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供器官功能评估和维护专家共识(2016版)

<正>1前言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三大类:中国一类(C-Ⅰ),国标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包括目前国际上的Maastrichit标准(马氏标准)的M-Ⅰ~Ⅴ类案例;中国三类(C-Ⅲ),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awaiting cardiac death,DBCD)。其中C-Ⅰ、C-Ⅲ均是在脑死亡状态基础上     

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评估和维护规范(2019版)

为了进一步规范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评估和维护,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专家,从供体评估、供体维护、器官功能评估与选择、器官功能维护、器官保存和运输等方面,制订本规范,以帮助器官移植工作者规范和优化尸体器官捐献供体及器官的评估和维护。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者家属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解决捐献者家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的比例。方法 2010年3月至2015年8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肝胆疾病研究院共发现并访谈1 436例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Ⅰ、Ⅱ、Ⅲ类标准的潜在捐献者。根据捐献情况将潜在捐献者分为同意捐献组和拒绝捐献组,分析比较两组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直系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 436例潜在捐献者中,由于肝肾功能异常、家属意见统一前捐献者死亡等他其原因导致未能捐献者201例。其余1 235例潜在捐献者中,同意捐献者204例(16.5%),拒绝捐献者1 031例(83.5%)。204例同意捐献者中,194例成功捐献,早期在外院转运途中抢救无效死亡来不及捐献10例。拒绝捐献者原因分别为:部分直系家属不同意捐献(或原因不明)434例(42.1%);明白器官捐献社会意义但因不忍亲人逝世后手术而拒绝捐献366例(35.5%);因传统观念较重而拒绝捐献231例(22.4%)。同意捐献组平均年龄(44±17)岁,低于拒绝捐献组平均年龄(50±18)岁(t=-4.39,P0.05)。同意捐献组受教育程度低于拒绝捐献组(χ2=194.78,P0.05),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P0.05)。194例成功捐献者死亡原因最主要为交通事故等所致严重颅脑外伤,占63.91%(124/194)。结论 CDCD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协调员的努力,多部门、多科室的顺畅沟通合作,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弘扬爱心奉献的优秀传统,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加强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实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家庭捐献意向调查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最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 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 70.7%)。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体外低温机械灌注保存专家共识(2016版)

<正>1前言1967年,Belzer等发明了一种带有脉冲泵的仪器,利用冻存的携氧血浆,在低温(6~10℃)、低压条件下能灌注和保存肾脏72 h。1969年,Collins提出了器官静态冷保存方法,由于该方法简便、经济,并能保存器官达30 h,使得体外机械灌注技术研究的热度降低。随着肾移植技术的不断成熟,肾移植疗效得到了稳步提升,越来越多的终末期肾病患者愿意接受肾移植手术以延长生存时间和改善生存质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的出台与施行,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走向规范化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指导部门,移植医院作为器官获取组织(OPO)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模式业已确立。移植医院作为OPO的依托单位,在组织管理建设上,需要着重加强规范死亡判定流程、严格财务管理规定、规范器官捐献流程、明确岗位职责6个方面的工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 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 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 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 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病理学评估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有效方法,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一直是阻碍肾移植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2015年以来我国器官移植尸体供体完全转变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例数稳步增长,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治。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因供体高龄、原有系统性疾病等因素导致供肾质量存在差异,而移植前的供肾病理学诊断是一项重要评估方法。本文综述了供肾病理学评估的活组织检查时机、活组织检查方法、病理学标本处理技术和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组织病理学评估标准,以供大家参考,籍此希望我国更多的移植中心针对目前器官移植的实际情况对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评估标准的研究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危险因素,建立供者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1年12月至2015年7月间36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的临床资料。通过捐献者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及肾功能恢复时间关系的单因素、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及Cox回归分析,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结果根据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程度等与肾移植后DGF相关的单因素及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了供体评分系统,对367例肾移植受者的捐献者进行评分,供者评分5分的肾移植82例,DGF发生率5.4%,肾功能恢复时间4.2d;5~15分190例,DGF发生率6.7%,肾功能恢复时间5.1d;15~30分81例,DGF发生率33.9%,肾功能恢复时间8.2d;30分14例,DGF发生率50%,肾功能恢复时间27.3d。供者评分15分的供肾,DGF发生率显著高于评分低于15分的供肾(P0.05),肾功能恢复时间延长;评分大于30分的供肾,肾功能恢复时间显著延长(P0.05)。结论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密切相关。根据DGF高危因素分析建立的供体评分系统及分级标准简单、实用、易行,对捐献者供肾质量可以做到客观的评估。适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供肾质量的评估。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的移植应用

实体器官移植后感染是影响移植器官及受者存活的重要因素。我国自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以来,供者来源性感染(DTI)案例不断增加。DTI包括各种细菌、真菌、病毒等。临床上需要根据具体的病原体及受者的情况综合判断感染性供者器官是否使用。受者术后是否会发生DTI受供者感染的病原体种类、受者情况、术中情况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方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应建立完善供者来源性疾病的监控/报告系统,更好地通过循证医学证据指导临床。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 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体外膜肺氧合在中国公民逝世后捐献供器官保护中的应用专家共识(2016版)

<正>1前言2012年,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第2版)》依据前期探索经验并参照国际分类,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三大类:中国一类(C-Ⅰ),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包括目前国际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 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 结果  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 结论  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肺部感染诊治研究

目的分析DCD供肾移植肺部感染的特点及诊治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6月至2014年12月施行的DCD供肾移植69例,以同期的尸体供肾移植129例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者均采用抗体诱导+他克莫司(TAC)+麦考酚酯(MMF)+泼尼松(Pred)四联免疫抑制方案。分析总结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特征,治疗效果。结果随访6~24个月,DCD组和SCD组受者肺部感染总体发生率分别为17.4%和33.3%,移植术后半年内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5.9%和15.5%;DCD组肺部感染死亡3例,SCD组死亡4例。病原体的种类主要为卡氏肺囊虫、CMV;肺部感染治疗期间急性排斥反应发生各为3例和4例;肺部感染发生同受者DGF状态、感染前使用ATG相关,同供体携带病原体无显著性关联;肺部感染治疗前后受者移植肾功能无明显差异。结论 DCD供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发生率同尸体供肾移植相当,DGF和T细胞清除剂使用时主要诱因,经积极治疗后可以获得良好的结局。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供肝在临床肝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75例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对供者情况进行严格评估。总结肝移植受者的预后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5例肝移植受者1年累积存活率为88%,3年累积存活率为78%。9例受者死亡原因分别为移植术后肝癌复发转移4例、移植物抗宿主病1例、重症肺部感染1例、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复发肝衰竭1例、术后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13例肝移植受体发生胆道狭窄,其中1例自行缓解,1例行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PTBD)治愈,11例行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治疗,5例治愈,2例转行胆肠吻合术治疗治愈,4例仍在临床观察中。结论器官捐献供肝应用在临床肝移植中可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供体进行严格评估、受者围手术期规范管理、使用无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维持方案、及时有效地处理并发症、术后定期随访是保证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成功和受者长期生存的重要措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流程方法及疗效,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提供一定借鉴。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2008年10月至2015年12月完成6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 结果62例均符合《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三类捐献标准（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BCD）。所有病例按标准成功完成了肝脏捐献及获取流程,其中15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技术（ECMO）维持至器官获取。供肝热缺血时间0~30（16.2±6.5）min,冷缺血时间190~680（347±39）min。62例受体均顺利植入供肝,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围手术期死于多发动脉血栓形成,1例发生胆漏经引流后自愈,2例发生胆道狭窄并发症,经胆道支架置入后缓解;肿瘤复发转移死亡3例。 结论通过合理流程充分利用ECMO,加强获取器官管理,缩短热冷缺血时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获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