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晚期胃癌的术前同期放化疗研究进展

胃癌是全球位列第四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我国胃癌患者占世界全部胃癌的40%^[1]。根据 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其发病率居全部恶性肿瘤第2位,死亡率居第3位^[2]。我国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定期体检意识薄弱,癌症普查率低,再加上胃癌患者初始症状多不典型,因此,约50%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或者局部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通常这样的患者预后很差,中位生存期仅 8~13个月^[3-6]。自美国INT 0116研究结果发表以后^[7-8],胃癌术后辅助治疗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术后同期放化疗被认为是接受根治性手术(R₀)及2淋巴结清扫术的局部晚期胃癌的标准治疗方法^[9];如果是D₂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同期放化疗有待商榷。但对胃癌术前同期放化疗的价值,目前还不明确。如何通过适宜的术前新辅助治疗模式,把不可手术胃癌转化为可手术切除,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下就局部晚期胃癌术前同期放化疗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述。     

DWMRI对直肠癌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疗效的评估价值

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1]。术前新辅助放化疗不仅提高了患者的保肛率、降低了局部复发率并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2]。MRI是目前直肠癌术前分期的重要影像学手段,DWMRI是功能学成像技术之一,可间接反映物质微观水平的病理变化,研究表明常规MR序列结合DWMRI可以显著提高直肠癌术前诊断的准确率^[3]。     

限定骨髓剂量的调强放疗对减轻同期放化疗急性血液毒性的研究进展

同期放化疗是目前部分腹盆腔肿瘤的标准治疗,比如大肿块宫颈癌^[1]、Ⅱ期和Ⅲ期直肠癌^[2]、肛管癌^[3-4]、局部晚期胃癌^[5-6]。但是,在增加疗效的同时急性血液毒性(hematologic toxicity,HT)也显著增加^[7-9],并进而增加了感染、输血、使用集落刺激因子机会和延长住院时间。更主要的是,严重的骨髓(bone marrow,BM)抑制还会延迟或中断化疗和放疗的实施^[7-9],有可能降低疗效。此外,局部晚期患者的疗效仍不乐观,可能需要加强治疗强度。因此,如果能降低血液毒性,可能会使患者接受更强的同期放化疗,以期进一步改善疗效。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在提高靶区剂量和降低正常组织剂量方面相对于常规放疗具有绝对优势^[10,11]。既往研究显示盆腔肿瘤接受IMRT时,骨盆BM和腰骶椎BM接受10、20 Gy照射体积(V₁₀、V₂₀)与发生急性HT明显相关^[3,12-14]。因此,减少BM受量体积可减少HT发生和严重程度。因此,运用IMRT剂量学优势,定量研究BM保护IMRT(BM-sparing IMRT,BMS-IMRT)以减轻同期放化疗不良反应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替吉奥在胃癌化放疗中的应用

胃癌是全世界第四大恶性肿瘤,也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的数据,胃癌发病率居全部恶性肿瘤第2位,死亡率居第3位^[1]。我国病患有“进展期胃癌比例高”的特点,约50%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或局部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通常这样的患者预后很差,中位生存期仅8~13个月^[2-5]。但即使患者接受了根治性手术,因国内绝大多数医院都无法做到标准的D2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率仍较高,可达20%~60%^[6-8]。因此,新辅助或辅助放化疗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卵巢癌抗Yo阳性副肿瘤性小脑变性1例

<正>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paraneoplastic neurological syndromes,PNS)是由免疫介导的一组与肿瘤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神经系功能统紊乱通常先与癌症确诊数月甚至数年^[1]。PNS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平均每334例肿瘤患者中就有1例PNS^[2-4]。在神经系统典型的PNS中最常见的是副肿瘤性小脑变性(paraneoplastic cerebellar degeneration,PCD)、感觉神经病和边缘脑炎^[5]。PCD是一种罕见的非转移性神经系统并发症，可与任何癌症相关，最常见的是妇科肿瘤、小细胞肺癌和霍奇金淋巴瘤^[6]。临床上特异性抗体和肿瘤的检出有利于疾病的诊断，某些抗体的检出也暗示了肿瘤所在的位置，如有小脑症状的妇女血清中抗Yo抗体的存在被认为是患有PCD和妇科肿瘤(通常是卵巢癌)的确凿证据^[1]。     

靶向药物联合放疗在鼻咽癌治疗中的应用现状

鼻咽癌具独特的病因学、流行病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特点,其治疗原则、失败模式及预后不同于其他部位头颈部鳞癌^[1]。初治鼻咽癌中早期病例约占20%,单纯放疗可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2];对于局部晚期鼻咽癌,多个随机研究证实同期放化疗能提高局部控制、延长生存^[3-4],诱导和辅助化疗作用暂不明确。综合治疗模式下,远处转移成为鼻咽癌治疗的主要失败模式,占总失败 50% ~60%^[5-6]。放疗联合以铂类为主的化疗虽为晚期鼻咽癌的标准治疗,但因严重不良反应使治疗获益受到限制,因此需寻求新的与放疗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     

罕见下肢恶性蝾螈瘤1例

<正>恶性蝾螈瘤(malignant triton tumors,MTTs)是属于恶性外周神经鞘瘤(malignant peripheral nerve sheath tumors,MPNSTs)的一种特殊亚型,占所有恶性外周神经鞘瘤的5%^[1],在普通人群中发病率约0.001%^[2],但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复发率高^[3]。研究认为,超过半数的恶性蝾螈瘤的发生通常与1型神经纤维瘤(Neurofibromatosis-1,NF-1)有关^[1]。现将我院收治的1例无NF-1病史的下肢MTTs病例报告如下。     

中国胸腺上皮肿瘤临床诊疗指南(2021版)

胸腺肿瘤是胸部肿瘤相对罕见的一种肿瘤类型, 世界卫生组织病理学分类将其划分为胸腺上皮肿瘤, 包括胸腺瘤和胸腺癌。中国胸腺肿瘤的发病率约为4.09/100万, 略高于欧美国家。对于可手术切除的胸腺上皮肿瘤优先推荐手术完全切除, 术后或辅助以放化疗。而晚期不可切除的胸腺上皮肿瘤, 治疗方式以放化疗为主, 但是缺乏标准的一、二线治疗方案。近年来, 靶向治疗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胸腺上皮肿瘤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治疗前景。目前, 中国胸腺上皮肿瘤的诊疗尚无指南发布,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根据国内外胸腺上皮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认真分析和讨论, 对胸腺上皮肿瘤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进行总结, 制定中国胸腺上皮肿瘤临床诊疗指南(2021版), 以供临床医师参考。     

食管癌分子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新近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占全部恶性肿瘤的第6位和第4位^[1]。大部分食管癌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放疗成为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手段。而部分研究显示同期放化疗使食管癌局控率和生存率有了一定提高,可能成为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模式^[2-4],但总体治疗效果仍不令人满意,亟需探索新的治疗手段来提高疗效。分子靶向治疗是利用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的分子生物学差异,通过封闭受体、抑制血管生成、阻断信号传导等机制作用于肿瘤细胞特定靶点,进而抑制肿瘤生长及转移。分子靶向药物选择性高,抗肿瘤活性强,已成为肿瘤治疗新的发展方向。已有研究表明同期放化疗联合分子靶向治疗可提高食管癌近期缓解率,有效改善患者生存^[5]。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治疗食管癌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为食管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笔者就目前食管癌靶向治疗分子基础及其临床转化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PD-1抗体治疗肺癌出现白癜风样皮肤反应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一例

肺癌是世界上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GLOBOCAN 2018数据显示，2018年约有1 810万例癌症新发病例和960万例癌症死亡病例；其中，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按照组织病理学分类，肺癌可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2]。NSCLC约占肺癌的85%～90%。腺癌是最常见的亚型^[3]。>60%的新诊断N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出现局部或远处转移，从而失去手术机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已发展为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法^[4]。     

HIF-1α和碳酸酐酶Ⅸ在鼻咽癌中表达及其与患者预后关系

肿瘤内血管结构和功能异常及肿瘤内氧分压下降或氧弥散障碍,均可导致恶性实体瘤内乏氧^[1]。乏氧可诱导启动一系列复杂的基因表达程序,此过程常由HIF-1α介导调控。碳酸酐酶Ⅸ是HIF-1α下游的一个与肿瘤乏氧相关的靶基因。目前已发现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HIF-1α和碳酸酐酶Ⅸ呈高表达状态,且其表达状况与肿瘤发生发展、放化疗抗拒和不良预后相关^[2-3]。本研究对129例鼻咽癌标本HIF-1α和碳酸酐酶Ⅸ蛋白表达进行检测,探讨两者表达状况与鼻咽癌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预后关系。     

儿童髓母细胞瘤治疗的新进展

髓母细胞瘤(medulloblastoma,MB)是发生在小脑的原发性神经外胚层瘤,儿童多见,0~9岁高发,男∶女=1、3∶1,约占儿童肿瘤的20%^[1]。发病原因不明,症状主要为共济失调及颅压增高。好发于后颅窝中线部位,75%以上源于小脑蚓部。高度恶性、浸润性生长,易通过脑脊液循环播散^[2]。手术、术后放化疗是MB治疗的重要手段,下面就治疗新进展综述如下。     

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延迟对预后影响

早期乳腺癌标准手术治疗为改良根治术或保留乳房手术,术后常联合放疗、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等。改良根治术后部分患者需要行术后辅助放疗,如术后病理T₃—T₄期、腋窝淋巴结转移≥4个等;保乳治疗目前已成为早期乳腺癌首选治疗方式,术后多数患者需要辅助放疗和化疗^[1]。近年两项a分析结果显示,保乳术后放疗能显著改善LC率、特异生存率和OS率^[2-4]。保乳术后放疗显著提高了LC率和OS率,10年LR率从35%降至19.3%,15年乳腺癌相关死亡从25.2%降至21.4%^[3]。保乳手术后患者需要辅助放疗,大部分患者术后还需要辅助化疗等全身治疗,但放化疗顺序选择或其他因素均有可能导致放疗或化疗开始时间的延迟。目前为止,保乳手术后延迟放疗对预后影响的前瞻性研究较少,大部分为回顾性研究。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分析保乳术后单纯放疗、术后序贯治疗和术后同期放化疗等治疗时放疗延迟对预后的影响,探讨乳腺癌保乳术后最佳放疗时机。     

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转移性腺泡状软组织肉瘤1例

<正>0 引言腺泡状软组织肉瘤(alveolar soft part sarcoma ASPS)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软组织肉瘤，常见于青、少年，发病率仅占所有软组织肉瘤的1%^[1]。ASPS的特点是肿瘤生长缓慢，因症状不明显而常被忽视。与其他类型肉瘤不同的是，ASPS极易发生转移，如肺转移(90%)、骨转移(26%)、脑转移(11%～19%)和其他部位转移(24%)^[1]。治疗上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辅以放化疗，对于化疗不敏感，靶向药物联合化疗的综合治疗国内外较罕见。2013年7月我科收治1例大腿ASPS手术后复发伴双肺转移的患者，全身化疗后出现颅脑转移，继发癫痫，进而局部伽马刀治疗等一系列治疗无效，     

TGF-β影响放疗疗效作用机制以及对策的研究进展

放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方法,通过损伤肿瘤细胞DNA链达到消灭肿瘤效果;然而放疗也具有一定抑制效应,可能会促进残存肿瘤侵袭与转移,其中放疗引起的肿瘤组织TGF-β水平升高可能与放疗后免疫抑制有关^[1]。免疫疗法继手术、放疗、化疗后逐渐成为治疗恶性肿瘤的有效手段,它通过激发机体免疫系统,增强肿瘤微环境的抗肿瘤免疫力,杀伤肿瘤细胞并控制肿瘤进展^[2]。TGF-β是体内一种多效性因子,具有强大的免疫调节功能,在生理状态和癌前病变阶段,可以作为肿瘤的抑制因子,但在多种肿瘤的晚期阶段则促进肿瘤侵袭转移^[3]。采用阻断TGF-β通路或降低TGF-β水平的免疫疗法与放疗联合,有望发挥协同抗癌效应。     

妊娠合并直肠癌伴巨大肝转移瘤1例

<正>妊娠合并结直肠癌非常少见，结直肠癌在妊娠人群中的发病率约1/13 000^[1]。然而妊娠期妇女发现结直肠恶性肿瘤时大多数已是中晚期^[2]，主要原因是其早期症状大多不典型，常与妊娠期妇女的胃肠道症状相混淆，如排便困难、便血、腹痛等，从而导致误诊或者漏诊，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后手术治疗局部晚期上尿路尿路上皮癌一例

<正>尿路上皮癌是泌尿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分为膀胱癌、肾盂癌、输尿管癌和尿道癌等。上尿路尿路上皮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UTUC)包括肾盂癌和输尿管癌，高发于70～90岁人群。在欧美相关报道中，其发病率仅占尿路上皮癌的5%～10%。2018年中国32家大型医院住院患者初步调查结果显示，UTUC占尿路上皮癌的9.3%～29.9%，平均为17.9%；吸烟、职业接触、镇痛药、慢性炎性反应和遗传等是其可能的病因和危险因素^[1]。UTUC虽然较少见，但其预后差，复发转移率高^[2],T3期患者5年生存率<50%,T4期患者5年生存率<10%^[3]。一项针对局部晚期(T3～T4期)UTUC患者的术后病理亚组分析的研究证实，新辅助化疗可以降低UTUC患者的术后病理分期，并与术后病理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相关^[4]。本文报道1例晚期UTCU患者术前行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中晚期肝癌多纳非尼联合抗PD-1单抗、HAIC治疗成功转化1例

<正>肝癌是一种临床常见的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消化系统肿瘤。2020年肝癌发病率位居恶性肿瘤第6位,死亡率位居癌症相关死亡第3位^[1]。肝癌早期缺乏典型症状,治疗效果较差,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介入治疗是中晚期肝癌系统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2]。国内一项Ⅲ期临床研究显示,索拉非尼联合FOLFOX 4方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可将合并门静脉癌栓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延长近一倍^[3]。我院收治的1例中晚期肝癌患者经多纳非尼联合抗PD-1单抗、FOLFOX方案HAIC治疗3个月转化成功,现将该病例治疗经过报告如下。     

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前臂畸形手术治疗的研究进展

<正>遗传性多发性骨软骨瘤(hereditary multiple exostoses,HME),又叫骨干续连症、遗传性多发性外生骨疣等,是一种以长骨干骺端出现多个良性软骨帽肿瘤为特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1]。目前认为HME主要是由于ETX1和EXT2基因发生突变引起^[2]。本病若不及时干预,会导致畸形的进一步加重^[3]。受限于当前治疗的手段,本病部分患者需要且仅能进行手术治疗。     

miR-124过表达增强人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

中晚期患者首选根治性放疗,部分患者还需术前或术后放疗,然后导致疗后复发的主要原因是放射抵抗^[1],因此提高放射敏感性是目前宫颈癌放疗研究重点。miRNA是一类小的长度约20~22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RNA,在生物转化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2]。miRNA作用广泛,不仅参与细胞分化增殖和细胞凋亡,有防御病毒的功能,还可能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3]。发现miR-124在多形性胶质瘤^[4]、口腔鳞状细胞癌^[5]、乳腺癌、宫颈癌^[6]等中表达下降,扮演着癌基因的角色。目前研究表明miR-124过表达可以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7-8],但miR-124过表达对宫颈癌细胞对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尚罕见文献报道。本研究以宫颈癌HeLa细胞为对象,研究miR-124过表达能否增强宫颈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及其作用机制,为以miR-124为靶点联合放疗的宫颈癌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