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之美——聚焦全球器官捐献发展趋势

器官移植术是20世纪出现的针对器官功能衰竭的最有效治疗方法，每年拯救全球超过12万例患者。但供器官短缺的现状，与器官移植技术和辅助药物的发展不匹配，制约了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我国自2015年起已成为全球器官捐献和移植大国之一，2017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超过5 000例，占全球捐献总量的15%以上。黄洁夫教授总结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中国模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植界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本文通过整理全球及各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数据，剖析全球现状与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的影响因素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期实现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自给自足"。     

国外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进展

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效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一项突破性技术,显著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器官捐献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提升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是促进捐献器官转化、改善器官移植预后的关键。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在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方面提出了系列政策和标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本文通过探讨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有关概念、国际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先进策略及模式,研究器官获取组织、捐献者、捐献器官质控举措,以期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器官获取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推进捐献器官获取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美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体系简介

美国是世界上器官移植开展最早和数量最多的国家,1968年就出台了《联邦遗体捐献法》,1984年又出台了《国家器官移植法》,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成立了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协调管理机构和分布在各州和地区的58个器官获取组织,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网络,形成了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能有效地开展工作,较好地解决了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这些实践对中国目前开展的器官捐献工作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器官的来源一直制约着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从2011年开始逐步试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移植工作,2015年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 源[1].尽管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但相应也带来了...     

加强具有中国特色器官捐献与获取组织建设,促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快速发展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经过50余年的奋斗,特别是近十年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和器官移植改革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与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道路和成就,被称为"中国模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1-2].但我国器官捐献和器官获取组织(...     

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中文版）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是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脑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附26例报告）

目的总结脑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3月至2012年6月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完成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与移植案例。结果共完成脑死亡器官捐献26例,进而完成52例肾移植和8例肝移植,移植器官功能均良好。其中48例肾移植受者总存活率92．2％,移植肾总存活率83．7％。结论脑死亡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重要的器官来源,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发展需取决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捐献者、受者、医疗机构的权责是否得到明确和保证。     

内蒙古自治区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现状与思考

<正>器官移植手术技术的改良、基础研究的突破以及新型免疫抑制剂的成功研发等医学进步,已使器官移植受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供器官来源问题始终是器官移植领域最大的困扰~([1])。我国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相对较晚,相关法规条例尚不够完善。同时,由于各地人口密度、地域文化、经济发展以及医疗设施和技术的差异,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极不均衡,导致全国移植医疗资源严重失衡和医疗迁徙不断加剧,不仅增加了器官衰竭     

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版)

器官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最有效的手段,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已成为我国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在临床实践中,移植器官保护技术对提升移植器官质量,改善受者预后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器官移植学组及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基于国内外移植器官保护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根据牛津循证医学证据分级和GRADE推荐意见系统,针对肝脏、肾脏、胰腺、小肠、心脏、肺脏移植器官编写了《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16版)》。近期,在国家肝脏移植注册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控中心、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国家肝脏移植质控中心的支持下,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器官移植及器官保护临床实践与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形成《中国移植器官保护专家共识(2022版)》。本共识重点更新了相关器官获取、保存、转运、质量评估在临床实践中的技术进展及相应循证医学研究证据。此外,还增加了包括以肢体移植为主的复合组织移植的内容,旨在促进临床器官移植工作科学、规范开展。     

建立与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相适应的器官获取组织

随着中国大陆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2大器官移植国家,移植效果稳步提高,但对于器官来源问题一直遭受国际社会诟病,导致我国器官移植工作和成果不被国际移植社会所接纳和认可,也影响了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形象.为此,中国政府召集相关部委,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主导,在经历了2年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DCD)工作试点后,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器官移植体系[1],(如图1所示),在这个体系中,捐献器官获取分配体系起着承上启下的核心作用.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OPO是保证我国器官移植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     

国内外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最新进展

器官短缺是全球移植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寻找多渠道的供者器官来源成为器官移植界的当务之急.近日,关于"扩大可控型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官捐献(cDCDD)实践的联合声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声明旨在推广cDCDD,以提高器官捐献率,以期实现移植自给自足的最终目标.本文将整理声明提及的重点内容,阐述经循环标准确定死亡后器...     

等级医院评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评价标准专家共识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器官来源的根本途径, 但捐献数量不足所导致的器官短缺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等级医院评审标准中纳入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指标, 有利于国家政策的落实, 实现人体器官捐献数量的大幅增长, 满足移植就医需求, 促进移植事业发展和移植质量的提升, 提高整体医疗水平。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三级医院评审标准(2022年版)》及《肝脏移植技术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0年版)》《肾脏移植技术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0年版)》《心脏移植技术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0年版》《肺脏移植技术医疗质量控制指标(2020年版》等国家文件精神和要求,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的指导下, 组织全国专家制定了等级医院评审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技术评价标准专家共识, 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制定评审标准和评审过程中参考。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必由之路——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器官捐献专业化、OPO建设学科化

目前我国器官移植发展面临的问题是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PO)的学科化建设、捐献器官获取成本收费与财务管理和"中国模式"下器官移植技术体系建设, 只要我们坚持器官捐献专业化、OPO建设学科化、器官移植学科体系化的发展道路, 就一定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先进性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队伍和中国体系。     

人类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发展历程

移植器官来源模式是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文精神升华完美结合的产物.移植器官来源经历了异种动物、死刑遗体、亲属活体、脑死亡供体、亲属活体+非亲属活体、心死亡供体、多种来源这7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异种移植离临床应用遥远;死刑来源倍受批评;活体移植伤害健康人.器官捐献移植发展史证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值得大力推广.以美国全脑死亡器官捐献和英国脑干死亡器官捐献为代表的美-欧模式,均为生前自愿同意,且绝对无偿.公民认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会改变捐献行为本来的性质.心死亡器官捐献是脑死亡器官捐献的补充,适用于既不符合脑死亡标准又无法救治,同时家属又有强烈捐献意愿者.     

医院住院患者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意愿调查

目的了解医院住院患者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相关领域的认知情况和态度。方法通过自编调查问卷形式,以医院住院患者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对器官移植与捐献的认知和态度,并分析影响器官移植和捐献、对移植和捐献关注的问题以及捐献方式的影响因素。数据结果以SPSS 18.0进行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973份,有效问卷906份,有效率为93.1%。906份有效问卷中,788例(87.0%)患者听过器官移植,118例(13.0%)未听过器官移植;189例(20.9%)有移植亲属,717例(79.1%)无移植亲属;511例(56.4%)愿意接受器官移植,226例(24.9%)不愿意,169例(18.7%)不知道;490例(54.1%)同意器官捐献,173例(19.1%)不同意,243例(26.8%)不知道。性别因素对器官移植(P=0.299)和捐献(P=0.327)的意愿均无影响,年龄、学历、职业、是否听过器官移植及是否有移植亲属对器官移植和捐献的意愿均有影响(P<0.01)。性别因素对关于器官移植(P=0.727)和器官捐献(P=0.935)关注问题均无影响,年龄、学历、是否听过器官移植、是否有移植亲属对器官移植和捐献后关注的问题均有影响(P<0.01)。对器官移植手术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是否有可供移植的器官占28.7%(260/906),术后生活质量占23.0%(208/906),手术风险占21.5%(195/906),手术费用占19.5%(177/906),术后排斥反应占7.3%(66/906)。器官捐献后最关注的问题依次为:捐献器官的合理应用占57.4%(520/906),亲属的态度占23.8%(216/906),捐献补偿占17.6%(159/906),其他占1.2%(11/906)。捐献方式上,403例(44.4%)愿意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257例(28.4%)愿意接受脑死亡器官捐献,246例(27.2%)愿意接受活体器官捐献。性别、学历和职业对捐献方式有影响(P<0.05),而年龄、是否听过器官移植和是否有移植亲属对捐献方式无影响(P>0.05)。结论对器官移植宣传的不足和高昂的移植费用是制约器官移植接受率的主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全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加强对器官移植的广泛宣传,器官移植的接受率将呈现不断增高的趋势。目前医院患者普遍接受的器官捐献方式仍然是DCD。建立一个合理运作的捐献器官分配体系和适当的捐献补偿机制是促进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关键。     

中国公民死亡后器官捐献改革的伦理评析

1 中国器官捐献改革的进展 在当代中国,公民死亡后捐献器官行为仍面对诸多伦理挑战.这既涉及当代中国人对待死亡、身体与家庭的观念,也涉及个体与家庭对社会公正和医疗体系的信任.面对器官短缺的现实,政府、移植医学界以及器官移植等待者等相关组织或个人都迫切希望建立起一套高质量的器官捐献体系[1].     

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高危供者的评估及肾脏修复

我国自2015年1月1日开始,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尸体供肾也带来一些移植术后并发症,特别是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的发生率增加。导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尸体供肾移植术后DGF的因素主要有:①DCD和ECD供体增多;②供体治疗、维护、获取和术后管理过程中供肾损伤;③传统静态冷保存技术不能满足需求。针对这些问题临床医生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对供体要做全面的评估,利用评估标准合理取舍供体,预测DGF风险;②对供体尽心维护,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高危因素引起供肾的损害;③对获取的供肾精心修复,采用以低温机械灌注保存为主的有效方法修复器官损害;④加强移植术后受者的管理,预见性防治措施降低DGF发生率。总之,依据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器官获取和临床移植工作的操作流程,进行供肾评估与修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浅谈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建设

<正>启动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移植试点工作是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计委,原国家卫生部)推行的缓解器官供需矛盾、促进移植医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1]。试点工作内容要求各试点省、市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试点方案所明确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招募并组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逐步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员)队伍。协调员的工作贯穿器官捐献的每一个环节,尤其在与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