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A4蛋白与过敏性疾病的关系研究进展

<正>S100A4属于S100蛋白家族，在成纤维细胞、炎性细胞和巨噬细胞中均广泛表达^[1-3],通过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和toll样受体4 (TLR4)参与调节多种细胞的生长、存活、分化与运动^[4-8]。目前，S100A4的临床研究主要集中在癌症转移促进特性^[9]。     

影像组学在肺癌的研究进展

<正>肺癌是一种原发于气管、支气管及肺的呼吸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上升^[1]。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统计2020年全球肺癌患者死亡人数约179万，新增约220万^[1]。在中国，肺癌成为45岁及以上男性人群中最常见的癌症^[2]。影像检查在肺癌的诊断、鉴别、评估疗效等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影像检查只能显示病灶的形态、密度、     

靶向受体酪氨酸激酶治疗胶质瘤的研究进展

<正>胶质瘤起源于大脑非神经元或胶质部分，即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或室管膜细胞。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约30%为胶质瘤，恶性肿瘤中超过80%为胶质瘤^[1]。胶质瘤的主要特征为癫痫发作、头痛、视力模糊，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正常生活。目前，胶质瘤的治疗方法是最大程度切除肿瘤并结合化疗， 但由于其生长呈侵袭性和浸润性，总切除率低，残余肿瘤组织对放疗和化疗有明显抵抗，胶质瘤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低，因此胶质瘤的靶向治疗是目前研究的热点^[2]。     

皮下平滑肌肉瘤1例

<正>皮肤平滑肌肉瘤(cutaneous leiomyo sarcoma, LMS)是一种罕见的由肌肉起源的恶性肿瘤，属于间叶细胞恶性肿瘤^[1],占所有皮肤软组织肉瘤的2%～3%^[2-5],其中1%～5%肿瘤发生在面部^[3]。本文对我院2022-02收治的1例巨大皮下LMS进行报道，旨在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1 病例报告1.1 一般情况患者，男，56岁，因后背不规则肿物6个月，于2022-02来我院就诊。自诉6个月前，     

原发性纵隔绒毛膜癌18F-FDG PET/CT显像1例

<正>原发性绒毛膜癌，又称为非妊娠性绒毛膜癌，是一种极少见的高度侵袭性妊娠滋养细胞肿瘤^[1]。原发性纵隔绒毛膜癌(primary mediastinal choriocarcinoma, PMC)更为罕见，占所有纵隔恶性肿瘤的1%～4%,占所有生殖细胞恶性肿瘤的5%^[2]。目前关于PMC的影像学报道较少，多以临床个案为主。本文报道1例PMC的临床及PET/CT影像资料，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提高对PMC的认识。     

双下肢浮肿为首发症状老年卵巢癌1例

<正>卵巢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排名仅次于子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1-3]。该病起病隐匿,易于早期播散、转移,病死率高,预后差^[1,3]。卵巢癌以双下肢浮肿为首发症状者国内外罕见报道。2020 年,联勤保障部队968 医院收治了 1 例以双下肢浮肿为首发症状的老年卵巢癌患者,现将患者的诊治过程报告如下。     

肺癌脑转移瘤的CT、MRI表现

<正>脑转移瘤是颅内常见的恶性肿瘤,约占脑肿瘤的15%³0%[1];全身各处恶性肿瘤均可转移到脑部,其原发肿瘤以肺癌最常见。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CT、MRI对肺癌脑转移瘤的临床诊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回顾性分析我院2006年9月30%[1];全身各处恶性肿瘤均可转移到脑部,其原发肿瘤以肺癌最常见。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CT、MRI对肺癌脑转移瘤的临床诊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回顾性分析我院2006年9月²012年11月经手术病理及临床证实为肺癌脑转移瘤34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诊断水平。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34例中,男23例,女11例;年龄362012年11月经手术病理及临床证实为肺癌脑转移瘤34例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旨在提高对本病的诊断水平。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34例中,男23例,女11例;年龄36⁷8岁,平均56.7岁;均经手术病理及临床确诊为原发性肺癌,其中腺癌26例,鳞癌5例,小细胞未分化癌2例,肺泡细胞癌1例。临床表现:除肺癌的相关症状外,中枢神经系统     

胶质瘤恶性转化预判研究进展

<正>脑胶质瘤是成人颅脑最常见的原发恶性肿瘤,WHO Ⅱ～Ⅲ级胶质瘤占胶质瘤约45%^[1],WHO Ⅱ级胶质瘤被称为低级别胶质瘤（low-grade gliomas, LGG）,组织学中存在非典型细胞核,导致肿瘤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的速度发展^[2],其恶性转化率约为35%～89%^[3]。间变性弥漫性胶质瘤（星形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和少突星形细胞瘤）等WHO Ⅲ级肿瘤,初次治疗后复发率高达38%^[4],     

家族性分化型甲状腺癌131I初次治疗后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究家族性分化型甲状腺癌(FDTC)与散发性分化型甲状腺癌(SDT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¹³¹I初次治疗的疗效差异。方法对2010年1月至2018年8月间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核医学科进行¹³¹I治疗的66例FDTC患者[男19例、女47例,年龄(39.8±11.7)岁]与1701例SDTC患者[男442例、女1259例,年龄(40.9±11.3)岁]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2组患者间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最大径、单双侧、多灶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炎、被膜侵犯、淋巴结转移、周围软组织侵犯、远处转移、TNM分期及美国甲状腺协会(ATA)危险度分层(低危、中危、高危)等临床病理特征、术后¹³¹I治疗前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ps-Tg)和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抗体(ps-TgAb)水平及治疗后反应(疗效满意、疗效不确切、生化疗效不佳、结构性疗效不佳)。采用χ²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和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数据。结果FDTC组与SDTC组比较,在双侧病灶[45.5%(30/66)与31.2%(530/1701);χ²=5.999,P=0.010]、被膜侵犯[43.9%(29/66)与26.6%(452/1701);χ²=9.672,P=0.002]及远处转移[15.2%(10/66)与6.2%(105/1701);χ²=8.418,P=0.004]所占比例中较高;在危险度分层中,2组高危占比分别为18.2%(12/66)与9.2%(156/1701),中危占比分别为68.2%(45/66)与72.7%(1237/1701),低危占比分别为13.6%(9/66)与18.1%(308/17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898,P=0.030);但FDTC肿瘤最大径小于SDTC组[(1.24±0.74)与(1.50±0.92)cm;t=-2.275,P=0.020],余临床病理特征指标在2组间的差异均未见统计学意义(t=-0.804,χ²值:0.101~5.359,均P>0.05)。术后ps-Tg、ps-TgAb水平及治疗后反应在2组间的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²值:0.059~1.915,均P>0.05)。结论FDTC患者较SDTC患者的肿瘤更具侵袭性;2组患者初始治疗后疗效没有明显差异。     

影像组学在结直肠癌预后风险分层中的研究进展

<正>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消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之一^[1],在中国，2020年CRC发病率已跃居第二位^[2]。尽管近年来化疗药物及手术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延长了CRC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但CRC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预后评估系统的局限性使部分低危患者接受了术前或术后辅助放化疗等过度治疗，另一方面，约有50%的高危患者面临疾病复发或远处转移的风险^[3]。因此，     

人工智能和影像学检查在胃癌腹膜转移检出中的研究进展

<正>全球每年约有95万人确诊为胃癌,约70%发生在亚洲,46.8%发生在中国^[1,2]。胃癌是全球发病率排名第五,肿瘤相关死亡率第三的肿瘤^[3]。值得一提的是,约10%以上的患者在首次就诊时就已经发生腹膜转移（peritoneal metastasis, PM）,约1/2的患者因腹膜转移致术后复发^[4]。以往认为PM是不可根治的肿瘤终末期表现,中位生存时间仅为6～9个月。近年来,大量的临床研究显示,完全细胞减灭术和腹膜热灌注化疗联合使用,     

子宫内膜细胞学检查的优势及其在子宫内膜癌筛查中的应用

  子宫内膜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占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的20％～30％^[1],好发于中老年妇女。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改变及雌激素的应用,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自20世纪以后,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相对于宫颈癌而言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宫颈癌与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之比,自10∶1上升为1∶2^[3]。宫颈癌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宫颈癌筛查的普及,准确检出癌前病变并及时有效干预。而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日益上升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筛查方法,对癌前病变没有可靠的细胞学诊断方法。     

病毒性肺炎并发格林-巴利综合征1例

<正>病毒性肺炎是由病毒侵袭呼吸道上皮或肺泡上皮引起的肺部炎性病变,可由一种或多种病毒感染发病,临床出现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受损。病毒性肺炎四季均可发病,多见于冬季与春季,可呈暴发或小范围流行^[1-3]。据报道,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中病毒检出率为15.0%～34.9%^[4-6],可见流感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     

影像学评价和预测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疗效的研究进展

<正>肺癌是最常见的呼吸系统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则占了总数的85%。2020年的全球统计数据^[1]显示：肺癌的发病率居癌症第二位,死亡率居癌症死因首位。近年来,对于中晚期的NSCLC患者,除了同步放化疗、靶向治疗等治疗手段,免疫治疗的疗效在部分患者身上得到验证^[2,3]。     

免疫细胞自噬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与生命的重大疾病,病死率居全球首位,因此防治CVD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所关注的热点^[1]。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是一种以脂质蓄积和炎性细胞浸润为主要特征的动脉血管壁慢性炎性反应,通常伴有大量免疫细胞参与,是众多CVD的病理基础^[2]。近期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自噬(autophagy)与AS的形成、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3]。笔者就不同免疫细胞自噬对AS的影响进行综述,为下一步揭示AS的发生机制提供参考。     

MicroRNAs在胰腺炎发病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正>MicroRNAs(miRNAs)是基因表达的重要调节因子,属于小的非编码RNA (smallnon-coding RNA)。诸多miR NAs参与调节胰腺细胞之间的信号转导,在胰腺腺泡细胞、胰腺星状细胞(PSCs)和免疫细胞之间构成一个复杂的分子调控互作网络。研究表明,miRNAs有助于胰腺炎诊断和治疗^[1]。急性胰腺炎和慢性胰腺炎是一类发病率、住院率和病死率较高的炎症性疾病。与正常胰腺组织比,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患者胰腺组织中miR NAs的表达异常^[2]。miR NAs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及细胞增殖、迁移、组织重塑从而影响胰腺纤维化(pancreaticfibrosis,PF)的发展^[3]。     

肝脏病变对比剂增强“快进快出”表现的价值与陷阱

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全球第2大癌症相关死亡原因^[1]。我国HCC年新发和死亡病例分别占全球肝癌总人数的55.4%和53.9%^[2]。HCC的准确诊断对于患者管理、改善预后等均有重要意义。多个指南指出,在HCC高危人群(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肝癌家族史等)中,CT、MRI等检查出现对比剂“快进快出”强化模式,即动脉期病灶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和/或延迟期肝内病灶强化程度低于肝实质,被认为能够临床诊断HCC^[3-4]。     

人工颈椎间盘置换21例

 颈椎前路减压融合手术(anteriorcervicaldecompressionandfusion;ACDF)在临床应用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但存在术后邻近节段退变加速^[2],颈部僵硬、活动受限等并发症。目前对于融合是否导致邻近节段退变仍存在争议^[3,4]。实验证明,颈椎人工椎间盘置换后邻近节段椎间隙内的压力接近正常^[5],而椎间融合术后邻近节段椎间隙内的内压力明显增加^[6],但至今仍然不能证明这种内压力的增高是否促进退行性改变的进程。基于维持相对正常的相邻间隙内压力可能会延缓邻近节段退行性改变的假设,各种人工颈椎间盘假体应用于临床。笔者于2010-05至2012-01对我院21例颈椎病患者实施Discover颈椎间盘假体置换手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黑色素瘤特异性抗原在肿瘤中的表达及其对免疫治疗的作用

 黑色素瘤特异性抗原(preferentially expressed antigen of melanoma, PRAME)是肿瘤睾丸抗原家族的一员,最初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被发现,是一种能够被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特异性识别并引起肿瘤溶解的表面抗原^[1],其表达可受调控区域的甲基化调节^[2]。肿瘤睾丸抗原(cancer-testis antigens, CTAs)家族在男性性细胞及胚胎组织中保守表达,并在正常组织中几乎不表达,广泛存在于多种肿瘤组织中^[3]。目前,已有大量关于CTAs的相关研究,尤其是PRAME的,认为其与肿瘤预后相关,可作为新的肿瘤标志物监测及评估肿瘤发生及发展,并可作为肿瘤免疫治疗的靶点。因此,笔者对PRAME在常见肿瘤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作用进行综述。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联合荧光靶向探针诊断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病变的研究进展

 消化系统肿瘤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肿瘤病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提高早期肿瘤的诊断水平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减轻社会经济负担有着深远的意义^[1,2]。目前国际研究表明,内镜检查是发现消化系统肿瘤的最有效途径。然而,现有内镜技术存在检出率低,漏诊率高等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分子影像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3]。荧光分子成像技术(fluorescence molecular imaging,FLI)可以在细胞和分子水平对活体内的生物过程进行研究,同时利用靶向探针与特定分子结合可实现实时、定量成像。随着分子靶向探针技术的发展,它已被广泛应用于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医学等众多领域^[4-6]。该技术可与多种现代学科交叉,其应用的范围正在不断拓展,而与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的联合应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