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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探讨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全科医学科在双向转诊中的作用。方法 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信息中心的电子病历系统,收集2014—2016年全科医疗科门诊和病房住院患者的病历信息,重点对门诊患者的去向、住院患者的来源和去向进行分析。结果 共有全科医学科门诊患者70 168人次,2014—2016年分别为12 871、25 714、31 583人次。2016年门诊患者转入全科病房的比例为3.63%(1 145/31 583),低于2014、2015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2016年门诊患者转入专科门诊、专科病房的比例分别为6.80%(2 145/31 583)、7.07%(2 234/31 583),高于2014、2015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共收治住院患者6 385人次,2014—2016年分别为1 858、2 189、2 338人次。2016年住院患者由基层医疗单位转入、由专科转入的比例分别为81.01%(1 894/2 338)、51.03%(1 193/2 338),高于2014、2015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2016年住院患者转入专科病房、下转至基层医疗单位的比例分别为22.97%(537/2 338)、36.01%(842/2 338),高于2014、2015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7)。结论 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全科医学科与院内专科和基层医疗单位间的联系密切,其在双向转诊中的地位逐渐突显,是实现上下联动、双向转诊的“桥梁”和“纽带”。  相似文献   

2.
目的 了解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利用情况。方法 分别于2013年12月、2016年6月,在前期调查基础上,对上海市长宁区10个街道/镇的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本课题组研制,主要调查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利用情况。2013年和2016年分别回收有效问卷591、651份。结果 2016年表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非常了解”“比较了解”的签约居民数分别为34例(5.8%)、172例(29.6%),认知情况与2013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电话咨询、个性化健康评估、健康/亚健康人群指导、中医治未病的知晓率低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预约门诊、下转回访、出院随访、健康体检的知晓率与2013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77.5%(464/599)的居民签约后选择到社区医院就诊;2016年居民签约后的就诊医疗机构选择情况与2013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55.9%(333/596)的签约居民会选择签约家庭医生就诊,35.7%(214/600)的签约居民就诊前经常预约,27.0%(161/597)的签约居民愿意通过家庭医生转诊;2016年签约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就诊、就诊前预约、愿意通过家庭医生转诊情况与2013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仍较模糊,但就诊依从性相对较好,对预约、转诊服务的利用率有待提高。  相似文献   

3.
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动机、需求、行为及结果评价情况,为上海市进一步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完善家庭医生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徐汇区、静安区、长宁区、虹口区、闵行区、松江区、宝山区、浦东区8个区,在每个区随机选取3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选取4个站点,最终共选取了21个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3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点的社区居民844人作为调查对象。于2014年7月上旬,采用自制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主要从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动机、需求、行为、结果评价5个方面,了解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效应。结果 本次发放问卷844份,有效回收问卷844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1)对于签约家庭医生后可享受的优惠政策,有85.1%(718/844)的居民表示了解,其中非签约居民为58.7%(74/126),签约居民为89.7%(633/706),另有问卷空白缺失11人。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4.54,P=0.000)。签约居民了解家庭医生服务信息的来源:53.4%(377/706)为通过医务人员推介,21.0%(148/706)为居民区宣传栏。对于家庭医生应该提供的服务内容,69.3%(585/844)的居民认为应提供慢性病管理服务,52.7%(445/844)的居民认为应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服务。(2)844名社区居民中,有83.6%(706/844)为签约居民。85.7%(605/706)的签约居民是为了方便,有问题可以随时向家庭医生求助。对于不签约的原因:31.0%(39/126)认为家人健康而没有必要签约,27.8%(35/126)不知道怎么签约,27.0%(34/126)对家庭医生政策不了解。(3)58.8%(496/844)的居民看重签约医生的服务态度,46.8%(395/844)看重技术水平。63.2%(533/844)的居民希望得到家庭医生提供的门诊就诊服务,59.7%(504/844)希望获得上门就诊服务,50.6%(427/844)希望得到电话咨询服务。(4)有82.4%(570/692)的签约居民找过家庭医生就诊,有46.3%(327/706)表示只要生病首先找家庭医生。有33.0%(188/570)进行过预约服务,其中55.9%(105/188)认为预约服务很方便,29.8%(56/188)认为比较方便。有75.4%(430/570)接受过转诊服务,其中56.3%(242/430)认为转诊服务很方便,29.8%(128/430)认为比较方便。(5)有68.9%(427/620)的居民认为费用有所减少;有93.5%(533/570)的居民认为医患关系有所改善。结论 上海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的认知、效果评价较好;但还需引进家庭医生,并进行激励和培训,推广家庭医生制度,满足居民的医疗需求。  相似文献   

4.
背景 精神心理障碍造成的危害逐年升高。全科门诊协作精神专科对精神心理障碍进行诊治管理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其中转诊作为当前协作诊疗的重要策略和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存在不足和困难,尤其是转诊途径利用的欠缺。而目前缺乏针对转诊欠佳的相关研究。目的 了解并分析全科医师对门诊精神心理障碍患者转诊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转诊策略优化和途径有效利用提供依据。方法 2018年8月1-30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上海市杨浦区、黄浦区、普陀区、浦东新区和嘉定区的1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根据纳入标准,从中选取全科医师203例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全科医师一般情况、门诊转诊情况、期望转诊形式。结果 共发放问卷203份,回收有效问卷190份,有效回收率为93.6%。190例全科医师中,有转诊行为29例(15.3%),曾让患者自行去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138例(72.6%);考虑会转诊的患者情况前3位分别为治疗有困难(143例,75.3%)、诊断不明确(141例,74.2%)、初次发现有精神问题或症状(131例,68.9%);认为转诊的难度为一般困难85例(44.7%);认为影响转诊的因素前3位分别为自己对于病情的判断缺乏把握(149例,79.3%)、与转诊的精神心理专科医师或机构缺乏联系(104例,55.3%)、患者或家属依从性差(90例,47.9%);转诊途径主要为网上转诊平台65例(60.2%);了解转诊途径55例(28.9%);认为转诊途径实用93例(48.9%);清楚全科门诊对转诊的政策支持83例(43.7%);认为有义务转诊170例(89.5%);所在全科门诊精神类药物种类情况以一般齐全〔73例(38.4%)〕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了解转诊途径情况、认为转诊途径实用情况是全科医师转诊行为影响因素(P<0.05)。190例全科医师中,67.4%(128例)期望开通转诊通道,53.7%(102例)期望专家坐诊,52.1%(99例)期望与专科医师开通联合门诊。结论 当前全科医师在门诊工作中对于精神心理障碍患者有较大转诊需求,但相关转诊行为有所欠缺,其认为造成转诊困难的因素包括其主观上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治困难和处理信心不足,以及客观上缺乏转诊途径和患者依从性差,而影响其转诊行为的因素为了解转诊途径情况、认为转诊途径实用情况。  相似文献   

5.
目的 了解目前上海市闵行区社区居民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认知情况,为上海市在医疗卫生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推广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提供参考。方法 2015年4—6月,选取闵行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400名(供方),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闵行区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社区居民700名(需方)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双方基本信息、签约情况、认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最需要改善的方面,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知晓情况、就诊意愿、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主观需求情况,家庭医生对就诊对象了解情况、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落实情况。结果 社区居民中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7份,有效回收率93.9%;家庭医生中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3份,有效回收率90.8%。在社区居民中,知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432名(65.8%)。在家庭医生提供的所有服务中,社区居民需求排名前3项为健康体检,计划免疫、妇幼保健、精神卫生、传染病控制等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与健康咨询服务。家庭医生提供服务排名前3项为:慢性病建卡及随访管理、家庭病床及上门服务、双向转诊服务。在已签约的216名社区居民中,选择签约的家庭医生就诊率为50.0%(108名);家庭医生对于就诊对象是否为自己签约对象的了解率为78.2%(284/363)。居民和家庭医生认为目前服务中最需要改善的方面为家庭医生诊治水平、基本药物制度的药物种类和对于疑难杂症向专科医院的快速有序转诊。结论 供需方对于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认知情况存在一定差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队伍应不断提高服务能力,进一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保证居民健康,保障家庭医生责任制的顺利实现和正常运转。  相似文献   

6.
目的 了解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对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培训满意度情况,旨在探索全科医学科在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作用。方法 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进行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2014、2015、2016级的128名全体学员为调查对象。于2017年4—6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学员的基本情况,学员对本院各专科、全科医学科和社区轮转的满意度,学员对本院全科医学科已组织的培训的满意度情况。共发放问卷128份,回收有效问卷份128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100.00%。结果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文化程度为本科及以上者占98.44%(126/128)。学员对在医院各专科、全科医学科和社区轮转的满意度分别为47.66%(61/128)、75.78%(97/128)、46.09%(59/128)。学员对在医院各专科、全科医学科和社区轮转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员对在全科医学科轮转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在医院各专科和社区轮转的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7)。学员对全科医学科已组织的培训的满意度为92.19%(118/128)。结论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对在医院全科医学科轮转和全科医学科已组织的培训满意度均较高。作为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综合性医院应设置全科医学科,并加强全科师资标准化建设,参与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全过程管理,使全科理念、全科临床思维渗透到规培的每个环节,最终培养出合格的全科医师。  相似文献   

7.
应美珂  刘颖  任菁菁 《中国全科医学》2019,22(16):1936-1939
背景 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全科医生持续职业教育体系,亚专长全科医生(GPwSIs)概念的引入为此提供了方向,但目前GPwSIs与专科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争议。目的 了解专科医生对全科医生发展亚专长的态度,为GPwSIs的培养提供思路。方法 于2018年6-7月,通过微信向专科医生发放网络问卷。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主要内容包括专科医生的基本信息和对全科医生发展亚专长的态度和建议。共回收问卷210份,其中有效问卷191份(91.0%)。结果 151例(79.1%)专科医生支持全科医生发展亚专长,23例(12.0%)不支持,17例(8.9%)表示不清楚。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治医师较住院医师更支持全科医生发展亚专长〔OR(95%CI)=5.280(1.103,25.280),P<0.05〕。167例(87.4%)专科医生非常有意愿/有意愿担任GPwSIs带教教师,支持全科医生发展亚专长的专科医生担任GPwSIs带教教师的意愿高于不清楚、不支持者(P<0.05)。85例(44.5%)专科医生建议全科医生培养2项亚专长,121例(63.4%)建议以社区常见病为培养亚专长的方向,145例(75.9%)建议在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开始培养亚专长。结论 专科医生对全科医生发展亚专长的支持度较高,认为全科医生在发展亚专长时要加强专科-全科联合,明确亚专长和专科的界限,以保证培养效果。  相似文献   

8.
背景 预约就诊对缩短患者非医疗等候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有明显效果。然而,社区预约接受度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设计适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约就诊制度亟待解决。目的 分析社区居民预约就诊服务利用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预约就诊服务的改进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9年2-3月,基于便利性原则在上海市黄浦区10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和站点门诊,对1 000例就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及就医状况、家庭医生签约知晓和利用状况、社区预约就诊服务知晓和利用状况。采用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预约就诊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9.3%。993例被调查居民中,患病726例(73.1%);857例(86.3%)知晓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通过社区医院了解服务〔88.4%(758/857)〕。857例知晓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中,728例(84.9%)和家庭医生签约,698例(95.9%)知道签约的家庭医生是谁。993例被调查居民中,46.0%(457/993)知道社区开展预约就诊服务,其中,48.4%(221/457)使用过全科预约就诊服务,54.3%(248/457)使用过非全科预约就诊服务。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知晓签约医生是谁会增加全科预约就诊行为,而有其他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外)、对医生服务态度评价一般或比较好或非常好(相比于非常不好)、通过电视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会减少全科预约就诊行为(P<0.05);知晓家庭医生签约和签约家庭医生会增加居民非全科预约就诊行为,通过社区医院知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接诊医生态度评价一般或比较好或非常好(相比于非常不好)会减少非全科预约就诊行为(P<0.05)。结论 要改善社区预约就诊现况,需要重点从有长期慢性病随访或管理需求的居民入手,以夯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手段,并兼顾其他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在非全科预约就诊方面,还额外需要从优化门诊流程、控制等候时长等方面入手,通过践行分时段预约及便利的远程预约和解约方式,改进就诊患者的服务体验。  相似文献   

9.
背景 双向转诊是我国分级诊疗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下针对双向转诊的研究较少。分析双向转诊的认知、利用、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对充分发挥转诊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探讨中青年楼宇白领人群双向转诊服务认知、利用及满意度现状,并分析影响双向转诊的主要因素。方法 于2019年8-9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上海市虹口区8个商务楼的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楼宇白领人群基本人口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双向转诊服务的认知、利用情况及满意度。共发放问卷1 040份,回收有效问卷99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48%。结果 共967例填写了认知情况,上海市楼宇白领人群双向转诊服务知晓率为17.27%(167/967);共有958例填写了转诊服务使用情况,其中165例(17.22%)使用过双向转诊服务;共有182例有效填写了转诊方式,其中101例(55.49%)自己要求转诊,43例(23.63%)经主治医生建议转诊,38例(20.88%)两者兼备;共有181例有效填写了转诊顺利情况,其中108例(59.67%)转诊不顺利;共有188例有效填写了满意度情况,其中16例(8.51%)非常不满意,31例(16.49%)不太满意,102例(54.26%)一般满意,34例(18.09%)比较满意,5例(2.66%)非常满意。不同性别、常住地址、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家庭医生认知和利用情况的楼宇白领人群双向转诊知晓率比较、利用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受教育水平、职业楼宇白领人群双向转诊服务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中青年楼宇白领人群对双向转诊总体知晓率和利用程度较低,了解和签约家庭医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高双向转诊知晓率和促进居民利用转诊服务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基层首诊、进而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稳固分级诊疗模式。  相似文献   

10.
目的 了解石家庄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2016年12月—2017年1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石家庄市抽取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1 047例患者采用现场自填的方法随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一般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及签约情况、居民对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应用统计软件对1 031份有效问卷采用统计描述、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1 031例患者家庭医生签约率达86.42%(891/1 031)。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97.09%(1 001/1 03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医生技术水平、签约家庭医生满意度、总体服务价格是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石家庄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居民对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尚可;应积极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从而促进分级诊疗制度顺利实施。  相似文献   

11.
背景 对于无法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的疾病,通过预约转诊通道将签约居民转至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家实施分级诊疗政策的基础。目的 分析家庭医生预约转诊服务开展情况,为其进一步改善与推广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查看2019年1-6月浦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家庭医生预约转诊信息平台,收集120例预约转诊患者基本资料和预约转诊信息平台的使用情况(预约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已签订家庭医生并在研究时间段内有过上级医院就诊记录但未预约转诊的患者120例(未预约组)。对预约组和未预约组的患者开展基于分级诊疗与家庭医生服务的电话问卷调查,分析预约转诊服务对相关业务开展的影响。结果 预约组平均年龄(65.4±8.7)岁,以老年人居多,人均预约转诊(1.5±1.0)次,平均预约周期(13.2±11.4)d;预约人次数最多的医院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占70.1%(124/177),预约人次数最多的科室为消化科,占22.0%(39/177)。通过电话调查得知,两组研究对象在家庭医生姓名知晓率、家庭医生签约内容知晓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区域综合医院服务满意度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家庭医生预约转诊服务政策的实施,方便了签约居民获得上级医院号源,提高了签约居民对相关医疗服务的知晓率、满意度,有利于分级诊疗工作的开展。应加强预约转诊平台的宣传力度,增加使用频次,医联体合作单位应加强对家庭医生服务的保障力度,提高预约频次较高科室的专家号源开放数量,避免患者过长的等待时间,进一步突出通过家庭医生预约上级医院专家号源的优势。  相似文献   

12.
我国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新形势下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双向转诊作为基层医院与三级综合医院上下联动的衔接,是家庭医生为签约居民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的有力保障。目前我国双向转诊制度已经建立,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信息化的双向转诊模式,更加优化了双向转诊的流程,实现了医疗资源共享。因此应不断优化双向转诊制度,从而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力,为签约居民提供高质量的连续性医疗服务,真正实现分级诊疗。本文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以下简称复兴医院)信息化双向转诊模式为例,对其效果进行分析。2015—2017年复兴医院双向转诊平台逐步趋于完善,完成5 400例患者双向转诊。3年内双向转诊人次有增加,但回转人次所占比例却未见明显增加,说明双向转诊平台还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优化双向转诊模式于2018年1月开始实施,回转人次有一定增加。  相似文献   

13.
蔡利强  侯进 《中国全科医学》2018,21(31):3814-3817
目的 探讨“1+1+1”组合签约对家庭医生服务效果的影响,为下一步家庭医生工作提出建议。方法 选取2017年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信息系统中与家庭医生进行“1+1+1”组合签约的6 390例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在大团社区卫生中心医院信息系统中调阅组合签约前后家庭医生服务效果信息(包括组合签约居民基本情况和选择区/市级医疗机构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家庭医生处就诊的次数及医疗费用,首诊服务、慢性病配药服务及转诊服务利用情况,家庭医生服务质量),并进行比较。结果 组合签约后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家庭医生处就诊次数在中心就诊次数中占比高于组合签约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0.21%(66 901/111 120)比43.07%(47 891/111 204),χ2=22.328,P<0.001〕。组合签约前后在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中位就诊次数分别为15(25)、15(24)次,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0.048,P=0.967);组合签约后居民家庭医生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组合签约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16)次比7(14)次,Z=24.641,P<0.001〕。组合签约后居民中位年医疗费用低于组合签约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018.8(4 398.7)元比2 247.8(4 911.4)元,Z=10.542,P<0.001〕。签约前后社区居民首诊机构选择、慢性病配药机构选择、转诊机构选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合签约后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首诊机构及慢性病配药机构者占比、选择上转至区/市级医疗机构及转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者占比高于组合签约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合签约后抗生素处方占比、门诊补液占比低于组合签约前,合理使用抗生素占比高于组合签约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家庭医生开展“1+1+1”组合签约工作,建立稳定契约关系,提供分级诊疗服务,在提高家庭医生有效利用率、控制医疗费用、影响就医行为、提高家庭医生服务质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制工作中应加以推广。  相似文献   

14.
背景 上海市为构建分级诊疗体系,与家庭医生制度相结合,2015年3月启动了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推行“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策略(“1+1+1”签约)。目的 了解上海市“1+1+1”签约实施状况,分析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1+1+1”签约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2017年7—9月,对上海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科长共6人就目前该中心“1+1+1”签约的实施状况,包括开始推行时间、签约率、签约方式、宣传策略、4项主要优惠政策(长处方、延伸处方、预约上级医院号源、转诊)实行状况、家庭医生“1+1+1”签约的服务内容进行数据资料咨询;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这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共18人就“1+1+1”签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进行访谈。所有数据资料、访谈内容根据主题和内容分析法,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结果 截至2017年7月底,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平均签约率为9.47%,≥60岁人群的签约率为51.35%,其中4家以门诊签约为主,另外2家以并行开展家庭医生工作室签约及门诊签约为主;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采取实行的优惠政策作为签约宣传策略,以居民就诊时宣教及居委协助宣传为主;均已实行长处方、延伸处方政策,5家已实行预约上级医院号源及转诊政策。家庭医生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基本诊疗、便捷配药、预约及转诊、健康管理、慢性病管理、健康咨询、医疗费用控制。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医保药占比(即药品费用与就诊总费用的比值)难控制,预约号源及转诊绿色通道不畅,各项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不合理,家庭医生工作收入付出不成比例,签而不约等问题。结论 上海市“1+1+1”签约政策陆续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在提高签约率、实施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各项服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果。建议加大宣传,完善各项相关配套政策,加强上下级医院协作,合理制定考核指标,真正落实签约服务,从而尽快推进“1+1+1”签约实施进程,促进分级诊疗模式的建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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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重庆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2011年开始,2016年全面推开,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保障经费和人员、规范服务形式和内容等措施来促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化、规范化、优质化,但目前关于重庆市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和签约现状的研究仍比较缺乏。目的 了解重庆市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签约现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8年3—5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重庆市北碚、彭水、巴南、永川、梁平、合川、沙坪坝、秀山、黔江、垫江、大足、开州12个区(县)的2 400例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情况。共发放问卷2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 34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58%。结果 2 342例居民中有2 153例(91.93%)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总体需求。2 342例居民中已签约的有1 358例(57.98%),未签约的有984例(42.02%)。不同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职业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非常需要”排序前5位的条目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及时诊治(43.42%,1 017/2 342)、孕妇/儿童/老年人体格检查与健康评估(34.93%,818/2 342)、定期体格检查/健康评估(33.69%,789/2 342)、家庭医生出诊(32.96%,772/2 342)、已经确诊的慢性病管理(32.45%,260/2 342)。健康状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以往就医/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情况不同的居民签约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重庆市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较大,但签约率较低,需求最大的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及时诊治。居民健康状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以往就医/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都会影响居民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政府应该加大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制定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包,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进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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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糖尿病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终身性疾病,糖尿病的治疗是一项长期并需要随着病情进展不断调整的管理过程,而落实糖尿病双向转诊对于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减轻患者家庭及国家负担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目的 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属公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糖尿病双向转诊的认知和满意情况,为完善浦东新区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9年10月,以浦东新区区属所有公立医疗机构(7家二、三级医院和4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职内分泌科医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为调查对象(n=621),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对糖尿病患者双向转诊的了解情况(单选题)、对糖尿病患者双向转诊的相关原因和判定标准认识情况(多选题)、对糖尿病患者双向转诊的态度及满意度情况(单选题)〕进行调查,由调查对象通过问卷星自填完成。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590份,有效回收率为95.01%。调查对象对糖尿病双向转诊知晓率为82.88%(489/590);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糖尿病双向转诊制度的内容者占50.84%(300/590);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糖尿病双向转诊的标准者占54.92%(324/590);83.22%(491/590)的调查对象知道本单位有指定的双向转诊单位。不同职称调查对象对“是否了解糖尿病双向转诊制度”的选择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糖尿病双向转诊中向上级医院转诊最常见的原因”问题中,84.92%(501/590)的调查对象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种类限制”;“糖尿病患者上转至上级医院的标准”问题中,35.59%(210/590)的调查对象选择“当患者首次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断为糖尿病(患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断为糖尿病后是否需要转上级医院进一步分型和确定是否有并发症等情况)”;“糖尿病患者转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标准”问题中,95.76%(565/590)的调查对象选择“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已确诊且得到稳定控制”;“糖尿病患者愿意转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治疗的原因”问题中,96.10%(567/590)的调查对象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陪护方便离家近”;“糖尿病患者不能向下转诊的原因”问题中,87.63%(517/590)的调查对象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不全”。99.15%(585/590)的调查对象认为糖尿病患者应由医生来决定转诊;98.47%(581/590)的调查对象认为糖尿病双向转诊有必要性;分别有15.25%(90/590)、56.10%(331/590)的调查对象认为糖尿病双向转诊的效果非常好、比较好;94.75%(559/590)的调查对象愿意将糖尿病患者转诊;90.68%(535/590)的调查对象认为糖尿病患者下转后治疗方案、病情评估有延续性;分别有10.68%(63/590)、45.08%(266/590)的调查对象对糖尿病双向转诊很满意、比较满意。结论 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属公立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糖尿病双向转诊的了解情况一般,对糖尿病双向转诊的标准认识未完全达成共识,对糖尿病双向转诊的满意度不高,需要进一步探讨糖尿病双向转诊新模式,并达成糖尿病双向转诊的共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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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家庭医生制度是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任务之一,家庭医生团队是家庭医生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其身心健康与服务质量是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国内以服务供方角度探讨家庭医生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团队的职业倦怠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科学干预职业倦怠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17年5—10月,采用典型抽样法在徐州市选取已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8家,以其所有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共600例。采用马斯勒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MBI-GS)调查纳入成员的职业倦怠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其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568份(包括全科医生165例、护士272例、公共卫生医生131例),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7%。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阳性检出率为75.4%(428/568),其中情感衰竭、去个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的中重度倦怠占比分别为51.8%(294/568)、34.7%(197/568)、66.0%(375/568),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高于情感衰竭维度、情感衰竭维度高于去个性化维度(P<0.05)。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用工形式、职业喜爱程度、自评工作意义、工作压力是家庭医生团队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的职业倦怠阳性检出率较高,尤其体现在情感衰竭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两方面,建议通过健全家庭医生绩效考核制度、给予团队社会支持、引导家庭医生团队转变医疗观念等方式降低其职业倦怠检出率,以保障家庭医生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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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随着签约服务的深入推进,新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将逐渐形成,建立国家层面的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越来越有必要。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评价现状,分析卫生行政部门人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内容、指标设置以及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认知情况,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方法 借助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6—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培训会,培训会分别在我国山东济南、河南郑州、湖南长沙及重庆市4个省会城市(直辖市)开展。选取来自全国32个省级及114个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人员227名;同时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济南、河南郑州、湖南长沙及重庆市4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的364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为研究对象。调查于2017年6—7月举行,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的基本情况、对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设置情况的认知、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激励措施落实情况的认知。共发放问卷620份,回收问卷591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95.3%。结果 591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中,分别有70.1%(414/591)、92.0%(544/591)、70.1%(414/591)、68.4%(404/591)认为应设置全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农村贫困人口签约服务覆盖率、计划生育特殊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分别有92.4%(546/591)、81.6%(482/591)、72.6%(429/591)认为应当设置签约对象满意率、“签约服务包”设计内容完成率、签约对象电子健康档案合格率;分别有85.4%(505/591)、78.3%(463/591)、66.2%(391/591)认为应设置签约对象基层就诊率、签约对象签约医生就诊率、签约对象预约转诊率。591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中,49.1%(290/591)反映本地区/机构有签约服务费等相关激励措施。回答有签约服务费等相关激励措施的290名基层医疗卫生管理者中,78.3%(227/290)反映签约服务费能够用于家庭医生团队激励,39.0%(113/290)反映签约服务费在绩效工资总量内。290名认为有签约服务费的应答者中,27.6%(80/290)反映来源于财政补助,31.4%(91/290)反映来源于医保基金,80.3%(232/290)反映来源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30.0%(87/290)反映来源于签约居民个人。结论 较大比例的卫生行政部门人员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应同时注重服务数量和质量指标,同时应加强基层首诊的落实。另外,建议保证签约服务经费来源,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作用,对家庭医生收入做增量,调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积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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