI诊断标准将159例受者分为AKI组(34例)和对照组(125例)。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年龄和术前血清白蛋白。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术前体质指数(BMI)、供肝冷/热缺血时间、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去甲肾上腺素总用量及总住院天数。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术前乙型肝炎、术中低血压、术后感染、肝移植术式及术后再次手术情况。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肝移植术后AKI发生率为21.4%(34/159)。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AKI组与对照组受者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输液量、术中出血量、术中尿量、手术时间、术中低血压及术后再次手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2.763, t＝－2.250, Z＝2.040, Z＝2.092, Z＝－3.303, Z＝－2.170, χ²＝8.227, χ²＝5.294, P均<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MELD评分、术前血清白蛋白、术中尿量和手术时间是DCD肝移植术后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DCD肝移植术前应改善受者一般情况,提高围手术期营养水平,术中控制液体出入量,合理使用利尿剂和缩短手术时间,以降低受者术后AKI发生率。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伦理学问题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以心跳、呼吸停止为死亡标准的死后器官捐献模式.该模式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在伦理学上存在不少争议.坚持《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的知情同意和无伤害原则,在工作流程过程中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给予DCD捐献者适当补偿,进一步提高DCD利用率等措施将有助于促进我国遗体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工作的健康发展.     

心脏死亡供体经典原位肝移植的单中心临床研究

目的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供肝获取及应用于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和可行性。方法2011年11月至2012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Maastricht标准或中国标准,共获取18例DCD供肝,于该院完成经典原位肝移植14例,送往其他移植中心3例,放弃1例。对18例供体与在该院完成肝移植的14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了解供肝情况、受体围手术期及随访结果。结果18例供体中符合Maastricht标准Ⅲ类5例、V类2例,符合中国标准Ⅲ类（即脑一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11例。按规范器官获取流程取得供肝。供肝的热缺血时间为11～18min,平均为14．5min;冷缺血时间为90—600min,平均为350min。14例受体均顺利完成移植手术。其中12例受体预后良好,肝功能逐渐恢复,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血栓形成、排斥反应,但2例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人术后引流通畅;重症监护室（ICU）治疗时间平均7d,术后住院时间平均23d,病情稳定后出院。1例受体术后2d死于肝衰竭,其供体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需给予大量多巴胺维持其血压;另1例于术后当日死于腹腔内大出血,其供体为重症哮喘、心肺复苏后死亡。12例受体者平均随访时间为6个月,总体存活率为85％,肿瘤患者尚未发现复发转移。结论DCD可以扩大供肝来源且近期效果良好,具有可行性。实施可控型DCD捐献,严格掌握供者适应证、加强器官评估、缩短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是保障供肝质量的重要因素。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者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对供肝质量及肝移植受者的影响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维护中的血管活性药物应用对肝移植受者及移植物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间19例DCD供肝移植的临床资料,依据DCD供者在器官切取前是否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血压,将19例DCD供肝移植的供、受者分为血管活性药物组(用药组)和未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组(未用药组).观察和比较两组供、受者间的临床特征、术后并发症、受者和移植物存活时间等.结果 术后两组受者间肝功能指标均无显著差异.两组受者均未出现与供者相关的胆道并发症、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门静脉狭窄、肝动脉血栓形成等.用药组受者及移植物的存活时间为(4.2±4.2)个月,未用药组为(6.2±4.2)个月,两组受者及移植物的存活时间基本相同(P＞0.05).结论 在DCD供者的维护中,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对肝移植后移植肝功能、胆道并发症、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门静脉狭窄、肝动脉血栓形成及受者和移植物的存活时间并无明显影响.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正>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1.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开启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

2013年2月2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红十字总会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工作会议,宣布在全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也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国梦。     

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术处理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受体术后胆道狭窄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技术(ERCP)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DCD)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9月至2014年6月接受DCD肝移植手术治疗的34例肝移植受体的临床资料。结果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作为诊断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标准方法,34例DCD肝移植术后发生胆道狭窄8例,发生率为23.53%,其中2例为吻合口狭窄,胆道狭窄组的肝移植等待时间明显长于非胆道狭窄组[(72.5±86.0)d vs(14.4±30.1)d,U=40.0,P=0.01]。1例自行再通,7例接受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均获成功,ERCP术后并发胰腺炎4例(57.14%),胆管炎1例(14.29%)和胆管炎合并肝脓肿1例(14.3%)。结论胆道狭窄是DCD肝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MRCP是诊断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重要非有创性检查手段,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是处理肝移植术后胆道狭窄的有效治疗方式,仍需进一步观察ERCP的疗效。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