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激励机制对医生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

背景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转变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基石。合理的激励机制是家庭医生发挥自身能动性的重要保证因素,但是目前家庭医生的激励机制,尤其是医疗保险补偿方式的转变,对其行为的影响尚缺乏相关理论分析。目的　以医生代理理论为支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医生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和模型。方法　以医生代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家庭医生在不同医保支付方式下,尤其是按项目付费和按人头付费并存的情况下医生行为分析模型。结果　按项目付费时,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医生没有任何动机来抑制患者因道德风险而产生的额外需求;按人头付费后家庭医生的总利润会提高,但是从患者健康中得到的效用值会下降;推行总额预付的前提是设计合理的医疗服务数量和质量,否则家庭医生就会有选择患者的动机。中国家庭医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按项目付费方式的医疗收入和按人头签约得到的服务费,提高签约服务费占收入比例可以提高家庭医生的服务质量,但是由于收入中占较大比例的是按项目付费获得的收入,收入的增加不一定能够对患者的质量提供正向影响。结论　中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的支付方式应该逐步转变为按人头付费,目前可以通过逐步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占收入比例的方式,激励家庭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我国的医保制度的医疗保险模式和发展情况面临着一个难题,就是医疗保险支出的过快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医疗保险基金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有的按项目付费的支付制度。为了保证医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把完善支付制度作为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医保的支付方式基本分为两类：预付制和后付制。预付制主要有总额预付制、按人头支付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支付（按病种支付）等,后付制主要有按服务项目支付和按服务单元支付等。目前我国大多实行的是按项目付费,其缺点是医疗收入与服务费用支出直接挂钩,易诱导医院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对医疗保险机构来说,医疗支出不可预计,医疗服务项目繁多,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下2型糖尿病患者医疗支出集中性研究

背景 过度医疗和医疗服务未利用均影响医疗服务利用的公平性,研究慢性病人群医疗支出集中性,分析高医疗支出和低医疗支出患者的人群特征可以反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目的 了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下2型糖尿病患者医疗支出的集中性。 方法 于2019年7月从江苏省某市医保中心信息系统2017年医保数据中,抽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且第一诊断为2型糖尿病患者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最终纳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者24 107例、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职工医保）者109 265例。将不同医保参保患者按照医疗支出高低排序,并分为前1%、前>1%~5%、前>5%~10%、前>10%~50%、余下50%的5分位组,分析不同分位组患者的医疗支出、医保补偿、卫生服务利用情况及人群特征。 结果 2型糖尿病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和医保补偿费用均具有高度集中性：在参加居民医保的患者中,前5%分位患者的医疗支出占总医疗支出的66.12%,前10%分位患者的医保补偿费用占全部补偿费用的82.97%;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患者中,前5%分位患者的医疗支出占总医疗支出的43.12%,前10%分位患者的医保补偿费用占总医保补充费用的61.62%。无论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前5%分位与其余95%分位参保患者、前50%分位和后50%分位患者的性别、年龄、就诊医疗机构级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的医疗总费用和医保补偿费用均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且居民医保患者医保补偿费用的集中性高于职工医保患者。医疗支出的高度集中性说明现行基本医保制度下高费用段2型糖尿病患者可能存在过度就医、道德风险等问题。同时,应关注2型糖尿病患者中低医疗支出人群的医疗保障,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     

论延伸处方在社区医院的意义及必要性

实施延伸处方,有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居民慢性病管理,完善社区"长处方"用药政策,建立社区延续上级医院用药医嘱的药品联动机制,积极引导签约居民社区首诊、有序转诊,有益于建立类似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首诊制度。同时,能协同推进家庭医生制度,加强家庭医生医保服务的监管,逐步建立以签约居民为切入点、信息系统为支撑的医保费用管理机制,探索家庭医生管理签约居民医保费用试点工作,使家庭医生逐步成为医保费用管理的守门人。     

糖尿病患者选择家庭医生作为慢病管理服务供方的决策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社区糖尿病管理现状,明确患者选择家庭医生作为疾病管理服务供方的决策影响因素,为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建议。 方法 2018年5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上海市某社区确诊糖尿病患者500例。自行设计问卷,以Likert 5级评分法,从7个维度30个条目,调查患者选择家庭医生作为疾病管理供方的决策影响因素;从6个维度22个条目,调查患者不选择家庭医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 对符合入选标准的500名患者,选择家庭医生作为疾病管理服务供方影响程度最大的5个项目分别是:服务态度好(影响因素评价均值1.17);家属陪同和照顾方便(均值1.15);对医生熟识并了解自身情况(均值1.08);慢性病病情稳定(均值1.07);离家近,利用方便(均值1.06)。不选择家庭医生的因素中,影响程度最大的前5个项目分别是:不提供专家门诊(影响因素评价均值0.96);担心一次就诊不能解决问题(均值0.87);医保报销比例无显著变化(均值0.80);报销政策没有规定首选社区(0.77);社区医疗设备不能满足需求(均值0.76): 结论 家庭医生服务因距离和时间可及、费用低廉、服务较好等优势,是居民选择慢性病管理服务提供方的主要因素,但医疗技术、设备、药品和当前卫生政策因素对居民优先选择家庭医生提供慢性病管理服务尚有一定程度的制约。      

老年慢性病患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分析

目的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了解锦州地区老年慢性病患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锦州市2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000名社区居民采用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Cronbach'sα=0.970,KMO=0.943)进行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相关资料,提取医疗环境、家庭医生技术水平、心理因素和签约服务利用情况四个潜变量.结果 居民对医疗环境的满意情况、居民对家庭医生技术水平的满意情况、居民心理因素方面对家庭医生的满意情况能够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利用情况造成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情况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利用情况是存在一致性的(P<0.001),Spearma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对医疗环境的满意情况、居民对家庭医生技术水平的满意情况、居民心理因素方面对家庭医生的满意情况和签约服务利用情况正相关(P<0.01).构建居民满意度预测居民签约利用情况的理论模型,路径系数估计与检验结果显示医疗环境的满意情况、家庭医生技术水平的满意情况、居民心理因素方面的满意情况对居民签约服务利用情况的路径系数以及路径系数的估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疗环境的满意情况、家庭医生技术水平的满意情况、居民心理因素方面的满意情况对居民签约服务利用情况R2=0.85.结论 提高老年慢性病患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可以通过提高医疗环境、家庭医生技术水平、改善居民心理因素3个方面进行有效干预,从而提高居民家庭医生的利用率.     

家庭医生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人头支付"改革的知信行现状

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的知信行现状。方法 于2015年3月,在浦东新区开展了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的3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选取家庭医生402名。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纳入家庭医生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医生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工作情况,以及对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的认知情况、态度、行为选择情况。结果 50.7%（204/402）的家庭医生知晓"按人头支付"概念,27.9%（112/402）的家庭医生知晓新农合人均支付标准,68.4%（275/402）的家庭医生知晓新农合"按人头支付"经费测算流程。57.8%（232/401）的家庭医生对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的意义持认可态度,88.2%（352/399）的家庭医生认为进一步的改革需得到更大的政策环境支持,超过40.0%的家庭医生对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在提高居民就诊满意度（41.7%,167/401）、为居民提供更好医疗服务（40.6%,162/399）、提高医生积极性（48.6%,195/401）方面持中立态度。通过实施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72.8%（292/401）的家庭医生倾向于为患者提供健康教育和指导,75.5%（302/400）的家庭医生开始注意对患者的医疗费用进行合理管控、兼顾疗效,62.6%（251/401）的家庭医生切实领会到提供连续、综合社区卫生服务的关键性和必要性,74.6%（299/401）的家庭医生开始重视学习和能力提升,63.6%（254/399）的家庭医生期望更多的权利和义务。结论 家庭医生对新农合"按人头支付"改革的知晓率有待提高,态度有待进一步转变,改革的实施加强了家庭医生的控费意识、提高了其服务主动性。     

医联体全科团队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的影响研究

目的　建立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团队参与下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探讨其对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7-05-01至2017-06-30温州市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梧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的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社区居民560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社区家庭医生组（单纯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与医联体全科团队组（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团队参与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对两组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知晓度、签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560份,回收有效问卷540份,有效回收率为96.4%。两组居民性别、年龄、平均月收入、文化程度、医保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知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医联体全科团队组居民的签约意愿高于社区家庭医生组（P<0.05）。社区家庭医生组居民就医可接受距离、就医行程时间短于医联体全科团队组（P<0.05）;社区家庭医生组居民担心误诊漏诊、延误病情、用药不规范、转诊不方便发生率高于医联体全科团队组（P<0.05）;两组居民担心服务态度不好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团队参与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基层卫生服务能力的认可度,提高其签约意愿,可有效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引导居民分层就医、优化医疗资源利用。     

南京市浦口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现况调研

目的　了解南京市浦口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改善对策,为南京市浦口区进一步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7年7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星甸街道、泰山街道、汤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家庭医生及其团队成员共31名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采用自制访谈提纲,访谈内容包括：简单介绍南京市浦口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家庭医生签约后的特色服务项目与主要服务内容;签约居民分级诊疗存在的问题;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和困难等。结果　目前南京市浦口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包含门诊签约和社区签约两种形式,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接受程度较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慢性病老年人吸引力最大。开展的特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含家庭医生APP线上交流;家庭医生公布手机号以方便沟通;发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卡,享受特定医疗服务项目折扣。签约居民分级诊疗存在的问题：签约居民根据就医需求可自行前往二、三级医院,不需要家庭医生为其进行转诊;家庭医生APP转诊预约功能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签约流程过于繁琐;如何界定家庭医生手机咨询服务时间;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职责界定不清;激励机制不健全,医务人员积极性不高;签约后药品种类配备不全;原全科医生引入家庭医生模式后工作量增加、精力不济;家庭医生APP需要进一步完善服务项目的开发。结论　南京市浦口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较好,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建议政府财政投入到位,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医保助力家庭医生,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家庭医生医疗知识培训与沟通技巧,招募家庭医生人才;增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的品种以及医保报销的常用药物;完善家庭医生APP;切实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展。     

长沙市基于分级诊疗的契约式家庭医生制实施现状

目的 了解长沙市望城区契约式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长沙市望城区6个实施家庭健康契约式服务的镇卫生院185例就诊患者和63名医务人员,就契约式家庭医生服务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望城区居民对镇卫生院的总满意率为49.44%;对不同机构满意度差异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就医环境、服务态度和医疗设备设施上,6个镇卫生院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候诊时间长短、诊疗价格、服务态度、病情解释、技术水平、诊疗效果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P<0.05);发展前景,工作量和时间的分配,公平性,工作风险是影响医务人员满意度的因素(P<0.05).结论 望城区契约式家庭医生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困难和影响因素,可以从家庭医生岗位职责、家庭医生的绩效评价、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分配等方面进行完善.     

分级诊疗实施中家庭医生团队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制度不断健全,但家庭医生团队在发展中仍存在服务能力和服务积极性有待提高、支撑工具不足等问题,尤其在分级诊疗实施中较为被动,未能充分发挥网底与核心作用。本文基于上述问题,根据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情况,总结了上海闵行、深圳罗湖、河南息县三地家庭医生团队的建设经验,进而提出如下建议：以居民为中心进行健康风险分层和个性化服务方案制定;扩充家庭医生队伍,调整家庭医生团队结构;提高家庭医生待遇,缩小与上级医院差距;医保打包付费,以加强上级医院对家庭医生团队服务的重视程度;制定双向转诊的临床路径;加快有利于家庭医生医疗服务的信息化建设。     

云南省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云南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起步较晚,了解社区居民的签约意愿及影响因素,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家庭医生服务的利用与开展成效,切实提高医疗服务的覆盖率。目的　了解云南省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签约意愿的因素,为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法,根据云南省昆明市13个区（县）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选取2个区1个县;采用典型抽样法,分别从每个区（县）中选取1个社区,依次为五华区的红云社区、西山区的前卫社区、晋宁区古城镇;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每个社区中抽取90户家庭,以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为研究对象。于2017年7—9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主要内容为居民的基本情况、就诊行为及签约意愿等。共发放问卷1 412份,回收有效问卷1 318份,有效回收率为93.3%。结果　1 318例居民中,有签约意愿者1 187例（90.1%）。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类型、个人年收入、城乡环境、患慢性病情况、选择社区首诊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候诊时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费时间的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疗保险类型、城乡环境、患慢性病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候诊时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费时间是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云南省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意愿较高,参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居住在城区、患慢性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候诊时间≤0.5 h、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费时间≤0.5 h的居民具有更高的签约意愿。     

健康中国背景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新医改的重要任务之一,对实现基层首诊、推进分级诊疗、转变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健康中国为背景,通过梳理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文献,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供方、需方及运行机制3个角度,分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数量及质量不高,居民对签约服务的接受度不高,全科医生培养与培训机制不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欠缺,医保支付机制导向性不强,沟通宣传机制和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建议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完善签约服务政策支持,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积极推进“互联网+社区医疗”。     

通向健康中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比较研究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我国当前医疗卫生改革工作的重点，是实施分级诊疗、合理利用医疗资源、保障群众健康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基石。本文通过剖析上海市“1+1+1”签约服务模式、厦门市“三师共管”签约服务模式、杭州市家庭型医养护一体化服务、定远县“按人头总额预付”签约服务模式、盐城大丰区“基础包+个性包”签约服务模式、深圳罗湖模式6种国内特色家庭医生签约模式，从签约服务的主体、方式、内容、医联体的形式、签约服务费用的支付、医保支付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政策逻辑和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存在的瓶颈，提出城市和乡村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想模式，希望为各地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借鉴和启示。     

“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后的风险及管控建议

"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线上诊疗服务的开展,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落地、均衡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风险、医疗信息和隐私泄漏风险、医患双方道德和医保基金风险等。建议加快法律制度和标准规范建设、建立医疗服务监管平台、合理设置医保控制总额、做好医保基金风险管控,促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天津市家庭医生签约居民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的必然途径,居民作为卫生服务的需求方,其首诊意愿与基层首诊的顺利推行息息相关。目的　了解天津市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2月采用随机抽样法从天津市16个行政区划中随机抽取和平区、北辰区、河北区3区,选取760名在该时段有基层就诊经历的社区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居民对签约家庭医生的满意度及居民对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比较不同特征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75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9.2%。结果显示,90.3%（681/754）的居民表示愿意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作为首诊医生。不同年龄、家庭年收入、医疗保险类型、候诊时间、对签约家庭医生满意度、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对自身健康问题的了解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保持健康的能力的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患慢性病情况的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家庭年收入、候诊时间、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是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为首诊医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天津市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较高,年龄、家庭年收入、候诊时间、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是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为首诊医生的影响因素。     

基于米特-霍恩模型的北京市紧密型医联体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北京市紧密型医联体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方法：基于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利用米特-霍恩模型,从政策目标与标准、政策资源、执行组织间沟通和执行活动、执行机构特性因素、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分析北京市紧密型医联体政策的执行情况。结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内在动力不足是进一步推进医联体发展的主要障碍;部门间合作机制不畅通,未形成合力,导致医联体的发展受到一定约束。结论：探索医联体内医保总额打包支付,并完善人员激励机制,促进紧密型医联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     

城市居民医疗保险费用模拟分析

目的针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系,预测参保居民的医疗费用和各方费用分担分布。方法通过构建微观模拟模型,预测和评估2008~2010年昆明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策。构建模型的数据包括2000年国家人口普查的0.1%样本数据,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体系下的参保数据,其他数据信息包括昆明市2005年国家1%人口调查的结果。结果在2005年人口模型的基础上,实现人口信息数据和参保职工信息数据的统计拼接。获得个体收入和医疗消费信息,居民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的费用分布,预测不同途径的缴费水平。结论分析结果有助于政府在制订相关医疗保险政策时,考虑医疗保险政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