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思考

器官捐献离不开协调员。只有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职业化协调员队伍,才能及时发现潜在捐献者、提高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率。现阶段协调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选拔、聘用协调员忽视专业特点,协调员队伍建设非专业化明显;协调员职业方向不明确,对未来比较迷茫;协调员社会地位不明确,流动性大;政府配套制度缺陷,基本保障制度未建立,协调员缺乏被尊重感。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器官捐献法,确保器官捐献工作有法可依;并设立专门机构,健全组织领导,明确协调员的工作权限和其他相关部门的义务;同时建立严格的选拔机制,加强培训与考核,建立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职业发展激励等多方面的长效激励机制。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需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中探索、认识上深化、理论上总结的过程。     

器官获取组织的建设与管理

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建设和管理是发展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关键。国内现有OPO均依托具备移植资质的医院组建,存在主管部门不明确,团队成员构成不合理,内部制度建设落后,工作流程不规范,资金支持力度弱,监管机制缺乏等等问题。应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先进经验,按任务型组织模式合理配置OPO数量及其人员,相对独立地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由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承担全国OPO日常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职责。OPO内部成员共享领导权和决策权,并加强伦理监管,建立规范的捐献流程和经济核算制度,完善协调员职业发展与激励制度。     

国外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进展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效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一项突破性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器官捐献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提升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是促进捐献器官转化、改善器官移植预后的关键。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在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和标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文通过探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概念、国际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先进策略及模式,研究器官获取组织、捐献者、捐献器官质控举措,以期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捐献器官获取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构建联合OPO可持续发展长效运行机制

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是器官捐献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快速发展,在基于本国国情并借鉴国外OPO建设的基础上,我国成立了联合OPO,该创新模式为OPO工作开展做了很好的补充和探索,让器官捐献事业发展步入新阶段。但其在发展中也存在不足,需要我们紧跟器官捐献事业发展步伐,瞄准长远目标,有的放矢促进发展。本研究通过分析联合OPO在器官捐献发展中的优势和不足,从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技术提升、质量控制、伦理审查、财务管理、全程监管等方面分析构建联合OPO发展建设的长效运行机制,以期为我国联合OPO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方法采用McClelland的胜任力辞典法构建协调员胜任力模型初始框架;然后采用行为事件访谈法,从湖南、湖北、广东、山东、辽宁等器官捐献试点省市选取10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进行访谈,提取胜任力指标;并通过专家调查法,选取15名专家组成专家小组进行胜任力指标的筛选;最后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结果成功建立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6个维度(一级指标),21个胜任力项(二级指标)。结论该评价体系从多个维度评价器官捐献协调员胜任力,在协调员的招聘选拔、绩效考评、教育培训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医保卡显示器官捐献志愿的可行性研究

目前, 国内器官捐献存在潜在捐献家属拒绝率高、生前签署率低、登记途径不了解、捐献家庭社会激励不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 温州市首创在社会医疗保险卡(以下简称医保卡)上显示器官捐献志愿, 实现了器官捐献意愿卡和医保卡的合二为一。这一做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器官捐献宣传工作, 有助于第一时间发现潜在捐献志愿者, 有利于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有效开展家属协调工作, 同时具有较高的群众认可度和可行性。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     

器官捐献协调员心理状况调查研究

目的探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心理状况。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艾森克人格测试问卷(EPQ)分别评价4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焦虑、抑郁、睡眠质量和人格特征。结果器官捐献协调员SAS评分、SDS评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23.372,9.743;均为P0.05)。器官捐献协调员PSQI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等成份评分和总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t=8.054,7.274,6.634,10.613,8.376,19.166,8.496,17.372;均为P0.05)。EPQ评分中,男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组(P0.05),女性器官协调员N量表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和女性器官捐献协调员P、E和L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结论器官捐献协调员存在不同程度焦虑、抑郁和睡眠质量差,应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改善。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的出台与施行,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走向规范化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指导部门,移植医院作为器官获取组织(OPO)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模式业已确立。移植医院作为OPO的依托单位,在组织管理建设上,需要着重加强规范死亡判定流程、严格财务管理规定、规范器官捐献流程、明确岗位职责6个方面的工作。     

器官捐献协调员人格类型分析

目的探讨人格类型与器官捐献工作能力的相关性，为今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以下简称协协调员)招聘、业务培训及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通过向全国18个省份25家器官获取组织(OPO)网络发送调查问卷收集相关资料，所有调查问卷均通过微信平台收回，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从事协调员工作的年限、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量表。 结果最终回收来自全国15个省份17家OPO共计167名协调员的有效调查问卷。MBTI量表结果显示：E-I维度中，总体偏好外向型(129/167，77.2%)；S-N维度中，总体偏好感觉型(153/167，91.6%)；T-F维度中，总体偏好情感型(112/167，67.1%)；J-P维度中，总体偏好判断型(121/167，72.5%)。工作年限为1～2年与>5年的协调员在E-I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94，P<0.05)。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10例和11～20例的两组协调员与年平均器官捐献案例数量>30例的协调员在J-P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9.470和12.376，P均<0.05)。共出现13种人格类型，排名前9位的人格类型共计159人(占总调查人数的95.2%)，依次为：ESFJ(68例，40.7%)，ESTJ(22例，13.2%)，ESFP(22例，13.2%)，ISTJ(15例，9.0%)，ISFJ(8例，4.8%)，ESTP(7例，4.2%)，ISFP(7例，4.2%)，ISTP(5例，3.0%)，ENFP(5例，3.0%)。 结论外向型性格更适合从事协调员工作，感知型性格对器官捐献案例数量的提高有一定帮助。     

基于成本核算的公民捐献器官临床使用价格的制定与管理

近年来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移植器官来源的伟大变革.如何实现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建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经费收支与管理体系迫在眉睫.本文从政策依据、核算项目、核算方法、价格形成及价格管理等方面探讨公民捐献器官临床使用价格的制定与管理,旨在为解决捐...     

加强中国器官获取组织的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器官获取组织(OPO)运行管理中的核心和难点,尚无经验可循。鉴于器官捐献业务内容和资金收支的复杂性,现阶段OPO财务管理存在体制不合理、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财务管理目标取向模糊、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以及缺乏系统的评价指标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为准确反映OPO的财务状况和器官捐献工作推进情况,必须借助科学的手段、准确的数据,对筹资、投资、耗费、收入和分配等各个环节以及各种资产形态进行有效管理,建立切实可行的会计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规范与标准,设立专职财务人员,构建器官捐献经费信息化管理平台,实行财务专项管理、严格的成本核算和内部控制管理,确保财务信息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促进器官捐献经费管理的科学化、透明化、精细化,最大程度地体现器官捐献事业的公益性。     

加强具有中国特色器官捐献与获取组织建设,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快速发展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经过50余年的奋斗,特别是近十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和器官移植改革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道路和成就,被称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2].但我国器官捐献和器官获取组织(...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

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流程,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相关专家,从报名登记、捐献评估、捐献确认、器官获取、器官分配、遗体处理、人道救助、捐献文书归档等8个环节,制定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流程和规范(2019版)。     

规范培训 严格管理 依法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

<正>经过多方协作、积极探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在引领器官移植事业步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然而,与国外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相比,我国还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作为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建设中的核心环节——工作队伍亟待加强。规范协调员资格准入,提升专业素质及职业道德修养,加强业务考核评价是依法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队伍建设的核心。1组织机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是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设立的公益一类国家级事业单位,是唯一具体承担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国家管理机构,因此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建设是其责无旁贷的职责。该中心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具体业务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25年磨一见(剑)——环球性器官短缺与移植危机中的中国新(心)路历程

对器官这一稀缺资源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全球器官买卖相关犯罪率的上升。WHO、国际移植学会、国际器官捐献和获取学会近年来频繁召开各种会议寻求解决途径。2010年新出台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及《开发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战略计划》提出3个基本原则:(1)死亡后器官捐献优先于活体器官捐献;(2)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优先于心死亡器官捐献(DCD);(3)活体移植有违医学伦理学"无伤害论"原则,应尽量避免。中国器官捐献走过了25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2010年初,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正式启动了由10个省市参与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拟逐步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系统。自我国2003年第1例DBD及2005年第1例DCD以来,已先后积累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成功案例。根据以往经验,建议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四大类:(1)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DBD;(2)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DCD;(3)中国三类(C-Ⅲ):过渡时期脑死亡加心死亡-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4)中国四类(C-Ⅳ):死刑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器官捐献赢得公众支持的3块基石为死亡标准、财务标准和分流标准。加快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四大要素是方向、战略、政策及人员,而"公平、公开、公正"则是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向公开化、合法化、正规化、国际化方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器官获取组织的内部审计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正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安全、稳定和健康运转提出了新要求。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内部审计作为一个独立的综合部门,新时代要有新作为,要将OPO和器官捐献工作纳入审计范围,并将审计重心放在器官捐献事业整体发展当中,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进行全方位、客观、公平的评价,为OPO做好器官捐献工作提供评价和咨询服务,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监督和预防作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目的 总结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工作经验.方法 收集2010年3-10月间潜在DCD供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自定义4个概念:潜在DCD供者、有效DCD供者、DCD成功率及DCD回绝率,对DCD工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发现并确认了16例潜在DCD供者,并成功实施DCD 5例,DCD成功率为31.3 ％(5/16).11例未成功捐献的潜在DCD供者中,其原因为家属拒绝捐献3例(占27.3％),家属捐献意见不统一3例(占27.3％),家属同意捐献但由于各种纠纷或与各部门协调原因耽误器官获取时间造成器官质量不符合捐献标准4例(占36.4％),以及器官评估不合格1例(9.1％).DCD回绝率为37.50％(6/16).结论 潜在DCD供者的人数还有待提高;移植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沟通技巧、专业知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省红十字会,需要行政、交通、司法等各部门的协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