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农村已婚一孩家庭女性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调查目前农村已婚一孩家庭再生育意愿的基本现状,探讨影响农村已婚一孩家庭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抽取吉林省10个村600名20~45岁已生育一孩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80份,并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对象初育年龄集中在20~28岁,男孩和女孩比例为:53.4∶46.6。已婚一孩家庭明确表示"不会再生"的占22.1%,"肯定会再生"的比例为30.3%。调查对象的意愿子女数选择"2个"最多,所占比例为67.1%,并且性别更倾向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结论: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已婚一孩家庭总体上再生育意愿并不明显,更多的人处在观望和犹疑之中。传统的生育观念、养老观念、初育年龄、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其再生育意愿。     

城市与农村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城市与农村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及生行为差异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江苏省内845名城乡育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其中城市(城市组)425人,农村(农村组)420人。通过调查问卷了解调查对象基本信息、“二胎”生育意愿及行为,分析“二胎”生育意愿相关影响因素。结果:两组女性在意愿生育子女个数、是否生育二孩、意愿生育二孩性别及生育时间方面存在差异,两组女性实际子女数均低于理想子女数,且城市低于农村(均P<0.05)。两组女性选择不愿意生育“二胎”与是否独生子女及受教育程度未见差异(P>0.05),而在家庭年收入和第一孩性别方面存在差异,农村组在年龄方面有差异(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年收入是城市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家庭年收入、第一孩性别是农村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城市及农村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农村女性对性别偏好明显,经济因素是影响女性“二胎”生育意愿及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村女性意愿还受年龄及第一孩性别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下已育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目的：在全面两孩政策下，通过抽样调查上海市户籍已育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生育政策的实施及相关配套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2个区4个街道的920名夫妻一方为上海市户籍家庭中15~49岁已育一孩妇女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回收有效问卷904份，其中有二孩生育意愿者20.7%，无意愿者57.7%，不确定者21.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年龄、家庭年收入、夫妇类型、生育偏好和区域差异是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已生育一孩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有限，意愿生育子女数明显低于政策允许生育子女数，除生育政策外，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延长产假、哺乳假和提供经济支持是最受期待的育儿支持政策。     

已婚流动妇女的婚姻及生育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外来已婚妇女的婚姻和生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评价“以现居住地为主”的计划生育综合干预对外米已婚妇女的婚姻观、生育观、生育意愿等观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1998年上海闵行区外来流动人口“以现居住地为主”的计划生育综合干预项目。结果: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初婚年龄小,平均为23.2岁。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外来育龄妇女婚姻基础不同,来自江苏省、原籍职业为工人、低年龄组的妇女自由恋爱的比例大,婚姻满意度高。本次调查的外来妇女一孩率为68.8％,二孩率为22.6％,多孩率为0.7％。外来已婚妇女现有子女数的多元Logistic分析显示外来育龄妇女及其丈夫年龄大、初婚年龄小、在原籍未接受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婚姻基础为包办婚姻的妇女子女数多。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外来已婚育龄妇女的理想男孩数与妇女是否接受过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丈夫职业、原籍、现有子女数等因素有关。结论:外来育龄妇女初婚年龄较小、早婚早育的现象仍较普遍。她们仍偏向生育较多的子女,对男孩的偏爱依然较明显。实行“以现居住地为主”的计划生育管理与宣传教育干预有助于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转变外来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和生育意愿。故应加强计划生育宣传力度,开展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促进上海市的计划生育工作。     

云南省产妇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云南省产妇生育现况、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抽取2020年1—12月在昆明市、楚雄州、红河州住院分娩的2215名20~49岁产妇为研究对象,用自制问卷通过面对面询问的方式调查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1186名初产妇中,有二孩生育意愿占30.69%(364名);941名二孩产妇中,有三孩生育意愿占4.68%(44名)。三孩及以上产妇88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初产妇年龄、职业、配偶职业、户籍、医保种类对产妇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均P<0.05)。结论云南省二孩生育意愿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加大生育政策支持力度,调动育龄女性的生育积极性。     

四川省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目的分析四川省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对我国实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就2014年四川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打算再生育一孩"、"不打算再生育一孩"和"尚不确定是否要再生一孩"的3组数据进行了卡方检验,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经济水平、是否为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在工作所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均为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论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合理设置流动人口积分入户标准,让更多的流动人口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全面加强妇幼保健能力建设;为有再生育意愿的妇女提供就业保障;积极推行全面开放二孩政策。     

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在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通过整群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20～45岁的120名女性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调查、工作现状自我评价和二孩生育意愿,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愿意生育二孩的仅占29. 1%,认为理想子女数是2个的占58. 3%,有52. 5%的人生育二孩后会继续工作不影响职业规划,认为2个孩子相互陪伴、经济负担较大、精神慰藉是生育二孩影响因素的占比分别为67. 5%、51. 7%、50. 0%。缓解子女养老压力(OR=2. 781,95%CI为1. 063～7. 272)、响应国家政策(OR=0. 221,95%CI为0. 068～0. 720)是生育二孩的显著影响因素。结论调查人群生育二孩意愿并不强烈,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是缓解子女养老压力和响应国家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广东省流动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目的 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广东省已婚流动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并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对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方法 基于2014年和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广东省数据,采用倾向性评分加权法均衡不同年度调查对象的协变量差异后,使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探索全面二孩政策对已婚流动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提升了流动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且对于政策实施前不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人群,政策效果更明显（OR_不符合=5.35,95%CI：4.55~6.29;OR_符合=1.61,95%CI：1.36~1.90）。政策实施后流动妇女不愿意再生育的原因主要与经济因素和婴幼儿照护压力有关。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已婚流动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明显提升,但仍有待提高。今后应积极探索缓解生育经济负担和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在提升二孩生育意愿中的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下已育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目的:在全面两孩政策下,通过抽样调查上海市户籍已育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生育政策的实施及相关配套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市2个区4个街道的920名夫妻一方为上海市户籍家庭中15～49岁已育一孩妇女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回收有效问卷904份,其中有二孩生育意愿者20.7%,无意愿者57.7%,不确定者21.6%。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年龄、家庭年收入、夫妇类型、生育偏好和区域差异是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对已生育一孩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有限,意愿生育子女数明显低于政策允许生育子女数,除生育政策外,还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两孩政策之后,延长产假、哺乳假和提供经济支持是最受期待的育儿支持政策。     

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 调查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抽取武汉地区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三孩”生育意愿的横断面调查,收集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生育现状以及“三孩”生育意愿等,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育龄女性生育“三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1 756名已生育“二孩”家庭的育龄女性中有382名具有“三孩”生育意愿。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为希望儿女双全（29.32%）、单纯喜欢孩子（20.42%）以及认为多子多福（17.02%）。而不愿意生育“三孩”主要考虑经济压力因素（43.01%）、精力因素（16.89%）、身体条件因素（13.39%）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2.552）、农村户籍（OR=1.689）、再婚（OR=1.996）、待业（OR=1.619）、家庭人均月收入（OR=4.797）、现有子女为2女孩（OR=2.130）和周围妇女“三孩”意愿（OR=3.811）是影响“二孩”家庭育龄妇女“三孩”生育...     

重庆市北碚区出生缺陷发生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和探讨重庆市出生缺陷所面临的问题和发生的特点。方法:对项目点北碚区进行抽样调查。结果:0～3岁组出生缺陷发生与其父母的年龄、职业有关。群众对出生缺陷预防知识缺乏。结论:要进一步开展出生缺陷调查和干预工作,充分利用三级出生缺陷干预网络,进行相关知识教育,加强有效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     

2009年潍坊市新生儿出生质量及母亲因素对出生体重的影响分析

[目的]了解新生儿出生质量,探讨母亲方面可能影响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因素,为有效开展妇幼保健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对2009年1~4月到潍坊市人民医院、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和潍坊市奎文区妇幼保健院就诊或分娩的新生儿进行调查。[结果]调查460名新生儿,身高、头围、胸围、双顶径等均在正常范围内,临床Agpar评分>7分的均在95%以上;出生体重<2.5、2.5~4.0、>4.0 kg的分别占9.67%、86.59%、3.74%。出生体重正常者所占比例,母亲居住地在农村、郊区、城区的分别为59.41%、90.32%、90.18%(P<0.01),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者分别为80.95%、89.27%、90.24%(P<0.05),无固定收入、个人月均收入<1 000、1 000~1 999、≥2000元者分别为80.52%、96.55%、91.93%、84.00%(P<0.01);怀孕期间有、无妊娠合并症或并发症者分别为65.71%、88.45%(P<0.01),患、未患病或感染病毒者分别为77.78%、88.71%(P<0.01);有、无异常孕产史者分别为76.79%、87.80%(P<0.05)。[结论]新生儿,身高、头围、胸围、双顶径等均在正常范围内,部分体重偏低,居住在农村、怀孕期间有妊娠合并症或并发症是导致出生体重偏低的主要原因。     

2009年上海市出生缺陷监测分析

目的:分析上海市2009年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情况,探讨出生缺陷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09年上海市接产医院出生监测数据,了解出生缺陷新生儿宫内发育情况,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出生缺陷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上海市2009年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为12.41‰,比历年有所升高,全市首位出生缺陷为先天性心脏病,无出生缺陷新生儿宫内发育要优于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结论:近年来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需要得到重视,应加强宣教,做好出生缺陷的产前筛查与预防。     

产前抑郁对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和分娩孕周的影响

目的探讨产前抑郁与胎儿出生体质量和分娩孕周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1年8月-2018年5月在舟山市妇幼保健院产检的1 616例孕妇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问卷采集研究对象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器质性疾病、精神疾病、创伤史及分娩史,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抑郁状态,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价焦虑状态,并从舟山市妇幼保健院电子医疗系统中提取分娩的相关信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产前抑郁与胎儿出生体质量和分娩孕周的相关性。结果孕期无抑郁组脑力劳动者、高孕次人数、出现早孕反应及孕期存在焦虑的比例均少于孕期有抑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01);无抑郁组平均文化水平高于有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产前抑郁与孕妇分娩孕周无关;孕早期中重度抑郁能降低胎儿出生体质量(β=-69. 76,P=0. 039 1),各怀孕阶段中至少1期(β=-59. 05,P=0. 005 1)、至少2期(β=-61. 49,P=0. 027 1)出现抑郁均能降低胎儿出生体质量,至少1期出现中重度抑郁(β=-88. 03,P=0. 004 5)对降低胎儿出生体质量的效应更为显著。结论产前抑郁与胎儿出生体质量呈负相关关系,但与出生孕周无关,因此要加强孕妇的心理健康管理,维护母婴健康。     

上海市奉贤区2008—2010年出生缺陷监测

[目的]了解上海市奉贤区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方法]采用回顾性分析2008—2010年奉贤区出生缺陷人群监测资料(孕28周至产后42 d)。[结果]监测围产儿总数15 744例,缺陷数277例,出生缺陷率分别为138.94/万,162.28/万,230.66/万,3年发生率有上升趋势。主要缺陷种类顺位依次为先天性心脏病、外耳畸形、脐疝、多指(趾)、并指(趾)、唇腭裂、血管瘤、先天性脑积水、神经管缺陷。[结论]近年来出生缺陷率上升需得到重视,应继续加强监测工作,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控。     

天津市区2008～2010年人群出生缺陷监测资料分析

目的 了解2008～2010年天津市区人群出生缺陷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2008～2010年居住在天津市市内6区的产妇所分娩的胎婴儿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共收集围产儿65 990例,出生缺陷儿1 062例,发生率为160.93/万.男、女性胎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为172.34/万和146.65/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902,P＜0.01);与20～29岁相比,产妇年龄在30岁以上,尤其是40岁以上时,胎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为189.61/万和482.76/万(x2=18.849,P＜0.001);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显著增加(x2=404.491,P＜O.001; x2=381.164,P＜0.001);死胎死产、7d内死亡以及7～42d内死亡的胎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为3 505.98/万,是活产儿的25.91倍(x2=3 663.76,P＜0.01).男性胎婴儿、高龄产妇、分娩孕周小于37周、低出生体重是出生缺陷的危险因素.结论 天津市2010年出生缺陷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出生缺陷儿更容易发生在高龄产妇分娩的胎婴儿、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中,且病死率高,预后不良.     

河北省0～6岁儿童出生缺陷基本情况调查与分析

目的:调查河北省0～6岁出生缺陷儿童基本情况和发生现状。方法:采用个人访谈、整群回顾性调查方法,由调查员入户,根据调查表内容对0～6岁儿童经医院确诊及肉眼可见出生缺陷情况逐一填写。结果:调查河北省辖区2003～2008年出生的儿童总数为4611808例,出生缺陷儿童总数29564例,出生缺陷发生率64.1/万;前6类出生缺陷顺位为:脑瘫、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四肢畸形、唇腭裂、先天性智力低下、先天性聋哑;各市间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不同,其中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为承德市,其次为邯郸市,廊坊市发生率最低。山区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丘陵和平原,乡村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城市;不同年度、性别和孩次儿童出生缺陷发生率不同;男性和女性出生缺陷发生例数和发生率分别为18039例(79.9/万)和11526例(55.6/万);一孩、二孩和多孩出生缺陷发生例数和发生率分别为18646例(21.6/万)、10173例(74.5/万)和706例(139.6/万)。结论:河北省0～6岁儿童出生缺陷发生状况在不同年度、地域、地势、城乡之间有明显不同,且男性高于女性,并随孩次的增加而明显增加。     

Indicators of fetal growth and infectious disease in childhood--a birth cohort with hospitalization as outcome

We evalu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dicators of fetal growth and hospitalization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during childhood in a cohort of 10,400 newborns. The cohort was based on children born to mothers who at about 36 weeks of gestation attended the midwife centres in Odense and Aalborg, Denmark for a routine examination. Women were recruited to the study from April 1984 to April 1987. After linkage with the National Hospital Registry, the first hospitalization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from 6 months up to 12 years of age was identified.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hospitalization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during follow-up was 18.9%. Preterm birth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being hospitalized with infections during childhood (incidence rate ratio: 1.67,95% CI: 1.33–2.10); low birth weight had a similar association, but only in preterm birth. Reduced birth length related to the head was correl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with infections. The effect of gestational age was mainly seen in the period close to the time of birth, but the children who were short at birth appeared to remain at increased risk throughout the age interval under analysis.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preterm birth was the main factor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ow birth weight and the increased risk of hospitalization with infectious disease during childhood. However, it could not explain the increased risk in children who were short at birth.     

Fear itself: The effects of distressing economic news on birth outcomes

I use new administrative data on mass layoffs and plant closing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stressing economic news. Exposure to stressful events during pregnancy can impair fetal development. I find that announcement of impending job losses leads to a transient decrease in the mean birth weight within the firm's county one to four months before the job losses. A loss of 500 jobs corresponds roughly to a decrease of 15–20 g and 16 percent greater risk of low birth weight. Layoffs announced late in pregnancy are most strongly linked to decreased birth outcomes.     

2009~2013年浦东新区不同户籍人群出生人口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上海市浦东新区不同户籍人群出生人口特征,为进一步完善浦东新区妇幼卫生管理和疾病预防控制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法:利用出生医学信息登记系统的监测数据,分析对比浦东新区流动入口与户籍人口的出生特征。结果:流动人口出生男女性别比为119.67,剖宫产率为43.87%。流动人口巨大儿率(7.93%)低出生体重率(3.23%),均高于户籍人口(6.48%、2.37%),流动人口出生缺陷报告率(10.51‰)高于户籍人口(9.89‰)。结论:应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的男女平等观念及优生优育健康教育,并为他们提供可及性高的妇幼保健和卫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