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10 避免久坐行为治疗儿童肥胖[英]/Leonard H…∥Arch Pediatr Adolesc Med.-2000,154(3).-220-225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观看电视对儿童肥胖的发展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减少看电视和其他久坐行为作为综合性治疗儿童肥胖的方法之一尚未充分研究.该研究目的是在8岁～12岁儿童中有目的地减少久坐行为和增加体力活动在综合性治疗肥胖中的影响,探索在减少久坐行为和降低体重及改善体质方面是否有剂量-效应关系.     

母乳喂养与儿童期肥胖

【目的】　探讨母乳喂养对儿童期肥胖和超重的影响。　【方法】　抽取北京市 6～ 8岁学生 10 2 2 1名 ,测量身高、体重。其中 9712名学生家长完成了包含出生体重、2岁前喂养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和职业等内容的调查问卷。肥胖的判断标准根据WHO的身高标准体重值 ,凡超过标准值的 110 %～ 119%为超重 ,超过标准值的12 0 %为肥胖。　【结果】　有母乳喂养史的儿童肥胖发生率为 14 .8%,从未母乳喂养的儿童肥胖发生率为 18.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P <0 .0 1) ;而母乳与非母乳喂养儿童超重的发生率分别为 12 .7%和 12 .1%,差异无显著性 (P >0 .0 5 )。从纯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来看 ,肥胖率没有随母乳喂养时间延长而下降。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确定出生体重、父母BMI、性别和母乳喂养在儿童期肥胖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　【结论】　生后前几个月的母乳喂养对降低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作用弱于出生体重、父母BMI及性别对其肥胖发生的危险作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饮食行为的中介效应

目的 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对儿童超重肥胖的影响以及饮食行为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使用自制问卷于2020年对徐州市幼儿园儿童家长进行调查和常规儿童体格测量,以父母最高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月收入反映家庭SES,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量表（PEBS）评价饮食行为,AMOS 21.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庭SES和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以及饮食行为的中介作用。结果 1 969名学龄前儿童中超重率为8.5%、肥胖率为6.2%,家庭SES得分为0.00（ - 0.66,0.84）分,模型显示,较低的SES与子代超重/肥胖高风险相关（效应值为 - 0.056）,饮食行为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 0.008（95%CI: - 0.015～ - 0.003）。结论 家庭SES可直接或间接通过饮食行为影响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未来应指导父母帮助儿童建立良好饮食行为,这对于预防和控制儿童超重与肥胖具有重要意义。     

零岁开始的体重管理书

儿童超重/肥胖与否,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超重/肥胖与否的影响。父母会将超重或肥胖“传染”给孩子:父母自己身上那些导致肥胖的生活方式及行为特点,通过家庭和社会活动,“言传身教”地传递给了孩子,父母与孩子所处的环境相同,他们会受到相同“致胖”因素的影响,比如不健康的饮食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等。     

东莞市横沥镇3～17岁儿童少年肥胖与高血压流行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东莞市横沥镇儿童少年肥胖与高血压流行情况及危险因素,为该地区开展慢病预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东莞市横沥镇3～17岁的10 820名儿童少年进行调查,完成问卷调查和身高、体重、腰围、血压测量的9 651名。结果 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检出率各为12.0%、4.1%、6.8%。男女生超重(8.9% vs 16.2%)、肥胖(5.0% vs 3.1%)、中心性肥胖(7.2% vs 6.2%)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高血压检出率为4.4%;男女生高血压检出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男生较女生低(3.8% vs 5.1%,P=0.0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巨大儿、父母肥胖是3～6岁年龄段肥胖的危险因素;男生、7～12岁、巨大儿、父母肥胖、进食快、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是7～17岁年龄段肥胖的危险因素。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是3～6岁年龄段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女生、13～17岁、低出生体重、父母有高血压、超重、肥胖是7～17岁年龄段高血压的危险因素。结论 东莞市横沥镇3～17岁儿童少年超重、肥胖、中心性肥胖检出率较发达大城市低,高血压检出率处于中等水平。3～6岁与7～17岁儿童少年肥胖及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有所区别。     

父母肥胖对儿童期肥胖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肥胖对儿童期肥胖的影响。方法：以北京市近万名6－8岁儿童为调查对象，测量其身高、体重，并发放调查问卷以获得父母的身高与体重。以体重超过身高标准值的120％为标准筛选出肥胖儿童，以BMI超过25或28kg/m^2为标准筛选出超重或肥胖家长。结果：当父亲正常、超重及肥胖时儿童肥胖率分别为12．3％，20．0％和25．0％，当母亲正常、超重及肥胖时儿童肥胖率分别为13．8％，26．5％和30．0％，各组的肥胖率之间差别显。父母均正常的儿童肥胖发生率为11．1％，而父母均超重或肥胖的儿童肥胖率则上升至33．6％。儿童BMI与父亲和母亲BMI均明显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95和0．214。结论：父母肥胖是儿童肥胖的重要危险因素，父母肥胖的儿童应成为预防肥胖的重点人群。     

徐州市区3～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探讨徐州市3～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徐州市4所幼儿园的793名中、大班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测量他们的身高、体重,采用问卷调查儿童的饮食行为、家庭情况、家长的营养知识水平等相关影响因素,按照体重指数(BMI)法判定肥胖,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性分析影响儿童单纯性肥胖的因素。结果徐州市3～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的发生率为7.19%,超重率为10.72%,孩子食量、断奶时间、是否喜食豆制品、家庭饮用水种类、参加培训班类型以及父母对孩子体态的评价等与肥胖的发生有关。结论徐州市3～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的发生率较高,肥胖的预防和控制已经刻不容缓。     

兰州市3～12岁儿童BMI肥胖标准参考值

目的:探讨兰州市3～12岁儿童超重、肥胖BMI正常参考值。方法:采用随机整群分层抽样方法,选择兰州市区城市人口为主的4所小学和5所幼儿园3～12岁男女儿童3 200人进行体格测量。计算BMI百分位数分布,通过拟合BMI界值模型,最终确定兰州市学龄前及学龄儿童肥胖、超重BMI界值。结果:建立了兰州市3～12岁儿童超重、肥胖BMI正常参考值。按照本研究初拟界值判断,兰州市7、9、10、12岁组儿童超重问题最突出,每10人当中至少有1人超重;3～6岁儿童超重、肥胖随年龄增大而上升,其中在5岁期间增长幅度迅速增大;10岁组肥胖比例最高。结论:本研究各年龄组儿童除9岁和10岁男童超重、肥胖BMI界值在P80和P90百分位数,其余各组儿童主要集中在P85和P95百分位数。兰州市3～12岁儿童超重检出率女童高于男童(男童8.57%,女童9.39%),男童肥胖检出率高于女童(男童6.07%,女童4.32%),男女童在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上并不总是男童高于女童。     

北京市智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北京市6～18岁智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现状,为智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预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以北京市15所特殊教育学校的343名学生为对象,对其进行体格检查,以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WGOC)推荐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及肥胖筛查体质指数值作为评价超重、肥胖的参考标准。结果北京市6～18岁智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21.57%,肥胖率为22.74%。男、女生超重率分别为24.14%、13.41%,超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肥胖率分别为24.52%、17.07%,肥胖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12岁超重率最高,为26.83%,6～9岁肥胖率最高,为36.54%,不同年龄组超重率和肥胖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年龄增长超重肥胖合并检出率有下降趋势。中度智障组超重率最高,为20.93%,不同智障程度组超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轻度智障组肥胖率最高,为33.33 0%,不同智障程度组肥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北京市6～18岁智力障碍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有较高的检出率,超重和肥胖呈现低龄化趋势,残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殊教育学校、家庭应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应对智障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问题。     

南京市3～6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南京市3～6岁学龄前儿童超重肥胖的现状并探索影响因素,为幼儿科学膳食和制定干预对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抽取南京市3～6岁学龄前儿童311例,以身高别体质量作为诊断超重和肥胖的指标,选取97例超重肥胖儿童,以168例正常体质量儿童为对照组,向儿童主要看护人发放问卷,获取儿童家庭情况、膳食选择、膳食习惯和身体活动等与儿童超重肥胖的相关信息,以儿童是否超重肥胖为因变量,影响儿童超重肥胖的35个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①南京市3～6岁儿童超重率为19. 29%,肥胖率为11. 90%。其中男童超重率为17. 32%,女童超重率为21. 97%,男童肥胖率为11. 73%,女童肥胖率为12. 12%,3岁女童的超重肥胖率高于男童(P=0. 045);②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看护人文化程度、是否高收入家庭、每日餐数、是否每日摄入粗杂粮、是否每日食用油炸食品、是否每日饮用甜饮料、是否周末锻炼等7个变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看护人文化程度、是否高收入家庭、每日餐数、是否每日摄入粗杂粮、是否每日饮用甜饮料、是否周末锻炼等6个变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其中高收入家庭、每日餐数多、每日饮用甜饮料是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看护人文化程度高、每日摄入粗杂粮、周末锻炼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结论南京市3～6岁儿童超重肥胖率处于较高水平,儿童超重肥胖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家庭相关因素与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家庭相关因素与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关系。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在本院就诊或健康体检的学龄期儿童青少年1 586例。以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儿童青少年及其父母的性别、年龄、家庭居住地、父母文化程度及家庭月收入情况,同时进行体格检查,测量身高和体重并计算体质量指数,根据相应标准分别判断6～12岁儿童、13～17岁儿童青少年及成年人的超重肥胖情况。结果 1 586例学龄期儿童青少年中检出超重129例(8.13%),肥胖98例(6.18%)。不同性别、年龄、地区、母亲体质量指数、父亲体质量指数、母亲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及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学龄期儿童青少年中超重肥胖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母亲体质量指数、父亲体质量指数、母亲文化程度及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本地区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处于国内平均水平,应从父母亲体质量指数、母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3个方面加强对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防控。     

父母生育年龄与子代超重肥胖风险的关联

目的探讨父母亲生育年龄与子代超重肥胖风险的关联。方法研究对象来源于在中国7省份开展的6～18岁学生体格检查数据, 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及其家长的人口学特征和生活方式相关信息。共纳入41 567名资料完整的研究对象, 根据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将母亲生育年龄分为14～23、24～28、29～38岁三个类别, 父亲生育年龄分为14～23、24～30、31～42岁三个类别, 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生育年龄和父母营养状态与子代超重肥胖发生风险的关联。结果 41 567名儿童的年龄为(10.6±3.2)岁, 其父亲生育年龄为(27.9±4.4)岁, 母亲生育年龄为(25.8±4.0)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23.4%。调整儿童饮食行为因素后, 父亲生育年龄为24～30岁和母亲生育年龄为24～28岁组子代超重肥胖风险OR(95%CI)值分别为1.11(1.04～1.18)、1.16(1.08～1.24)。父母双方均无超重肥胖的子代, 肥胖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父母双方均超重肥胖时, 父亲生育年龄为24～30岁组和母亲生育年龄为14～28岁组子代发生超重肥胖风险OR(95%CI)值...     

深圳市龙岗区6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深圳市龙岗区6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的现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深圳市龙岗区2个社区及4所幼儿园的1 595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测量身高、体重、体围、皮褶厚度及血压,采用问卷调查儿童的饮食行为、家庭情况、家长的营养知识水平等相关影响因素;按照身高标准体重法判定肥胖,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肥胖的影响因素。结果深圳市龙岗区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为14.2%,肥胖率为3.3%,其中0~岁组超重率最高,为18.2%;3~6岁组肥胖率最高,为4.1%。父亲超重及肥胖、孩子食欲旺盛及孩子吃饭速度快是0~6岁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结论深圳市龙岗区6岁以下儿童超重问题严重。应加强儿童父母的健康教育,调整儿童饮食习惯,以降低儿童肥胖症发生率。     

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1985～2000年超重、肥胖流行趋势动态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不同群体儿童青少年1985～2000年期间超重、肥胖流行动态。方法 资料来自1985、1991、1995和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7～18岁汉族儿童青少年共计98万余人,分大城市、中小城市、富裕乡村、中下水平乡村4个群体,统一使用中国肥胖工作组(WGOC)新制定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体重指数筛查分类标准,筛查超重、肥胖,分析不同群体在不同年代的检出率。结果 1985年,中国即使大城市男女儿童青少年肥胖检出率也仅为0．2％和0．1％,超重率1％～2％,无实质性肥胖流行。90年代开始超重率大幅上升,增幅城市高于乡村,男生高于女生。北京等发达大城市男性7～9岁、10～12岁和女性7～9岁年龄组肥胖率分别为4．7％、3．8％和3．2％,肥胖高发人群初步形成。学生人群中营养不良和超重增加趋势并存,两极分化明显。1995年前后,城乡均出现超重检出率大幅增长．发达大城市男女超重率分别比10年前增长3倍和2倍;肥胖检出率男性6％～8％,女性4％～6％。2000年前后,大城市进入肥胖全面增长期,北京等发达大城市男性7～9岁、10～12岁和女性7～9岁、10～12岁年龄组超重 肥胖检出率分别达到254％、25．5％和17．0％、14．3％,男性小学生肥胖率分别为12．9％和9．1％,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他群体超重率都增长迅猛,但肥胖率还较低,中小城市为4．8％(男)和2．6％(女),富裕乡村为1．2％(男)和0．9％(女),经济中下水平乡村为0．9％(男)和1．2％(女)。结论 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上处于肥胖流行早期,但增势迅猛。提出加强监测、营养教育、科学膳食、有氧锻炼、培养健康饮食行为等肥胖综合防治策略,并针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人群不同特点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达到早期预防超重发生、控制超重向肥胖发展的目标。     

2013年西安市7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的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西安市儿童超重/肥胖的发病情况,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西安市7岁以下儿童10 374人,男5 498人,女4 876人。以WHO 2007身高别体重肥胖标准作为诊断超重和肥胖的指标,并抽取3岁及以上的超重/肥胖儿童606例,选择正常体重儿童763例为对照,向以上儿童家长发放自行设计的问卷,对超重/肥胖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儿童是否超重/肥胖为因变量(即:是=1,否=0),儿童性别、年龄、出生体重、母亲生产方式、母乳喂养情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儿童健康饮食情况和运动情况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1)2013年7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16.87%,肥胖率为8.18%。其中男童超重1 008例,超重率为18.33%,肥胖491例,肥胖率为8.93%;女童超重742例,超重率为15.21%,肥胖358例,肥胖率7.92%,男童超重/肥胖率均显著高于女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7.898,8.677,P均<0.001)。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母肥胖、家庭收入高、经常喝甜饮料、食欲好、进食速度快是儿童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父亲受教育程度高、代养人为父母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保护因素。结论 西安市7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处于较高水平,男童高于女童。儿童超重/肥胖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父亲参与教养及其与儿童肥胖相关行为

儿童超重和肥胖在世界范围内呈持续上升趋势.在近30年里,美国儿童的平均体重已增加超过5 kg,这意味着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儿童超重或肥胖,这个比率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中甚至更高[1].在中国,1986-2010年,0~7岁儿童单纯性肥胖的发生率从0.80%上升至5.90%[2];1985-2014年,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肥胖检出率更是从0.1%持续上升至7.3%,增长了72倍[3].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童年期肥胖的个体在成人时很可能仍然肥胖,进而增加患高血压、高血脂、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4].肥胖病因复杂,但一些个体行为与肥胖发生发展密切相关[5-6],称之为肥胖相关行为,一般包括饮食相关行为、体力活动相关行为和久坐行为等.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父亲参与教养与儿童肥胖相关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这为儿童肥胖预防控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沈阳市城区0～18岁儿童单纯性肥胖症流行病学研究

目的:了解沈阳市0～18岁儿童、青少年单纯性肥胖症在人群中的分布特点,分析发展趋势,为制定正确的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美国卫生统计中心/疾病控制中心(NCHS/CDC)制定的身高标准体重法,按照整群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沈阳市5个城区0～18岁儿童17332人,其中0～5岁10555人,6～18岁6777人。结果:沈阳市0～18岁儿童青少年总肥胖检出率为11.48%,总超重检出率为12.48%。学龄前儿童肥胖检出率为6.13%,超重检出率为13.22%,肥胖超重比为2.2,脂肪重聚年龄为3岁。学龄儿童肥胖检出率为19.80%,超重检出率为11.33%,肥胖超重比为0.6。与1996年相比,10年动态趋势为学龄前儿童肥胖检出率年增长值为21.5%,学龄儿童为21.1%。结论:沈阳市城区有近1/4的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10年增长率处于失控的奇高速度。儿童青少年肥胖已经成为沈阳市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需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广州市城区小学二年级学生家庭在外就餐频次与学生肥胖的关系

目的 了解广州市城区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家庭在外就餐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方法 抽取广州市12所小学的二年级学生2 206名,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在外就餐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系。结果 学生家庭在外就餐≥1次/周者占53.99%。多因素分析显示,独生子女家庭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有更高的可能性在外就餐（OR = 1.45,95% CI:1.18～1.78,P＜0.001）。与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的家庭相比,收入高的家庭在外就餐的可能性更高（家庭人均月收入为5 000～9 999元:OR = 1.60,95% CI:1.21～2.13,P = 0.001;≥10 000元:OR = 2.22,95% CI:1.68～2.94,P＜0.001）。类似,与父母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家庭相比,父母文化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家庭有更高的在外就餐可能性（OR = 1.87,95% CI:1.44～2.43,P＜0.001）。而中等营养知识得分的家长较得分高的家长有减少带孩子外出就餐的倾向（OR = 0.75,95% CI:0.59～0.95,P = 0.016）。此外,家庭在外就餐与儿童超重肥胖风险增高存在统计学关联（OR = 1.31,95% CI:1.03～1.67,P = 0.032）。结论 广州市城区小学二年级学生家庭在外就餐现象较为普遍。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收入和父母文化程度和营养知识水平是家庭在外就餐的影响因素。家庭在外就餐可能会增加儿童超重肥胖的风险。     

零食、体力活动和静坐行为与超重、肥胖及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零食习惯、体力活动、静坐行为以及社会人口学特征与宁夏南部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宁夏南部5个地区3～9年级2 355名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采用方差分析、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结果宁夏南部农村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为5. 1%;零食摄入频率高、体力活动频率低与女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患病率有关(P0. 05),静坐时间长与男性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有关(P0. 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零食和体力活动是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危险因素(OR=4. 31,95%=1. 34～13. 88;OR=0. 66,95%=0. 44～0. 98);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静坐时间与家庭经济状况有关(OR=1. 39,95%=1. 02～1. 91; OR=0. 54,95%=0. 36～0. 82)。结论零食、体力活动和静坐行为是宁夏南部农村地区儿童超重和肥胖的影响因素,且与家庭经济状况有关。     

久坐时间及体力活动与儿童超重肥胖的联合关系研究

目的 探明久坐时间(ST)、体力活动(PA)与儿童超重肥胖的联合关系,为从身体活动角度制定儿童超重肥胖的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7年3-6月共抽取3 936名广州市7~12岁儿童。采用信效度良好的问卷评估儿童的ST和PA水平,儿童超重肥胖依据中国肥胖工作组制定的标准进行判定。每天进行课后ST≥2 h/d视为高ST,每天参加中高等强度PA≥60 min/d视为高PA;高、低ST和PA两两交叉分组后形成四组别。结果 广州市7~12岁儿童总体的超重肥胖率为21.5%。低ST高PA、低ST低PA、高ST高PA、高ST低PA四组别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分别为18.9%,17.8%,23.1%和22.3%。在控制了混杂因素后,与低ST高PA组儿童相比较,高ST高PA组儿童的超重肥胖风险是其1.286倍(95%CI:1.078~1.724),高ST低PA组儿童的超重肥胖风险是其1.219倍(95%CI:1.059~1.641)。结论 ST、PA与儿童超重肥胖间存在联合关系,有关部门从身体活动角度防控儿童超重肥胖时,除了考虑增加儿童中高等强度PA水平,也应多关注减少课后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