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姿态，与零售商谈判

生产商和零售商站住各自立场自说自话的谈判，只会划地为壑，必何以消费者为导向，才能使双方走向一致，走向共赢。     

电子商务中基于社会交换的谈判

以Agent为中介的电子商务研究忽略了社会关系等社会因素对Agent的谈判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价值交换和相应的谈判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将基于社会关系的谈判与一种扩展价值交换相联结,提出了一种基于价值交换的谈判的理论框架及其实现机制.     

谈判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买得便宜”有时候不一定“买得对”,只有在有效的谈判管理之下,有好的谈判能力的采购人员才能发挥出最佳效益,逐渐磨炼成“买得对”的采购。     

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执行困境及推进策略

目的 为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政策的顺利实施落地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实施细则与监管体系、药品遴选、药品配备和质量控制、医保基金运行状况和信息化能力4个方面对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的执行困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推进策略。结果与结论 我国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政策可能存在政策实施细则和全流程监管体系不够明确,部分医保谈判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有待斟酌,药品配备和质量控制方面存在难点,各地医保基金管理和运行状况存在差异以及信息化能力不足等执行困境。对此,本研究认为可通过完善“双通道”政策实施细则、提高“双通道”药品目录合理性、建立“双通道”药店动态退出机制、推行专业化配送服务、完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等措施来推动“双通道”政策的实施落地。     

国家医保谈判抗肿瘤药物使用动态分析

目的 了解国家抗肿瘤药医保谈判相关政策落地后,我院这类药品的临床应用情况及变化趋势,为医院药品目录优化与调整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2019～2021年全院国谈抗肿瘤药的数据。对品种、销售金额、用药频度(DDDs)、限定日费用(DDC)以及药品的销售金额和用药频度的排序比值(B/A)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19～2021年医院国谈抗肿瘤药物的品种数、药品销售金额以及用药频度呈逐年上升趋势,曲妥珠单抗的销售金额、DDDs连续三年居第一位。用药金额排名前3位的病种分别为乳腺癌、胃肠道肿瘤和肺癌;用药金额排名前3位的药物分别为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奥希替尼,且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限定日费同步性好;2020年度、2021年度的用药金额分别同比增加65.84%、49%,用药频度分别同比增长56.16%、69.36%。结论 国家医保谈判政策促进了抗肿瘤药在临床的使用,提高了患者用药可及性,亦导致医院的药品费用大幅度增长。应加强对相关药品的临床应用监测和动态评估,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的同时促进合理用药。医院国谈抗肿瘤药的用药现状及倾向基本符合我国当前药物消耗总趋势。     

医院政府采购项目竞争性谈判的实践与体会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同形式的招标投标活动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两年来,对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审批的医院自行采购项目,医院在实践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规范,于是竞争性谈判已逐渐成为医院采购的主要方式,本文介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在竞争性谈判中遵循的原则和谈判采购的流程,阐述谈判采购流程各个环节的重要性,使竞争性谈判在医院采购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医院满足采购需求,降低采购成本,制止不正之风提供有力的保障。     

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在现代医院医疗器械采购中的应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医疗器械采购事业逐渐发展起来,医疗采购的金额与速度逐渐快。但当前招投标采购与单一来源的采购方式已不再适应医疗设备市场的发展。因此,加快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在医疗器械采购中的应用研究,有助于提升医疗器械的采购质量,降低医疗设备采购的成本。     

国家谈判药品落地南京的实践与思考

国家谈判药品落地,事关广大参保患者的切身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通过整理南京市国家谈判药品的落地情况,分析和总结了南京市在国家谈判药品落地实施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并提出思考与建议,以期为促进国家谈判药品的落地工作提供参考。     

我院国家谈判药品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阐述我院国家谈判药品使用情况,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方法将国家谈判药品在使用、监管及相关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国家谈判药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极大地降低了患者的负担,但备案流程过于麻烦,以卫生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存在冲突。结论国家谈判药品的放开使用是国家落实看病难、看病贵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患者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缩减国家谈判药品的申报流程,放开国家谈判药品的使用,才能让广大参保人实实在在享受到医保改革红利。     

美国药品援助项目对我国药品谈判的启示

目的:为我国建立药品谈判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分析美国药品援助项目及其药品谈判特点,结合我国医药卫生政策,提出对我国开展药品谈判的建议。结果与结论:美国药品援助项目的顺利实施得益于其拥有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健全的信息监管模式;我国应完善药品谈判的政策制度和相关的信息技术平台,才能发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药品供应商进行药品谈判的作用,从而达到控制药品费用增长的目的。     

多级谈判制在医院药品器材采购管理中的应用

药品器材采购是医院医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支出占医院成本支出的重要份额，药品器材采购管理是否廉洁高效，直接影响了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经济效益。因此，长期以来，药品器材采购管理一直是医院管理的重点。近十多年来，由于买方市场的出现，医院药品器材采购工作受到了多种不正当竞争因素的影响，许多地方和单位在药品器材购销领域中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为遏制这些不正     

近1/3上班族逢周一就想请假

还有一个多月就到年底了,打拼了近一年的上班族们,逐渐产生了工作倦怠情绪。根据台湾的一项调查显示,近1/3的上班族,每到周一就想请假。他们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患上了＂星期一优郁症＂。     

国外药物经济学评价应用于专利药价格 谈判制度的研究

［摘 要］目的： 研究国外药物经济学评价在专利药价格谈判制度的应用,以期为完善我国专利药价格谈判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从制度设计、技术要求、评价原则等方面,比较澳大利亚和英国将药物经济学评价应用于专利药价格谈判的异同,进而发现可借鉴之处。结果：两国均将药物经济学评价作为专利药准入医保目录的决策基础,并以清晰的评价流程、科学的技术指南保证评价和谈判的公平与效率。结论：建议我国加快专利药价格谈判及其配套制度建设,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药物经济学评估机构,并将药物经济学评价设计延伸至早期临床试验设计阶段。     

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临床实践前瞻性研究

目的：总结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临床实践的结果和经验。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18年7月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临床实践的病历资料，对国家谈判药品使用情况、患者基础信息、治疗方案、不良反应、随访及患者经济获益统计分析。结果：该研究纳入男性患者37例，女性患者28例。临床药师调整治疗方案13例，占比20%；肺癌方案调整9例，占调整方案比例69.23%。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26例，占比40%。性别、年龄与ADR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疾病种类用药与ADR发生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临床药师给予ADR干预措施21条，ADR好转率96.16%。随访150人次，面对面随访116次，占比77.33%。希望电话随访31人，占比58.49%；希望一月随访一次36人，占比67.92%。患者直接用药经济成本最大降幅68.67%。结论：国家谈判药品使患者经济获益明显；临床药师参与国家谈判药品治疗管理，促进患者疾病诊治、优化治疗结局，加强患者ADR处理能力，提高用药依从性；同时对国家谈判药品政策落地提供真实世界依据。     

法国创新药品价格谈判方法与细则

目的 整理并总结法国创新药品价格谈判的流程和提交文件的主要内容,归纳其价格谈判的方法和细则,为我国创新药品价格谈判流程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法国官方网站公布的法律、法规、官方信息和发布的最新文件,归纳总结法国创新药品谈判流程及价格监管程序。结果 法国创新药品价格谈判机制成熟,评估流程和文件提交要求及内容明确,药品价格变化和监管制度完善。法国创新药品企业完成临床效益评估和药品经济评估后,将报告提供给保健产品委员会进行价格协商和多次价格谈判,以保证评估过程公正,评估结果合理。结论 我国创新药品价格谈判可参考法国建立评审专家利益审查机制,保证谈判过程公平公正;合理设置价格谈判以及价格调控机制,保证谈判结果合理且谈判成果有效落地。     

医保药品目录竞价准入与谈判准入的差异性分析

竞价准入通道为我国首次提出的医保目录准入通道,目前仅具有初步的通道概念,具体操作流程尚不明晰.本文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第1号令——《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为依托,结合当前政策环境,分析了竞价准入通道的适用范围,并根据非独家品种的特点,从申报环节、遴选环节以及竞价环节对竞价准入与谈判准入的差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旨在为...     

我国现行药品医保谈判机制运行情况调查研究

目的:为我国药品医保谈判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对参与江苏省、江西省、青岛市、成都市四地药品医保谈判的部分医保经办机构和医药企业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业务熟悉情况和对谈判机制的认可程度,并采用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共发放问卷70份,回收有效问卷68份,有效回收率为97.14%;包括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21人,医药企业受访者47人。对于业务熟悉情况,受访者各方面评分平均值均>3(4分制),以药品谈判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管理方式评分最低;两类受访者在药品谈判过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实质性谈判过程中的谈判目标业务熟悉情况总评分方面的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药企业受访者均高于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在对谈判机制的认可程度上,对谈判机制整体效果的认可程度除有利于维持药企的价格体系外其余各方面评分平均值均≥4(5分制),对谈判准备工作、实质性谈判工作、谈判协议执行情况、谈判项目监管评估情况的认可程度除患者取药用药方便快捷外其他各环节各方面评分平均值均>4。两类受访者对谈判机制整体效果、谈判准备工作、谈判项目监管评估情况的认可程度各方面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实质性谈判工作的认可程度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平等、合作、融洽的氛围下进行谈判方面的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高于医药企业受访者;同时,对谈判协议执行情况的认可程度在在协议生效后,医保经办机构严格按照协议执行基金向药企方支付及时、方式合理两方面的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保经办机构受访者均高于医药企业受访者。结论:现行药品医保谈判机制整体效果较好,运行较为顺畅,但仍存在准备阶段收集的依据材料不够充分、患者取药用药流程繁复、谈判双方地位不平等、基金向药企方支付不及时、评估工作不完善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