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市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了解鄂州市学龄前儿童情绪与行为问题,并分析其与视屏时间的关系,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整群抽取鄂州市9所幼儿园1 720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儿童主要带养人填写.结果 被调查儿童困难总分异常检出率为9.8%(169/1 720),同伴交往问题异常比例最高(24.9%).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1.95±1.88)h,其中2.6%的儿童每天超过2h;休息日平均视屏时间为(2.84±2.58)h,其中19.1%的儿童每天超过2h.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日、休息日及总视屏时间均与儿童总困难得分和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同伴交往、多动4个维度得分有关(P值均<0.05),且随着视屏时间的延长,4个维度出现异常的可能性增加.结论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与情绪行为问题有关.学校和家长应重视对学龄前儿童的视屏行为干预,采取措施减少儿童视屏时间,增加亲子和同伴互动交流的时间.     

不同发育阶段儿童视屏时间与执行功能的关联

探讨不同发育阶段儿童视屏时间与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EF)的相关性,为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提供参考.方法 方便整群抽取安徽省蚌埠市2所小学一~二年级儿童,共收集完整父母问卷1 269份,调查儿童幼儿期(0~3岁)、学龄前期(3~6岁)及学龄期学习日与周末视屏时间;采用《学龄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父母版》(BRIEF-P)评价儿童执行功能指标:行为管理指数(BRI)、元认知功能指数(MI)和总执行功能复合分(GEC),同时开展体格发育检查,计算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发育阶段视屏时间与EF各指标的关联.结果 父母报告幼儿期与学龄前期平均视屏时间1~<2 h/d的比例分别为13.1%和24.5%,≥2 h/d的比例分别为4.3%和8.4%.学龄期学习日与周末视屏时间≥2 h/d的报告率分别为15.6%和74.2%.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幼儿期,相对于无视屏暴露组,视屏时间为<0.5,0.5~<1,1~<2,≥2 h/d组儿童BRI T得分增高(OR值分别为1.880,1.894,2.125,3.110,P值均<0.05);视屏时间为0.5~<1和≥2 h/d组儿童GEC T得分升高(OR值分别为1.776,2.344,P值均<0.05).在学龄前期,相对于视屏时间<0.5 h/d组,视屏时间0.5~<1,1~<2,≥2 h/d组儿童BRI T得分升高(OR值分别为1.828,2.304,2.293,P值均<0.05);视屏时间1~<2 h/d组儿童MI T得分增加(OR=2.036,P<0.05);视屏时间0.5~<1,1~<2,≥2 h/d组儿童GEC T得分升高(OR值分别为1.640,2.304和2.109,P值均<0.05).学龄期视屏时间对EF各指标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学龄期儿童周末视屏时间≥2 h/d普遍存在,幼儿期和学龄前期视屏时间超过0.5 h/d与行为管理、元认知和总执行功能降低密切相关.     

儿童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关联

探讨婴幼儿期视屏接触时间与孤独症样行为的关联,为探索孤独症水平行为的影响机制提供线索.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调查深圳市龙华区22 586名幼儿园儿童的主要养育者,用自编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变量、视屏接触时间,采用儿童孤独症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评估孤独症样行为,分析婴幼儿过早接触视屏对孤独症样行为的影响.结果 婴幼儿期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的视屏接触时间均随年龄增长而增长.<1,1~<2,2~3岁电视视屏0 h/d的比例分别为60.1%,35.0%,20.2%,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0 h/d的比例分别为74.0%,52.6%,26.8%.儿童ABC量表阳性率为5.3%,男性(6.0%)比女性(4.4%)高[OR值(95% CI)为1.37(1.23~1.54)].各年龄段电视和新一代电子产品的视屏接触时间均与孤独症样行为有相关性(P<0.05).1岁内中高视屏组,2~3岁保持中高视屏接触时间、逐渐增加视屏接触时间与2~3岁无视屏组相比,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更高且视屏接触时间越长风险越大(电视视屏组OR值分别为2.14,2.77;亲子一代电子产品视屏组OR值分别为2.48,2.81,P值均<0.05).0~3岁每日观看视屏≥1,<1 h/d组与无视屏组相比,电视视屏的OR值分别为2.45,2.01,新一代电子产品视屏的OR值分别为2.33,2.01(P值均<0.05).0~3岁单次视屏接触时间越长孤独症样行为的风险越大,≥1h/次、0.5~<1 h/次、15~30min/次与<15 min/次相比,OR值分别为2.50,1.79,1.47(P值均<0.05).结论 婴幼儿期过早接触视屏、每日观看视屏总时间过多、单次视屏接触时间过长均可能增加孤独症样行为.2岁内的婴幼儿不宜每天视屏,2~3岁应控制视屏总时间<0.5 h/d且单次视屏<15 min.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东省小学生视屏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广东省小学生网课及视屏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儿童视屏行为干预和健康促进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广东省广州市、湛江市、中山市共5 266名6~12岁小学生家长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采用方差分析或χ2检验比较各年级学生网课和视屏行为现状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因素。  结果  小学生学习日和周末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检出率分别为42.2%和55.2%;与非疫情的学期相比,娱乐型视屏时间在学习日和周末分别增长了40.31和33.07 min/d。各年级小学生平均单节网课时长为(26.07±9.62)min,单日网课时长为(110.41±51.98)min。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因素是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的影响因素; 与父母陪伴运动锻炼频率较高的儿童相比,父母陪伴运动锻炼频率中等(学习日: OR=1.27,周末: OR=1.40)和较低(学习日: OR=1.86,周末: OR=1.84)儿童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P值均 < 0.05);相较于父母限制视屏行为频率较高的儿童,父母限制视屏行为频率中等和较低儿童学习日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较高(OR值分别为1.61,1.32,P值均 < 0.05);父母娱乐型视屏时间≥2 h/d较 < 2 h/d易使儿童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增加(学习日: OR=3.09,周末: OR=2.81,P值均 < 0.05);儿童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 1 h/d(学习日: OR=1.31)相较于≥1 h/d,用电子设备学习时间1~2 h/d(学习日: OR=2.65,周末: OR=2.65)、≥2 h/d(学习日: OR=4.05,周末: OR=5.24)相较于 < 1 h/d也增加了娱乐型视屏时间过长的风险(P值均 < 0.05)。  结论  疫情期间,广东省儿童视屏时间水平较高,需加强恢复学校教学秩序后儿童的行为监测以及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家庭相关因素对学龄前儿童周末视屏时间的影响

调查浙江省学龄前儿童周末视屏时间与家庭相关因素的关系,为从家庭角度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2019年3-4月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25所幼儿园共6 829名学龄前儿童,通过对其看护人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儿童视屏时间以及家庭相关因素等数据信息.结果 不同年龄组的学龄前男女童周末视屏时间≥2 h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17.56,35.58,P值均<0.05);且男、女童在3,3.5,4,6岁4个年龄组中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视屏时间≥2 h/d报告率在3岁时最低,男、女童分别为9.57%,6.03%;在5.5岁时最高,男女童分别为18.49%,17.3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增加、男童(OR=1.33)、看护人为老人(OR=1.42)、父亲学历高中(OR=1.36)、父亲学历初中及以下(OR=1.37)、父母无锻炼习惯(OR=1.47)与学龄前儿童周末视屏时间≥2 h/d呈正相关(P值均<0.05).结论 看护人、父亲学历和父母锻炼习惯等家庭相关因素会影响儿童视屏时间,应当关注相关家庭的儿童屏幕使用时间.     

广州城区小学生家庭电子产品使用情况及与体质量指数关系

分析广州市城区学龄儿童家庭电子产品拥有情况及视屏时间与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的关系,为减少儿童久坐行为的家庭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广州市5个城区29所小学的9 260名一~五年级小学生进行体格检查,对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小学生家庭电子产品拥有率及平均每天视屏时间,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家庭电子产品拥有率与儿童视屏时间、BMI的关系.结果 广州市7~12岁儿童超重肥胖率为18.84%,家庭电视、影像/DVD播放机、无网络计算机、连接网络计算机的拥有率分别为96.22%,69.21%,33.01%,76.19%,公办学校学生家庭4类电子产品拥有率均高于民办学校学生家庭(x2值分别为174.280,312.444,53.918,644.181,P值均<0.01).儿童每天看电视、录像和DVD时间中位数为1.60 h,玩计算机游戏时间为0.50 h.民办学校儿童看电视等及玩计算机游戏的时间均高于公办学校儿童(Z值分别为14.802,6.852,P值均<0.01);男生每天看电视等及玩计算机游戏的时间均高于女生(Z值分别为-2.020,-6.782,P值均<0.05);超重/肥胖组儿童每天玩计算机游戏时间高于非超重肥胖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074,P=0.002).家庭拥有计算机(连接网络)的儿童BMI-Z评分高于家庭无计算机(连接网络)的儿童(Z=3.240,P=0.001).随着每天玩计算机游戏时间的增加,儿童BMI-Z评分升高(r=-0.048,P=0.002).结论 儿童BMI与家庭是否拥有连接网络的计算机及每天玩计算机游戏时间有相关性.不同类型学校儿童及不同性别儿童电子产品使用时间有差异,在进行儿童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工作时,应考虑到性别及学校类型特点.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对睡眠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讨学龄前儿童看电视、看手机、玩平板电脑的时间与儿童的睡眠行为问题的相关性。方法整群抽取芜湖市9所幼儿园1 950名学龄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儿童视屏时间、睡眠习惯和睡眠情况及人口统计学信息等,分析不同视屏时间对各类不同睡眠行为问题的作用大小。结果儿童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2.07±1.18)h,42.4%的儿童平均每日视屏时间≥2 h。男童平均每日视屏时间为(2.16±1.22)h/d,高于女童的平均视屏时间[(1.94±1.11)h/d](t=3.98,P0.001)。儿童每日平均视屏时间与其寝习惯不良、异态睡眠、睡眠节律紊乱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呈正相关。不同视屏时间对儿童睡眠行为问题回归分析显示:视屏时间≥2 h/d相对于视屏时间2 h/d的儿童,就寝习惯不良(OR=1.29,95%CI=1.07~1.57)、异态睡眠(OR=1.33,95%CI=1.09~1.62)、睡眠节律紊乱(OR=1.27,95%CI=1.05~1.54)等睡眠问题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结论芜湖市学龄前儿童视屏暴露比例较高,每日视屏时间过长不仅影响儿童睡眠习惯,而且会导致异态睡眠、睡眠节律紊乱等睡眠问题。     

马鞍山市婴幼儿视屏暴露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马鞍山市市区婴幼电视、DVD/VCD、手机等电子产品的视屏暴露状况,分析婴幼儿不当视屏暴露的影响因素。方法 2016年12月-2017年12月采用自行设计的开放式久坐行为问卷对进行4-2-1体检的12月龄和18月龄婴幼儿收集视屏暴露时间,同时收集其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带养者视屏暴露等信息。结果 12月龄和18月龄儿童总视屏暴露率分别为63.2%和89.4%,每天总视屏暴露时间分别为(15.0±25.3)min和(41.2±49.5)min。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家长认为儿童看电视对婴儿认知发育有利、家庭电视经常播放、家长经常陪伴儿童看电视以及从不控制儿童看电视,是18月龄儿童发生不当视屏暴露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3.15、6.30、7.64和6.57,P<0.05)。结论 马鞍山市市区婴儿视屏暴露较普遍,家长的观念和行为以及家庭环境是儿童视屏暴露的影响因素。应该教育家长以身作则,减少家庭屏幕时间以减少婴幼儿视屏暴露,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沈阳某校中学生健康素养和视屏时间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关联

探讨中学生健康素养和视屏时间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联,为制定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防控策略提供参考.方法 于2016年12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沈阳市某中学初一至高三全体在校775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指标、健康素养水平、学习日和周末视屏时间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习日/周末视屏时间和健康素养与NSSI的关联.结果 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总检出率为41.3%(320/775).男生、初中生、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和周末视屏时间过长的学生NSSI检出率分别为45.1%,51.6%,54.3%,43.2%,均高于对应组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值分别为5.39,16.33,22.26,7.67,P值均<0.05).周末视屏时间过长的中学生发生NSSI的风险增加,OR值(95%CI)为1.74(1.09~2.78) (P=0.02);中、低水平健康素养[OR值(95%CI)分别为2.94(1.90~4.56)、1.71(1.17~2.51)]均与NSSI呈正相关(P值均<0.01),且中、低水平健康素养和周末视屏时间过长对NSSI存在相乘交互作用[OR值(95%CI)分别为1.82(1.29~2.59)、3.11 (2.05~4.71)](P值均<0.01);低水平健康素养和学习日视屏时间过长对NSSI存在相乘交互作用[OR值(95%CI)=1.97(1.26~3.09)].在视屏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健康素养水平越低,NSSI的检出率越高(P<0.05).结论 中学生健康素养和视屏时间与NSSI有相关性,在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防控当中,应综合考虑健康素养和视屏时间对自伤行为的影响.     

电子产品对延边地区学龄前儿童气质影响

目的了解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情况,研究电子产品对儿童气质的影响。方法于2014年10月—2015年8月,对延边2 200名学龄前儿童进行基本情况、电子产品使用情况及儿童气质情况调查。结果学龄前儿童每日使用电子产品频次与活动水平及反应阈呈正相关(P 0.05),与节律性、适应性、注意分散度呈负相关(均P 0.05);开始接触电子产品的月龄与趋避性呈正相关(P 0.05),与活动水平、反应强度呈负相关(P 0.05);每次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与活动水平呈正相关(P 0.01),与注意分散度呈负相关(P 0.05);玩玩具的时间与持久性呈正相关(P 0.01);每日户外活动时间与注意分散度呈正相关(P 0.05)。核心家庭与每日使用电子产品次数呈负相关(P 0.01)。性别、民族、父母文化水平、年收入与开始使用电子产品月龄、频次、每天使用时间、户外活动时间、读书时间、玩玩具时间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电子产品对儿童气质特征有影响,核心家庭可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率。     

福建进城务工者学龄前子女行为问题现状

了解进城务工者学龄前子女的行为问题,为培养该群体儿童的健全人格提供参考.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福建省福州、厦门、漳州、莆田456名幼儿,使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与长处和困难问卷(家长版)对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分别为22.6%和1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530,P>0.05);研究组的多动注意不能得分高于对照组,亲社会行为得分低于对照组(t值分别为-2.117,2.512,P值均<0.05);研究组男童和5~6岁儿童行为问题严重于对照组(P值均<0.05);父母关系、父母教养态度、父亲管教类型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因素进入回归方程(P值均<0.05),对儿童行为问题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结论 进城务工者学龄前子女的行为问题不容忽视,家庭因素能预测子女的行为问题.改变家长的教养观点,优化民办园的管理和教育理念,改善进城务工者群体的发展状况可促进子女教育干预的效果.     

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与睡眠状况对其情绪及行为问题的影响

  目的  研究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和睡眠状况与其情绪及行为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探讨视屏时间与睡眠状况对学龄前儿童情绪及行为问题的联合作用。  方法  选取2017年11月―2017年12月扬州市8所幼儿园的2 946名3~6岁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睡眠状况和学龄前儿童情绪及行为问题等情况,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视屏时间与睡眠状况对学龄前儿童情绪及行为问题的影响。  结果  调整混杂因素后,发现视屏时间＞1 h/d的学龄前儿童发生品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困难总分可疑或异常的风险更高(P＜0.05);睡眠时间＜10 h/d发生多动、同伴交往可疑或异常的风险更高(P＜0.05);睡眠质量不良发生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同伴交往、SDQ困难总分可疑或异常的风险更高(P＜0.001)。联合作用分析显示,睡眠时间＜10 h/d合并视屏时间＞1 h/d的学龄前儿童发生多动、SDQ困难总分可疑或异常的风险更高(P＜0.05);睡眠质量不良合并视屏时间＞1 h/d更易发生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SDQ困难总分可疑或异常(P＜0.001)。  结论  视屏时间＞1 h/d和睡眠质量不良对学龄前儿童情绪及行为问题更易产生负面影响。     

学龄前儿童生活方式对情绪与行为问题影响的研究

目的 探讨学龄前儿童生活方式与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为其情绪与行为问题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5年4-5月分层整群抽取7所幼儿园儿童,对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儿童生活方式、家庭环境信息和《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使用x2和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获得有效问卷2525份。学龄前儿童SDQ困难总分异常检出率为6.4%,同伴交往问题最突出（17.8%）。女童（7.3%）情绪问题检出率高于男童（4.3%）（x2=10.74,P=0.005）。男童多动、同伴交往、亲社会行为、品行问题（16.4%、21.0%、12.4%、7.5%）检出率均高于女童（10.5%、14.2%、6.7%、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6.18、25.19、37.55、12.33,P<0.05）。多因素分析发现,视屏暴露时间长、户外运动少、睡眠质量差等不良生活方式是男［OR（95%CI）=1.445（1.064~1.965 ）、2.060（1.190~3.565）、1.498（1.163~1.930）,P < 0.05］、女童［OR（95%CI）=1.575（1.096~2.262）、2.526（1.429~4.465）、1.793（1.326~2.423）,P < 0.05］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共同高危因素。 结论 学龄前儿童不良生活方式和情绪与行为问题问题关系密切,且二者皆有可能持续至成年期,应予重视,及时干预。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城市学龄前儿童屏幕用眼时间分析

  目的  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前及期间城市学龄前儿童各类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及影响因素, 为控制学龄前儿童电子屏幕使用和预防近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运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 于2020年6—7月, 横断面调查上海市闵行区幼儿园8 244名儿童, 通过家长问卷收集学龄前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各类电子屏幕的使用时长, 估算加权屏幕屈光时间, 分析家庭电子屏幕督导行为与学龄前儿童加权屏幕屈光时间的关联。  结果  被调查学龄前儿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日手机、电脑/平板、电视/投影视屏时长过度检出率分别为30.52%, 51.40%, 56.82%, 而疫情前上学日三者检出率分别为21.94%, 41.80%, 47.51%。控制重要混杂因素后, 家长控制孩子使用电子屏幕的频率高、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屏幕时间有规定并严格实施与疫情前加权屏幕屈光时间负向关联(调整OR=0.60~0.77, P值均＜0.05);家长陪伴孩子时使用电子屏幕的频率高、家长对孩子使用电子屏幕时间有规定但实施不严格与加权屏幕屈光时间和疫情期间加权屏幕屈光时间增加正向关联(调整OR=1.18~1.80, P值均＜0.05)。  结论  城市学前儿童疫情前后电子屏幕用眼时长均过长。学龄前儿童视屏行为的控制措施中, 应注重家庭内部的电子屏幕使用管理和父母自身的榜样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研究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方法于2017年10-11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湖北、安徽、江苏11个城市的109所幼儿园为研究现场,将3~6岁的儿童纳入研究,共27987名,回收有效问卷(问卷均由家长或主要监护人填写完成)27200份。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和“父母行为量表”收集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并分析不同特征的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率的差异;以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为因变量,以父母支持/参与和强制/敌意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的关联。结果27200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4.35±0.96)岁,男性13975名(51.4%),城市儿童24634名(90.6%),独生子女17916名(65.9%)。父母双方支持/参与均高占14.9%,均低11.9%;父母双方强制/敌意均高占15.2%,均低11.3%。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亲社会行为异常率分别为9.5%、9.5%、18.2%、24.5%、11.2%和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性别、独生子女、居住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年龄和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与父亲/母亲高支持/参与、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亲/母亲低支持/参与和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P值均<0.05);与父母双方均高支持/参与、均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母双方均低支持/参与和均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P值均<0.05)。结论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     

长沙市部分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长沙市部分学前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状况以及影响因素。方法 对长沙市2 242名学龄前儿童进行饮食行为问题和监护人喂养行为问题的调查。结果 长沙市部分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问题发生率为72.9%。各项饮食行为问题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经历充沛胃口不好占53.5%、外因进食占48.6%、偏食挑食占40.1%、进食习惯不良占36.5%、父母过度关心占23.9%、情绪进食占10.1%、害怕进食占2.4%。饮食行为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降低的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87.1,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亲学历高是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问题的保护因素,OR值95%CI为0.81(0.71～0.93);家庭收入低、家庭成员有饮食行为问题、独生子女、存在不恰当的喂养方式、喂养时存在焦虑情绪是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问题发生的危险因素,OR值95%CI分别为1.21(1.01～1.43)、1.94(1.49～2.49)、1.67(1.25～2.26)、4.28(2.52～7.29)、5.13(3.02～8.71)。结论 长沙市学龄前儿童饮食行为问题检出率较高,今后应加强家庭教育,促进儿童饮食行为问题干预。     

新疆乌鲁木齐市3～6岁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市3～6岁学龄前儿童的视屏时间状况以及影响视屏时间的因素,为学龄前儿童视屏干预及健康发展提供支持。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乌鲁木齐市不同行政区各随机选取1所幼儿园,园内3～6岁儿童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共对7所幼儿园的2 486名学龄前儿童进行身高体重的测量,并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学龄前儿童的基本信息、家庭情况、父母和儿童的健康状况、家庭结构、分娩方式等内容。并分析导致学龄前儿童视频时间超过2 h的影响因素。结果 乌鲁木齐市3～6岁学龄前儿童2周内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1.69±1.46） h,＞2 h的报告率为28.32%;星期六和星期日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2.24±1.92） h,＞2 h的报告率为39.58%;星期一至星期五平均每天视屏时间为（1.47±1.27） h,＞2 h的报告率为19.23%(478/2 486)。收看电视的视屏时间最长,平均每天（1.13±0.95） h,其次为使用平板电脑为（0.25±0.57） h,随后依次为使用手机、使用计算机、其他视屏时间等。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父亲年龄在35岁以下(OR值为1.45)、母亲当前BMI值在24.0及以上(OR值为1.34)、父亲和母亲学历在本科以下(OR值为1.29、2.07)是1周时间平均每天视屏时间＞2 h的危险因素(P值均＜0.05)。结论 乌鲁木齐市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超过2 h/d有一定比例,年龄、母亲BMI、父亲年龄、父母学历层次是影响学龄前儿童视屏时间超过2 h/d的因素。     

铜陵市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铜陵市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铜陵市11所幼儿园2 408名学龄前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长处和困难问卷(SDQ)(父母版)。结果 获得有效问卷2 184份。SDQ困难总分和5个因子异常检出分别是252人(11.5%)、1 052人(48.2%);男童的困难总分、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亲社会行为得分高于女童(P＜0.05);各年龄组儿童的SDQ困难总分、品行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同伴交往问题和亲社会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有:父亲吸烟半包以上、性别是男童、胎儿窘迫、非核心家庭。母亲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是保护因素。儿童年龄越小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的风险越大。结论 铜陵市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发生率较高,应进行针对性的早期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