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以SF-36健康调查量表为测量工具,采用横断面抽样方法,对120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照顾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测量。结果:除社会功能维度外,照顾者其他生活质量维度得分均低于一般人群,照顾者患病情况、自我批评、难堪愤怒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结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照顾者有较高的负担水平,提高照顾者生活质量首先要有效减轻照顾负担。     

照顾者负荷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照顾者负荷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根据纽约心脏协会修订的心力衰竭诊断标准,选择我院79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和79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的心力衰竭患者照顾者负荷量表和美国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量表,于患者出院3个月时回访调查。结果照顾者负荷以社会负荷得分最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中症状维度得分最高;照顾者负荷越高,患者生活质量得分越高,即负荷越重,生活质量越差。结论建立多渠道的信息支持,提高社会支持度,同时给予照顾者更多的情感和精神支持,是降低照顾者负荷水平和提高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关键。     

腹膜透析患者自我照顾能力对其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腹膜透析患者自我照顾能力对其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根据肾病患者自我照顾能力问卷调查将26例患者分为2组(自我照顾能力正常组和欠佳组),采用中文版的SF-36量表分别对2组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进行评估,比较其生活质量的差异并分析原因。结果腹膜透析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生活质量与一般人群相比在躯体功能、生命活力、心理健康三个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1);2组照顾者之间的躯体功能、生命活力、心理健康同样有统计学差异,同时在总体健康感受和社会功能方面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腹透患者的主要照顾者长期处于生理、心理、社会的压力下,生活质量下降,特别是自我照顾能力欠佳患者的照顾者。专科医护人员要给予关注,并提供相应的支持,以促进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共同提高。     

腹膜透析患者自我照顾能力对其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腹膜透析患者自我照顾能力对其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根据肾病患者自我照顾能力问卷调查将26例患者分为2组（自我照顾能力正常组和欠佳组），采用中文版的SF-36量表分别对2组患者的主要照顾者进行评估，比较其生活质量的差异并分析原因。结果腹膜透析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生活质量与一般人群相比在躯体功能、生命活力、心理健康三个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1）；2组照顾者之间的躯体功能、生命活力、心理健康同样有统计学差异，同时在总体健康感受和社会功能方面也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腹透患者的主要照顾者长期处于生理、心理、社会的压力下，生活质量下降，特别是自我照顾能力欠佳患者的照顾者。专科医护人员要给予关注，并提供相应的支持，以促进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共同提高。     

恶性肿瘤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

恶性肿瘤作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医护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目前恶性肿瘤患者的照顾任务主要由其家属承担,照顾者既承担照顾患者的繁重任务,又面临着严重的精神负担,成为亟待关注的群体.研究[1]显示,恶性肿瘤患者照顾者的护理负担与痴呆照顾者相似,并明显高于老年人家庭照顾者.本文就恶性肿瘤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改善恶性肿瘤主要照顾者生活质量提供信息.     

脑卒中照顾者照顾反应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调查脑卒中病人照顾者照顾反应和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照顾水平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照顾者反应评估量表、生活品质问卷对198例脑卒中病人和主要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两者关系。[结果]脑卒中病人照顾者照顾水平得分为(3.33±0.38)分,处于中等水平,自尊感受、家人支持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P0.05),时间安排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结论]护理人员应为脑卒中病人及其照顾者提供连续的疾病相关知识和情感上的支持,提高照顾者的身心健康水平和应对能力,进而提高脑卒中照顾者及病人的生活质量。     

照顾者健康教育对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照顾者健康教育对晚期肝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收治100例晚期肝癌患者的照顾者并随机分为实验组50例和对照组50例。对照组采用肝胆外科常规健康教育方法,实验组在常规方法的基础上加入对照顾者的健康教育。在患者出院后1个月调查并对比2组的生活质量。结果实验组躯体功能、角色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比较以及总体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过对照顾者实施健康教育,可以明显提高晚期肝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乳腺癌患者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通过文献检索对乳腺癌家庭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旨在为确立乳腺癌患者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提高照顾者生活质量,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肺癌病人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肺癌病人照顾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问卷的方法对160例肺癌病人照顾者进行调查,问卷包括一般资料、照顾者负担问卷、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和癌症病人照料者生活质量调查表。结果以照顾者生活质量总分为因变量,以相关因素分析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家庭经济状况、与病人关系、照顾者负担、应对方式、病人知情状况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总变异的60.2%。[结论]肺癌病人照顾者生活质量与家庭经济状况、与病人关系、照顾者负担、应对方式、病人知情状况有关,护理工作者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提高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影响妇科癌症患者家属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影响妇科癌症患者家属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问卷的方法对85例妇科癌症患者的家属进行调查。数据分析采用构成比描述、Spearman 单因素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患者疾病诊断、体能状况、知情状况以及家属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与癌症患者家属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相关性(r=0.266,0.229,0.206,0.201,0.188, P＜0.05)。结论妇科癌症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受患者疾病诊断、知情程度、体能状况和家属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术后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术后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住院并进行食管癌手术的患者140例,随机分为常规护理组与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组,每组70例。常规护理组患者采用食管癌术后常规护理,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组根据患者的心理反应及个体病情特征实施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两组患者术后1、6、12个月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EORTC QLQ－C30）和食管癌患者补充量表（ EORTC QLQ－OES18）进行评分。结果与常规护理组比较,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组患者术后1、6、12个月EORTC QLQ－C30、EORTC QLQ－OES18表得分均显著降低（均P＜0．001）。结论系统个性化护理干预可提高食管癌术后患者的生存质量。     

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将96例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4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护理干预.结果: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评分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护理干预可提高食管癌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从而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及患者的生活质量.     

血液透析患者家庭护理提供者的生活质量调查

目的:了解江汉油田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患者家庭护理提供者(护理者)的生活质量。方法:对60例血液透析患者的家庭护理提供者进行一般情况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QOLI-74)调查,并进行相关性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家庭护理提供者各维度的主观生活满意度与其客观指标相关,但也与其需求、年龄、文化程度、与患者的关系有关。结论:客观状态是影响主观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同时应考虑护理者的需求、年龄、文化程度、与患者的关系对护理者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认知-信念-行为递进式干预对食管癌放疗患者生存质量和人格特征的影响

目的:探讨认知-信念-行为递进式干预对食管癌放疗患者的生存质量和人格特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该院收治的行放射治疗的食管癌患者63例为对照组,开展常规干预;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4月该院收治的行放射治疗的食管癌患者63例为研究组,开展基于认知-信念-行为递进式干预。借助艾森克人格问卷、...     

评价肝癌患者在接受知情护理和保密护理两种状态下的生存质量

目的：探讨肝癌患者在接受知情护理和保密护理两种状态下的生存质量。方法选择我院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收治的60例肝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其中,2011年12月至2012年12月的30例患者均采用了保密护理措施,记为对照组,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12月的30例患者采用了知情护理措施,记为观察组,比较保密护理与知情护理措施对肝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焦虑情绪的影响。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精神健康、社会能力、情感能力以及躯体疼痛等生存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SAS、SDS评分分别为（25.7±5.1）分、（16.1±4.6）分,均较对照组患者出现了明显改善,组间差异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肝癌患者接受知情护理更有利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并可大大缓解患者的焦虑等不良情绪,有利于患者积极接受现实,配合治疗,从而积极对抗病魔,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值得临床应用。     

肝癌患者围手术期生存质量的测评及分析

目的了解肝癌患者围手术期的生活质量(QOL)。方法对91例接受肝叶切除的肝癌患者,采用癌症患者QOL调查表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2周QOL均分分别为46.78、34.48和43.99分;影响患者QOL的主要负性因素为:负性情绪和精神压力、疼痛和活动障碍、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等。结论肝脏手术对肝癌患者QOL的影响较大,以术后第1周最为显著。     

青年胃癌患者病情知晓对其生存质量及心理状态影响的研究

目的探讨知情与否对青年胃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及心理状态的影响,为临床工作中开展癌症患者的诊断告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根据患者知情与否将187例青年胃癌住院患者分为知情组和不知情组,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生存质量问卷（EORTCQLQ-C30）、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组进行评价和比较。结果两组生存质量的比较中,情绪功能的评分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不知情组患者得分较知情组高。在症状评分里,除了疲乏（P〈0．05）外,其余各项两组差异均无显著意义。在单一条目评分中,只有经济困难一项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意义（P〉0．05）。结论对青年胃癌患者隐瞒病情并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对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也没有改善。     

Problem-solving and distress in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spousal caregivers

Goals of work Prostate cancer, the most common life-threatening cancer among American men, increases risk of psychosocial distress and negatively impacts quality of life for both patients and their spouses. To date, most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ient coping and distress; however, it is also likely that what the spouse does to cope, and ultimately how the spouse adjusts, will affect the patients adjust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of spouse problem-solving coping, distress levels and patient distress in the context of prostate cancer. The following mediational model was tested: Spouses problem-solving coping will be significantly inversely related to patients levels of distress, but this relationship will be mediated by spouses distress levels.Patients and methods One hundred seventy-one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and their spousal caregivers were assessed for mood; spouses were assessed for problem-solving coping skill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test model fit.Main results The model tested was a good fit to the data. Dysfunctional spousal problem-solving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spouse distress level but constructive problem-solving was not. Spouse distress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atient distress. Spouse dysfunctional problem-solving predicted patient distress, but this relationship was mediated by spouse distress. The same mediational relationship did not hold true for constructive problem-solving.Conclusions Spouse distr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use dysfunctional coping and patient distress. Problem-solving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ive care for spouses of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 may impact not only spouses but the patients as w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