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的移转与秦隋间“都官”的变迁

本文以都官的变迁为线索,展示了"观念的力量"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由名与实共同组成的制度嵌入作为整体的制度体系之中,其变化有待于"观念的力量"与皇权的推动,从而显示出一定的轨迹。秦代统治者从作为一方诸侯之"家"的场域出发,试图以"公天下"的方式整合大一统的国家。经过两汉家天下与私天下的形态后,由"共天下"而再次走向"公天下"。"都官"亦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轮回:秦汉之际的都官是行政指向的的中央派出机构,具有"公"的色彩;从汉代开始,"私天下"的色彩日重,作为皇帝耳目与爪牙的监察系统日渐发达,司隶校尉和刺史在职能上替代了都官;隋重铸一统帝国,"公天下"成为精英阶层的主流认识,官制改革又使都官再次走向"公"。     

刘邦的法制活动及其影响

汉高祖刘邦,系西汉封建王朝之开国皇帝,也是汉代法制的奠基人之一。他生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卒于汉十二年,即公元前256年至195年,经历了战国、东、秦汉之际、西汉四个历史阶段。他目睹了战国的割据分裂,对抗了豢的暴政苛法,参加了反秦的农民起义,结束了秦汉之际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统一的西汉封建王朝。故其身份也因此而由平民、秦吏、农民起义首领、诸侯王至于皇帝。在称帝前,实施了《三章法》和有关措施;称帝后,又制定了《九章律》及其他一系列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和具体措施,体现了一定的改革精神。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以后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为此,很有研究的必要。本文就想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讨。     

先秦儒道“内圣外王”说会议

"内圣外王"是传统儒家,特别是宋后新儒家尊崇的政治伦理,对中国影响深远,其理路一本孔、孟之旨.然而考诸典籍,"内圣外王"的提出源自庄子,内涵与儒家截然相反.与孔、孟"仁政"、"性善"阐发的"内圣外王"学说不同,庄子承袭老子"反者道之动"的哲学思想,以"率性"、"自私"为阐发基点,提出了"无为无不为"的"内圣外王"主张."无为"为"王",法天;"无不为"生民,合天.在"上无为而下必有为"的社会制度关照下,全社会成员"各遂其私",而成就"天下为公"的终极目标.本文通过儒、道学说的比较,期翼透过历史实践的迷雾,厘清文化源头的智慧与价值.     

告朔与朝享——《论语》告朔之饩羊章郑玄注的辨识与诠解

郑玄注礼,以《周礼》为正,《论语注》所见礼说为其明证。本文旨在辨识及复原唐写本告朔之饩羊章郑注之文,并诠释当中的"告朔"及"朝享"。篇中所论,主要针对近人错误释读唐写本郑玄《论语注》中的"庙享"。传世众多引用郑玄此注的文献,确有将"朝享"写作"庙享"的例子,如明范钦天一阁及清张海鹏《墨海金壶》本韩愈《论语笔解》所引郑注便是一例,其中所录韩愈说亦然。然而,韩愈解说中出现的"庙享",与郑注一样,皆为"朝享"之误,伊东龟年《挍刻韩文公论语集解》可提供佐证。郑玄说的"朝享",本于《周礼·司尊彝》之文。依郑义,"朝享"专指一种间于禘祫与四时之祭的特定祭名。"庙享"不见于现存郑玄经注及其他著作,唐人疏释郑义,也没有用上此词。总之,"庙享"与"朝享"两词,含义有别,不能混同。郑玄用"朝享"注解告朔之饩羊章,实据《周礼》解《论语》,为其以《周礼》会通经典的体现。要想理解其确切含义,就必须把它放在郑玄整个礼学体系中来考虑。     

亦祖亦神:古代江浙地区的徐偃王信仰

徐偃王是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苏等地的重要地方祠神。早期的徐偃王庙带有明显的徐氏宗庙色彩,后来逐渐演变成地方祠庙。唐代开元之后,地方官员开始参与主持庙宇的修缮祭拜活动。北宋政和五年,成为国家正祠。明代受到"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影响,徐偃王被列入先贤祭祀中。在城隍庙日益主导城市信仰空间的背景下,徐偃王与城隍、东岳等祠神的竞争日益激烈;至清代,其祠庙大多保留在乡村,城市中残存的徐偃王庙仅作为徐氏家族的家庙受人祭拜。经历了千余年的演变,但徐偃王徐氏家族神的底色并未完全褪尽,徐偃王庙基本上流行于徐姓人比较集中的地区。     

神明的“公共化”:宋明南方基层社会的演变——以赣南山区为中心

赣州的灵山庙和会昌的赖公庙在宋代至明初,都是由地方大族控制的神明,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赣南地域社会进一步"正统化",都转变为了带有"公共"性质的神明。灵山庙和赖公庙等神庙的角色转变,表明宋至明代,除了"宗法伦理庶民化"所带来的宗族组织的出现外,还伴随着地方神明逐渐褪去大家族色彩,演变为官方认可的地方神的过程。随着地方神明的转变,宋代赣南基层社会的控制模式,已经由"大族+神庙"模式转变为"宗族+祠庙"的模式。原来很重要的地方神明逐渐摆脱大家族的控制,成为官方认可的地方公共保护神。从家族神到地方神的这一转变历程,给赣南社会留下了深刻痕迹。在赣南的广大乡村地区,宗族组织几乎消灭了大型神庙,几乎所有的神庙都化身为依附于宗族的小庙;而在官方控制比较严的城厢,几乎所有神庙已经公共化,成为地方公众认可的保护神明。我们或可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神明的"公共化",以和华生所提出的神明的"标准化"相呼应,作为理解宋明以来地方社会转变过程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性概念。     

“秦始皇不立皇后”的千古之谜

中国古代帝王均立后,秦始皇却未曾立皇后,致使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没有皇后墓。对于这一千古之谜,参加“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的专家认为,立后关系到秦王朝的政权建设,但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的个人性格及家庭环境之影响。不立皇后是千古之谜中国古代帝王有多个夫人及众多妃嫔,后妃制度中“第一夫人”又称皇后,皇后是太子之母,立后制遂与储君制相互表里,成为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演出了一幕幕的政治话剧。秦人在秦孝公(公元前4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制度化,秦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各种国家制度已臻完…     

新发现:病菌也有“公、私”之分

正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帆教授课题组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发表的一项科研成果,揭示了绿脓杆菌中合作演化稳定的机制,发现病菌也有"公、私"之分。绿脓杆菌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条件性致病菌。在绿脓杆菌的感染过程中,宿主体内的铁被宿主产生的螯铁蛋白束缚,导致不能被细菌摄取利用,这将导致细菌无法在宿主体内生长复制。此时,绿脓杆菌会通过一种特有的合作模式生产分泌一种公共的载铁子,帮助细菌     

“排年”新考

"排年"是里甲、粮长制度构成的关键词汇,对其概念进行准确定义是很有必要的.梁方仲先生认为"不应役的年份,名日‘排年'."显然这仅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握了"排年"的概念.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排年"的概念内涵随着明代赋役变革的演进而不断改变,其概念内涵大约经历了三次演变.在粮长征收制度下,"排年"的概念基本上是指里长、甲首按十年一周应役的次序;粮长制度衰落或崩溃以后,"排年"概念变为"里甲"的代名词,但更多的是指"轮充制度";到明末清初,"滚单(长单)落甲"制广泛推行后,"排年"的概念又演变为"甲长(甲首)排年".     

“创革”与“中兴”的争议及整合——从东汉建武年间南顿四亲庙与封禅礼的议论谈起

东汉建武年间的两次礼议与两"汉"之间法统关系的梳理有关。光武帝同时设立"一祖二宗"的汉高庙和尊奉其父祖的"南顿四亲"庙,组成新七庙。士人张纯以"为人后者为人子"为由批评南顿四庙的设置,要求光武以汉帝为大宗,变四庙为皇考庙。王莽曾诠释"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之经义,并在新朝设立"九庙",两件事之间的逻辑关联显示光武立南顿四庙有自视为受命而非继统之意。"继统—绝统"的争议又见于封禅议中对圣王封禅两大条件的论述:张纯强调"治世之隆",凸显光武重振了衰微的前汉国运;而曹充强调"受命而帝",凸显光武乃汉绝统后兴起的创业新王。两场礼议对经义的诠释皆着眼于现实,反映了东汉立国之初一度存在"创革"与"中兴"两种观念的抵牾,光武最终择定"受命—中兴"说是对二者的整合。     

丁香外治有殊功

丁香为热带常绿乔木桃金娘科丁香的花蕾,是一味古老的中药,由于其形状像钉子、有强烈的香味而得此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西汉古尸手中就曾握有丁香。丁香有公丁香、母丁香之分。人们常把开放的花蕾称为"公丁香",而把成熟的果实称为"母丁香",又     

汉代复仇所见之经、律关系问题

复仇是对国家暴力垄断的蔑视,法律对此是予以禁止的.被官方奉为"大经大法"的儒家经典中支持和同情复仇的文字却又随处可见.<公羊>学对于复仇的态度较多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强调其合理性.反对复仇理论的声音主要来自<春秋左传>学者和<周礼>学者.这些以<左传>和<周礼>为依据的古文经学家,迫于民间的力量和风俗,不敢悍然主张取消复仇,但对此设了限制,并主张官方干预.正是由于在经学上的取舍不同,才导致了汉代律令注释上纷繁复杂的局面.     

唐代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的礼仪属性问题

开元二十九年,玄宗所置玄元皇帝庙并非太庙,它属于古代礼制中的先圣祭祀,与文宣王庙、武成王庙性质相同。《新唐书》所载之高祖庙不在太原,而在龙门县,其性质是地方神祠。天宝二年,玄宗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这是玄元皇帝庙从先圣祭祀转向道教宫观祭祀的重大转折之一。天宝八载加"圣祖"及高祖以下诸帝尊号,并规定每至禘祫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昭穆,有认祖归宗之味,使太清宫祭祀朝着"太庙"发展。天宝九年规定太清宫及太庙祭祀改为朝献,南郊之前依次祭祀太清宫、太庙,使太清宫具备与太庙的同等重要地位。天宝元年亲享玄元皇帝庙,将玄元皇帝庙的礼仪纳入国家礼典规范中,道教科仪渗透到国家礼制之中。     

庄子“五法”养生获高寿

正远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庄子,就认识到生老病死如同昼夜一样,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以古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生死观为训,在生之年不寻欢作乐,空耗精力,也从不因为"老之将至"而畏惧死亡。庄子活到84岁,无疾而终,他的寿命比同时代的人平均寿命翻了一番多。概括起来,他的养生之术有五。一是少私。他认为"私"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一个人如果私心满腹,遇事便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孙闻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正周、秦历史的演变,先秦政治形态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概括为"周秦变革"。秦的统一,奠定了两千年的帝国制度,对两千年帝制的连续性发挥了重要影响,而具体实现经过及其意义,有待重新揭示。本书探讨秦统一历史进程中君主权力的巩固与发展,以"初并天下"政治现实的确立为线索,聚焦"集权君主制"下与秦君关系密切的统治政策、政治口号、政治名号、政治信物四个问题,进而展开考述,是第一部从政治文化角度系统研究秦君主集权的学术专著。     

“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

汉代养老制度确立于汉文帝,以后迭有变更;武威新简所载成帝令把汉代养老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宣帝本始二年实行的赐王杖制度和养老制度有相通之处,但并不同一。养老制度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义务赡养,而王杖仅赐予里父老、县、乡三老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他们沟通社情民意、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养老与王杖制度并行,目的都是建立和维护儒家的伦理系统以稳定社会秩序。     

清代“公出”的变异与治理

官员"公出"是皇权运转和地方社会治理的必要环节。为了保障、规范"公出",清廷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规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制度规范常被各级官员利用,或假"公出"之名行"非公"之事,或规避责任。"公出"的变异致吏治败坏,助长官场恶习。朝廷出台了不少治理措施,但往往事与愿违,收效甚微,流于形式。清代"公出"的变异与朝廷对变异的治理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一种博弈,反映了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疏离,以及地方社会自成一体的政治生态。     

“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族会便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新型形态。近代族会制度起源于上海,其建立并不是简单地给宗族组织披上民主的"洋装",而是希望通过援引"合群"思想,让原本分散的家族成员意识到彼此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本着自愿的原则走到一起,结合成为具有参与意识的社会公众,将家族组织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以解决家族组织中面临的族长专权、族产产权"公""私"不明等诸多矛盾。族会的出现,表明部分宗族面对时代大潮,努力做出相应的调整。族会并不应该视为当时宗族改良的普遍情况,但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宗族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6大平民抗衰老“仙草”

平民的抗衰老方法其实很多且都很有用,现在就告诉大家6大平民抗衰老"仙草"。何首乌:药店中出售的何首乌有生、熟之分,新鲜采挖的首乌经晒干或烘干后,就是生首乌;而将生首乌与黑豆汁拌匀,蒸至棕褐色,晒干成黑色,称为制首乌,也就是熟首乌。     

激励性监管:“孤儿药”的特殊属性与政府监管政策初探

"孤儿药"除具有普通药品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需求分散、供应成本高、公益性、信息不完全性和不对称、信息搜索成本高的特殊属性。同时它也是有典型公共物品特征的混合产品。有鉴于发达国家纷纷从国家层面采取激励性监管来保障罕见病患者对"孤儿药"的可获得性,而我国政府迄今尚未从国家层面上对罕见病和"孤儿药"进行定义,且目前医疗保障制度不能为罕见病患者提供相应保障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主动学习发达国家对"孤儿药"的成熟监管经验,为今后制定"孤儿药"激励性监管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