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进展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效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一项突破性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器官捐献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提升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是促进捐献器官转化、改善器官移植预后的关键。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在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和标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文通过探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概念、国际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先进策略及模式,研究器官获取组织、捐献者、捐献器官质控举措,以期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捐献器官获取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加强具有中国特色器官捐献与获取组织建设,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快速发展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经过50余年的奋斗,特别是近十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和器官移植改革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道路和成就,被称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2].但我国器官捐献和器官获取组织(...     

美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体系简介

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开展最早和数量最多的国家,1968年就出台了《联邦遗体捐献法》,1984年又出台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协调管理机构和分布在各州和地区的58个器官获取组织,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形成了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能有效地开展工作,较好地解决了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这些实践对中国目前开展的器官捐献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2020年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概况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各地形势不一,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松懈。在面对各自的社会环境和医疗资源配置的考验下,以及在行业赖以生存的体系运作惯性及固有生产力的支撑下,各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仍在努力前行。山西省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服务中心是在国家专家委员指导下,由原山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8年8月28日批准成立的全省唯一、独立运行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本文通过剖析疫情期间美国和西班牙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数据,结合山西省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服务中心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情况,进一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省情的公民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的建设。     

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转型需要坚实的人才基础,任何一家器官获取组织都必须从战略高度把握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器官捐献协调员自我发展诉求强,个人绩效考核难,人才投资成本大,专业知识和技能稀缺且不可替代,是器官获取组织最宝贵的人力资源。针对现阶段普遍存在高素质协调员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系不健全、激励政策不科学等问题,有必要把器官获取组织的公益性目标和协调员的个人发展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国家层面制订协调员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器官获取组织的架构要扁平化,给一线协调员充分授权,加强系统性、专业化的岗位培训,构建宽严相济的管理制度,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设立柔性、灵活的激励政策,除了物质激励（薪酬和福利待遇等）以外,更应强化精神激励,如情感激励、荣誉激励和事业激励等。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开启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

2013年2月25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红十字总会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工作会议,宣布在全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这次会议被认为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又一个里程碑,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新时代,也开启了我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中国梦。     

创建中国特色的器官获取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质量保证是器官获取组织(OPO)的责任,创建OPO质量管理体系是高质量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面临的新任务。当前我国OPO质量管理中存在着缺乏完善的管理机构、规范的管理流程、科学的评价指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等问题,有必要从思想观念转变、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和过程实施管理等3个方面,紧密结合OPO的实际状况,参照国际通用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进行顶层设计,更需要OPO管理者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确保OPO在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中高效运行。     

国内外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最新进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寻找多渠道的供者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界的当务之急。近日,关于“扩大可控型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cDCDD)实践的联合声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声明旨在推广cDCDD,以提高器官捐献率,以期实现移植自给自足的最终目标。本文将整理声明提及的重点内容,阐述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DCDD)的学术名称更新及相关讨论、DCDD的发展趋势、构成cDCDD临床路径的基本部分及影响实施cDCDD的关键因素,思考该声明对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 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 结果  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 结论  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器官捐献时代的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是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方向。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CLTR)数据显示,从1993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18日,我国大陆累计实施肝移植手术26 941例次,肝移植总数已位居世界第2位[1],受者的生存率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我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数量还以每年超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 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 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 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 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151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潜在捐献者114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捐献转化率为24.5%。器官捐献失败者114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官捐献类别包括34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19例颅脑外伤、14例脑卒中和4例其他。37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154个,其中大器官124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 1.6）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 1.1）个。154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96.7%（149/154）,器官分配前4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讨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1月至2021年6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的基本信息,分析器官捐献转化率、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基本情况及器官捐献失败者捐献失败的原因。分析器官捐献产出情况及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182例潜在器官捐献者中,捐献成功46例,捐献转化率为25.3%;失败136例,失败原因包括家属不同意（58.1%）、无充足时间评估（24.3%）和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17.6%）。46例器官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212个,包括肾脏88个、肝脏42个、肺脏15个、心脏19个和角膜48个,人均捐献大器官和组织4.6个,人均捐献大器官3.6个。年龄、性别、籍贯、捐献辖区和血型是大器官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捐献辖区是组织捐献数量的影响因素。结论  福建省单中心器官捐献转化率偏低,家属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原因。应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提升器官捐献转化率和器官产出率。     

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专家共识

家属沟通是器官和组织捐献工作的关键环节,也是捐献成功与否的关键。为更好地帮助潜在器官和组织捐献者家属了解法律赋予的器官捐献自主选择权利,提升家属沟通效率,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同时帮助相关从业者长期保持专业的工作状态及健康的心理状态,分享和总结各地最佳临床经验,共同商议并解决目前家属沟通面临的困难,在多方专家的共同参与下,特制订《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专家共识》。本共识以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的关键问题为导向,查阅相关文献,经多学科专家编写,并通过德尔菲投票方法达成共识,形成18个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关键元素及推荐建议,以期为器官和组织捐献家属沟通工作提供指引。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台进行中英文注册。

     

内蒙古自治区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现状与思考

<正>器官移植手术技术的改良、基础研究的突破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的成功研发等医学进步,已使器官移植受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供器官来源问题始终是器官移植领域最大的困扰~([1])。我国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相对较晚,相关法规条例尚不够完善。同时,由于各地人口密度、地域文化、经济发展以及医疗设施和技术的差异,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极不均衡,导致全国移植医疗资源严重失衡和医疗迁徙不断加剧,不仅增加了器官衰竭     

器官捐献与肝移植

器官移植是目前治疗大多数重要器官（肝、心和肺）末期衰竭最为成熟的可用手段。随着器官保存技术和免疫抑制技术的进步,如今已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有望在术后高质量地长期生存。同目前接受移植的患者数量相比,有更多的患者本可以从器官移植中受益,但是世界范围的脏器极度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我国每年有30多万患者死于各种终末期肝病,但是严重的器官短缺仅有1万例接受器官移植,器官需求数量与供体数量的比例高达30∶1,绝大多数患者因器官供体的严重匮乏,在等待供体的过程中离开人世。     

《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解读——器官的获取、保存和运输

捐献器官的获取、保存与运输直接影响着器官移植受者的预后。针对器官的获取、保存与运输的流程优化及质量控制标准的建立有利于提高捐献器官的质量和利用率,并降低医疗风险。本文根据2016年欧盟《移植器官质量与安全指南（第6版）》对其中第11章器官获取、保存和运输进行解读并综述。     

系统性多科室协作器官捐献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器官移植是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有效治疗方法,而供者短缺是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器官移植改革亟待解决的难点。为解决供者短缺的难题,西方国家建立了系统性多科室协作（SMDC）的工作机制,通过推进相关科室在器官捐献各环节的系统性协作,显著提升了器官捐献水平。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器官捐献工作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为此,本文通过分析梳理SMDC的概念、SMDC涉及的环节与科室、SMDC的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就在我国实施SMDC、不断发展完善器官捐献中国模式,提出建议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