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不同类型父母教养方式对个体成就动机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四种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成就动机的影响。方法:于2005-08/2005-10随机抽取湖北省四所高校的50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采用由作者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该问卷共40个题项。由专制型教养方式、民主型教养方式、溺爱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4个分问卷构成。各分问卷的信度系数在0.61～0.86之间,且各分问卷都有较好的信、效度。由Gjesme.T和Nyard.R编制的“成就动机测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追求成功动机和避免失败动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以班为单位团体测试的方式,要求被试逐项填写,两份问卷一次完成。结果: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5份熏问卷回收率为97%。①不同居住地的大学生在民主型教养方式和追求成功上的得分存在差异(S大城市=41.0000±6.5683,S小城镇=37.6476±5.7267,S农村=39.0271±5.6027,F=6.281,P<0.05鸦S大城市=9.3750±1.6850,S小城镇=8.2423±2.2924,S农村=8.8235±2.3022,F=7.007熏P<0.01)。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成就动机其他各分问卷上的得分均不存在差异。②大学生在专制型、忽视型和溺爱型父母教养方式分问卷上的得分与其成就动机量表上追求成功分量表的得分存在显著负相关(r=-0.121,-0.162,-0.156,P<0.01,P<0.001),民主型教养方式分问卷的得分与成就动机量表上避免失败分量表的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r=-0.196,P<0.001)。③将485名大学生在成就动机量表中得到的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由高到低取总人数的27%作为高成就动机组,由低到高取总人数的27%作为低成就动机组。高、低成就动机组在民主型教养方式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上的得分差异极其显著(40.0826±5.3721,36.5950±5.7177,t=4.890,P<0.001;18.7438±5.1889,20.9917±5.6796,t=-3.214,P<0.001),在其他教养方式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④大学生成就动机与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回归分析结果,大学生成就动机与民主型教养方式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205(P<0.001)。结论: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专制、溺爱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与成就动机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民主型教养方式与成就动机量表得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民主型教养方式对其成就动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与急性脑梗死患者心理状况的比较

目的：比较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急性脑梗死患者的心理状况、应对方式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选择2003-07／2004-07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收治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85例，急性脑梗死患者88例，采用心理状况问卷（共52个条目，包括4个维度：主观健康感30分，无能为力感30分，沮丧感30分，社交障碍感15分，评分越高说明以上感觉越强烈）调查患者的心理状况。采用医学应对问卷[共20个条目，包括面对（20分），回避（20分），屈服（10分）3个分量表]测评患者的应对方式，同时探讨心理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结果：收回完整合格的问卷173份。①患者心理状况问卷得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主观健康感得分高于急性脑梗死患者（24．08&;#177;7．23．18．35&;#177;5．84，T=-2．535，P=0．000），无能为力感和沮丧感得分低于急性脑梗死患者（28．64&;#177;5．09，29．95&;#177;4．55；20．12&;#177;3．86，24．08&;#177;4．27，P〈0．05）。②医学应对问卷得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组患者回避量表得分高于急性脑梗死患者，屈服量表得分低于急性脑梗死患者（16．23&;#177;4．08，14．76&;#177;3．55：7．95&;#177;3．40，9．83&;#177;4．13，P〈0．05）。③心理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的自主健康感，无能为力感得分与面对及回避应对方式相关（r=0．739，P〈0．05，）；沮丧感和社交障碍感得分与屈服应对方式相关（r=0．687，P〈0．05）。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自主健康感，无能为力感、沮丧感和社交障碍感均与屈服应对方式相关（r=0．837，P〈0．001）；无能为力感得分与回避应对方式相关（r=0．825，P〈0．01）．结论：急性脑梗死患者心理状况较差，比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持，对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急性脑梗死患者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干预。     

父母养育方式与犯罪青年人格障碍形成的关系

目的：探讨父母养育方式与青年罪犯人格障碍形成的关系。方法：选择江苏省某劳教所2003-11监狱内接受劳教的人员500人。由专业人员主持团体测试．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该量表为子女评价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修订中文版共66个条目，包括6个父亲因子分和5个母亲因子分，信度和效度都较明显）和人格诊断问卷（第4版）（对问卷中的每题以“正确”或“错误”回善。回答“正确”将作为病理反应记分，分数越高表明人格障碍的症状越多），人格诊断问卷（第4版）评分高于42分者，且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诊断标准确诊人格障碍病例．设为人格障碍组。人格诊断问卷（第4版）评分低于42分者．且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诊断标准确诊人格正常者，设为正常组。结果：发出问卷500册，收回回答规范、完整问卷427份。确诊的人格障碍组共113人．正常组314人，①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各因子得分的比较：母亲的情感温暖、过度保护、偏爱、拒绝各因子得分均高于父亲（53．33&;#177;922，5023&;#177;9.11；39．09&;#177;6．88．3664&;#177;658；11．08&;#177;3．09，10．50&;#177;3.06；13.34&;#177;4．28，9.86&;#177;3.07）．而惩罚、严厉因子得分低于父亲（13.52&;#177;4.39，19.62&;#177;5.60），②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各因子得分相关关系的分析：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相同因子得分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6）；父母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都各自与对方的情感温暖呈低度负相关．父亲的偏爱与母亲的惩罚严厉也呈征度负相关（相关系数〉0．1）。③人格障碍组与正常组父母教养方式比较：人格障碍组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明显低于正常组（47.92&;#177;8.79，51．06&;#177;9.10；50.60&;#177;9.63，54.32&;#177;8.88），而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正常组（22.25&;#177;6.31，18．66&;#177;5.00；11.32&;#177;3.59，9.33&;#177;2.67。15.44士4．87．12.83&;#177;4．00；14.61&;#177;4.62，12．88&;#177;4.06）．父亲的过度干预母亲的偏爱因于分也高于正常组（23.39&;#177;4．41．22.27&;#177;4 .51；11.60&;#177;3.32，10．89&;#177;2.98），结论：父母养育方式存在一定的分歧。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超出了一定限度．易造成于女心理冲突，难以获得心理和行为的同一，导致他们的社会行为出现偏差。有人格障碍罪犯父母明显存在高惩罚、严厉．高拒绝、否认与低情感温暖、理解以及父亲的过度干预、母亲的偏爱这样一种不良养育模式。父母的不良养育方式是犯罪青年人格障碍形成的危险因素。     

比较不同背景理工科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目的：对不同背景的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比较，可以针对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提高教育效率。 方法：于2006-02整群随机抽取四川理工学院800名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测评心理健康水平，它共包含90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附加项10大类。每项按严重程度分为1-5级评分，即无、轻度、中度、相当重、严重。分数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以团体测试的方法进行，采取统一指导语，并由主试简单说明测验的目的和意义，全部参试者在规定的时间（30min）交卷。 结果：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82份。其中城镇来源420名，农村来源362名；独生子女644名，非独生子女138名；学生干部220名，非学生干部562名；文科类350名，理工科类318名．艺术类114名。①女大学生症状自评量表的全部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全国青年的平均水平（躯体化：1．50&;#177;0．52，1．34&;#177;0．45；强迫症状：1．98&;#177;0．59，1．69&;#177;0．61；人际敏感：1．85&;#177;0．61，1．76&;#177;0．67；抑郁：1．84&;#177;0．65，1．57&;#177;0．61；焦虑：1．63&;#177;0．56，1．42&;#177;0．43；敌对：1．72&;#177;0．59，1．50&;#177;0．57；恐怖：1．47&;#177;0．50，1．33&;#177;0．47；偏执：1．69&;#177;0．59，1．52&;#177;0．60；精神病性：1．58&;#177;0．53，1．36&;#177;0．47；附加项：1．68&;#177;0．54．1．33&;#177;0．45，P均〈0.001）。②城镇来源女大学生除了在敌对、精神病性得分稍低于农村来源女大学生外，其余因子得分均高于农村来源女大学生，但所有因子得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③独生子女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差异有显著性（P〈0．001）。④除了强迫症状、敌对、恐怖、精神病性及附加项外，在量表的其他因子得分上．非学生干部都显著高于学生干部（P〈0．05-0．001）。⑤文科、理工科、艺术类女大学生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除人际敏感外各因子差异不存在显著性（F=3．194, P〈0．05）。两两比较发现，文科女大学生人际敏感、抑郁因子得分明显高于艺术类，差异有显著性（1．90&;#177;0.65，1．76&;#177;0.57；1．92&;#177;0．70，1．77&;#177;0．62，P〈0．05），其他各因子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文科和理工科、理工科和艺术类女大学生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①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明显的问题。②独生子女、学生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较好。③不同来源和不同学科类别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无差别。     

理工科大学不同年级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

目的：对不同年级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以确定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年级，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 方法：于2006-02整群随机抽取四川理工学院800名女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测评心理健康水平，它共包含90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附加项10大类。每项按严重程度分为1～5级评分，即无、轻度、中度、相当重、严重。分数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采取分专业、分年级的团体施测方式进行，由主试简单说明测验的目的和意义，让被试阅读完指导语后，对90个问题涉及的症状作出自评判断，全部参试者在规定的时间（30min）交卷。结果：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82份。其中一年级196名，二年级240名，三年级196名，四年级150名。（必个年级女大学生症状自评量表各因子得分比较：除敌对外，其他各因子差异都存在显著性。二、三年级女生各项因子得分相对较高（躯体化：1．33&;#177;0．43，1．66&;#177;0．57，1．55&;#177;0．43，1．44&;#177;0．32，F=5．204，P〈0．01；强迫症状：1．93&;#177;0．59，2．10&;#177;0．61，1．98&;#177;0．59，1．85&;#177;0.50，F=3．114，P〈0．05；人际敏感：1．81&;#177;0．63，1．94&;#177;0．63，1．90&;#177;0．60，1．68&;#177;0．64．F=3．156，P〈0．05；抑郁：1．74&;#177;0．64，1．99&;#177;0．70，1．84&;#177;0．64．1．68&;#177;0．64．F=3．656，P〈0．05；焦虑：1．52&;#177;0．55，1．74&;#177;0．60，1．65&;#177;0．58，1．58&;#177;0．44，F=2．993，P〈0．001；敌对：1．47&;#177;0．52，1．83&;#177;0．62，1．80&;#177;0．62，1．74&;#177;0．52，F=7．909，P〉0．05；恐怖：1．48&;#177;0．52，1．53&;#177;0．50，1．49&;#177;0．53，1．35&;#177;0．39，F=2．184，P〈0．01；偏执：1．57&;#177;0．63，1．82&;#177;0．60，1．71&;#177;0．57，1．60&;#177;0．49．F=3．954，P〈0．01；精神病性：1．47&;#177;0．49，1．68&;#177;0．55，1．64&;#177;0．61，1．47&;#177;0．37，F=4．740，P〈0．01；附加项：1．56&;#177;0．47，1．80&;#177;0．54，1．71&;#177;0．59，1．61&;#177;0．52，F=4．185，P〈0．01）。②一年级女生强迫、抑郁、恐怖、总均分大于全国青年常模，差异存在非常显著性（P〈0．05～0．001）。二年级女生的各因子得分都大于全国青年常模，差异有极显著性（P〈0．001）。三年级女生除人际敏感外其他各因子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均存在显著性（P〈0．001）。四年级女生强迫、抑郁、焦虑、敌对、附加项、总均分大于全国青年常模，差异存在显著性（P〈0．05～0．001）。 结论：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大二、三年级是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年级。     

年级及性别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际关系的影响

目的：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际关系相关因素进行调查，探讨不同年级及性别的差异。方法：于2004-09／09对济南4所大学的579名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际关系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采用①生活事件量表：依据刘贤臣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主要摘用其中人际关系因子Ⅰ部分。②人际信任量表：包含各种环境下和不同角色的人际信任。③人性哲学修订量表：包括“相信人基本上都是善良的”正因子和“愤世嫉俗”负因子。④信赖他人量表：信任程度愈高得分愈低。⑤容纳他人量表：测试容纳他人和被他人容纳。⑥自制的调查问卷：如一般资料、个人特征、经济状况、家庭环境父母教育方式和最影响情绪和心理的10大问题。观察不同性别、不同年级间大学生人际信任各测量指标；人际信任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回答完整问卷579份，有效率96．5％。①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评分，无论是人际信任量表或是人性哲学值得信赖因子分男生均明显高于女生（31．56&;#177;8．50，29．82&;#177;8．43，t=2．47，P〈0．05；31．07&;#177;8．60，29．83&;#177;7．96，t=2．58，P〈0．01），而人际关系紧张的发生率以及生活事件量表人际关系因子分则正相反，男生明显低于女生（22．47％，31．71％，X^2=6．52，P〈0．05；7．49&;#177;2．81，7．98&;#177;3．21。t=2．94，P〈0．05）。②大一学生的人际信任、值得信任、被人容纳得分明显低于其他各年级学生，[（77．94&;#177;9．21，80．19&;#177;9．05。80．81&;#177;9．19，79．88&;#177;8．83），（28．81&;#177;8．71，30．96&;#177;7．83，31．32&;#177;9．09，30．65&;#177;8．45），（15．90&;#177;3．58，16．92&;#177;3．22，17．03&;#177;3．26，16．84&;#177;3．80），t=2．0-4．39，P〈0．05-0．011，而人际关系紧张的发生率及负性生活事件的人际关系因子分高于其他年级f37．5％，25．4％，22．3％，25．5％，X^2，=2．56-6．24，P〈0．05；8．29&;#177;3．16，7．74&;#177;2．98。7．58&;#177;2．84，7．70&;#177;3．01，t=2．2-2．96，P均〈0．051。③人际信任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按作用大小依次为健康状况（-0．2534）、兴趣爱好（0．2264）、家庭住址（0．1951）、母亲教育方式（0．1046）、性格类型（0．0845）五项因子的回归系数，在α=0．05水平上进入回归模型且有显著性意义（t=2.11-5.70）；④人际关系与人际信任呈显著正／负相关（r=-0．3964～-0．4600，P〈0．01或r=0．1222-0．1900，P〈0．05）。结论：本调查结果显示，人际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好坏；男生的人际信任和人际关系好于女生。高年级的学生好于大一的学生，且与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生活费来源、兴趣爱好、家庭住址、父母亲教育方式及性格类型等多种因素有关。     

高中生应付方式与儿童期虐待的关系

目的：调查高中生应付方式与儿童期受到躯体、或情感伤害以及日常照顾等方面被严重忽视即儿童期虐待的关系。方法：于2004年12月，在广东省惠州市两所普通高中，随机抽取8个班级共356名学生。采用应付方式问卷（共有100个条目，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6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分值越高表示越倾向使用该应对方式）和儿童期虐待问卷自评量表（共有28个条目，分为5个分量表：①情感虐待。②躯体虐待。③性虐待。④情感忽视。⑤躯体忽视。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1分：从不；2分：偶尔；3分：有时；4分：经常；5分：总是。每个虐待分量表5-25分，总分25-125分）对356名高中学生进行测评。按儿童期虐待严重程度（以总分27分为界限）分为高分和低分两组，分析高中生应付方式与儿童期虐待的关系。由班主任组织进行团体测验。答完问卷后当场回收。结果：发放问卷356份，剔除不完整问卷21份，共收回回答完整问卷335份。①儿童期虐待问卷总分严重程度比较：儿童期虐待问卷各分量表分在5．5～11．95之间。情感忽视为11．95&;#177;4．15，居名分量表分之首。②不同性别分量表分的区别：男性高中生儿童期性虐待显著高于女性（5．76&;#177;1．78，5．25&;#177;0．82，P〈0.05）。③不同性别高中生应付方式的比较：男性较女性更多的采用退避应付方式（0．48&;#177;0．20，0．43&;#177;0，20，P〈0.05），其余项目两性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④儿童期虐待高分组、低分组应付方式区别：高分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应付方式显著高于儿童期虐待低分组（0.48&;#177;0．25，0.25&;#177;0．20；0，56&;#177;0．20，0．45&;#177;0．18；0．53&;#177;0．20，0．42&;#177;0．18；0．48&;#177;0，17，0，37&;#177;0．14，P〈0．05），而求助应付方式则显著低于低分组（0.52&;#177;0．30，0.65&;#177;0．23，P〈0.05）。解决问题应付方式两组差异不显著（0．71&;#177;0．21，0．72&;#177;0，18，P=0．93）。结论：城市高中生经历不同程度的儿童期虐待，尤其是情感忽视。他们的应付方式与儿童期虐待明显有关，儿童期虐待严重者更多的采用不成熟的应付方式。     

高龄健康老人147名人格心理特征调查

目的：有针对性深入地了解高龄老年人的人格心理特征，为提高高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调查方法，对2000—02／10郑州铁路局中心医院保健科参加体检的郑州铁路局机关及直属单位70岁以上离退休职工147名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和医院用焦虑抑郁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有4个分量表组成：①内一外向。②神经质或情绪性。③精神质或倔强性。④掩饰或假托。医院用焦虑抑郁量表包含两个分量表：①焦虑。②抑郁。焦虑、抑郁两个分量表的分值划分为：0～7分属无症状，8分为临界值。8～10分症状可疑，11—21分存在症状。结果：共发放问卷147份，回收问卷147份，其中有效问卷131份。①高龄老年人医院用焦虑抑郁量表各分量表平均值均属正常范围，其中有抑郁情绪者占17．9％：有焦虑情绪者占21．6％，且多属轻度。②艾森克人格问卷结果显示，高龄男性在神经质或情绪性、精神质或倔强性分量表评分明显低于16～69岁常模组（7．88&;#177;4．51，10．06&;#177;4．62：3．40&;#177;3．00．6．08&;#177;3．22，t=4．1964，-7．5033，P〈0．001）、掩饰或假托分量表明显高于16～69岁常模组（16．23&;#177;2．63，13．90&;#177;5．77，t=7．2057，〈0．001），高龄女性神经质或情绪性、精神质或倔强性分量表评分明显低于16～69岁常模组（8．73&;#177;4．93，10．98&;#177;4．66；2．73&;#177;1．93，5．34&;#177;2．95，t=-2．9932．-8．0111．P〈0．001），掩饰或假托、内外向分量表明显高于16～69岁常模组（14．96&;#177;3．36，11．99&;#177;3．50；11．54&;#177;4．79，9．03&;#177;4．12，t=5．7122，3．4787，P〈0．001）。高龄男性掩饰或假托分量表评分高于女性（拄2．0591，P〈0．05）。③焦虑与神经质或情绪性、精神质或倔强性呈正相关（r=0．6281，0．1476．P〈0．001，0．05），与掩饰或假托、内外向无显著性相关（P〉0．05），抑郁与神经质或情绪性、精神质或倔强性呈显著性正相关（r=0．3700，0．2136，P〈0．001，0．01），与掩饰或假托、内外向呈负相关（r=-0．1540．-0．2046，P〈0．05，0．01）。结论：高龄老年人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良好，无明显的焦虑、抑郁情绪。在艾森克人格问卷中，高龄老年人的精神质和神经质显著降低，情绪稳定，能较好适应环境；不良的人格特征，如高神经质和精神质易导致焦虑、抑郁的发生，而开朗外向、低掩饰性的人格会使抑郁性降低，减少抑郁症的发生。     

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教养方式特征

目的：与正常健康者进行比较，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教养方式的特征。方法：选择2002-07／12广州市脑科医院的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100例作为病例组，本院健康职工及实习学生50例为正常对照组，均自愿合作。按要求独立完成量表评分者病例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为83和48例。采用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中文版对两组被试进行评分比较，父亲教养方式包括6个因子：①情感温暖、理解。②惩罚、严厉。③拒绝、否认。④偏爱被试。⑤过分干涉。⑥过分保护。母亲教养方式包括5个因子：①情感温暖、理解。②惩罚、严厉。③拒绝、否认。④偏爱被试。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量表评分由实施者向被试解释评分方法后，由被试在50min内独立完成。结果：进入结果分析病例组和正常对照组分别为83和48例。①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敦养方式评价量表因子分中父亲及母亲的惩罚、严厉和否认、拒绝两项因子分（19．52&;#177;5．96，10．37&;#177;3．43：16．19&;#177;6．91，14．06&;#177;5．321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6．71&;#177;3．92，8．54&;#177;3．01：12．02&;#177;2．94，11．85&;#177;3．09）（t=2．630&;#177;3．973，P〈0．01）。②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分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47．10&;#177;9．01，51．58&;#177;6．68，（t=2．999，P〈0．01）]。③母亲的偏爱被试因子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1．46&;#177;3．56，9．63&;#177;2．90，（t=2.888，P〈0．01）]。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过多的惩罚、责骂缺乏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这在父亲的教养方式中更为突出；且母亲对子女的过分偏爱也与子女的患病有关。提示应采取积极的家庭干预措施，指导父母正确教养子女，从而促进患者的康复。     

血液肿瘤患儿父母焦虑状况与应对方式的调查

目的：了解血液肿瘤患儿父母焦虑状况、应对方式及其相关性。方法：采用状态一特质焦虑问卷和应对方式量表，随机抽样调查2002—10／2003—12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98位血液肿瘤患儿父母。结果：血液肿瘤患儿父亲和母亲的状态焦虑得分(52．56&;#177;11．07和60．75&;#177;16．87)均高于国内常模，差异有显著性(t=6．90，15．69；P均&;lt;0．01)；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父母焦虑得分(56．43&;#177;4．67)高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43．32&;#177;4．79)，差异有显著性(t=13．45，P&;lt;0．05)；农村父母得分160．16&;#177;10．26)高于城市(53．11&;#177;9．76)，差异有显著性(t=3．32，P&;lt;0．05)；患儿父母积极应对得分(31．11&;#177;2．75)与焦虑呈负相关(r=-0．913)，消极应对得分(8．83&;#177;1．03)与焦虑呈正相关(r=0．872)。结论：血液肿瘤患儿父母存在较高焦虑状态，且与文化程度、地域有关；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者焦虑程度轻，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者焦虑重。     

韶关市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广东省韶关市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孤独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韶关市某地区两所农村小学3～6年级学生中的489名留守儿童采用儿童孤独量表和自编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7．6％留守儿童存在孤独感，不同性别孤独感发生率无差异性，不同年龄及不同年级间孤独感发生率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0.01）；随年级增加，孤独感发生率呈下降趋势（X^2趋势=5．970，P〈0.05）。留守儿童孤独感与健康状况、学习成绩、学习困难程度、父母教育方式、父母间关系和老师教育方式等因素显著相关（P〈0.01～0．05）。结论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独感问题，老师和家长应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留守儿童，以减少其孤独感的发生。     

产科新生儿不同部位经皮测黄报警预值的可靠性观察

目的对比观察产科新生儿不同部位经皮胆红素（TCB）报警预值的可靠性。方法132例产科新生儿采取随机数字分组法分为正常产组和剖宫产组各66例,新生儿均于产后第4天同一时间点应用KJ8000经皮测黄仪分别测量额、胸、腹、额胸、额胸腹TCB值,TCB〉12．9mg／dl者,取得亲属同意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清胆红素（SB）,对比分析不同部位TCB及其与sB值的差异。结果两组分别有17例或21例达到TCB报警预值。两组TCB或sB相同方法及相同部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TCB不同部位对比,额部值最低、胸部值最高,且与其他部位同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sB值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3,P〉0．05）,与不同部位TCB对比均以胸部数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与其他部位TCB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正常产与剖宫产新生儿术后sB对比差异无意义;TCB动态监测以胸部结果更接近SB。     

Determination of loss of quality of life

Physiatrists are a valuable resource in legal settings, where assessment of functional capacity to perform work and of future medical needs must be determined. Physiatrists help determine what future medical care is needed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an individual at the maximum level of life fun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se of a quality of life (QOL) rehabilitation model, rather than a medical model, for enhancing functional performance, modifying environments, and facilitating patient coping. We discuss use of the QOL model to describe and influence a patient'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vocational/economic, and social/leisure domains.     

血液透析患者家庭护理提供者的生活质量调查

目的:了解江汉油田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患者家庭护理提供者(护理者)的生活质量。方法:对60例血液透析患者的家庭护理提供者进行一般情况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QOLI-74)调查,并进行相关性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家庭护理提供者各维度的主观生活满意度与其客观指标相关,但也与其需求、年龄、文化程度、与患者的关系有关。结论:客观状态是影响主观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同时应考虑护理者的需求、年龄、文化程度、与患者的关系对护理者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失眠疗效观察

失眠症又称不寐，指入睡困难，或维持睡眠障碍（易醒、早醒和再入睡困难）导致睡眠时间减少或睡眠质量下降，不能满足身体生理需要，明显影响日间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现将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失眠疗效观察总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