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理论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五味理论的现代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五味标定方法的研究;二是中药五味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经考察发现,前者忽视了传统中药药味多元确定方法;后者出现了以药效指标解读药味及以偏概全解读药味的思维混乱问题,使得五味理论的现代诠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笔者认为,明确传统药味确定的多元属性,根据药味确定的多元方法分类归纳药物是开展五味理论现代研究的基本前提,再基于不同药味分类开展实验研究,才可能逐步找到五味理论与现代研究的契合点。     

辛味的药性理论研讨

五味学说是中药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深入探讨中药的五味理论,有必要对每一种药味分别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以辛味药物为对象,对其药性理论展开了系统研讨。由于历代医药家对药物辛     

中药药味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及中药药味的标定原则与方法研究——《本草纲目》药味及药味理论考

历代本草文献中对于中药药味的标注却别很大。《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研究该书对药味的标注方法和原则,探讨其优势与不足,对于药味的标注化标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草纲目》重视药味理论,采用了宋明理学的方式来阐释药味与功效的关系,但并未应用和进一步发展宋元时期系统论的观念,同时该书也并未使用理论反推药味的方式标注药味。《本草纲目》在药味的标定上主要采用口尝药味的标定方式,应作为当前主流标定药味的方式。     

东汉至五代中药“五味”理论在本草学中的发展

中药五味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中药五味理论大多源自中医药学的教科书,对于原滋原味的中药五味理论的起源以及其发展形成的过程缺乏了解,从而不能正确地对其产生认识和评价.本文概述了东汉至五代这一历史时期的中药药味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中药归经理论演变脉络及发展梳理

汉唐时期虽未有关于中药归经理论的明确记载,但实为归经理论产生的学术渊源。《内经》确定了五味、疾病等与五脏的关系,《神农本草经》归纳了中药对机体脏腑的趋向性作用,唐代已有药物对脏腑经脉概括性治疗作用的描述。宋金元时期中药归经作为一门单独的药性理论已渐成体系。北宋后期医家结合五味理论等对药性理论进行阐述和发挥,金元易水学派用药重视分析脏腑病因病机,将中药归经进行具体化、系统化的归纳,使之由用药经验上升为单独的药性理论。明清时期中药归经理论渐趋成熟完善,出现药物归三焦、走卫气营血、入络和入奇经等思想。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辨证理论的盛行,及药性理论的发展程度等均对中药归经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     

基于分类关联规则的中药功效与药味关联关系研究

目的为中药药性五味理论的全面总结奠定大样本数据挖掘的基础,并为中药新资源的开发及临床用药提供五味药性判定的理论线索。方法选择《中华本草》所载8 980味中药的五味数据及关联的药物功效索引数据作为数据集,采用IBM SPSS Clementine 14.1数据挖掘平台,选择Apriori模型挖掘分类关联规则,设置规则前件最小支持度阈值为0.5%,最小置信度阈值为80%。结果共挖掘出涉及甘、辛、苦3种药味的分类关联规则21条。具有生津止渴、补气、补阴、润肺、补肺、生津止渴&清热、润肺止咳、补气&补血、润燥、除烦、补脾益气功能的中药其药味多为"甘";具有发散风寒、解表、温中、散寒止痛功能的中药其药味多为"辛";具有消肿止痛&清热解毒、清热泻火、清热燥湿、化瘀止血&清热解毒、杀虫&清热解毒、止痛&清热解毒功能的中药其药味多为"苦"。结论本研究挖掘出的功效与甘、辛、苦三味之间的关联规律完全基于大量中药数据,后续还需通过各种试验多方验证以构建完整的中药药性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甘味”研究

<正>五味,指中药药味中的辛、甘、酸、苦、咸。五味基于口尝,确定于临床,是药物真实滋味与功效相结合的归纳。中药五味不仅反映中药自身的功效属性,更在临床配伍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对"甘味"的药性、功效及临证应用进行论述及探讨。1甘之概述《黄帝内经·素问》最早记载了"五味"理论并将五味归属于五脏,《素问·宣明五气》以五脏为中心,确定了五味与五方、五色、五体、五志等的对应关系。以甘为例,     

基于数据挖掘探究宋金元文献治疗妊娠恶阻的用药规律

目的 研究宋金元文献治疗妊娠恶阻的用药规律,为现代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 从宋金元医学文献中筛选涉及妊娠恶阻的46部书籍,将其录入中医传承辅助系统(V2.5)进行频数统计、关联规则分析、复杂系统熵聚类分析等组方规律研究,提取新方,总结其治疗妊娠恶阻的用药规律。结果 纳入处方182首,涉及96味中药,高频药物依次为人参、生姜、茯苓、半夏、陈皮、白术、甘草,以补气药、解表药、化痰止咳平喘药为主。药性以温、平、寒性,药味以辛、甘、苦为主。归经以脾经为主,肺胃次之。药少量精,散剂频服。支持度≥40的药对组合28对,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分析得到2首新方。结论 宋金元时期文献治疗妊娠恶阻重视辛甘温补,常用六君子汤加减。     

论五行为本的药味配伍立方

从五行理论探讨方剂的药味配伍。中药五味配五行而具有相应的五行功用,以药味配伍组成方剂,是治疗机体五脏功能失常的基本法则。     

活血化瘀中药五味药性功效的化学及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思考

根据当前中药药性研究问题,确定以传统药味(辛、甘、酸、苦、咸)和功效为主线,提出"药物-五味-物质-效应-功用"的"五要素"模式和研究思路。在理清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以活血化瘀中药的五味药性为切入点,阐述中药药味相关的化学物质-功效相关的生物学基础的内在联系。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开展中药药性理论和科学内涵研究,"五要素"是转化研究的纽带,攻克与药效作用和不同药味的差异性是难点。因此,该思路将有益于中药学的学术创新的发展。     

小续命汤治疗中风偏瘫的历史沿革

文章论述了小续命汤治疗中风偏瘫的历代历史沿革,从南北朝陈延之的《经方小品》,到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一直到唐宋,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疗效确切,自宋始,小续命汤治疗中风的地位开始下降,金元之后,众多医家开始对外风入侵的理论提出了质疑,着重以＂内风＂立论,疗效不及以前,清代中风已是十不救一,近代以及当代医者用该复方加减治疗中风及中风后遗症等多有成效,并且随着对小续命汤药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新的适应症也逐渐被开发出来,使得这个古老的复方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宋金元时期轻灸重针转折因素浅析

研究宋金元时期由重灸向重针转折的因素.从疾病谱变化、灸法局限与弊端、中药与手术治法增多、经络腧穴理论完善等剖析灸法衰落原因.宋金元时期中医病机理论与辨证论治取得重大突破,经络腧穴理论进一步完善,方剂配伍更加灵活,中药与中成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疾病谱发生改变,热病盛行,外伤与骨折增多,灸法的局限与弊端等成为轻灸重针的重要转折因素.     

中医体质学说源流探讨

中医体质学说有着丰富的内容。先秦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及《伤寒论》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之后晋隋唐时期、宋金元时期、明清民国时期的医著都对体质学说有了进一步发挥,并充实其学说。建国后是体质学说的大发展时期,尤其是王琦教授编著的《中医体质学》一书,集历代之大成,又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观点,使中医体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医体质学,是在历代体质学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肾髓系统”的理论渊源

肾髓相关性,先秦至汉时期就有了初步认识,到了魏晋隋唐时期,逐渐认识到,在结构和生理功能方面,肾-精-髓-骨-血-脑存在密切关系,宋金元时期对髓的解剖学有了新认识,首次提出"脊髓"概念,肾髓相关疾病的病因病机也有涉及,至明清时期,对肾髓相关认识进一步深入,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肾髓系统"这一概念,近代学者围绕"肾藏精,精生髓,髓充脑、养骨、化血",对中医传统理论进行总结,使"肾髓系统"初见雏形,这为构建"肾髓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医具哲之理,复为哲所用——从朱丹溪医学与方以智哲学谈起

医学与哲学,虽是两门不同的学科,然而相互之间存在彼此渗透影响的关系。医具哲之理,复为哲所用,如元代著名儒医朱丹溪受到宋儒理学的深刻影响而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等学术理论;而明末清初哲学家方以智的哲学成就与医学理论的启迪密切相关。     

浅谈金元四大家论便秘

目的：探讨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的学术思想。方法：对与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结果：刘完素、张从正认为便秘其病属燥,治疗上刘完素主张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而张从正则创立药治加食疗的方法;李东垣、朱丹溪认为是肾阴亏耗,津液亏少,肠中干燥而致便秘,李东垣提出了以辛润之,以苦泄之,阳结散之,阴结温之的治疗方法;朱丹溪则总结了前人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结论：金元四大家对便秘的认识各有特点,治疗也日趋完善,值得学习和借鉴。     

杨士瀛消渴及痢疾证治理论阐微

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南宋时期著名民间医家，其学博冠汉唐金元，并能知常达变，融会贯通，于内伤杂病证治多有创见。虽然发展至宋代，消渴及痢疾证治理论已至臻成熟完善，但杨士瀛仍能于发病机制及用药服法等，阐微发幽，独具特色，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及整理，有助于丰富、发展、提高消渴及痢疾临床辨治理论及水平。     

宋金元时期方剂学发展特点探讨

宋金元时期政府对中医学高度重视,组织编写《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神医普救方》、《圣济总录》等方书,成立校正医书局校勘出版方书,将太医局列为独立机构发展中医教育,"经方"崛起,《局方》盛行,民间方书大量涌现,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显著进步,重视方剂理论研究,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眩晕病食疗源流考

祖国医学认为“药食同源”。战国至三国时期是食疗治疗眩晕病的起步阶段,魏晋隋唐时期对于眩晕病食疗的理论研究趋于增多,宋至金元时期在眩晕的防治研究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为后世奠定了坚实基础,明清以后食疗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眩晕病的食疗也成为不能忽略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