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以礼乐教化为主干的儒家文化贯穿其中,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以“序天地”为核心的儒家礼教在政治与伦理道德方面形成君臣尊卑、长幼有序的等级伦理关系;以“和天地”为目的的儒家乐教强调人与自然之和以及人与社会之和;以“修身”为目标的儒家礼乐教化从外在“礼”之约束内化为内在“乐”之协调统一,是古代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传承与发扬中华礼乐文化之精义,是在当今社会中寻求稳定和谐的发展之道,使中华民族在“和而不同”中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朱熹“性即理”思想的伦理意蕴

朱熹“性即理”思想不仅论证了作为儒家道德的核心价值---仁义的根源与形上依据,即人性之善源于天理,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所以然之故”,也是人日常生活的“所当然之则”,呈现出化当然为必然的趋向,而且揭示了其伦理本性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赋予了社会伦理以客观必然性以及对社会个体的先在规定性,论证了社会伦理的普遍性与有效性。从社会伦理到个体德性无不在天理的客观必然性的统摄下,实现了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统一。朱熹以“心与理一”命题的阐发,诠释了道德的本质是主体性与规范性的合一,确立了道德的自律原则。     

道家思想对东亚经济的影响及其伦理价值

道家注重整体和谐的思想，是东亚国家群体主义企业文化和相关经济政策、制度制定的基础。这种群体主义思想不仅促进了东亚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赶超，而且对东亚社会的经济平等和实质性贫困的减少也有积极作用。道家思想现代经济伦理价值的具体体现：在自然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层面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个人与社会经济利益的矛盾层面上，以“柔弱谦下”为秩序原则，推进社会的和谐共荣；在企业经济活动层面上，以协作精神和人本思想等，影响企业伦理品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道家经济伦理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社会的、经济的和环境的问题，有效促进东亚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值得进一步关注。     

和谐医德教育：基于时代价值的一种解读及建构

和谐医德教育的提出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总体性的时代精神价值在医德教育领域内的理论表征。它的倡立是医德领域现存内在矛盾的必然性理论回应,它所内蕴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生命和谐的价值追求、人道功利和谐的价值建构以及医患和谐的价值指向三个维度上。从加强关怀伦理的教育、注重境遇伦理的价值、强化沟通伦理的培育这三个层面对和谐医德教育建构做了探讨。     

疫情防控中的公民道德责任反思——基于公共健康伦理视角

从公共健康伦理角度来看,公民在维护公共健康上有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道德责任。疫情防控中,公民履责面临个体自由与政府干预、个体健康与抗击疫情、个体需求满足与社会公平、个体履责与机制障碍等个体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伦理冲突。针对这些伦理冲突,应从国家、政府、社会、公民四个层面精准举措,国家建立健全公共健康道德法律规范与应急机制、政府强化公共健康价值引导与应急能力、社会提高公共健康伦理认知与实践水平、公民正确认知公共健康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关系,对于消除公民履责障碍、营造良好履责环境有重要意义。     

社会心态质性分化的伦理特征及其精神机制

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以生命和生活的整全性为本体根基,其质性分化和人们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理解有着本源相关。在伦理特征上,这种分化表现为生命“存在结构”与生活之整全性的拆解,具体地：自我的个性凸显对于伦理认同根基的颠覆;超越性精神生活转向感性世俗化生存;反思批判意识缺失而导致“良知”判断的困境。这种伦理特征有其特定的心理机制和客观根源：前者表现为价值的本体论承诺与价值工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多元文化面向与价值同一性之间的张力,影响着“应然”价值承诺与“实然”价值实现之转换的认知评价;后者则是社会转型中的“系统整合”问题与“结构性紧张”。由此而言,应对社会结构性问题和社会心态调适的路径选择必然是“政治（伦理）—文化（道德）”的生态性建构。     

医学伦理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人作为一种生命体而存在，更是作为一种精神载体而存在。发轫于医学使命与伦理精神双向耦合结构的医学伦理精神应该是人类医学视域和生命内在秩序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诉求。医学伦理精神概念的提出，不仪在于其可经受学理上的合理性论证，更在于其理论及现实形态上的多重意义。笔者仅从医学伦理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对医学发展历史和当前医疗现状的意义提出看法。     

非自愿住院制度：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伦理分析

非自愿住院制度是国际精神卫生立法过程中备受争议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立法和实施进程中，非自愿住院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要件始终处于争议和讨论之中。事实上，这些争议有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凸显出当前非自愿住院制度对个体自主权保护“不足”与“过度”并存的现象。从公共健康伦理的视角出发，尊重、公正和关怀的价值观能够为完善非自愿住院制度和推动精神卫生法治建设提供进一步的伦理指导。     

当代中国的商业伦理精神及其本质特征

当代中国的商业伦理精神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及具体规范在商业活动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是一个集宏观、中观和微观于一体的内在价值系统。从本质上看，当代中国商业伦理精神是一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商业交换关系基础上的独特的经济伦理精神，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商业行业性质和要求的特殊的职业伦理精神，是一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实践伦理精神。当代中国的商业伦理精神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价值追求上功利性与道义性的辩证统一；经营理念上竞争性与协作性的辩证统一；主体意识上理智性与情感性的辩证统一；观念构成上民族性与全球性的辩证统一。     

“红医精神”中的美德伦理意蕴

红医精神是中国特有的医学伦理思想,是蕴含了信仰信念、道德情操、技术要求等多种元素的思想体系。红医精神中包含着深厚的美德伦理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美德伦理的视角看,它符合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式的美德观,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善,倡导为了实现这种善而奋斗献身;从西方传统美德伦理的视角,它符合美德理论中对伦理德性的界定。特别是关于“幸福”的论断可以对其“越是艰苦卓绝的环境越能被激发”的特点提供解读依据;从儒家美德伦理的视角,红医精神深受仁、义、礼、智、勇人格,以及注重气节,不惧生死,以身殉道等伦理要求的重大影响。红医“美德”的价值在于追求“至善”的动机,能够使执行者产生比普通医务人员更强大的道德自律和情感动力,不断自我超越,为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保驾护航。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医疗卫生“公共”伦理重塑

健康中国战略既是一种实践政策,也是健康领域的伦理革命。在健康中国战略下,健康领域及其子领域医疗卫生被规定为以“公共”伦理为根本伦理原则的领域。医疗卫生“公共”伦理重塑,要求摆脱医疗卫生本位的市场导向和技术导向,回归到其“公共”本性上。在具体实现上,国家要成为医疗卫生“公共”伦理的力量依托,塑造必须要以中国共产党为其“公共”伦理建设的领导,医疗卫生“公共”伦理的根本实现则要把制度作为根本途径。     

卫生改革政策取向的伦理学思考

应该向社会公平地分配,面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尤其在存在着还有大量的人群享受不起医疗服务的时候,作为公共服务的卫生服务更应设计出科学而更具道义、公正的制度。但探讨卫生改革政策问题,决不可能就政策而论政策。众所周知,一项政策的出台,必定有价值或者伦理层面的冲突与协调,卫生改革政策本身也蕴含着一种价值的倡导。如果这种政策价值取向存在巨大的伦理缺陷,就有必要进行伦理审视与修正,需要我们对政策背后的言明的或隐含的理论预设、价值进行分析,并在体现“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基础上论证卫生改革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1现行卫…     

论医务伦理的纠正

医患关系紧张,而医务伦理却不能对医患关系作出调节,说明医患伦理不适合现实的要求,应该对医务伦理对现实的错位进行纠正。伦理存在理想层面的伦理和实际层面的伦理,理想层面的伦理与实际层面的伦理错位时,会导致人们的实际决策和心理要求不一致,而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医务伦理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境况。理想层面的医务伦理主张"病人利益第一、尊重病人、公正"。现实中,人们对"病人利益第一、尊重病人、公正"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差异。在存在医患沟通障碍、医疗风险、医疗成本制约、所服务的医疗机构的制度约束,以及缺乏伦理制度保护的境况下,医务人员要做到人们所理解的"病人利益第一、尊重病人、公正",存在现实的矛盾。医务伦理兴举要充分考虑实现的条件,提出最低的医务伦理要求,指导人们的实际决策,同时提出医务职业的最高境界,鼓励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还要在医务伦理的在职教育和社会宣传,强调医务伦理立法,建立患者选择医生、评价医生的制度,提供医务人员避免医疗风险的制度安排,实现医务伦理的纠正,达到和谐医患关系的目的。     

“好生活”、“精神健康”与社会公正

从公共健康伦理角度理解，“好生活”就是“精神健康”的生活。尽管人们对于什么是“精神健康”也会争论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精神健康构成好生活和幸福感的底线保障，而社会公正又是一个社会或个体具有良好精神健康状态的伦理基础。     

疫情应对中公共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考量与辨析

疫情防控中公共信息公开是体现政府公信力的关键砝码，疫情监测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彰显政府的责任与担当，确诊病例个体活动轨迹的信息公布有利于实现疫情的精准防范。而疫情处置中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则属于个体基本权益要求，应秉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既要保障个体的生命安全，也要维护个体的人格尊严。公共信息公开应建立在个人隐私保护的基础之上，政府部门在进行公共卫生监测信息及时公开的同时，应加强对信息安全的有效监管，对于涉及个体隐私的信息必须进行妥善保护。鉴于疫情防控的应急之需，专业技术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医疗机构在特殊时期拥有获取个人信息的合法性以及对于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的强制性。基于利益分配的角度而言，疫情防控中公众知情权和个体隐私权的冲突与协调，其实质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制约与权衡。在疫情应对的特殊时期，政府及有关部门更需要妥善协调好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的张力，既不能以一昧牺牲个体利益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不能仅囿于个体利益而忽略公共利益的集体维护。在疫情应对中，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必须限制或干预某些个人权利时，应尽量做到对公民权利的侵犯限定在最小范围内，对个体权益的适当限制要符合公共利益集体维护的合理要求，应是鉴于当时情境下所必须采取的权宜之策。      

中国宗教：巫术与伦理或理性的对立和共存

中国的宗教属于巫术与伦理并存的宗教形态或类型。一方面,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与思想的精英基于理性的性质和要求,巫术被认为是一种愚昧和有害的现象而受到排斥或挤压;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宗教本身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巫术又自然而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与理性包括伦理平起平坐。同时,即使是儒家伦理与理性与巫术也始终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巫术所特有的迷信或神秘倾向为儒家的伦理诉求与理性精神所不容,因此巫术必然会受到来自儒家知识或精神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双重打压,在这里,儒家显示了和亚伯拉罕宗教相似的高贵品格;但另一方面,儒家系统本身却不能保持宗教信仰上的独立性,其不仅不能全然清除巫术,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或继承着巫术传统,特别是制度层面,更在暗中保持着与巫术的亲昵关系,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以“不抛弃、不放弃”弥合医患关系的裂隙

汶川地震中医护人员所体现出的“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为中国医德建设注入了新内涵，对弥合当前医患关系裂隙、促进和谐医患的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从伦理与法律层面来审视医患关系，侧重要求医生不断解决医患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正视总结新经验。指出在中国伦理本位的传统下，医患关系的和谐不可能重复西方法制模式路径，应该通过德法相济和提高社会责任感的过程来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政府、集体、个人间的伦理关系探究

当前 ,我国正在进行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是一个调整社会各利益群体关系的过程 ,也是一个伦理价值的选择过程。维护和增进生命健康是医疗保障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定向和伦理选择 ,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中所涉及的多种利益关系 ,而政府、集体、个人是其中最重要的利益群体。用伦理理念作指导 ,分析上述三者在医疗制度改革中的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 ,并给以原则性归纳 ,对于完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有重要意义。1　政府、集体、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涉及多种利益关系 ,其中政府、集体与个人是其…     

员工不是螺丝钉

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强调的是个体对集体的奉献。而作为集体的领导者，小能延续工业时代营运方式的老思路，只将员工视为一颗颗可替换的螺丝钉式的生产线上的投入要素，将“人”的因素视为蛋糕上的糖霜，排除于核心业务之外。     

中国医学伦理的文化反思

本文从文化视角追踪分析了中国医学伦理生长发展的文化大氛围。文化的深层结构、有形无形之中的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影响着医学伦理观念。不同医德行为背后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不同的价值观念源自于不同的文化影响,作者的思考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渗透着中国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仁义礼让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仁爱救人”的行医宗旨,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造就了认真严谨的行医品质,情理合一的情感方式形成了宽和温雅的行医态度,由于传统的文化土壤缺乏全面催发医学进步的氮磷钾,因而传统医学伦理不可避免地有它自身的缺陷。封建的纲常名教是传统医学伦理的坚硬内核,牵强附会,猜测推理的思维方式压制着医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依据文化具有的教化、凝聚、变革等功能,医德教育要深入到理性的深层本质,从文化教育入手,着眼于思想建设,庶几提高医德水平,促进医学伦理的自我更新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