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药品管理法》的六个特点

对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与原法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新法的6个显著特点。     

论我国新《药品管理法》中“假(劣)药”的认定与法律适用

通过比较分析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中假药和劣药相关条款的主要变化,探讨新法中假(劣)药的内涵与界定,结合《疫苗管理法》《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民法典》中侵权责任等相关法律条款,研究生产、销售假(劣)药行为的法律适用。经比较发现,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重新定义了假(劣)药,取消按假(劣)药论处的概念,新增了两条禁止性规定,并调整了罚则。关于生产、销售假(劣)药行为的法律适用,首先,针对生产、销售假劣疫苗的违法行为,适用《疫苗管理法》,其设置了比生产、销售假(劣)药更严厉的处罚;其次,《刑法》中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和劣药罪,最新修正案与《药品管理法》顺应衔接,新增了对违反药品管理秩序和药品使用单位工作人员提供行为的规制;再次,药物侵权是指缺陷药物造成生命健康损害而引发的侵权责任,在《民法典》中体现在产品责任和医疗损害责任。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即将实施

一部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将在今年12月1日全部替代已经实施15年之久的现行药品管理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说,制定新法的出发点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当前药品生产经营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新法比现行法增加了46条条款,在严格药品质量管理、加大执法力度和药品价格、药品广告等群众关心的热点     

试论《徐州市爱国卫生管理条例》的立法特色

1996年10月31日,《徐州市爱国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江苏省首部关于爱国卫生管理方面的地方法规,标志着徐州市的爱国卫生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条例》在立法指导思想,职责权限的分工,处罚的设置、实施,均与《行政处罚法》一致,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贯彻药品管理法坚持依法管药

为探讨贯彻“药品管理法“,坚持依法管药,本文阐述了①发挥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的作用;②严把药品采购关;③严把药品进货渠道关;④严把新药采购关;⑤严把药品入库验收关;⑥严把采购“回扣“关.     

卫生法律实施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统计学分析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系统研究卫生法律实施的现状,界定了卫生法律实施的内涵,明确了卫生法律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影响因素和运行机制,提出了完善卫生法律实施的政策建议和实践思路。     

关于卫生监督综合执法模式的思考

进入新世纪以来,综合执法模式被管理者逐渐接受并应用于卫生监督的实际工作中,为卫生监督科学监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深圳市某区卫生监督所率先实行综合执法.作者从卫生监督综合执法的内涵、机制及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思考,以期为实践者提供建议和参考.     

卫生行政执法中释明问题的探讨

释明是通过解释说明使原本模糊的事项明了化,但目前只在诉讼相关法律规范中有规定,在卫生行政执法中未有涉及.作者通过对释明概念及其在卫生行政执法中必要性的阐述,逐步深入就卫生行政执法中释明的范围和原则及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结合卫生执法工作的实践和特点,就与释明有关的注意事项阐述了独到的见解.     

贯彻执行《实施办法》依法做好军队药品管理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办法”已正式施行,这是为了结合军队的特点更好地执行《药品管理法》而颁布的．十分必要,并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实施办法》明确了军队药品管理工作的执法主体和工作特点,军队医疗机构在贯彻执行“实施办法”时要把握住要点,严格依法管理和使用药品,不断提高临床药物治疗水平。     

卫生执法监督体制改革初探

卫生执法监督制度是国家管理公共卫生事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我国卫生执法监督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卫生、健康相关产品、卫生机构与专业人员三个方面的监督管理。(1)卫生执法监督体制的基本状况;(2)现行卫生监督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3)改革目标和指导原则。     

浅谈卫生监督专业执法职系的建立

2010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启动公务员分类改革,按照职位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将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职位划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专业技术三大类别。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行政执法工作日趋复杂,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部门职系建设,研究将专业背景要求较高的职位设为专业执法职系。目前,针对专业职位建设的研究鲜有所闻,为此,作者在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以深圳市卫生监督机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工作为例,指出传统综合执法职系的不足,论述如何建立卫生监督专业执法职系,论证专业执法职系的多重意义。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现状分析

《食品安全法》颁布以后,为了解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状况及王要问题,该研究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主要城区餐饮监管执法人员实施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揭示和分析当前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并提供相应的对策思路。     

卫生执法影响因素分析与保障机制探讨

卫生执法主要的影响因素：卫生立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层次偏低;仪器设备不能满足执法的需要,投入不足;人力不足与整体业务素质低并存;执法主体与执法队伍分离;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交叉执法,协调配合不畅;卫生执法相对人与一般社会人群的卫生法律意识不强。因此需要采取综合性保障机制来保障卫生法的有效实施,完善卫生法制建设,增加财政投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与建设,进一步加强卫生执法体制改革以及提高社会公众的卫生法律意识。     

注射吸毒感染AIDS孕产妇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2012至2014年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 AIDS)孕产妇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对在2012至2014年通过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报告艾滋病感染途径为注射吸毒的974例孕产妇进行调查与分析。结果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孕产妇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6.6%,3次及以上妊娠经历的孕产妇占50.0%,流动人口占23.3%;非汉族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由2012年的41.7%上升到2014年的57.3%(χ2=18.55,P<0.01),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比例由2012年的39.7%上升到2014年的54.4%(χ2=14.58,P<0.01)。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配偶或男友有性生活为当前的主要危险行为,有2种及以上危险行为者所占比例逐年提升,由2012年的15.8%上升到2014年的22.3%(χ2=45.75,P<0.01)。结论因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孕产妇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当前的主要危险行为种类也呈上升趋势,应针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感染孕产妇,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服务策略。     

Adverse reactions following mass drug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rogramme to Eliminate Lymphatic Filariasis in Orissa State, India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adverse reaction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low compliance of mass drug administration (MDA) under the Programme to Eliminate Lymphatic Filariasis (PELF). This paper reports the frequency and types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wo MDAs during January 2002 and September 2004 in the State of Orissa, India. Of the people who consumed the drugs, 15.5% in the 2002 MDA and 16.5% in the 2004 MDA reported one or more adverse reactions. This rate is higher (49.7%) in a group of individuals who were monitored for 6 days from the day of consumption of drugs during the 2002 MDA. However, many of these reactions were mil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frequency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MDA with diethylcarbamazine (DEC) alone and with DEC and albendazol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2004 MDA but no such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2002 MDA; however, the frequency of adverse reactions increased with age. Of all the adverse reactions, systemic adverse reaction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microfilarial death were more frequent. The frequency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higher in microfilaraemics compared with amicrofilaraemic controls. The present study warrants developing an active adverse reaction surveillance system to minimise the impact of adverse reactions on MDA compli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