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交融中的学术史意义

在魏晋玄学与般若学相互交涉和激扬的思想背景中．在与名士公卿交游清谈的学术环境下．具有名僧与名士双重特征的支遁在般若学上立即色义，在庄学上创逍遥义，在魏晋学术发展史进程中表现出过渡性的特征并成为关键性的一环。支遁即色义的理论水平介于僧肇不真空论和道安本无义之间，在玄学的影响下部分的掌握了般若学的原理；其逍遥义则是在般若学的影响下对庄学的理解，既不同于原来意义上庄子逍遥游，又不同于向、郭“援道入儒”所创建的具有儒学底色的庄子注中的逍遥义。支遁二重性的精神人格和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在学术界引领时代潮流的旗帜。     

温补源流初探

温补学说肇自《黄帝内经》,复经历代医家从临床及理论两方面的不断充实与发展,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目前国内通行使用的高校统编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却称:“继刘河间、朱丹溪之学广为传播之后,明代部分医者用药偏执于苦寒,常致损人脾胃,克伐真阳,形成了苦寒时弊,温补学派则在批判这种不良的治疗风气中崛起。”并提出“薛己为温补派之先驱”。     

试谈"人的全面发展"思想

江泽民同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 ,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把它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内容 ,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列宁强调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 ,要用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面向”的现代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基础…     

神人关系的消解和终极价值观的废弃——论尼采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

尼采的“酒神精神”“永恒轮回”“强力意志”“超人”理论作为尼采人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尼采研究者们的重视，而尼采的宗教批判理论则关注甚少。笔者认为，尼采的宗教批判理论特别是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是其人学理论的“拱心石”。舍弃和漠视尼采的宗教批判理论，就难...     

中医发病学初探

发病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学说。中医发病学认为:疾病的产生是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引起肌体内部的平衡均势关系发生变异,造成脏腑气血功能紊乱而形成的。它既重视外因条件,更强调内在因素,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发病学,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念思想,突出的强调了“病”与“人”的关系。本文以中医理论为主导思想,对机体的体质、致病因素、四季气候、地区差异、局部与整体等在发病学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研究、探讨中医发病学,除了有助于临床认识、了解和掌握疾病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思想实质与时代构建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重义轻利”并非是其思想内核,而“重义尚利”则是其思想实质。先秦儒家义利观对义的推崇,理论上是一种“义以为上”的道德理想,实践中是一种“见利思义”的道德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利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批判,而是强调利的获取要有义、有道、有德、有法。在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启示下,建构新时代义利整体发展观,应该建构义与利统一的价值观、义与利协调的利益观、义与利协同的道德观,以此达成物质追求和精神安顿的双重超越,真正实现人的幸福生活意义。     

佛使比丘与泰国佛教改革

佛使比丘的佛教改革接受现代思潮、强调思辨理性、借鉴了大乘禅宗的智慧,力图断除佛教在二千多年的流传中所掺杂的外道思想及迷信色彩,恢复原始佛教时代的教义。他把佛法拉进现实的领域,使佛法科学化、理性化、实用化,让佛教能真正成为"当下"灭苦的"实用工具",不仅解决了泰国的佛教危机,同时也推动泰国佛教走向"智慧佛教"的道路。     

基于人本思想的高校图书馆管理职能创新

1对高校图书馆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解 人本思想，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抗教会神权和封建王权的绝对统治而提出的主要指向“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并在批判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时构建了人本主义思想体系。     

张謇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智慧

张謇的伦理思想既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蕴含着中国传统的伦理智慧。张謇对儒家的“中庸之道”终身服膺并身体力行,认为“天下事贵得其中,若趋于极端,往往不能成事”,在处世态度和人际交往上都反映了他凡事把握“度”,不走极端的理性思想和行为;张謇一生崇尚平实精神,对讲究“经世致用”的前辈先儒如汉代的田畴、明代的顾炎武颇为崇拜而奉为师法,这也决定了他的实践具有功用性和务实性的显著特点;张謇虽不信教却敬教,认为传统的佛教伦理道德可以端正世道人心,“济孔孟之教之术之穷”,因而主张“儒言佛言,共相维救”,他导扬佛教,但并没有把佛教伦理道德当成惟一的救世良方而影响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投入。     

钱素凡的思想及其发展轨迹

南通“三.一八”民主斗争烈士钱素凡先生不仅是一名革命者,也是一名思想者;不仅是一位思想革命家,也是一位革命思想家。特定的生活经历、文化影响和社会环境,形成了他“大智大仁大勇”和“褒真、至善、崇美”而“暖”人“暖”世的思想特点。素凡先生的思想品格与思想发展轨迹的价值,以及他对发展思想、培养思想的贡献,均具有历史的、现实的,乃至未来的意义。     

深师、梅师及其著作考

据现存资料记载,僧深（深师）为南北朝时期宋齐间道人;梅师,号文梅,为隋广陵僧人。两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好像没有任何关系,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引据古今医家书目＂称：＂深师脚气论即梅师＂,一句话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历史上深师和梅师到底有没有联系,是否是一个人,笔者通过对《隋书.经籍志》、《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和《医心方》等书中有关僧深和《僧深方》的记载进行考证,结合其他历史事实综合分析,发现李时珍的结论是正确的,即僧深就是梅师。     

略论儒家中庸思想对中医方剂学的影响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后世文化思想的发展、为人处事的原则、社会结构的构建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文章主要论述中庸思想对中医方剂学的影响,籍此说明中庸思想已渗入到中医方剂学的各个方面,表明中医学是根植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其理论、临证实践皆不同程度受儒家思想影响,并经此为临证处方提供思路。     

从原创思维看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中医药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经久不衰,在于其防治疾病的有效性。中医的的理论思维都源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如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很好地融入中医的原创思维中。中医药工作者应在继承优良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诠释之,从而达到新的认识,创建出新的理论为现代临床服务,这样也许对中医能有科学性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医踏上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生理学实验教学中医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探讨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医学生培养目标中的重要内容。在生理学实验教学中,介绍生理学的发展史和新进展可以唤起学生对科研的好奇心和兴趣,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研式教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注重教师自身教育理念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培养医学生的科研能力,从而实现对医学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     

漫话做人治学之道

当今是日显世界性道德滑坡、急功近利的时代,以金钱为轴心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何以救世?有人提出宏扬东方文化,也就是以孔圣为宗的儒学。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文化应该是儒释道一源三流的中华文明为核心的诸子百家,儒道为主体吸收外来的佛学,直至将其本土化后,形成了一源三流,更多强调的是做人,提到做人就离不开做事。因此,以阐述儒释道关乎"道"之本旨,着眼于求同。也就是三者在心学方面关乎做人做事的共性,进而规范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道"作为孔儒"内圣"学说之本旨,一直是孔周以降诸子争论的焦点。对于道之内涵诸子皆有发挥,然多源于孔而又别于孔。通过剖析儒学论道的思想,结合学科特点,领悟做人治学之道。提出:以孔儒思想为宗,重点学习新儒学的论著;兼读佛老;理解法家之学,取其优质相互融通。以非杂而求其用,用必获益有效的思想作为做人治学之指南。     

中医辨证论治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辨证论冶的哲学基础是气、阴阳、五行、道法自然和中庸思想。辨证论治的本质是治人以治病，把握患病机体的整体反应状态进行调节和治疗，充分发挥机体自我治愈疾病的能力，“不治而治”，治人而病自愈。     

浅谈朱丹溪与张景岳痰饮思想之异同

古代许多医家都对痰饮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其中以朱丹溪的痰饮学说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颇大。张景岳深得朱丹溪学说之精髓,却又敢于创新,结合临床经验在朱丹溪痰饮学说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独特的见解,对痰饮论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丹溪心法》和《景岳全书》等著作中关于痰饮的阐述,结合两者的学术思想与特点,对两家痰饮思想进行分析比较,整理出两家治痰的异同,望能更好认识痰饮学说的精髓和真谛,指导临床上对痰饮病的治疗。     

火神派形成因素探讨

火神派是形成于清末的一个医学流派,他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非议,该文试图从影响火神派形成的各种因素入手,进一步了解火神派的学术思想渊源,笔者认为它是在吸收总结了历代重视阳气的医家医著的基础上,结合四川地区的气候特点、用药习惯和对温病学流弊批判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Psychiatric referral pattern in a general hospital

Between September 1986 and January 1988, a sixteen-month period, a total of 494 inpatients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were referred for psychiatric opinion. 181 were referred for suicidal tendency and 313 for other reasons. An analysis of these two groups of referrals was done to study any change in referral trend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while the basic diagnostic categories of patients do not differ drastically from an earlier study in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by Tsoi and Kok, Tan Tock Seng Hospital had its own pattern of requirements for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because of its own unique patient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