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经验

目的 总结基于移植协调员角度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工作经验.方法 收集2010年3-10月间潜在DCD供者的临床资料,通过自定义4个概念:潜在DCD供者、有效DCD供者、DCD成功率及DCD回绝率,对DCD工作进行量化分析.结果 发现并确认了16例潜在DCD供者,并成功实施DCD 5例,DCD成功率为31.3 ％(5/16).11例未成功捐献的潜在DCD供者中,其原因为家属拒绝捐献3例(占27.3％),家属捐献意见不统一3例(占27.3％),家属同意捐献但由于各种纠纷或与各部门协调原因耽误器官获取时间造成器官质量不符合捐献标准4例(占36.4％),以及器官评估不合格1例(9.1％).DCD回绝率为37.50％(6/16).结论 潜在DCD供者的人数还有待提高;移植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沟通技巧、专业知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能仅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省红十字会,需要行政、交通、司法等各部门的协同参与.     

肾移植术后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致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二例

正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已成为目前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但DCD供者捐献前大部分入住ICU,且多接受侵入性操作或治疗手段以及广谱抗生素治疗,携带耐药致病菌的风险较高,导致DCD移植术后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DDI)发生率增加。同时,移植受者术后需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感染常难以控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2014版)

自2010年原卫生部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经过各界努力,目前人体器官捐献尤其是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在全国范围内已得到广泛开展.亟待制订相关专家共识来指导全国DCD器官的质量评估,推动其在临床上更规范、有效、安全地应用.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及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组织专家制订了《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2014版)》,重点阐述了中国DCD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器官获取、DCD器官在肝移植和肾移植中的评估和应用以及移植受者围术期的特殊干预.     

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由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经历长时间热缺血损伤,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PNF)和移植物功能丧失发生率较高,曾一度摒弃不用.20世纪90年代,随着等待移植的患者数量迅速增加,等待移植患者的死亡率不断攀升,DCD再度作为扩大标准的供者(ECD)被用于临床.为了减轻热缺血损伤,部分移植中心利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对来自DCD的器官进行保护,认为ECMO对保障DCD的移植受者安全有着积极的作用.本文就ECMO在DCD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总结单中心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病历资料和经验.方法 自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采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类标准作为潜在捐献者的临床选择标准,共发现56例潜在捐献者.56例中,40例未同意捐献,16例同意捐献(其中1例在治疗过程中因全身严重感染放弃了器官获取),最终15例成功捐献,共获取12个肝脏和22个肾脏用于移植.结果 12例肝移植受者恢复良好.20例肾移植受者中,2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的受者术后切除了移植肾,另外2例术后分别由于移植肾破裂和血栓形成而切除移植肾,其余受者恢复良好.结论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者来源,但需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     

心脏死亡后供肺在肺移植中的应用

可供移植的器官极度短缺已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肺移植更加突出.相对于其他器官,肺组织更易受损伤,在外伤等原因致死的供者中,常伴肺挫伤、误吸、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损害,脑死亡后还会继发神经源性肺水肿.因此,供肺的利用率不高,仅为肾脏利用率的1/5.如何扩大供肺来源,提高供肺利用率,成为全球肺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器官短缺的应对策略不断被提出:(1)完善器官捐献立法,进行公众捐献教育,使更多的民众在逝世后愿意捐献;(2)应用扩大标准的供者;(3)解决供、受者肺体积大小不匹配的问题;(4)开展活体供肺肺叶移植;(5)开展ABO血型不相容肺移植;(6)严格掌握单肺移植和双肺移植的指征,即一个供者的2个肺给2个单肺移植的受者;(7)区别于脑死亡后捐赠(donationafter brain death,DBD),心脏死亡后捐赠(donationafter cardiac death,DCD)的移植物存活率已接近于有心跳供者器官,DCD再次引起世界移植界的广泛关注.美国活体肺叶捐赠在1999年尚有58例,而2008年则无一例.与此相反,DCD供者的数量稳步上升,从2001年没有一例DCD供肺,到2007年的10例,再到2008年的19例,完成34例肺移植[1],DCD供肺移植正成为肺移植的新亮点.     

体外膜肺氧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应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中供者器官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热缺血损伤,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移植物丢失以及缺血性胆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如何避免、减少或修复DCD器官热缺血损伤进而保护移植受者的安全是当前DCD研究的一个热点.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于2009年2月开始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对DCD器官进行保护,目前共完成了52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均获得满意疗效.ECMO对DCD器官热缺血损伤的保护和修复机制不仅在国际DCD器官移植领域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更是解决我国DCD热缺血损伤的有效方法.笔者认为:这些机制对进一步扩大ECMO在我国DCD的应用范围,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标准流程和技术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心脏死亡供者供肝肝移植11例疗效观察

目的 观察利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心脏死亡供者(donors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肝行原位肝移植的疗效.方法 2011年9月至2012年6月期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共有14例DCD供者进行器官捐献,其中11例行原位肝移植,分析总结心脏死亡供肝行肝移植的疗效.结果 本组11例DCD供肝热缺血时间为(21.3 ±2.6)min,冷缺血时间为(2.5±0.8)h,供肝质量为(1245 ±180)g.11例受体行原位肝移植术,术中无肝期42～ 80 min,手术时间380 ～ 740 min,术中出血量600 ～ 3000 ml,平均1750 ml.除l例受体于术后第3天死于原发移植肝无功能外,其余受体术后均恢复良好.在全程随访期间预后较好,均未出现排斥反应及胆管、血管并发症.结论 通过规范捐献流程、尽量减少冷、热缺血时间及加强器官功能维护,利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型心脏死亡供者供肝对终末期肝脏疾病患者行肝移植,疗效良好.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弃用原因分析

正我国自2010年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试点工作[1]以来,截至2016年9月,已完成8 866例器官捐献,获取各类供器官近2.5万个。由于DCD供肾功能差异较大,供肾弃用时有发生。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011年7月至2015年9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三区弃用供肾的DCD供者资料,总结相关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发展及影响因素:单中心经验

目的总结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发展概况、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因素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应用的单中心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服务范围内所有DCD供者资料。总结我院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DCD来源供肝丢弃情况、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我院OPO服务范围内潜在DCD供者捐献影响因素及ECMO在DCD中的应用情况。同时查阅同一时期中国及广东省DCD数据。我院与全国中国Ⅰ类供者比例、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比较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Man-Whitney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实现241例DCD,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分别为29.9%(72/241)、26.6%(64/241)、43.5%(105/241)。我院中国Ⅰ类捐献比例(29.9%)高于全国水平(13%)(χ2=55.381,P0.05)。241例DCD共获取供肝234例,因供肝因素放弃移植26例,丢弃率为11.1%(26/234),影响供肝丢弃主要因素为冷/热缺血时间过长、供肝肝硬化、灌注不良、肝功能异常和挫裂伤。期间,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78%和104.50%(U=11.0,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院和广东省每百万人口(PMP)器官捐献率分别从0.407、0.144 PMP升高至3.948、4.145 PMP。同期我院OPO服务范围内医院上报潜在DCD供者778例,捐献转化率为31.0%(241/778)。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属及社会因素、供者自身病情及医患关系。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完成145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其中中国Ⅰ、Ⅱ、Ⅲ类捐献供器官中应用率分别为58.3%(42/72)、62.5%(40/64)和60.0%(63/105)。结论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合理应用器官保存技术,将有助于推动DCD肝移植发展。     

心脏死亡供者供肺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供者供肺获取以及应用于临床肺移植的经验.方法 共进行3例心脏死亡供者供肺获取及肺移植.3例供者平素健康,因发生严重颅脑外伤或脑肿瘤,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均被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并被确定为潜在心脏死亡供者.供者的近亲亲属均知情同意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临床评估供肺良好,供者在停止呼吸机,心脏停跳5 min后,确定为心脏死亡,并在全身麻醉下切取供肺.3例受者术前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均为阴性,供、受者ABO血型相同,身高相近,体重相差均在20％以内,胸腔大小匹配.结果 利用3例心脏死亡供者供肺成功进行了2例双肺移植和1例单肺移植,3例供肺的热缺血时间分别为23、27和32 min.3例受者手术顺利,在ICU的监护时间分别为31、18和26 d,术后肺功能得到极大改善,例1和例2分别于术后30和19d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经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后好转,3例受者均未发生感染等并发症,随访期间生活质量良好.结论 在现有条件下,严格按《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指南》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应用于临床肺移植的工作,正确维护好潜在心脏死亡供者,在全面评估供肺质量的前提下,心脏死亡供肺可作为肺移植的主要供肺之一.     

有心肺复苏史的DCD供肾肾移植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有心肺复苏史供者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围手术期诊疗方法及短期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2015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完成的34例器官捐献前有心肺复苏史的供者,供给59例肾移植受者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分析心肺复苏对DCD肾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肾移植受者术后短期内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早期人/肾存活率为84.74%,较无心肺复苏史DCD供者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长期人/肾存活率尚需进一步随访和观察。结论:1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作为边缘性供肾,对器官短缺的现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2供者纳入标准:1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肾功正常,捐献器官可直接用于移植;10~3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需要严格观察血压、肾功能、尿量的综合变化,评估风险后考虑是否移植;心肺复苏30min的供者尽量避免移植;3做好供体原发病全面准确评估和有效维护好器官功能,尤其加强Lifeport的应用及重视潜在感染供者(培养结果),并动态观察心肺复苏后尿量和肾功能的变化以及供体器官获取前激素、肝素、尿激酶的应用非常重要。     

心脏死亡供者供肾移植14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供者供肾的获取以及应用于临床肾移植的经验.方法 共7例心脏死亡供者捐献了供肾,进行了14例肾移植.7例供者年龄30～53岁,原发病为脑出血3例,颅脑外伤2例,脑基底动脉闭塞1例,颅脑肿瘤卒中1例;威斯康辛大学评分为19～23分,均为高危组.7例供者的所有近亲家属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的相关文件.临床评估供肾良好,供者心脏停跳2～5min后确定为心脏死亡,并采用腹腔多器官联合快速切取技术获取双侧肾脏.14例受者与供者HLA抗原错配数为2～4个,受者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0.05,群体反应性抗体＜10％.7例供者中有6例的热缺血时间为5～10 min,1例为45 min;冷缺血时间为4.5～12.5 h.结果 利用心脏死亡供者供肾的14例肾移植手术均顺利完成.14例受者中,术后发生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PNF)1例,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3例,急性排斥反应2例;其中1例因PNF在术后第1天切除了移植肾,并恢复规律血液透析,1例因DGF仍在恢复中(尚处于术后3个月),血清肌酐149μmol/L,该2例受者均接受了热缺血时间为45 min的供肾;其余12例受者痊愈出院,移植肾功能均良好.结论 遵照《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维护好潜在供者的各项重要生命指标,可以保证供肾质量;心脏死亡供者供肾可作为肾移植的重要器官来源,并且移植效果良好.     

幼儿心脏死亡肝脏捐献一例

在供肝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可以成为供肝来源之一,但关于儿童DCD肝移植的报道较少.2011年11月,我院成功完成1例幼儿心脏死亡肝脏捐献,现报告如下.     

单中心心脏死亡和脑死亡供肺肺移植临床经验总结

目的 总结单中心脑死亡器官捐赠(DBD)和心脏死亡器官捐赠(DCD)的供肺获取以及肺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11例潜在器官捐献供者进行了术前评估,所有供者均进行痰培养、床旁支气管镜、胸部X线片及血液气体分析等检查.11例供者中,6例为DCD供者,5例为DBD供者.1例DCD和2例DBD供者因两肺广泛炎症浸润,氧合指数差未行供肺获取;1例DCD供者因心跳停止时间过长未行供肺获取;其余7例临床评估供肺良好,按照临床器官捐赠相关规定流程,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下完成供肺获取.7例供、受者术前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均为阴性,供、受者ABO血型相同,供肺大小匹配.结果 7例肺移植均在体外膜肺氧合辅助下完成,包括5例双肺移植和2例右侧单肺移植,受者手术顺利.1例术后并发严重感染,术后39 d死亡;1例术后第9天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2例分别于术后30 d、19 d并发急性排斥反应,治疗后好转.3例术后无严重并发症,恢复顺利,肺功能得到极大改善,出院后接受长期随访,术后平均存活23.3个月(3～51个月).结论 应该严格按照临床器官捐献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器官捐赠工作.在全面评估供肺质量的前提下,DCD和DBD供肺肺移植的效果可靠.     

对DCD供肾病理学评估研究的思考

基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器官短缺的矛盾、改变我国器官捐献的窘境并充分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法律现状,2015年中国正式取消了死囚器官捐献,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中唯一的器官捐献来源。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者既往也称为无心跳供者（non-heart-beating donor,NHBD）,     

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1例

正儿童肝移植近年在我国发展迅猛,目前大部分的儿童肝移植手术为活体肝移植。随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体数量不断增加,DCD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要来源~([1])。我中心2016年1月12日行DCD供肝儿童肝移植1例,报道如下:1资料与方法1.1供者情况供者为3岁女性儿童,身高95 cm,体重11 kg,因颅脑外伤于2016年1月9日入院。     

心脏死亡供者供肝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肝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 共有7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原发病包括脑出血3例(其中1例合并高血压),颅脑外伤2例,脑基底动脉闭塞1例,颅脑肿瘤(脑胶质瘤Ⅱ级)卒中1例.依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实施捐献,采用腹部器官联合快速切取方法切取器官.受者的原发疾病为乙型肝炎后肝硬化(失代偿期)和原发性肝癌.术后预防感染,根据凝血酶原时间采取抗凝治疗,采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泼尼松预防排斥反应.结果 有3例供者分别因合并酒精性肝硬化、家属拒绝捐献肝脏和肝脏热缺血时间超过30 min而未能切取肝脏,1例由红十字会协调至其他移植中心,3例完成肝移植.供肝热缺血时间分别为7.5、9和10 min,冷缺血时间为4.5、8.2和6.5h.受者术后随访2～9个月,术后近期无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未发生血栓形成和排斥反应等并发症,肝功能恢复良好,均顺利出院.结论 DCD供肝移植的近期效果良好,选择可控制的中国三类供者、中高度风险的UW评分以及较短的热缺血时间是保障肝移植成功的重要因素.     

全球DCD发展趋势及临床实践的要点

器官移植给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带来了治愈希望。但人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人体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扩充供者来源的一种安全途径,各国在努力提高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数量的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应错失DCD的机会。本文从DCD历史背景和全球发展趋势、可控型DCD实施的基本条件、可控型DCD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以及伦理审查等方面进行探讨。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家庭捐献意向调查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最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 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 70.7%)。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