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评估标准的研究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危险因素,建立供者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1年12月至2015年7月间367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脏移植的临床资料。通过捐献者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及肾功能恢复时间关系的单因素、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及Cox回归分析,建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标准及评分系统。结果根据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程度等与肾移植后DGF相关的单因素及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了供体评分系统,对367例肾移植受者的捐献者进行评分,供者评分5分的肾移植82例,DGF发生率5.4%,肾功能恢复时间4.2d;5~15分190例,DGF发生率6.7%,肾功能恢复时间5.1d;15~30分81例,DGF发生率33.9%,肾功能恢复时间8.2d;30分14例,DGF发生率50%,肾功能恢复时间27.3d。供者评分15分的供肾,DGF发生率显著高于评分低于15分的供肾(P0.05),肾功能恢复时间延长;评分大于30分的供肾,肾功能恢复时间显著延长(P0.05)。结论供者的年龄、原发病、高血压病史、捐献前血肌酐水平、心肺复苏和低血压过程等与肾移植后DGF密切相关。根据DGF高危因素分析建立的供体评分系统及分级标准简单、实用、易行,对捐献者供肾质量可以做到客观的评估。适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供肾质量的评估。     

罕见病原体感染致移植肾动脉破裂出血二例并文献复习

正我国现阶段器官来源主要为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部分CDCD供者捐献前在ICU停留时间长,院内感染风险大,易导致供者来源的移植物感染,如肺部感染与移植肾血管感染。尽管肾移植技术日益成熟,但是术后感染仍然危及受者和移植物存活[1]。肺部感染治疗难度大、病死率高;而血管感染易导致动脉破裂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感染性供者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病原菌分布特点及肾移植受者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及对应803例受者临床资料,所有供者均行气道分泌物、尿液、血液及供肾灌洗液培养,观察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发生率、病原菌分布和构成比,根据供者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时间、腹部外伤情况、体液培养结果等因素进行评分,受者根据评分采用不同的感染预防方案,分析供者来源性感染(DDI)的发生率及受者预后。结果 412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中共有243例存在感染,感染率59.0%,共分离出病原菌456株,病原菌主要来源于气道分泌物(71.7%)。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主要为酵母型真菌。共有3例受者(分别接受来自2例供者的肾脏)发生DDI,发生率0.4%。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感染率较高,对供者感染风险进行分级评分,根据评分采取合理预防方案,可有效预防DDI。     

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者家属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便解决捐献者家属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高潜在器官捐献者成功捐献的比例。方法 2010年3月至2015年8月,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肝胆疾病研究院共发现并访谈1 436例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Ⅰ、Ⅱ、Ⅲ类标准的潜在捐献者。根据捐献情况将潜在捐献者分为同意捐献组和拒绝捐献组,分析比较两组人群年龄、受教育程度、直系家庭成员数、家庭年收入。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 436例潜在捐献者中,由于肝肾功能异常、家属意见统一前捐献者死亡等他其原因导致未能捐献者201例。其余1 235例潜在捐献者中,同意捐献者204例(16.5%),拒绝捐献者1 031例(83.5%)。204例同意捐献者中,194例成功捐献,早期在外院转运途中抢救无效死亡来不及捐献10例。拒绝捐献者原因分别为:部分直系家属不同意捐献(或原因不明)434例(42.1%);明白器官捐献社会意义但因不忍亲人逝世后手术而拒绝捐献366例(35.5%);因传统观念较重而拒绝捐献231例(22.4%)。同意捐献组平均年龄(44±17)岁,低于拒绝捐献组平均年龄(50±18)岁(t=-4.39,P0.05)。同意捐献组受教育程度低于拒绝捐献组(χ2=194.78,P0.05),两组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5,P0.05)。194例成功捐献者死亡原因最主要为交通事故等所致严重颅脑外伤,占63.91%(124/194)。结论 CDCD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协调员的努力,多部门、多科室的顺畅沟通合作,社会的支持和认可,弘扬爱心奉献的优秀传统,普及器官捐献知识,加强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实施。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临床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效果。方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73例,供者43例,其中本院器官获取组织42例,外院器官获取组织分享1例。分析肾移植术后人/肾存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73例受者随访9~38个月,术后6个月、1年的人/肾存活率分别为97.3%/94.5%、94.5%/91.8%。10例(13.7%)受者发生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15例(20.5%)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21例(28.8%)受者发生肺部感染。2例受者移植肾丢失,4例受者移植肾带功死亡。结论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移植近期疗效较好,是解决供肾来源的有效途径。     

基于半结构化访谈法分析未成年及成年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公民逝世后未成年及成年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访谈15例未成年捐献者和15例成年捐献者直系亲属,使用扎根理论分析访谈记录,分析归纳器官捐献者家属决策影响因素。结果扎根理论分析访谈结果显示,主要有6大类因素影响器官捐献者家属捐献决定:个人因素、器官捐献条件(微环境因素)、社会环境、人际因素、伦理因素和传统观念。中国传统殡葬观念(未成人不得入祖坟)对未成年捐献者家属的捐献意愿影响较大(访谈中提及人数/次数为14/8),而对成年捐献者家属影响不大(访谈中提及人数/次数为0/0);另外,相对成年捐献者家属,未成年捐献者家属的"完尸观念"不强烈。结论相比成年捐献者家属,由于未成年捐献者家属受传统殡葬观念(未成人不得入祖坟)的影响而更易接受器官捐献。本研究结果可以辅助政府制定器官捐献相关政策,为器官捐献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理论基础。     

机械灌注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质量维护方面的应用研究进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目前已成为我国器官捐献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供者质量的复杂性,扩大标准供者(ECD)供肾占比增加,从而对供肾的可利用性以及肾移植受者术后的长期预后造成很大的影响.加强供肾质量的维护与评估,对于改善供肾质量、增加供肾获取与利用、改善受者和移植肾长期存活具有重要意义.机械灌注保存作为器官保存的重要方式之一,...     

婴幼儿供肾移植

正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宣布全面停止利用死囚器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器官捐献在短短数年内迅猛发展,中国的器官移植例数跃居世界第二,然而我国的器官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儿童供肾移植,尤其是婴幼儿供肾移植因手术难度大、风险高,在以往被认为是"边缘供肾",但在器官捐献时代,儿童捐献者占据相当比重,儿童供肾得到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供肾器官的维护

正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ese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已成为目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概念的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它涵盖了国际上通行的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同时还纳入了中国特色的脑-心双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and cardiac death,DBCD)。CDCD工作的开展,在一定     

有心肺复苏史的DCD供肾肾移植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有心肺复苏史供者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肾移植围手术期诊疗方法及短期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2月~2015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完成的34例器官捐献前有心肺复苏史的供者,供给59例肾移植受者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分析心肺复苏对DCD肾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结果: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肾移植受者术后短期内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早期人/肾存活率为84.74%,较无心肺复苏史DCD供者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长期人/肾存活率尚需进一步随访和观察。结论:1有心肺复苏史DCD供肾作为边缘性供肾,对器官短缺的现状是一种很好的补充;2供者纳入标准:1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肾功正常,捐献器官可直接用于移植;10~30min的心肺复苏供者,需要严格观察血压、肾功能、尿量的综合变化,评估风险后考虑是否移植;心肺复苏30min的供者尽量避免移植;3做好供体原发病全面准确评估和有效维护好器官功能,尤其加强Lifeport的应用及重视潜在感染供者(培养结果),并动态观察心肺复苏后尿量和肾功能的变化以及供体器官获取前激素、肝素、尿激酶的应用非常重要。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125例供者与210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术后有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肺部感染组(37例)和无肺部感染组(173例)。了解肺部感染受者的一般情况和预后。对供者因素(性别、年龄、维持治疗时间、感染史)、受者因素[性别、年龄、吸烟史、糖尿病史,术前血红蛋白、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血清肌酐等水平,术后有否急性排斥反应、有否使用生物制剂、有否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及复方磺胺甲唑(SMZ)]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与结论 37例肺部感染患者中,8例发展为重症肺部感染死亡。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术后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供体维持治疗时间、有感染史,受体吸烟史、糖尿病史、无预防性应用更昔洛韦或SMZ。     

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正>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1.1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维护的体会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质量评估和功能维护的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7月至2015年6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成功实施的93例器官捐献供者和87例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的临床资料。介绍该中心对供肝质量的评估和功能维护经验,总结器官捐献器官获取和利用的情况,以及接受器官捐献肝移植受体恢复情况。结果供者器官的平均热缺血时间为8 min(1~12 min),器官切取手术操作顺利,器官切取手术平均耗时为32 min(20~52 min)。93例供体获取了93个肝脏,成功用于肝移植87例,弃用6例(重度脂肪肝3例、肝纤维化2例、肝脏撕裂伤1例),含2例肝肾联合移植。移植肝功能恢复良好,仅有1例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结论对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供者进行早期正确的评估和维护,能够提高移植器官质量,改善移植效果。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评估方法及改善的研究进展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正逐渐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受多种不稳定因素影响,其质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导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肾术后原发性无功能和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提高术前评估水平、改善供肾质量、降低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是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目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肾的两种常用评估方法——术前供肾活组织检查和机械灌注,及改善供肾质量的方法——体外膜肺氧合(ECMO)进行述评,介绍其研究进展。     

心脏死亡供者供肾移植14例报告

目的 总结心脏死亡供者供肾的获取以及应用于临床肾移植的经验.方法 共7例心脏死亡供者捐献了供肾,进行了14例肾移植.7例供者年龄30～53岁,原发病为脑出血3例,颅脑外伤2例,脑基底动脉闭塞1例,颅脑肿瘤卒中1例;威斯康辛大学评分为19～23分,均为高危组.7例供者的所有近亲家属签署器官捐献知情同意的相关文件.临床评估供肾良好,供者心脏停跳2～5min后确定为心脏死亡,并采用腹腔多器官联合快速切取技术获取双侧肾脏.14例受者与供者HLA抗原错配数为2～4个,受者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合试验≤0.05,群体反应性抗体＜10％.7例供者中有6例的热缺血时间为5～10 min,1例为45 min;冷缺血时间为4.5～12.5 h.结果 利用心脏死亡供者供肾的14例肾移植手术均顺利完成.14例受者中,术后发生原发性移植肾无功能(PNF)1例,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3例,急性排斥反应2例;其中1例因PNF在术后第1天切除了移植肾,并恢复规律血液透析,1例因DGF仍在恢复中(尚处于术后3个月),血清肌酐149μmol/L,该2例受者均接受了热缺血时间为45 min的供肾;其余12例受者痊愈出院,移植肾功能均良好.结论 遵照《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指南》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维护好潜在供者的各项重要生命指标,可以保证供肾质量;心脏死亡供者供肾可作为肾移植的重要器官来源,并且移植效果良好.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 总结单中心开展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病历资料和经验.方法 自2010年3月至2011年10月,采用Maastricht分类第Ⅲ类标准作为潜在捐献者的临床选择标准,共发现56例潜在捐献者.56例中,40例未同意捐献,16例同意捐献(其中1例在治疗过程中因全身严重感染放弃了器官获取),最终15例成功捐献,共获取12个肝脏和22个肾脏用于移植.结果 12例肝移植受者恢复良好.20例肾移植受者中,2例采用双肾带膀胱袢移植的受者术后切除了移植肾,另外2例术后分别由于移植肾破裂和血栓形成而切除移植肾,其余受者恢复良好.结论 公民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可以扩大供者来源,但需严格掌握潜在捐献者的筛选标准.     

儿童器官捐献供肾肾移植疗效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儿童器官捐献供肾移植的近期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1月至2015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完成的15例儿童器官捐献供者,供给28例肾移植受者(其中双肾移植2例)的供、受者临床资料。结果 28例受者手术均获成功。移植肾热缺血时间中位数为12.5 min(0~17.0 min),冷缺血时间中位数为4.3 h(1.5~7.7 h)。术后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4例、透析1例、因肺部感染死亡2例、肾吻合口狭窄和供肾血栓形成后切除移植肾各1例。术后随访1~24个月,受者存活26例(93%),带肾存活受者24例(86%),其移植肾功能均正常。结论儿童器官捐献供者双肾整块移植及单肾移植早期临床疗效较好。     

优化供者临床管理策略，推动供者管理的科学研究

供者管理是器官捐献与移植流程的核心环节,提高潜在供者的临床管理质量、降低潜在供者流失率、提高捐献器官利用率是缓解移植器官短缺的有效措施。为促进供者临床管理的发展,在保障供、受者健康权益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捐献器官的利用率,本文就脑死亡器官捐献者管理的临床特征和管理要点、供者维护临床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作一综述。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胆道并发症的预防经验

目的总结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的胆道并发症预防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0月至2016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88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88例均符合中国标准三类捐献(即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所有病例按标准获取流程成功完成肝脏捐献,88例受者均顺利植入供肝,胆道重建多采用胆管端端吻合,供者胆管尽可能短,吻合时保持微张力。未出现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排斥反应。1例患者出现胆漏经引流3周后自愈,2例患者出现胆道狭窄并发症,经置入胆道支架后缓解。结论加强获取器官管理,采用规范的获取供肝流程,充分利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尽量缩短热、冷缺血时间,注意胆道重建技巧,有助于减少胆道并发症发生率,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移植可以取得满意的临床效果。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发展及影响因素:单中心经验

目的总结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发展概况、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因素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应用的单中心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服务范围内所有DCD供者资料。总结我院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DCD来源供肝丢弃情况、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我院OPO服务范围内潜在DCD供者捐献影响因素及ECMO在DCD中的应用情况。同时查阅同一时期中国及广东省DCD数据。我院与全国中国Ⅰ类供者比例、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比较分别采用卡方检验和Man-Whitney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实现241例DCD,中国Ⅰ、Ⅱ、Ⅲ类捐献比例分别为29.9%(72/241)、26.6%(64/241)、43.5%(105/241)。我院中国Ⅰ类捐献比例(29.9%)高于全国水平(13%)(χ2=55.381,P0.05)。241例DCD共获取供肝234例,因供肝因素放弃移植26例,丢弃率为11.1%(26/234),影响供肝丢弃主要因素为冷/热缺血时间过长、供肝肝硬化、灌注不良、肝功能异常和挫裂伤。期间,我院和广东省DCD例数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7.78%和104.50%(U=11.0,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院和广东省每百万人口(PMP)器官捐献率分别从0.407、0.144 PMP升高至3.948、4.145 PMP。同期我院OPO服务范围内医院上报潜在DCD供者778例,捐献转化率为31.0%(241/778)。影响潜在DCD供者捐献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属及社会因素、供者自身病情及医患关系。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我院共完成145例ECMO辅助下DCD器官获取,其中中国Ⅰ、Ⅱ、Ⅲ类捐献供器官中应用率分别为58.3%(42/72)、62.5%(40/64)和60.0%(63/105)。结论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合理应用器官保存技术,将有助于推动DCD肝移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