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潜在供者家庭捐献意向调查

目的调查国内潜在供者家庭成员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及其移植的意向及态度。方法这项研究通过预约会面或电话问答,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完成。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对DCD潜在供者的家庭成员完成了这一调查。通过大量的文献回顾以及红十字会协调员、医师和供者家庭的信息反馈,我们最终总结出了包含12项问题的调查问卷,基于参与者的回答我们给予相应的5级Likert评分。结果 174例参与者包括女性56例(32.2%),男性118例(67.8%)。绝大多数人年龄分布于41~50岁(n=63,36.2%)、31~40岁(n=59,33.9%)以及≤30岁(n=36,20.7%)。意向调查结果表示同意的前5名问题分别为:①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②供者是英雄(n=143,82.2%);③以身为供者家庭成员为荣(n=136,78.2%);④器官捐献后,与同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n=124,71.3%);⑤与器官受者的关系得以加强(n=123 70.7%)。DCD劝捐工作的最佳人选顺序为:红十字会协调人员(n=160,92%)、非移植专业医生(n=104,59.8%)、社会工作者(n=36,20.7%)及移植医生(n=25,14.4%)。潜在供者家庭成员不同意捐献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死后全尸的认知,不愿再因器官切取手术而遭罪(n=51,41.5%);怕引起邻居、亲戚及朋友的误解(n=28,22.8%)。结论这项研究揭示了目前国内人们对于DCD器官捐献的认知及态度。得到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关注潜在DCD供者及其家庭所思所想将有助于专业人士将来更好的实践。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评估标准的研究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危险因素,建立供者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1年12月至2015年7月间36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的临床资料。通过捐献者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及肾功能恢复时间关系的单因素、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及Cox回归分析,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结果根据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程度等与肾移植后DGF相关的单因素及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了供体评分系统,对367例肾移植受者的捐献者进行评分,供者评分5分的肾移植82例,DGF发生率5.4%,肾功能恢复时间4.2d;5~15分190例,DGF发生率6.7%,肾功能恢复时间5.1d;15~30分81例,DGF发生率33.9%,肾功能恢复时间8.2d;30分14例,DGF发生率50%,肾功能恢复时间27.3d。供者评分15分的供肾,DGF发生率显著高于评分低于15分的供肾(P0.05),肾功能恢复时间延长;评分大于30分的供肾,肾功能恢复时间显著延长(P0.05)。结论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密切相关。根据DGF高危因素分析建立的供体评分系统及分级标准简单、实用、易行,对捐献者供肾质量可以做到客观的评估。适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供肾质量的评估。     

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转运方面的作用

正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器官功能衰竭患者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近年来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供器官数量与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之间仍存在着长期不平衡~([1])。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移植供器官的主要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从基层医院转运至同城移植医院的过程中,如何对供者进行高效维护和及时转运以保证供器官质量,成为提高供器官利用率和移植成功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流行病学分布及主要病原菌耐药性分析

目的  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点及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465例潜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和血液培养。总结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来源和构成比,并进行主要革兰阴性和阳性菌耐药性分析。结果  465例供者中330例存在感染,感染率为71.0%。供者阳性培养标本中,下呼吸道标本占63.8%(292/458)、血液标本占18.6%(85/458)、尿液标本占17.7%(81/458)。共分离512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占75.0%(384/512),革兰阳性菌占18.2%(93/512),真菌占6.8%(35/512)。革兰阴性菌中占比前3位的是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对喹诺酮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及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敏感性较高,对头孢菌素的敏感性较差; 铜绿假单胞菌对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及氨基苷类敏感性均较高; 鲍曼不动杆菌仅对多黏菌素、替加环素及阿米卡星敏感性较高,对其余各类抗生素普遍耐药。革兰阳性菌中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及替考拉宁耐药的菌株,分离最多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苯唑西林钠耐药率分别为36%和87%,对青霉素和红霉素普遍耐药; 屎肠球菌对喹诺酮类及红霉素的耐药率均达到90%及以上,对高浓度庆大霉素耐药率达55%。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感染部位以肺部为主。革兰阴性菌是最主要的分离菌株,部分菌株呈现多重耐药趋势。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  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建设的构想

近年来, 我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建设已取得突破, 但仍存在职责不明、信息不畅、监管不到位、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本文拟就改进和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作一探讨, 目标是建立红十字会主导下的器官捐献行政管理与监督机构, 建立全面覆盖、畅通便捷的器官捐献信息网络, 建立依附于区域移植中心的器官获取组织。     

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现状及管理探讨

2013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的出台与施行,在我国器官捐献工作走向规范化方面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我国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政策制定和指导部门,移植医院作为器官获取组织(OPO)依托单位的器官捐献模式业已确立。移植医院作为OPO的依托单位,在组织管理建设上,需要着重加强规范死亡判定流程、严格财务管理规定、规范器官捐献流程、明确岗位职责6个方面的工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病理学评估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有效方法,但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一直是阻碍肾移植发展的最大障碍。随着2015年以来我国器官移植尸体供体完全转变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例数稳步增长,更多的患者得到救治。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因供体高龄、原有系统性疾病等因素导致供肾质量存在差异,而移植前的供肾病理学诊断是一项重要评估方法。本文综述了供肾病理学评估的活组织检查时机、活组织检查方法、病理学标本处理技术和目前国际上采用的组织病理学评估标准,以供大家参考,籍此希望我国更多的移植中心针对目前器官移植的实际情况对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目的  探讨供体亚低温状态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肾功能影响。方法  将符合入选条件的3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根据处理方式随机分为常温组（体温36.5~37.5℃,19例）和亚低温组（体温34.0~35.0℃,17例）。对应供体分组的肾移植受体包括常温组（38例）和亚低温组（34例）。比较两组供体、受体的围手术期情况和两组受体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包括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和原发性无功能（PNF）发生率。结果  两组供体围手术期的尿量、血清肌酐（Scr）、收缩压、血氧饱和度、热缺血时间和冷缺血时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两组受体的手术时间、术中平均血糖、术中平均动脉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 < 0.05）。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DGF发生率分别为6%和24%,两组受体DGF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393,P=0.036）。亚低温组和常温组受体术后PNF发生率均为3%,两组受体PNF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00,P=1）。结论  供体亚低温状态可以显著降低受体DGF的发生率,对PNF的发生率则无明显影响。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的伦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激励政策。为保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公正、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原则,梳理我国当前在实践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精神激励缺乏延续性心理干预、人道救助在实践中被曲解及间接经济激励对个人捐献自主性的影响等,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分析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方法施行DCD肾移植病人521例,总结术后3个月内移植肾丢失的原因并探讨其预防、诊疗措施。结果 2013年DCD肾移植丢失率为1. 3%(1/76),2014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7. 8%(12/154),2015年早期移植肾丢失率为4. 1%(12/291)。其中移植肾出血(52. 0%)已成为我中心移植肾早期丢失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肺部感染(16. 0%)以及心脑血管意外(12. 0%),而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PNF)和排斥反应仅各占4. 0%,术后早期移植肾感染是早期移植肾出血的主要因素(61. 5%)。结论感染所致的移植肾血管破裂出血是DCD肾移植早期移植肾丢失的主要原因,术前多次供体采样进行微生物学培养及针对性抗感染治疗,对感染高危受者术后进行强化预防性抗感染治疗,有利于降低早期移植肾丢失风险。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与移植伦理审查的思考与实践探索

人体器官移植技术在近代医学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器官的来源一直制约着移植技术的发展.我国从2011年开始逐步试行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移植工作,2015年后,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已经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 源[1].尽管推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但相应也带来了...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78例临床经验分析

目的  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临床经验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3月至2015年11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移植中心完成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体肝移植的76例供体和78例受体的临床资料。观察肝移植受体早期移植物功能恢复情况并分析引起早期移植物功能障碍(EAD)的危险因素,观察远期的移植物生存及受体生存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78例受体术后EAD的发生率为36%(28/78),其中供体总胆红素(TB)高和冷缺血时间长是EAD发生的危险因素。受者围手术期存活率为92%(72/78),死亡6例,分别死于原发性移植物失功4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肺部感染1例。术后发生腹腔感染5例,胆道狭窄3例,血管血栓形成2例,除1例死亡外,其余经相应治疗后好转。受体术后1年的存活率为84.2%,2年存活率为80.0%。 结论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是较好的供肝来源,其近远期效果良好。控制术前供肝质量,缩短冷缺血时间等均是提高临床效果的重要措施。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者家属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解决捐献者家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的比例。方法 2010年3月至2015年8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肝胆疾病研究院共发现并访谈1 436例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Ⅰ、Ⅱ、Ⅲ类标准的潜在捐献者。根据捐献情况将潜在捐献者分为同意捐献组和拒绝捐献组,分析比较两组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直系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 436例潜在捐献者中,由于肝肾功能异常、家属意见统一前捐献者死亡等他其原因导致未能捐献者201例。其余1 235例潜在捐献者中,同意捐献者204例(16.5%),拒绝捐献者1 031例(83.5%)。204例同意捐献者中,194例成功捐献,早期在外院转运途中抢救无效死亡来不及捐献10例。拒绝捐献者原因分别为:部分直系家属不同意捐献(或原因不明)434例(42.1%);明白器官捐献社会意义但因不忍亲人逝世后手术而拒绝捐献366例(35.5%);因传统观念较重而拒绝捐献231例(22.4%)。同意捐献组平均年龄(44±17)岁,低于拒绝捐献组平均年龄(50±18)岁(t=-4.39,P0.05)。同意捐献组受教育程度低于拒绝捐献组(χ2=194.78,P0.05),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P0.05)。194例成功捐献者死亡原因最主要为交通事故等所致严重颅脑外伤,占63.91%(124/194)。结论 CDCD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协调员的努力,多部门、多科室的顺畅沟通合作,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弘扬爱心奉献的优秀传统,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加强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实施。     

中毒供者脑死亡器官捐献移植一例

目前,全世界供器官来源紧缺,中国尤为严重。同时,器官捐献也有许多禁忌证,例如：恶性肿瘤（除原发性脑肿瘤）、血友病、白血病、艾滋病以及其他难以控制的传染病等是人体器官捐献的禁忌证;有严重的全身疾病、全身感染患者不能成为器官供者;心脑血管病患者也不宜捐献;年龄大于65岁以上者不适宜捐献。但随着移植手术技术、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 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 方法  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 结果  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 结论  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的单中心数据分析

目的  了解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及利用现状,为促进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151例器官捐献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潜在捐献者114例。分析潜在捐献者捐献失败的原因;收集器官捐献成功者的一般资料;分析器官捐献成功者的器官捐献情况和器官利用情况。结果  151例器官捐献者中,器官捐献成功者37例,捐献转化率为24.5%。器官捐献失败者114例,捐献失败的原因分别为家属不同意、未达到捐献状态标准、无充足时间评估和工伤纠纷未解决。器官捐献类别包括34例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BCD）,3例脑死亡器官捐献（DBD）,无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捐献者死亡原因包括19例颅脑外伤、14例脑卒中和4例其他。37例器官捐献成功者中,以流动人口为主。捐献者共捐献大器官和组织154个,其中大器官124个。人均大器官和组织捐献个数（4.2± 1.6）个,人均大器官捐献个数（3.4± 1.1）个。154个捐献器官中,利用率为96.7%（149/154）,器官分配前4位城市为南京、无锡、苏州、常州。结论  无锡地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率及捐献转化率偏低,应建立局部地区器官捐献工作网络、加大器官捐献宣传力度以及开展协调员技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