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性即理”思想的伦理意蕴

朱熹“性即理”思想不仅论证了作为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仁义的根源与形上依据,即人性之善源于天理,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所以然之故”,也是人日常生活的“所当然之则”,呈现出化当然为必然的趋向,而且揭示了其伦理本性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赋予了社会伦理以客观必然性以及对社会个体的先在规定性,论证了社会伦理的普遍性与有效性。从社会伦理到个体德性无不在天理的客观必然性的统摄下,实现了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统一。朱熹以“心与理一”命题的阐发,诠释了道德的本质是主体性与规范性的合一,确立了道德的自律原则。     

中国佛教“和谐”思想的生命伦理意蕴

佛教伦理本质上是“和”的伦理,和谐在佛教生命伦理思想中处于重要地位,佛教伦理以缘起论为其道德哲学基础,以心灵的道德和谐为根本,由心的外在呈现和人的社会关系及与自然界关系的存在方式的不同,表现为人与人的道德和谐?人与自然的道德和谐,其内在的生命伦理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构成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树立“全道德”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发展小康社会要“全面建设”，不仅要追求社会的和谐，同时还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必须树立一种将“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的“全道德”观念。我们必须抓公民的个体道德建设，使个人的思想与言行趋于和谐；抓社会的群体道德建设，使社会群体认知趋于和谐；也要抓生态道德建设，使人类与自然趋于和谐。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基础，从每个公民思想言行的和谐扩展到家庭和谐、组织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论疫情防控期间“守望相助”理念的培育与弘扬

“守望相助”蕴含了深厚的道德底蕴,是一种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生活方式,传承了先哲思想的精髓,逐渐被视为处理邻里关系、社会关系的一种原则,体现了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机统一。积极培育与弘扬“守望相助”的伦理观念,对于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大力培育践行,以增强“生命至上”的道德意识、激发个体道德自觉、构筑社会良性道德关系的视角为实践落点。     

比较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宗教伦理学论纲

而中国人尊尊有序,亲疏有别的宗法伦理思想却被作为“人道之大者”.从宗教道德来分析,差等的人道是非人道,中西人道的含义也大相径庭.至于功利主义,中外宗教差异最为明显,伦理精神以道义为核心的纲常就是儒教的最高价值.用道德理性克服个人欲望,加之道家寡欲、佛家去欲、儒家的无欲构成了中国普遍的传统社会心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表面似乎对人的理性精神保持不沦为物,但却忽视道德与物质的统一,不讲价值,不顾效益,与当代医学社会所不容.马克思指出,基督教是一种人与神的等价交换作为信仰基础,‘救赎论’就是一种利益交换,它与‘金钱作商品维     

“慈本论”基础上的“良心认识论”——兼论“立心”对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

在“慈本论”崭新的存在论基础上确认了人之(具内在自然法导向和道德力量的)“良心”是作为人之存在的“第一因”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慈’”,它为道德的现实化提供动力,为道德判断和实践提供本然性的应然性的尺度,为美德和规范提供价值基础。因此,“立心”即认识、激活与强化良心及其功能与表达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它的缺失是“精神接生术”式的或知性的道德教育失败的原因。以普遍性的知识揭示了“良心认识论”是“立心”的前提条件,是急需开拓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哲学的基础领域。以普遍性的知识揭示了“良心认识论”,包括：揭示了“立心”的前提条件是遮挡或超越“生存性恐惧”;揭示了良心在生命理性情感、人格、生命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表现(即“相”——“不同者”);揭示了认识良心(也即敞开人之存在)的认知性的生命理性谱系;揭示了“立心”的原理。其中,各种生命理性和生命理性情感都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自由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也都具有普遍性。     

论“乐”的伦理精神

礼乐文明对中国传统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与“礼”所体现的伦理价值既不相同,又相辅相成。“礼”强调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乐”则追求整个社会的“和同”,体现一种“和”的伦理精神。这一独特的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过程复杂而漫长,在殷商时代呈现为原始先民沟通天人的祭祀仪式,是凝聚群体的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西周的礼乐之治形成了“乐合同,礼别异”的价值格局,“乐”是具有“礼”之规范性的国家制度,通过伦理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秩序之和;随着西周末年的礼坏乐崩,“乐”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伦理规范功能逐渐式微。而孔子赋予“乐”在个体道德层面上的独特价值,是使个体以实现伦理价值为目标、自觉地修养德性的精神动力,由此赓续了“乐”所蕴含的伦理精神的生命力。     

美育与培养“四有”新人

美育的重要性正在为越起越多的人所认识。本文就美育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有关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1 美育与培养“四有”新人的密切联系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奋斗日标之一,培养“四有”新人是以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的地。社会主义美育是为了培养人们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和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智力上、道德上和体魄上的全面发展,使人的审美感知和创造美的能力不断发展和提高,逐步实现和谐、完美的人格。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美育的目的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要求是一致的     

医学院校“德育生活化模式”研究

和谐医患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要求医学院校尽快走出忽视情感培养和行为养成的误区,改革传统的德育模式,积极探索建立以情感为动力,以生活为载体,以培养理想人格为价值目标,道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和谐统一的德育新模式。这种德育模式能充分协调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形成医德情感教育的合力,从而增强医学院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从医学模式的转换看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意义

“伦理学”即道德哲学。其中“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即道德和准则。简单地说“伦理学”就是研究人们相互关系的道理和准则的科学。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分支和最高层次,它主要研究医学在为病人,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研究医务人员与病人的关系,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医疗卫生部门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医务人员本身的科学道德。     

医务人员“经济人”角色下的医疗纠纷原因分析及对策

传统医学赋予医务人员“道德人”的身份,但进入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医务人员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以“经济人”身份独立于医疗舞台。在“经济人”角色的背景下,医疗纠纷和医务人员被伤案件每年持续递增,后果愈加严重。本文分析了“道德人”和“经济人”的权利义务异构的行为特征,以及“经济人”角色下产生医疗纠纷的原因。由于“诚信缺失”成了医务人员新身份的产物,患者对医务人员产生了置疑的态度,加上体制导向和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医疗纠纷难以得到缓解。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出“诚信经济人”假设,使“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双重身份获得辩证统一。在“诚信经济人”角色下,坚持讲求诚信,追求医疗效用最大化,重视医疗的社会利益以及对医务人员物质与精神激励,从而缓解医患双方的利益冲突,减少医疗纠纷。     

“克隆”技术的医学伦理学课题

本文从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预测了人体“克隆”的社会后果,在肯定“克隆”技术的巨大科学价值的同时,剖析了复制生命对人的价值、社会多样性、人类进化、婚烟制度、社会结构、道德伦理的峻挑战,由此提出了作者对“克隆”技术条件下科学与人文、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思考,呼呈保持人性对技术的驾驭,用人类价值评判和防止“克隆”技术可能导致的人性荒芜,人“异化”为技术的工具和附庸的社会后果。     

"和"乃德之首

“和”,首先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道德现象.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分析,道德的产生,是为了调节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和谐,使人们和睦相处,同舟共济,以便在自然界更好地生存、繁衍、发展——道德因“和”乃生;“和谐”既是道德的本性,也是道德的本务之所在.“和谐”是道德存在的动态过程——道德因“和”乃立（存在）;道德的思维是“和”的思维,道德的手段是“和合”“化育”,道德的过程是塑造和谐的过程,道德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伦理关系的和谐,它的生命力最持久,它与人类生活共始终——道德因“和”乃远.     

“顾客—卫技群体—社会”医学伦理系统工程论析

本文从大卫生观出发，剖析了人的“需要和利益”的关系，指出了卫生与健康是人、群体、社会的追求所在，卫技人员为此肩负的历史“使命”。提出了“顾客－卫技群体－社会”医学伦理系统工程以及卫技人员获取个人“需要”和为顾客“服务”道德活动基本模式。     

社会主义和“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先进的社会制度 ,也是一种崇高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它始终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最高的价值目标。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使其发展真正能够成为推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规定和保证 ,“以德治国”正是从这种客观要求和价值规定中必然引伸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治国方略     

是职业冷漠还是情感冷漠——对医生“冷漠”的探讨

冷漠是道德范畴而非职业范畴，医生在医疗服务中的冷漠行为主要是由其个人的道德素质和情感态度决定．所以用“职业道德冷漠”或“情感冷漠”来诠释医生的冷漠行为比用“职业冷漠”更为合理。作为医生，其冷漠有悖于职业道德，应主要从道德上来规范医生的行为，使其时时处处保持职业冷静和情感热情，只有这样，医疗事业才能进步，社会道德才有发展。     

9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中文学作品的转型

商业文化语境中文学作品的转型主要体现在都市文学的重现、乡镇文学的新质与表现方式的变异等方面。都市文学的重现与真正的都市生活的出现相关，这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金钱与女色的无节制追求与人情淡薄是都市文学的重要主题，也体现了商业社会人生的全部欲望；90年代乡镇世情小说重在表现经济生活主题，一方面是传统道德或正义被人们所抛弃，另一方面传统中落后意识在重新抬头，“杀富济贫”的吃大户观念，农民工家庭中新的伦理道德危机，在经济发展与道德追求两难处境中不得不作出选择，都体现了商业文化语境中人们的迷惘、困惑与无奈。9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中文学表现方式也受制于文学表现的社会环境，服从市场需要与读者选择，以叙述为主的表现方式，取代了过去以描写为主的表现方式，文学语言的生活化、口语化与粗鄙化。性爱描写的招徕与诱惑，体现出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有意无意的博弈关系。     

“取类比象”思维方式在细菌感染方面的临床运用

传统中医思维方式指在“天人相应”理论指导下,运用“取类比象”方法去研究、思考人的生理现象、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等,并指导临床用药的一种思维方式,所谓“取类比象”即对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现象的性质、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过程作一系统地观察、了解和总结,以此为依据,作为一种线索指导人们解释、解决与之相类似、相关联的各种事物现象,是一种观察、比较、     

《周易》"时"观的现象学意蕴

在易学哲学中,“时”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道与人经由时相互勾连。道通过时将其阴阳变易、生化流行之理向人显现,人通过“继善成性”而随时机的律动配道而无殆,人与道在时的境域当中相互“牵挂”（Sorge）。故时不再是现成的自在之流,而是道归属于人,向人显现的视域,亦是人归属于道,融于天的道路。因此,《周易》当中的“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成为人融入到世界当中,与道偕行的一种时机或境域。这种时机或境域又不同于以“畏”和“烦”为基础的整体性时间,而是一种以人的道德情感为核心的生生之时。     

精神生活质量提升的秩序建构价值

精神生活质量提升过程是人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文明化、情趣化、高尚化的过程,它既要求人们在发挥主体性的前提下重视心灵秩序的建构.同时又引导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建构生活秩序与营造生态秩序.因此,它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秩序建构价值,体现为现代人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培育和滋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在追求身心和谐发展中提高精神生活的愉悦感、幸福感、满意度,在和谐宁静的心灵秩序生成中建构持久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