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行障碍青少年执行功能的对照研究

目的使用剑桥神经心理自动化成套测试(CANTAB)探讨青少年品行障碍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方法采用韦氏成人智力测验(WAIS)简易版、CANTAB中的内外空间成套变换(IED)、剑桥袋球(SOC)和空间工作记忆(SWM)对86名品行障碍青少年和110名职高学生进行对照研究。结果品行障碍青少年的智商水平(98.17±5.07)低于对照组[(103.42±5.40),P<0.01];在IED中,品行障碍青少年的外维转换前期错误数、外维转换期错误数、错误总数[(12.23±9.15)、(16.69±10.57)、(35.44±11.09)次]均多于对照组[(8.31±3.80)、(13.07±10.31)、(25.63±12.24)次,P<0.01],阶段完成数[(7.47±1.96)次]少于对照组[(8.29±0.91)次,P<0.05];在SOC中,品行障碍青少年完成任务的最少步数(7.65±1.96)多于对照组[(6.70±2.05),P<0.01],3步和5步的平均步数多于对照组(P<0.05),4步和5步的起始思考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在SWM中,品行障碍青少年总的组间搜索错误数[(27.56±18.88)次]多于对照组[(20.47±18.40)次,P<0.01],在6个和8个盒子中的组间搜索错误数均多于对照组(P<0.01),策略分[(33.84±4.58)分]高于对照组[(32.00±5.05)分,P<0.01]。结论品行障碍青少年在执行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不同类型男性品行障碍青少年的移情缺陷研究

目的 探讨不同类型男性品行障碍青少年的移情缺陷.方法 采用基本移情量表中文版对65名男性品行障碍青少年进行测试,与195名正常对照者进行比较.65名品行障碍患者根据症状表现先后被分为破坏型(n=46)与非破坏型(n=19)、公开型(n=23)与隐蔽型(n=42)等4组进行比较.用t检验、协方差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 (1)患者组的认知移情分低于对照组[(29.86±4.72)分,(32.09 ±4.94)分,(P＜0.01)],差异具有显著性;(2)患者中破坏型组认知移情分低于对照组[(29.76±4.46)分,(32.09±4.94)分,(P＜0.01)],差异具有显著性;(3)患者中公开型组和隐蔽型组的认知移情分低于对照组[分别为(29.22±3.77)分,(30.21±5.17)分,(32.09±4.94)分,(P＜0.05～0.01)],差异具有显著性;公开型组的情感移情分低于隐蔽型组[(26.13±5.05)分,(29.50±4.16)分,(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公开型组的移情总分低于隐蔽型组和对照组[分别为(55.35±7.09)分,(59.71±7.58)分,(60.04±8.50)分,(P＜0.05)],差异具有显著性;(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认知移情是品行障碍的保护因素(OR=0.43).结论 男性品行障碍青少年存在认知移情缺陷,认知移情可能是品行障碍的保护因素;不同类型品行障碍患者的移情能力具有不同的特征.     

39例青少年品行障碍的行为特点分析

目的：在青少年犯罪案例中品行障碍仍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多为合伙合同作案，他们多以杀人、抢窃（占64％）等暴力犯罪为主，对社会构成极大威胁。本通过实际鉴定案例，从司法精神病学角度，简要对品行障碍进行分析探讨。结果：符合ICD－10品行障碍诊断标准的有39例。其品行障碍行为特点，首次违法年龄12－16岁，作案多以抢窍（33．3％），杀人（30．7％），投毒（5．12％）等；且作案手段凶残，与成人无差别。讨论：少年品行的行为产生与后天教养问题有密切关系。     

青少年期品行障碍的护理体会

随着社会变迁,价值观念的改变,不良因素对青少年犯罪心理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如盲目追求“高消费”、“性解放”等,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不顾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进行盗窃、乱淫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率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现实环境中存在着许多诱惑,可产生各种非社会化行为方式的机会,但绝大多数人们都可以主动回避犯罪,因为一般人都希望避开处罚或者因害怕处罚而控制自己的非社会化行为.     

品行障碍患儿应付方式和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青少年品行障碍患者应付方式和父母养育方式的特点及两者的相关性.方法应用应付方式问卷和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评估青少年品行障碍42例,并与50例正常学生对照,检测两者的相关性.结果在应付方式方面,品行障碍组解决问题评分为0.53±0.16,显著低于对照组,自责、求助、幻想、退避的因子分分别为0.54±0.19、0.46±0.17、0.56±0.21、0.60±0.22,显著高于对照组;在家庭养育方式方面,FF1、MF1因子分分别为41.98±6.32、45.93±10.18,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各项因子分除FF4外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关性结果显示,解决问题-求助与FF1、MF1正相关,与其他各项因子负相关;自责-退避与FF1、MF1负相关,与其他各因子负相关.结论儿童青少年品行障碍患者的应付方式不良,与父母养育方式明显相关.     

品行障碍患儿应付方式和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青少年品行障碍患者应付方式和父母养育方式的特点及两者的相关性。方法应用应付方式问卷和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评估青少年品行障碍42例,并与50例正常学生对照,检测两者的相关性。结果在应付方式方面,品行障碍组解决问题评分为0.53±0.16,显著低于对照组,自责、求助、幻想、退避的因子分分别为0.54±0.19、0.46±0.17、0.56±0.21、0.60±0.22,显著高于对照组;在家庭养育方式方面,FF1、MF1因子分分别为41.98±6.32、45.93±10.18,显著低于对照组;其他各项因子分除FF4外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关性结果显示,解决问题-求助与FF1、MF1正相关,与其他各项因子负相关;自责-退避与FF1、MF1负相关,与其他各因子负相关。结论儿童青少年品行障碍患者的应付方式不良,与父母养育方式明显相关。     

家庭因素对品行障碍的影响调查

目的探讨家庭环境及其父母教养方式对品行障碍患者的影响,为实施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家庭环境量表(FES-CV)及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对所有受试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品行障碍患者57例(研究组),不符合品行障碍的健康志愿者57例(对照组)比较。结果在家庭环境中,研究组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成功性及知识性因子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而矛盾性、控制性因子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在教养方式上,研究组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因子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而惩罚严厉及拒绝、否认、父亲过分干涉因子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品行障碍患者家庭环境及父母的教养方式与正常者有明显不同,他们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应及时地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     

焦虑障碍患者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目的 探讨焦虑障碍患者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现状.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50例广泛性焦虑症患者(GAD),44例强迫症患者(OCD)、23例社交焦虑障碍患者(SAD)以及99例正常人进行评定.结果 患者组生活事件总分[GAD组(22.46±18.44)分;OCD组(23.68±28.31)分;SAD组(17.22±14.97)分;正常对照组(6.64±9.71)分,F =14.216,P =0.000]和负性生活事件得分[GAD组(18.76±17.99)分;OCD组(20.02±24.98)分;SAD组(12.00±13.16)分;正常对照组(4.56±7.51)分,F =14.391,P =0.000]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组积极应对方式得分( F =16.505,P =0.000)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广泛性焦虑症组、社交焦虑症组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组社会支持总分( F =26.506,P =0.000)及客观社会支持( F =7.494,P =0.000)、主观社会支持( F =26.985,P =0.000)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 F =13.931,P =0.000)均低于正常对照组.结论 1.焦虑障碍患者普遍经历了比较多的或者影响比较大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更加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比较匮乏;2. 焦虑障碍的发生发展可能与此类人群的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情况相关.     

脑卒中后抑郁相关影响因素及其结构模型的研究

目的 探讨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脑卒中后抑郁的影响,并建立结构模型.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125名脑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测评,并对结果进行相关、回归及路径分析.结果 生活事件与消极应对、社会支持及抑郁症状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呈负相关.社会支持与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均呈负相关,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抑郁症状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和消极应对是脑卒中后抑郁的影响因素.社会支持和消极应对的介入增强了生活事件对脑卒中后抑郁的影响.该模型的主要拟合指标为：x2/df=2.17 （P=0.008）,GFI=0.983,AGFI=0.954,CFI=0.933,RMSEA=0.053.综合各项拟合指标可以认为所设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良好.结论 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是脑卒中后抑郁的影响因素,社会支持、消极应对是生活事件与脑卒中抑郁的中介变量.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及其主要照顾者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 探讨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社会支持、主要照顾者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提高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华盛顿医科大学生存质量量表(UW-QOL)、应对方式量表(CSQ)及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住院的老年喉癌术后的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各60例进行问卷调查,用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结果 老年喉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普遍较低,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主要照顾者较多采用解决问题和求助的应对方式.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照顾者解决问题、求助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照顾者的自责、退避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 提高老年喉癌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照顾者采取积极地应对方式面对疾病,对患者的生存质量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213例复退军人精神病患者生活质量及社会支持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社会支持状况。方法 :用 L ancashire生活质量概况表及社会支持量表对 2 13例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患者组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较差 ,社会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明显不足。结论 :民政部门是患者组的主要依靠对象 ,民政部所属精神病院是老年患者较为理想的归宿。     

社会支持对尿毒症患者应付方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对尿毒症患者应付方式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69例尿毒症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观察组35例,对照组34例,观察组在常规治疗护理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支持,而对照组仅做常规的治疗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应付方式及生存质量指标。结果观察组尿毒症患者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环境领域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或P〈0.01）。结论社会支持程度对尿毒症患者应付方式及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患者采取积极地应付方式,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与鼻咽癌发病关系的研究

目的探讨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与广东佛山地区鼻咽癌发病的关系,寻求干预的可能性。方法经临床、影像学和病理诊断确诊的鼻咽癌患者,按相同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和吸烟指数与正常对照组1∶1配对,并调查入选对象发病1年前遭遇的LV(杨德森,LV量表),评估应对方式(Feifel,医学应对方式问卷中文版)和社会支持(肖永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状态。结果共配成52对,鼻咽癌组发病前1年有45例遭遇各种不同生活事件,遭遇率为86.5%,而对照组分别为13例和25.0%,前者遭遇率明显高于后者(χ2=18.872;P<0.01)。鼻咽癌组遭遇的生活事件频度为(3.64±1.14)件/年、紧张值:(21.38±7.66)/年,正性生活事件频度:(0.76±0.19)/年、紧张值:(2.76±0.47)/例,负性生活事件频度:(2.84±1.07件)/年、紧张值:(18.28±8.24)/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t=2.393~3.553;P均<0.01~0.05)。在应对方式评分比较中,鼻咽癌组的面对应对方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t=2.535;P<0.05),而屈从和回避应对方式评分无明显区别(P均>0.05)。社会支持状态总分比较中,鼻咽癌患者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和社会支持总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t=2.285~3.162;P均<0.01~0.05)。两组分项评分比较中,鼻咽癌组的“您与朋友”、“您与家庭成员”、“近1年对外联系”、“即往遇到困难时获得经济支持来源”、“遇到困难时获得获得精神安慰来源”、“您遇到烦恼时的倾吐方式”和“您遇到烦恼时的求助方式”等条目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1~0.05)。结论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与广东佛山地区鼻咽癌发病有密切联系。     

影响实习护士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自尊在维护实习护士健康中的作用。方法通过整群抽样,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尊量表调查了济南市6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304名实习护士。结果负性生活事件是心理健康的最强预测指标,预测力为10.2%,其次是消极应对和自尊,预测力分别为5.5%和5.0%。积极应对方式是社会健康的最强预测指标,预测力为20.0%,其次是对支持的利用度和自尊,预测力分别为4.8%和3.0%。结论负性生活事件对健康总分影响最大。积极的应对方式对社会健康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对支持的利用度。自尊在维护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130名合同制护士工作倦怠感及其相关因素的调查研究

目的:分析合同制护士工作倦怠感的现状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护士工作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130名合同制护士的工作倦怠感、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合同制护士处于高度工作倦怠状态,其情感衰竭、去人性化维度高于Maslach常模,个人成就感维度低于Maslach常模(P均<0.01)。合同制护士较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主观支持水平较高,客观支持水平最低,其情感衰竭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414,P<0.01),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均呈负相关(r分别为-0.241、-0.348、-0.296、-0.396,P均<0.01);去人性化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246,P<0.01),与积极应对、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支持总分呈负相关(r分别为-0.194、-0.273、-0.306、-0.324,P<0.05~0.01);个人成就感与积极应对、主观支持呈正相关(r分别为0.408、0.218,P<0.05~0.01)。结论:护理管理者可通过增强合同护士的积极应对能力,改善其社会支持状况,降低合同制护士的工作倦怠感。     

卒中后抑郁患者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

目的探讨脑卒中后抑郁(PSD)与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的关系,为心理干预提供依据,以促进患者的全面康复。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对31例PSD患者和36例脑卒中非抑郁患者进行测评。结果 PSD组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均明显低于非抑郁组(P<0.01或P<0.05);PSD组面对分较非抑郁组明显降低,屈服分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SD组F1因子分高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缺乏社会支持、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及述情障碍可能与PSD的发生有关,加强心理干预、增加社会支持、矫正应对方式及识别情绪能力可以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