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重评策略对抑郁倾向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研究

目的：旨在探讨不同认知重评子策略对抑郁倾向大学生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调节效果。方法：通过2个实验,分别以46名和50名大学生为被试,且每个实验中抑郁倾向和健康大学生各半。分别使用指示词提示被试采用卷入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上调积极情绪,采用分离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下调消极情绪,并评定情绪调节效果和成功程度。其中情绪调节效果的测量指标为情绪调节后的情绪体验自我等级评分,成功程度的测量指标为个体对策略运用成功程度的自我等级评分,即个体对自我真实使用调节策略的程度的评价。结果：抑郁倾向个体使用卷入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均能有效地上调积极情绪,两者之间效果无显著差异。使用积极认知重评策略调节消极情绪的效果显著好于分离认知重评策略的效果。结论：卷入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均能有效上调抑郁倾向个体的积极情绪,而分离和积极认知重评策略能有效降低抑郁倾向个体的消极情绪,且积极认知重评策略的效果更佳。     

情绪抑制和认知重评对BPD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目的:比较情绪抑制和认知重评两种调节方式对BPD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以20名BPD患者为被试,采用生理心理实验法测量被试观看电影片段的主观体验变化和生理反应变化.结果:在观看负性情绪片段3期间,认知重评组的负性体验较少、生理唤起较低;在情绪恢复阶段,认知重评组的负性情绪恢复得更快.结论:认知重评能有效调节BPD患者的负性情绪.     

羞怯对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影响: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角度入手,探讨羞怯对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的影响。方法:选取786名11-20岁之间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羞怯量表、情绪调节策略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进行测量。结果: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羞怯与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之间起中介作用。     

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性别差异(英文)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研究以900名13-18岁的青少年群体作为被试,采用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中文版,调查了这一阶段个体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被试认知重评使用频率的性别差异、年龄差异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在控制了被试的人格特质和积极消极情绪体验后发现,女性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男性。     

情绪及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

目的:考察不同情绪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对于被试认知灵活性的影响。方法:采用情绪调节问卷筛选出不同情绪调节策略的62名大学生作为被试。为启动对应情绪,随机分配每位被试观看积极、消极或者中性影片片段;之后要求58名情绪已启动的被试执行包括保持和转换两个阶段的数字分类任务。保持阶段要求被试对特定颜色的靶数字反应,同时忽略其他颜色的数字;转换阶段要求被试对其他颜色的靶数字反应,而原先的靶数字的颜色则作为分心数字的颜色。保持结束阶段与转换开始阶段的反应时之差为即为转换损失,作为表现认知灵活性的因变量。结果:不同情绪启动下被试的转换损失存在显著差异(F=3.474,P=0.038);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P=0.031)、中性情绪(P=0.023)均存在显著差异,但消极情绪条件与中性条件(P=0.882)的差异不显著。情绪调节策略在转换损失上的差异不显著(F=0.562,P=0.457),情绪调节策略和启动情绪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0.352,P=0.705)。结论:相比于消极和中性情绪,积极情绪能显著提高被试的认知灵活性;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认知灵活性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情绪状态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目的:探讨情绪状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方法:用简明心境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对55名成瘾大学生和342名正常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情绪状态上,网络游戏成瘾者抑郁-沮丧,疲惫-惰性,困惑-迷茫显著高于正常组(P<0.05);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上,成瘾者多用灾难化和责备他人(P<0.01),较少用关注计划、积极重评、视角转换(P<0.01);成瘾者的消极情绪状态与少数调节策略存在显著正相关;责备他人、疲劳-惰性、有力-好动是成瘾的危险因素(OR=1.620,1.183,1.111)。结论:不良心境状态和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的危险因素。     

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在我国中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检验情绪调节量表在中国中学生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研究首先选取了1167名11-19岁的中国青少年进行测试,在所有样本中抽取130人间隔2周实施重测,同时测查了中文版大五人格量表和积极消极情绪量表。结果:认知重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表达抑制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6。两周之后认知重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74,表达抑制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73。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支持了中文版情绪调节量表的二因素模型。中文版的情绪调节量表的认知重评维度与宜人性、严谨性、外向性以及开放性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与积极情绪体验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体验呈显著负相关;情绪调节量表的表达抑制维度与宜人性、外向性呈显著负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情绪体验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体验呈显著正相关。结论:情绪调节量表中文版在中学生中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自动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个体负性情绪的作用

目的:探讨自动情绪调节策略对焦虑者负性情绪的调节作用。方法:以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ATI)为标准,筛选出焦虑组和正常组被试各90名,以句子整理任务启动不同的自动情绪调节策略。结果:①启动自动表达抑制策略时焦虑组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显著高于正常组,而启动自动认知重评策略时两组无显著差异;②焦虑个体在自动认知重评策略的调节下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最低,而无策略组的唤醒度最高。结论:自动认知重评和自动表达抑制均能有效下调焦虑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且自动认知重评的效果优于自动表达抑制,因此自动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缓解焦虑个体的焦虑感。     

积极重评和分离重评对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目的:比较两种认知重评方式(积极重评和分离重评)对调节个体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的影响。方法:以65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生理心理实验法测量被试在自然观看和重评观看阶段,对诱发不同情绪(悲伤和恐惧)的视频片段的情绪体验和生理反应变化。结果:1两种认知重评都能显著地提高情绪效价和皮肤电水平,降低总体情绪强度、目标情绪强度和心率;2积极重评比分离重评能更显著地提高悲伤情绪的效价,但这种效果只在男性身上起作用;3分离重评比积极重评能更显著地降低恐惧情绪强度和心率。结论:积极重评和分离重评都能有效地调节消极情绪,但两者之间存在调节效果的差异。     

情绪与认知方式对决策的影响

目的:探索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以及认知方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以192名大一学生为被试,采用文本材料为刺激材料来启动积极和消极情绪,然后让不同认知方式和情绪状态的被试进行决策判断,实验采用2(情绪类型)×2(认知方式)的被试间设计。结果:①情绪的主效应非常显著,由消极情绪诱发的被试与由积极情绪诱发的被试,最终的决策结果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②认知方式对情绪和决策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它调节着两者关系的强度。结论:对决策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情绪,认知方式与情绪对决策的交互作用显著。     

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情绪的中介作用

目的:本研究探索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影响,及正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自陈式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已婚全职员工作为研究对象,最终获得有效数据239份.结果: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负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正相关;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正相关、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负相关;负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冲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正性情绪在认知重评与工作家庭双向促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认知重评策略能够通过改善个体的情绪,促进工作家庭间的平衡,而表达抑制非但无法帮助个体处理好工作家庭关系,反而会破坏工作家庭间的平衡.     

大学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

目的:考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的调节效应。方法:选取222名大学生被试,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斯坦福情绪调节量表(ERQ)、情绪表达灵活性量表分别测试正念注意觉知水平、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和情绪表达灵活性水平。结果:情绪表达灵活性得分与正念水平呈正相关(r=0.363,P0.01),与认知重评呈负相关(r=-0.214,P0.01),情绪表达灵活性可以调节正念与认知重评的关系(β=-0.131,P=0.006),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483,P=0.0049);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01,P0.05);情绪表达灵活性在正念水平与表达抑制关系中同样存在调节效应。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组,正念水平可以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2,P0.01);但对于高情绪表达灵活组,正念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无预测作用(β=-0.02,P0.05)。结论:对于低情绪表达灵活性个体,可以用提高其正念水平的方法来提高其使用认知重评及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

目的:考察青少年暴力犯的情绪调节方式,以及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的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对其是否为暴力犯的预测作用。方法:以AQ攻击性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和情绪表达问卷对191名北京市某中学的高一学生和某几个看守所的174名未成年暴力犯进行测查。结果:青少年暴力犯比普通中学生更少使用认知重评(B=0.59,P<0.001)、更少使用压抑的情绪调节方式(B=-0.50,P<0.01),更少的积极情绪表达(B=0.71,P<0.001);性别和是否暴力犯在认知重评(F(1,341)=6.07,P=0.009)和压抑(F(1,341)=8.21,P=0.004)的使用程度上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在消极情绪表达上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1,341)=3.33,P=0.07)。结论:情绪调节方式和情绪表达方式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发生密切相关。     

初中生情绪变异性与自评精神症状的关系

目的:探讨初中生的情绪变异性与自评精神症状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法,在四川省一所初中抽取129例学生(初一42例,初二47例,初三40例),采用日重现法(DRM)连续两周记录情绪变异性分数(情绪体验的标准差/情绪体验的均值),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调查学生的自评性精神症状,青少年情绪调节问卷调查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结果:日重现法得到的积极情绪分数显著高于消极情绪分数(2.7±0.7)vs.(1.4±0.3),P0.001,消极情绪变异性显著高于积极情绪变异性(0.4±0.1)vs.(0.3±0.1),P=0.012。消极情绪变异性、积极情绪变异性均与SCL-90总分有显著正相关(r=0.34,P0.001;r=0.24,P0.001)。消极情绪变异性和积极情绪变异性对SCL-90分数的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28和0.21,P0.001)。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对SCL-90分数的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24,P0.001),认知沉浸的情绪调节策略对SCL-90分数的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14,P=0.037)。认知沉浸的情绪调节策略对消极情绪变异性直接效应显著(通径系数为0.13,P=0.041)。结论:积极情绪变异性和消极情绪变异性均可能导致初中生的自评精神症状增加。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英文）

本研究拟从情绪调节策略角度入手,探讨情绪调节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研究以年龄15~18岁(M=16.42,SD=1.08)之间的75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考试焦虑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情绪调节策略量表,探讨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与考试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中学生考试焦虑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中学生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率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表达抑制策略使用频率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呈显著负相关,与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呈显著正相关;中学生认知重评策略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考试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护理专业中职生核心自我评价与情绪调节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我报告法、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情绪调节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对护理专业中职学生进行网络调查,获得有效数据800份。结果:除表达抑制与核心自我评价、主观幸福感相关不显著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核心自我评价、认知重评、主观幸福感间两两相关显著;核心自我评价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中介效应显著,核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结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直接预测护理专业中职生主观幸福感,还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能通过核心自我评价与认知重评的链式中介作用预测主观幸福感。     

母亲抑郁与青少年认知重评的关系: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母亲抑郁、母亲教养方式(关切-引导,温暖)与青少年认知重评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教养方式问卷和情绪调节量表,测量了1212对青少年双生子及其母亲。结果:①母亲抑郁和青少年认知重评显著负相关,母亲教养方式和青少年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母亲抑郁和教养方式显著负相关。②母亲抑郁与青少年认知重评之间的相关可以由母亲教养方式完全介导。结论:母亲抑郁通过其教养方式影响青少年认知重评。     

大学生中庸思维在情绪调节和情绪间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中庸思维与情绪状态间的关系。方法通过收集369份在校大学生的量表结果,其中包括情绪调节问卷、中庸信念/价值量表、正负情绪检核表。结果①认知重评与正性情绪正相关、与负性情绪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正相关(r=0.259～0.159,P>0.05);中庸思维与认知重评有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绪有显著负相关(r=0.312,0.160;P>0.05);②中庸思维在认知重评与情绪之间没有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负调节作用(β=-0.114,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高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无显著相关(r=0.107,P>0.05),中庸思维程度较低时表达抑制与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r=0.225,P>0.01)。结论中庸思维使个体倾向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较高的中庸思维程度不易受到表达抑制的负面影响。     

运用反应时探究小学生情绪认知发展特点

目的：探究小学儿童情绪认知的发展特点。方法：采用计算机实验方法和反应时评价指标，运用80对情绪词汇推测小学儿童对四个不同类别情绪（基本积极情绪、基本消极情绪、积极自我意识情绪、消极自我意识情绪）的认知发展差异，以及对引发情绪的原因、情绪的外在行为反应、情绪的后继调节三个维度的认知发展差异。结果：小学儿童对引发情绪的原因、外在行为反应、后继调节三个维度的反应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289．5、1164．6、1295．7，F=13．535，P〈0．001），且三个维度认知反应时2年级学生均长于4、6年级（P〈0．01），对四个不同类别情绪认知的反应时差异无显著性（1237．1、1269．8、1222．8、1305．2，F=1．520，P=0．220），四个类别的情绪认知反应时2年级均长于4、6年级（P〈0．01）。结论：儿童对情绪行为认知的加工速度最快，对消极自我意识认知的发展相对较慢，且均在2—4年级间发展迅速。     

企业员工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情绪调节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社会支持问卷、主观幸福感问卷和情绪调节量表对252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结果:1企业员工社会支持与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r=0.30,0.38;P0.01),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37,0.47;P0.01),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r=0.26,P0.01);2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37%和77.4%;3不同性别、年龄、职位、岗位的员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的程度不同。结论: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都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在对支持的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