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2018年艾滋病防治三个90%策略的进展及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南京市2018年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目标的进展情况及其实现的影响因素。  方法  从艾滋病防治综合信息系统中获取南京市现存活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检测发现、抗病毒治疗(antiviral therapy, ART)和病毒载量(viral load, VL)相关信息,分析“三个90%”进展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影响因素。  结果  2018年南京市“三个90%”目标分别达到74.0%、88.5%和96.7%。经同性传播的HIV/AIDS检测发现率较低(χ2 =86.15, P < 0.001)。注射吸毒传播(aOR=0.263,95% CI:0.156~0.442,P < 0.001)、 < 25岁年龄组(aOR=0.697,95% CI:0.540~0.899,P=0.005)以及监管场所发现(aOR= 0.353,95% CI:0.193~0.646,P=0.001)的HIV/AIDS治疗覆盖率较低;而同性传播(aOR=1.840,95% CI:1.390~2.434,P < 0.001)、35~44岁年龄组(aOR=1.826,95% CI:1.260~2.645,P=0.001)、汉族(aOR=1.797,95% CI:1.038~3.109,P=0.036)、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aOR=1.652,95% CI:1.005~2.717,P=0.048)、已婚有配偶(aOR=1.466,95% CI:1.051~2.046,P=0.024)的HIV/AIDS治疗覆盖率较高。  结论  南京市朝着2020年实现“三个90%”的防治目标迅速迈进,但仍有一定的挑战,需要继续扩大HIV检测发现,加强吸毒人群、低龄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治疗关怀服务。     

陕西省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病毒载量结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陕西省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以下简称为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病毒载量结果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对接受抗病毒治疗六个月以上的1 046例HIV/AIDS患者进行病毒载量检测,结合病例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病毒载量结果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1 046例HIV/AIDS患者中,≥1 000 copies/ml占9.6%(100/1 046),50~999 copies/ml占9.1%(95/1 046),＜50 copies/ml占25.4%(266/1 046),TND(未检出病毒)占55.9%(585/1 046)。单因素分析显示病毒载量结果＜1 000 copies/ml与≥1 000 copies/ml HIV/AIDS患者在民族(P＜0.05)、教育程度(χ²=10.901,P＜0.05)、感染途径(χ²=14.286, P＜0.05)变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是病毒载量≥1 000 copies/ml的保护因素(OR=0.344,95%CI:0.121~0.979),HIV感染途径中注射吸毒是病毒载量≥1 000 copies/ml的危险因素(OR=5.237,95%CI:1.272~21.556)。 结论 陕西省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较好,但需要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减少病毒抑制失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检测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COVID-19疫情时MSM的HIV检测服务利用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2020年9月—2020年11月,在深圳市龙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自愿检测与咨询室、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对MSM进行电子问卷调查,采用秩和检验比较各因素不同情况中的HIV检测服务利用,并建立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HIV检测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对象疫情期间HIV检测服务利用减少的比例较高(30.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COVID-19高度恐慌、肛交性行为频率减少(OR=0.056, 95% CI: 0.021~0.150, P＜0.001)、男性伴侣/男朋友建议不要去检测机构(OR=0.538, 95% CI: 0.297~0.975, P=0.041)、感染了COVID-19(OR=21.979, 95% CI: 4.369~110.559, P＜0.001)的MSM人群HIV检测服务利用次数减少可能性更大。  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MSM人群HIV检测服务利用下降,在制定及实施疫情防控措施时需加强关注。     

泸州市2010―2019年HIV/AIDS患者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四川省泸州市HIV/AIDS患者生存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2010―2019年泸州市报告的≥15岁HIV/AIDS患者, 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中位生存时间和绘制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12 274例,中位生存时间为87.35(95% CI: 86.22~88.49)个月,确诊后1、3、5、7和9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8%、73%、69%、66%和6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发生AIDS相关死亡风险方面,男性是女性的1.491倍;汉族是其他民族的2.118倍;离异或丧偶是已婚的1.545倍;确诊感染时的年龄≥60岁是15~＜20岁的3.392倍;大专及以上是文盲的0.473倍;注射毒品、采(供)血及输血/血液制品是异性性传播的1.513倍;样本来源于医疗机构是检测咨询的1.131倍;首次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为≥501个/μl是≤200个/μl的0.205倍;首次诊断疾病状态为AIDS是HIV感染的1.166倍;未接受抗病毒治疗是接受抗病毒治疗的3.524倍。  结论  性别、婚姻状况、诊断时的年龄、文化程度、感染途径、样本来源、首次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疾病状态及抗病毒治疗是影响HIV/AIDS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降低HIV/AIDS患者的死亡风险。     

HIV单阳家庭配偶阳转情况及先证者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安徽省阜阳市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单阳家庭配偶阳转的比例及先证者抗病毒治疗的生存分析。   方法   资料来源于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病例报告数据库, 筛选出1997年9月1日-2018年9月1日间确诊的HIV单阳家庭, 建立队列, 根据研究对象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时机, 将研究对象分为未治疗组、常规治疗组和提前治疗组, 比较三组阴性配偶阳转率及生存状况。   结果   共纳入单阳家庭598户, 三组人群总随访时间分别为:258.92人年、4 987.17人年和862.25人年, HIV阳转率分别为6.18/100人年, 0.48/100人年和0.23/100人年, 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相对于未治疗组, 常规治疗组(HR=0.052, 95% CI:0.037~0.074)和早期治疗组(HR=0.011, 95% CI:0.003~0.035)患者死亡的风险有下降的趋势; 女性死亡风险低于男性(HR=0.667, 95% CI:0.472~0.944);年龄越大, 其死亡风险越高(HR=1.041, 95% CI:1.026~1.056), 而相对于农民, 无业者死亡风险较高(HR=1.571, 95% CI:1.037~2.381)。   结论   应针对不同特征的单阳家庭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以推动尽早开展抗病毒治疗。     

男男性行为人群直肠冲洗行为状况及相关因素

  目的  了解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直肠冲洗行为状况及相关因素,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2020年5月1日―2020年7月10日,在江苏省无锡市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法,选取KTV、浴室、公园、酒吧等场所招募400名MSM研究对象,开展横断面调查。通过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信息、行为学信息、物质滥用史、性病史和直肠冲洗行为等内容,并采集调查对象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采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MSM直肠冲洗行为的相关因素。  结果  共调查MSM400人,最近6个月发生性行为时进行直肠冲洗的占比51.3%,其中只在性行为前进行直肠冲洗的占比57.6%,只在性行为后进行直肠冲洗的占比14.6%,性行为前后均进行直肠冲洗的占比27.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月均收入>5 000元(OR=2.18, 95% CI: 1.36~3.51, P=0.001)、同性恋(OR=19.35, 95% CI: 4.01~93.38, P＜0.001)、双性恋(OR=10.31, 95% CI: 2.12~50.14, P=0.004)、最近6个月肛交时为被插入方(OR=8.96, 95% CI: 4.14~19.40, P＜0.001)、最近6个月肛交时为插入方和被插入方均有(OR=10.71, 95% CI: 4.80~23.89, P＜0.001)、物质滥用史(OR=3.20, 95% CI: 1.60~6.42, P=0.001)、性病史(OR=2.17, 95% CI: 1.30~3.63, P=0.003)、HIV检测阳性(OR=3.60, 95% CI: 1.14~11.36, P=0.029)是影响MSM直肠冲洗的相关因素。  结论  MSM发生性行为时进行直肠冲洗较普遍,且与HIV感染有关,迫切需要加强对该人群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以降低该人群感染HIV的风险。     

HIV/AIDS患者静息心率和血脂异常与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的关联

  目的  探索HIV/AIDS患者中的静息心率(resting heart rate, RHR)过快和血脂异常与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的关联及其交互作用。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基于浙江省台州市2017―2019年“HIV与衰老相关疾病前瞻性队列研究”基线数据,纳入分析30岁以上的HIV/AIDS患者。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HIV/AIDS患者患正常高值血压/高血压的影响因素,用相乘模型探索RHR过快和血脂异常的交互作用。RHR过快定义为RHR>90次/min;血脂异常定义为TC、TG、LDL-C升高或HDL-C降低。  结果  共1 645例HIV/AIDS患者纳入分析,其中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的患病率分别为42.8%和28.1%。15.8%(260/1 645)的研究对象的RHR过快,59.2%(974/1 645)存在血脂异常。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调整年龄、性别、BMI、腰臀比和TC之后,TG升高和RHR过快是正常高值血压(aOR=1.56, 95% CI:1.14~2.13, P=0.005;aOR=1.60, 95% CI:1.06~2.43, P=0.026)和高血压(aOR=1.94, 95% CI:1.37~2.75, P < 0.001;aOR=1.95, 95% CI:1.20~3.18, P=0.007)的独立影响因素。同时,TG升高和RHR过快对正常高值血压(P=0.017)和高血压(P=0.032)均存在负向相乘交互作用。TC、LDL-C及HDL-C异常与RHR过快对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均未观察到交互作用。  结论  RHR过快和TG升高是HIV/AIDS患者正常高值血压和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RHR过快和TG升高之间存在负向的相乘交互作用,提示RHR过快可能降低TG引起致高血压发生的阈值,其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去阐明。     

四川省两个艾滋病疫情重点地区单阳家庭配偶告知情况差异分析

  目的  调查分析成都市和凉山州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告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单阳家庭感染者的基本情况、配偶告知情况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统计学方法采用χ2检验、t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等。  结果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persons living with HIV/AIDS, PLWHA)的配偶告比例为86.5%(735/850),其中凉山为84.3%(462/548),成都90.4(273/302),两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6.174, P=0.013)。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成都,不知晓艾滋病知识(OR=4.962, 95% CI: 1.592~15.465, P=0.006)、确诊时间在2016-2017年及2018-2019年(OR=9.057, 95% CI: 1.110~73.926, P=0.040; OR=27.746, 95% CI: 3.625~212.392, P=0.001)的PLWHA告知比例更低;在凉山,其他民族(OR=8.195, 95% CI: 3.489~19.244, P < 0.001)、初中文化程度(OR=2.393, 95% CI: 1.248~4.590, P=0.009)、未合并感染(OR=16.146, 95% CI: 2.178~119.692, P=0.006)的PLWHA告知比例更低,家庭内子女数量≥3个(OR=0.325, 95%CI:0.128~0.830, P=0.019)、最近1个月与配偶性行为2~4次(OR=0.513, 95% CI: 0.288~0.912, P=0.023)的PLWHA告知比例更高。  结论  凉山配偶告知比例低于成都,可能与不同地区人口学特征、相关知识知晓程度、合并感染其他性传播疾病、及家庭关系等因素相关。建议各地因地制宜采取相关措施促进配偶告知,预防艾滋病家庭内传播。     

台州市男性 HIV阳性者和 HIV阴性者吸烟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

  目的  比较台州市男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阳性者和HIV阴性者吸烟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台州市HIV阳性者有针对的制定和实施控烟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基于"HIV与衰老相关疾病前瞻性队列研究"的基线数据,收集人口学、吸烟相关特征等信息。最终纳入分析3 785名男性研究对象,应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男性HIV阳性者当前吸烟率为33.9%（95% CI:31.4%~36.5%）,低于HIV阴性者（46.3%,95% CI:44.3%~48.3%）;男性HIV阳性者以前吸烟率为14.1%（95% CI:12.3%~16.1%）略高于HIV阴性者（12.5%,95% CI:11.2%~1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81,P < 0.001）。男性HIV阳性者中,知晓感染后戒烟率为23.7%。使用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相较HIV阴性者,HIV阳性者当前吸烟的影响因素除职业、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日常锻炼以外,还包含年龄（40~岁,OR=1.87,95% CI:1.28~2.74,P=0.001;≥ 50岁,OR=2.30,95% CI:1.56~3.39,P < 0.001）、同性传播途径（OR=0.45,95% CI:0.35~0.59,P < 0.001）。  结论  台州市男性HIV阳性者目前吸烟状况仍然较普遍,且知晓HIV感染后曾尝试戒烟率较低。可通过加强男性HIV阳性者戒烟意识并结合影响当前吸烟的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控烟。     

吉林省居民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吉林省居民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流行病学特征,对心血管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全省心血管病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本研究于2017―2018年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定吉林省6个项目地区,以社区或村为单位开展筛查。心血管病相关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回归方法采用进入法,效应值用OR值及其95% CI值来表示。  结果  2017―2018年吉林省心血管病高危检出率为24.3%,标化后高危检出率为21.6%。其中,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心血管病高危检出风险(OR=1.16, 95% CI:1.029~1.306, P=0.015);55~岁年龄组高危检出风险是35~岁年龄组的3.237倍(95% CI: 2.760~3.797, P < 0.001);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更易成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OR=1.499, 95% CI:1.283~1.753, P < 0.001; OR=1.539, 95% CI:1.240~1.910, P < 0.001);职业为行政人员者较农民更不易发展为心血管病高危人群(OR=0.656, 95% CI:0.502~0.858, P=0.002);10 000~、25 000~元家庭年收入水平者较 < 10 000元收入水平者易成为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吸烟者、饮酒者心血管病高危检出风险是非吸烟者、非饮酒者的1.822、1.303倍(OR=1.822, 95% CI:1.617~2.053, P < 0.001; OR=1.303, 95% CI:1.090~1.559, P=0.004);随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分级指数升高,心血管病的高危检出风险随之升高。  结论  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高年龄组、文化程度较高者、中低等水平收入者、吸烟者、饮酒者、超重者、肥胖者,应重点加强对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及二级预防,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所带来的疾病负担。     

云南省德宏州2017年婚检人群HIV感染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7年德宏州进行婚前医学检查人群中的（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整理2017年德宏州的婚检人群数据，描述分析其人口学特征，并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相应的影响因素。  结果  2017年德宏州共有21 875例婚检者参与HIV检测，有98人确证为HIV抗体阳性，HIV感染率为0.45%，男性感染率为0.47%（52/10 955），女性感染率为0.42%（46/10 920）。98例感染者中有20名感染者为首次新报告阳性，感染途径以性传播感染为主，占81.63%（80/98）。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民族、是否吸毒是婚检人群HIV感染的影响因素。相对于25岁以下人群，31~、41~岁年龄组人群HIV感染危险性增加（OR=3.78，95%CI:1.81~7.89，P<0.001；OR=3.95，95%CI:1.72~9.08，P=0.001）；傣族、景颇族的HIV感染危险性高于汉族（OR=1.86，95%CI:1.06~3.29，P=0.031；OR=3.25，95%CI:1.81~5.84，P<0.001）。吸毒人群的HIV感染危险性远高于不吸毒人群（OR=926.76，95%CI:271.65~3161.71，P<0.001）。  结论  年龄、民族、是否吸毒为婚检人群HIV感染的影响因素，需要对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HIV感染途径以性传播感染为主，通过婚检可以有效发现并控制HIV传播。     

柳州市2005-2020年新发HIV感染者疾病进展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柳州市新发HIV感染者进展为AIDS的进程,探讨可能影响疾病进展的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查询柳州市2005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新报告且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的HIV感...     

成都市HCV合并感染对HIV/AIDS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

  目的  了解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合并感染者和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的效果,并进一步分析HCV合并感染对艾滋病ART效果的影响。  方法  利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选取成都市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确诊的HIV/AIDS病例信息,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CV感染对艾滋病ART病毒学失败的影响。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HIV-HCV合并感染者共555例,另匹配HIV感染者555例。在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4年内,HIV感染组和HIV-HCV合并感染组CD4+T淋巴细胞计数(简称CD4)的中位数年均分别升高45.9个/mm3、37.1个/mm3。两组病例累计随访2 393.1人年,病毒学失败率为7.15/100人年(171/2 393.1)。多因素Cox分析结果显示,HIV-HCV合并感染组发生病毒学失败的风险是HIV感染组的1.512(1.042~2.195)倍(P=0.030)。  结论  合并HCV感染可能是影响HIV/AIDS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危险因素。     

AIDS患者感染结果告知、歧视知觉、社会支持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目的  分析AIDS患者的歧视知觉和自杀意念,以及歧视知觉、自杀意念和HIV感染结果告知及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一般特征调查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歧视知觉量表(self-stigma scale, SSS)和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 BSI-CV)对某省会城市1 276名AIDS患者进行匿名调查。  结果  54.2%(692/1 276)的样本报告自己在过去1周或抑郁最严重时有过自杀意念。多因素分析显示,控制其他因素,歧视知觉(OR=0.57, 95% CI: 0.45~0.72, P < 0.001)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感染结果告知(OR=1.47, 95% CI: 1.12~1.92, P=0.005)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歧视知觉(OR=5.53, 95% CI: 4.21~7.27, P < 0.001)与自杀意念呈正相关,社会支持(OR=0.58, 95% CI: 0.45~0.76, P < 0.001)与自杀意念呈负相关。感染结果告知在患者的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29.0%);社会支持在患者的歧视知觉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17.5%)。  结论  AIDS患者当中有自杀意念的比例较高。低歧视知觉、将感染结果告知家人、朋友及固定伴侣的患者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更高。高歧视知觉、低社会支持的患者自杀意念较强。感染结果告知在患者的歧视知觉与社会支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社会支持则在患者的歧视知觉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安徽省强制戒毒人群HIV、HCV和梅毒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安徽省强制戒毒人群行为特征及HIV、HCV和梅毒感染状况,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方法  以2018年7月1日―2020年6月30日新进入安徽省滨湖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强制戒毒人员作为调查对象,收集调查对象人口学和行为学信息,采集血液进行相关抗体检测,并进行单因素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探究感染的影响因素。  结果  950名戒毒人员以男性为主,平均年龄(34.98±8.54)岁,吸食新型毒品者占84.5%(803/950)。HIV、HC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2%、10.0%和9.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示,女性(OR=3.84, 95% CI=2.35~6.27)、HIV抗体阳性(OR=6.19, 95% CI=1.42~26.96)是梅毒感染的影响因素,最近1年接受过同伴教育(OR=0.44, 95% CI=0.23~0.87)是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而女性(OR=2.05, 95% CI=1.08~3.89)、年龄≥50岁(OR=6.77, 95% CI=1.35~33.95)、注射吸毒(OR=51.84, 95% CI=27.65~97.19)是HCV感染的影响因素。  结论  安徽省强制戒毒人群以新型毒品吸食者为主,需加强对新型毒品的管制,同时针对女性、高龄组和有注射行为吸毒人群制定有效干预措施。     

Effect of education on overal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in injecting drug users, according to HIV and introduction of HAART

BACKGROUND: We assessed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on long-term overall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among 6575 injecting drug users (IDUs) according to HIV status and introduction of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METHODS: Community-based cohort study of IDUs recruited in three AIDS prevention centres (1987-1996). Causes of death were ascertained in clinical centres and Mortality Registry and classified as AIDS, drug use related, injuries, or liver diseases.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s including education and calendar period interaction and adjusted by sex, age, and HIV were used. RESULTS: In 73 901 person-years of follow-up, there were 1493 deaths (20.2/1000 person-years): 761 related to AIDS, 234 to drug use, 179 to injuries, and 93 to liver diseases. IDUs with university studies had a lower risk of death (RR 0.52; 95% CI 0.36-0.77) than those without studies: this difference was higher after (RR 0.45; 95% CI 0.25-0.80) than before 1997 (RR 0.68; 95% CI 0.41-1.13). Compared to before 1997, while decreases in the risk of AIDS mortality were seen during 1997-2004 for both lower (RR 0.49; 95% CI 0.41-0.58) and higher (RR 0.33; 95% CI 0.23-0.48) educated, only those higher educated experienced a reduction in drug-use mortality (RR 0.54; 95% CI 0.28-1.05) and death from injuries (RR 0.52; 95% CI 0.23-1.21). CONCLUSIONS: Independently of HIV status, lower education predicts a higher risk of death in IDUs and its impact is stronger after 1997. Education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most causes of death and it cannot be entirely attributable to the access or use of HAART.     

南京市男男性行为者新型毒品使用情况及相关因素

  目的  了解南京市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新型毒品的使用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滚雪球、同伴推荐和互联网招募等方式招募MSM参加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新型毒品使用的相关因素。  结果  876名MSM中,29.6%自述使用过新型毒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和梅毒的感染率分别为9.5%和9.0%。控制了相关社会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后,新型毒品使用者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无保护肛交（OR=1.83,95% CI:1.35~2.47,P < 0.001）、近6个月多性伴（OR=2.25,95% CI:1.65~3.05,P < 0.001）、HIV感染（OR=1.95,95% CI:1.21~3.17,P=0.007）和梅毒感染（OR=1.71,95% CI:1.02~2.84,P=0.040）的可能性较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岁（OR=1.50,95% CI:1.07~2.11,P=0.020）、性取向自我认定为同性恋（OR=1.65,95% CI:1.16~2.34,P=0.005）、互联网交友（OR=1.58,95% CI:1.07~2.35,P=0.022）、月收入≥ 5000元（OR=1.57,95% CI:1.13~2.17,P=0.007）、性角色自我认定为"被插入方"（OR=1.55,95% CI:1.04~2.32,P=0.033）的MSM使用新型毒品的可能性较高。  结论  南京市MSM新型毒品使用比例较高,新型毒品使用和HIV感染、梅毒感染及高危性行为有关联,新型毒品使用的危害性和警示性教育应成为MSM社区参与宣传教育关注的重点。     

柳州市女性HIV/AIDS抗病毒治疗后CD4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柳州市女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携带者/艾滋病（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carrier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现状,探讨抗病毒治疗后CD4变化的影响因素,为今后改善该人群抗病毒治疗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在2016年10月~2017年1月间,对柳州市接受病毒治疗的女性HIV/AIDS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患者的相关信息和CD4计数情况,采用多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抗病毒治疗后CD4计数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428名女性HIV/AIDS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12月CD4计数水平明显增加（Z=-16.596,P<0.001）,配偶/固定性伴性行为（OR=1.465,95% CI:1.009~2.128,P=0.045）是抗病毒治疗后CD4变化的保护因素,吸食/注射毒品（OR=0.063,95% CI:0.007~0.547,P=0.012）、抑郁分级、治疗前合并机会性感染（OR=0.423,95% CI:0.281~0.636,P<0.001）、治疗前合并肺结核（OR=0.334,95% CI:0.179~0.622,P=0.001）是抗病毒治疗后CD4变化的危险因素。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12月后CD4计数水平明显增加,同时表明了促进配偶/固定性伴性行为,改变不良生活行为,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积极治疗AIDS相关疾病或感染可能有效的改善抗病毒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