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空间差异及分布格局

目的：分析我国各省区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空间差异及分布格局。方法应用 AHP 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2年省区截面数据,应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测度其区域差异与分布格局。结果省区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随中、东、西部呈现依次降低趋势;存在空间正相关,其空间分布在地理上表现为空间集聚格局,并形成2个极地。结论建议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极地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衡发展。     

构建和谐广东与农村公共卫生应急建设

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卫生工作应自觉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大局.要充分认识加强公共卫生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清醒地认识新时期疾病防制形势、农村环境和公共卫生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强化政府公共卫生服务意识,落实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责任,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应急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均等化目标下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优化选择

从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现实出发,着重探讨了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资金供给、标准化体系建设、卫生服务网点、区域财政支付、绩效拨付等方面实现均等化的政策选择。提出了促进农村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操作路径。     

国内外公共卫生服务购买方式比较

通过分析我国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的购买方式与特点,借鉴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获得适用于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购买方式的有益启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政府为主导的购买方式将会成为公共卫生服务供给方式的改革方向,但还应考虑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推进政府购买的试点,鼓励第三方组织的介入,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并将绩效考核纳入政府购买的过程中。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公共卫生体系构建

在生态文明的前提下构建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将对我国的生态系统、人类健康、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总结生态文明与公共卫生理论,辨析生态文明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指出公共卫生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农村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及民众缺乏对生态环境与公共卫生联系的认知等问题,提出对于构建生态文明公共卫生体系应以农村乡镇为基点,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卫生服务队伍的培训,完善卫生立法的生态化等建议。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包的筹资与提供策略

以服务包的形式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有着诸多的优势。笔者主要探讨项目筛选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对于筹资部分,主张明确各方责任,提高筹资的层次,加强经费的管理。由于政府直接提供卫生服务存在着“政府失灵”,所以公共卫生服务包的提供应以政府购买为主。通过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包项目的筛选、筹资、提供等方面的探讨,分析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包的实施策略,可以促进更好地提供农村公共卫生服务。     

民营资本探路公共卫生防治

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不等于“政府性”,其供给并不一定完全由政府垄断,它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营利、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多方力量共同提供     

政府购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理论研究和探讨

政府购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向需方直接投入的一种方式,可以促进经费使用效率及提高农民对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目前政府购买的方式在国内还有很多争论,笔者介绍了有关购买的相关理论及在中国的两种购买方式,并对政府购买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政府决策与公平

政府制定公平性的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政策是维护社会成员生存健康的重要保证,反思我国以往实施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改革的不足,其根本问题在于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使以农村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现有的医疗保障体制之外,结果损害了公众的生命健康,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而政府实现公共卫生资源的公平性供给策略是政策上的公平设计和服务上的公平供给。     

从韦伯的官僚组织结构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从韦伯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出发，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进行横向和纵向剖析，可见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三大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要明确各自权责；在各体系内部自上而下需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机构对公共卫生服务承担的职责。韦伯的官僚组织结构理论对于建设公共卫生体系也有不能适用的方面。     

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政府投入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卫生政府投入的现状。方法根据世界银行贷款卫生Ⅷ项目地区年报资料统计其相关数据，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在样本地区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比重较高，但考虑到当地经济水平，仍然存在投入总量不足、地区间差异较大等问题。结论明确贫困地区各级政府责任，合理分摊公共卫生费用，完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确实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努力拓展公共卫生筹资渠道，加大社会筹资力度，同时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促进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     

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投入均等化现状分析

目的根据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状况,分析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城乡间、地区间存在的不均等现状,政府财政投入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方法采取文献查询与专家咨询方法,对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投入均等化现状进行分析。结果城乡和地区间服务不均等,成效差距较大,基本公共卫生投入总量不足,地区间卫生投入差距依然突出。结论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完善经费分配,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缩小城乡差距。     

均等化目标下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及满意度分析

目的 分析安徽省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在皖南、皖中和皖北各随机抽取1～2个城市,其次在每个城市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100个城市居民和100个农村居民,用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在733名受访居民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知晓率为21.86％,总满意率为27.42％.影响居民知晓率和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城乡分布和居民文化程度.知晓率最高的项目为农村地区的预防接种项目(59.83％),最低的为城市地区健康教育项目(19.36％);满意度最高的项目为农村地区的预防接种项目(59.55％),最低的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21.63％).结论 城市和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总体知晓率和满意度较低,其中多个项目,农村居民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均大于城市居民.     

医改过程中医院转制现象引发的思考

两次医改过程中,我们分别看到了一种怪现象即少数地方出现公立医院被“卖出”后又被“回购”,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新医改方案出台伊始,人们不禁担忧个别地方的“回购”风潮将使新医改走向何方？面对新动向,医院管理同仁有必要对此现象进行深入思考,为建立、健全医改配套方案和行为规范积极作为,以保障新医改的正确方向。文章认为,保障宏观卫生政策的稳定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医务人员的心声,要加强医改配套方案和制度建设,提高地方政府行政能力,维护人民健康权益、“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北京市H区村卫生室发展中的政策保障性因素分析

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的网底,卫生政策在这一级的设计安排与执行落实情况直接影响着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水平。本文在对北京市H区村卫生室进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政府在村医待遇、村卫生室的标准化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面,对村级医疗的政策保障和对村卫生室的建设与发展所显现出的积极作用。     

乡村医生素质对农村防疫事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农村卫生防疫工作是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而乡村医生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当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承担者。笔者通过对龙岩市2853名乡村医生基本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探讨农村卫生防疫工作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就如何通过提高乡村医生的素质来促进农村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方法和措施。     

对公众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思考

揭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公众参与的内涵;分析了公众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必要性;总结了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医疗卫生机构不恰当的引导、非政府组织(NGO)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缺乏、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缺失。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如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力度、充分推进社区参与、大力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利用新闻媒介广泛宣传等。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and regional Australia

Since 1996,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fed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s been directed into Australia's healthcare system via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PHI) subsidies, in preference to Medicare and the direct funding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 central rationale for this policy shift is to increase the use of private hospital services and thereby reduce pressure on public inpatient facilities. However, the impact of this reform process on regional Australia has not been addressed. An analysis of previously unpublished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data shows that regional Australians have substantially lower levels of private health fund membership. As a result, regional areas appear to be receiving substantially less federal government health funding, compared with cities, than if these funds were allocated on a per-capita basis. We postulate that the lower level of membership in regional areas is mainly due to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private inpatient facilities, making PHI less attractive to rural Australians. We conclude that PHI as a vehicle for mainstream federal health financing has potential structural failures that disadvantage regional Austral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