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力衰竭合并利尿剂抵抗的中西医治疗概述

<正>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各种主要心脏疾患进展过程的终末阶段,也是大多数心脏疾病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的基本生活质量^[1]。利尿剂的合理应用可以大大减轻心脏负荷,从而有效缓解心衰患者症状,恰当地使用利尿剂是心衰药物治疗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基础^[2]。有液体潴留证据的心衰患者均应使用利尿药物^[3],但近年来研究结果表明有近25%～30%的心衰患者可能会发生利尿剂抵抗,而中重度心衰患者发生利尿剂抵抗的概率明显升高,进而演变为难治性心衰,甚至会诱发急性心肾综合征^[4]。因此心衰合并利尿剂抵抗的治疗成为延缓心衰进展的一大重点。本文对于心衰合并利尿剂抵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做一概述。     

射血分数保留心衰常见合并症的研究进展

<正>射血分数保留心衰(heart failure with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HFpEF)是一种异质性综合征,具有多种临床表型和合并症^[1]。过去将其认为是一种以高血压、心脏肥厚和舒张功能减退为特征的血流动力学障碍疾病,但现在被认为是涉及多系统的临床综合征^[2]。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临床研究^[3-8]显示,HFpEF患者预后药物治疗的积极结果并未取得改善。因此,现有指南^[9]主要强调对HFpEF患者的病因和合并症进行筛查、治疗,希望通过治疗潜在病因和合并症来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既往研究^[10-11]表明,与射血分数减低心衰(heart failure with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HFr EF)相比,HFpEF患者合并症患病率更高。EMPEROR-Preserved研究^[12]公布的5 988例HFpEF患者基线特征显示,     

基于《四圣心源》探讨心力衰竭的病机与辨治

<正>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由任何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所致的、以心室充盈或射血功能受损为特点的一组复杂临床综合征,以呼吸困难、疲乏、心悸、双下肢水肿、活动受限等为主要表现^[1]。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投入的增加,目前我国心衰的规范化诊治已得到进一步推广,但心衰仍面临“预后差、难治疗”等诸多挑战^[2,3]。许多接受最大限度治疗后的心衰患者仍有保留症状和残余风险,     

NLRP3在扩张型心肌病中的研究进展

<正>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 cardiomyopathy,DCM)的特征是一个或两个心室的扩张和收缩障碍引起的一种常见的致命性心血管系统疾病^[1]。DCM的全球患病率高达40/10万^[2],其中欧美地区患病率约为36.5/10万^[3],我国的患病率约为19/10万^[4]。DCM可分为遗传型、获得型。遗传型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目前超过40%的DCM病例被证实是家族遗传的^[5],已发现DCM的致病基因超过60个^[6]。在非遗传因素方面,证实了DCM与炎症密切相关。     

家庭参与式助推模式对冠心病患者膳食质量的影响

<正>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冠心病死亡率达135.08/10万,农村达148.19/10万^[1],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水平。有研究表明,患者的膳食结构与冠心病严重程度有密切联系^[2]。2017年我国约263万例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归因于膳食因素,人数较2007年增长了38%^[3]。虽然健康宣教能够提升患者膳食方面的健康素养,但将健康素养转化为健康行为过程存在一定的脱节^[4]。     

共情理念导向下的整体护理对老年再发脑梗死患者应对方式及自我效能的影响

<正>脑梗死为脑血管疾病中常见病和多发病,起病急骤,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预后较差^[1]。尽管经及时治疗后能疏通梗死部位,改善脑血流,但患者康复后再发风险仍然很高,且再发脑梗死可加重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导致更高的致残、致死率^[2]。有研究显示,脑梗死患者负性情绪发生率较高^[3],而再发脑梗死危害性严重,更易使患者产生恐慌、     

基于功能障碍解决的老年帕金森病全周期康复管理

<正>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病程长且进展缓慢。1990—2016年，全球PD患者的数量多了1倍，已达600多万，预计到2040年，全球PD的患病人数会再次翻倍，主要患病人群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1]。据估计，在我国≥55岁和≥65岁的人群中，PD患病率分别为1.07%和1.67%，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测2030年我国PD患病人数将达500万^[2]，占全球PD患者数量的1/2 ^[3]。高发病率和高人口基数使得我国老年PD患者数量和健康负担迅速增加，需要积极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4]。基于此，     

脂质代谢及炎症状态与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PCI术后再狭窄的关系

<正>冠心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重要风险因素^[1-2]。临床上最有效的冠心病治疗手段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3]。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冠状动脉通常表现为小血管病变及多支血管弥漫性病变等,糖尿病患者PCI术后再狭窄(ISR)发生率比非糖尿病患者高2～4倍^[4]。目前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PCI术后再狭窄的独立风险因素尚不清晰。糖尿病患者长期的血糖代谢失调会逐步累及血脂代谢紊乱,致使高脂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5]。炎症对于冠心病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冠心病发病的独立风险因素^[6]。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续护理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术后患者健康素养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是糖尿病最严重的眼部并发症,以不同程度视力下降和视网膜反复出血为特异性表现,严重时可致盲^[1]。据研究统计,DR患者占糖尿病患者20.86%^[2],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目前,玻璃体切割术(pars plana vitrectomy,PPV)是治疗DR的高新技术,术后易发生并发症,如复发性出血、视网膜脱离和高压眼等^[3]。研究发现^[4],延续护理使患者出院后仍可以得到专业的护理指导,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但传统的延续护理模式存在较多缺陷,     

血栓风险评估方案配合循证护理用于髋关节手术患者深静脉血栓预防的效果观察

<正>因髋部疾病需行髋关节手术的患者以老年人居多,术后多伴后遗症^[1],其中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 DVT)是髋关节术后主要后遗症,发生率较高且危害较大,约为40%～60%^[2]。因此,对此类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预防DVT的发生及降低术后风险意义重大。但常规护理成效不佳^[3]。有研究表明,采用风险评估量表评估患者DVT发生的可能性及风险性再配合循证护理具有较好的效果^[4]。为此,本研究进行了临床观察。     

单核细胞分布宽度及其联合评分在脓毒症早期诊断中的效能

<正>脓毒症是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的症候群^[1]。一项针对全球脓毒症患者的回顾性研究^[2]显示,2017年全球脓毒症患者有4890万,死亡人数约1100万人,其病死率达19.7%。对于脓毒症患者,早期识别并及时给予恰当的处置可改善患者预后^[3]。由于脓毒症患者早期临床表现呈多样性,难以识别,导致相当比例的患者存在诊断及治疗延迟^[4]。目前,国内对疑诊脓毒症患者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降钙素原(PCT)、     

经皮耳迷走神经刺激抗炎作用的研究进展

<正>近年来,随着胆碱能抗炎通路(cholinergicantiinflammatorypathway,CAP)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4],迷走神经刺激疗法(vagusnervestimulation,VNS)已作为一种新型疗法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类风湿性关节炎^[5-6]、系统性红斑狼疮^[7]、炎性肠病^[8-9]、干燥综合征^[10]、外科术后神经炎症^[11]、局部炎症反应^[12]等急慢性炎症治疗。动物实验研究发现,VNS可抑制脂多糖诱导的全身炎症反应^[1],甚至,有学者认为,VNS可作为一种潜在疗法,预防或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相关炎症风暴,     

1例肝肺联合移植手术的术中精细护理

<正>肺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肺部疾病唯一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但重症肺炎间质性纤维化终末期合并酒精性肝硬化的患者单纯肺移植后,肝脏会进一步恶化,并不能存活,这类患者需要行肝肺联合移植^[1]。1987年Wallwork等^[2]报道了世界上首例成功实施的心肝肺联合移植术。1994—2019年,美国共实施肝肺联合移植术93例^[3]。国内相关报道较少,仅曾妃^[4]、王跃斌^[5]、王白羽^[6]等有过3例报道,     

神经调控技术在脑卒中后失语康复中的应用

<正>脑卒中是世界医学界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挑战之一。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剧,卒中患病率上升,死亡率处于较高水平。我国脑卒中发病率为120/10万-180/10万^[1],2020年中国40岁以上脑卒中患者高达1780万例,新发患者约340万例。约有三分之二的脑卒中患者伴有运动、语言、认知、及情感等功能障碍。卒中后失语(Post-stroke aphasia,PSA)是语言皮质损害或与语言相关的脑网络功能障碍所导致的一种语言障碍^[1],发生率为21%-38%^[2]。     

肠道微生物与心房颤动相关性研究进展

<正>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一种在成人中最常见的心律失常,文献报道成人AF患病率为2%～4%^[1],2019年全球约有AF/房扑(atrial flutter,AFL)患者5970万人^[1],造成沉重医疗负担、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近期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不仅可促进AF的发生和进展^[2-5],且在AF人群的危险分层,包括预测血栓风险^[6-7]、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风险^[8]等方面起重要作用,本文就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中医药防治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研究进展

<正>头颈部恶性肿瘤已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常见肿瘤,占全身恶性肿瘤的8%左右^[1],大部分患者在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2],且其5年生存率约40%～50%^[3]。因为人体头颈独特的解剖结构及其对电离辐射的高度敏感性,故以放射性治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是目前临床上治疗该种疾病首选治疗手段^[4]。在放疗过程中,放射线在杀伤恶性肿瘤细胞的同时,     

沙库巴曲缬沙坦对持续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心功能及心脏重构的影响

<正>目前,射频消融术是治疗持续性房颤的首选方法^[1]。但患者术后常无法及时恢复窦性心律,因此需要联合复率药物,如胺碘酮等。沙库巴曲缬沙坦是一种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类药物,可改善心功能,降低心衰死亡率且毒副作用低^[2]。基于此,本研究将其应用于持续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患者,观察对其心功能、心脏重构的影响。1资料与方法1.1 一般资料选取2018年9月—2020年9月本院收治的80例持续性房颤合并心力衰竭患者。     

循环肿瘤DNA检测在肺癌的临床应用

<正>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22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库显示，肺癌仍然是导致全球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且大多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总体预后较差^[2,3]。胸部CT和肿瘤组织活检是目前肺癌早期筛查、监测病情进展、评估治疗效果的主要临床方法^[4]。然而目前在高危人群中进行胸部CT和组织活检的比例并不高^[5]。因此一种新型肿瘤检测方式：液体活组织检查，已成为近几年癌症管理中的关键工具。     

巨大恶性颈动脉体瘤患者行开放手术的围术期观察与护理

<正>颈动脉体瘤是一种在临床上较为少见,位于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的化学感受器肿瘤^[1]。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每十万人中有1～2人患病,约占所有人体肿瘤的0.012%^[2],其中仅有5%～10%为恶性^[3]。外科手术切除是治疗恶性颈动脉体瘤的首选方法,应依据肿瘤的位置、大小及侵犯的程度等选择手术方式^[4],如何做好围手术期护理,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是临床护理的一个巨大挑战。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于2019年收治1例巨大恶性颈动脉体瘤患者,经过精心护理,患者顺利出院,现报道如下。     

老年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患者围手术期心理体验的质性研究

<正>脑卒中是中老年人群最常见的脑血管疾病。截至2018年底,我国40岁以上居民中,脑卒中患者约1242万^[1],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IS)占总数的75%～90%。文献报道,大于30%的颈动脉狭窄患者可发生缺血性脑卒中^[2]。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是颈动脉狭窄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是脑卒中防治适宜推广技术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的关键技术^[3],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术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为1.7%～25.0%^[4]。目前,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围手术期管理多为护理人员常规进行的术前、术后护理经验总结以及围手术期并发症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