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打包支付对县域医共体患者经济负担及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评估医共体的医疗保险打包支付对县域患者经济负担、医务人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方法：使用2018—2022年全国医共体监测县的抽样数据,以2020年为打包支付实施年份,以县域人口密度、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为控制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打包支付对县域患者经济负担、医务人员收入及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打包支付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对医务人员收入在2021年产生有统计学意义的正向效应,但对提高供需双方的满意度有待完善。结论：实施医保打包支付的医共体不会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具有较好的利贫效应,对医务人员收入也有一定提升,但政策仍有优化改善的空间。     

县域医共体组织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目的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医共体组织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为医共体组织脆弱性评价提供科学管理工具。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完成医共体组织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筛选和评估,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结果 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3项一级指标、10项二级指标和39项三级指标。两轮专家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80%、75%,专家协调系数为0.177(P<0.001),3项一级指标的专家权威系数分别为0.900、0.809和0.901。一级指标中诊疗服务连续性权重（0.582 6）最高,二级指标中互联互通权重（0.514 6）最高,三级指标中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到牵头医疗机构培训进修次数权重（0.095 2）最高。结论 专家权威程度、协调程度和意见集中程度均较高,医共体组织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高可信度,可作为评估医共体组织脆弱性的工具。     

从城乡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流向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

医保基金按人头总额预付,交由医共体包干使用,是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杠杆。文章通过对肥西县城乡居民住院患者流向及基本医保资金支出实证分析,认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过程中应避免补偿标准与付费政策的矛盾、实行精细化分级诊疗、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发挥医联体作用。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药物协同政策研究

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促进患者有序就医,国家明确规定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药物协同政策,但目前大部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存在药物不协同现象,主要归因于基本药物目录、财政投入、医保目录、集采药品使用和药事管理相关规定限制基层用药品种。对此,应从药物管理角度出发,以患者为中心、重大慢性病管理为主导,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视为一个服务整体来管理、监督和考核用药情况,从而更好地落实药物协同政策。     

DIP支付方式与紧密型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融合研究

在DIP的政策框架范围内,探索DIP支付方式与紧密型医共体总额付费政策融合模式,分析各模式对医共体服务行为影响。本研究应用博弈论从政府和医共体、医共体和医疗机构双层经济激励结构,即外部支付方式和内部分配模式两个层面,构建医共体打包付费三个组合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当DIP支付方式既用于外部支付,又用于内部分配时,扩大服务量为最优策略,容易导致医共体内外竞争;当只用于外部支付,不用于内部分配,仍持续对外进行服务扩张,内部分配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当不用于外部支付,只用于内部分配时,有助于通过按人头总额付费削弱医共体对外的无序竞争,同时通过DIP支付规则,应用区域内不同点值规范医疗机构恶意扩大服务量的不合理行为。     

用紧密型党建医共体 推动县域医共体破局促融

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人民医院托管9家乡镇卫生院建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通过抓党建促“思想融合”、抓管理促“上下融合”、抓智能促“信息化融合”、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促“县乡医院融合”、抓考核促“绩效融合”、抓规范促“同质化管理融合”等多项举措,建成一条符合本县域实际的、富有特色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路径,目标明确、权责清晰,有力地推进了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化建设及同质化服务,在使居民看病就医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的同时,探索出了一条为广大患者提供系统化、连续性的医疗服务的实践道路。     

县域医共体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实践探索

随着医改的深入,建设财务共享中心是县域医共体发展的必然趋势。磐安县医共体通过建设财务共享中心,完善了费用报销管理系统和银企互联,实现了“人、财、物”一体化管理,不仅在提升财务管理效率上取得较大突破,还极大地减轻了县域医共体运行成本,为其他县域医共体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经验。     

唐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乡村振兴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医院集团成立后,集团落实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人、财、物统一管理,形成了医疗与公共卫生融为一体的管理、利益、服务、责任同质化发展共同体,并从村卫生室建设、服务能力提升、村医模式改革、乡村医师培训、健康管理优化五方面进行探索改革,在基础设施、全科培养、人才下沉、科室融合及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推动了有序就诊新格局的初步形成,探索出了一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推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错位发展破立并举 探索医共体建设新路径——安徽省来安县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践

安徽省来安县立足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提出"错位发展工程",着力在"区域规划、功能定位、学科建设、内外联动、医防协同"等方面互补协同,形成"一体两翼"公私医改模式。发展格局完善明晰,学科人才建设层次清晰,医防融合协同有力,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形成有序的分级诊疗制度秩序。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双向转诊标准及运行机制的法律风险研究

双向转诊作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于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作者以某市为例,通过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双向转诊的权利义务问题、双向转诊标准、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法律风险等方面展开分析,进而提出明确医共体模式下双向转诊的形式和内涵、细化双向转诊标准,优化有序转诊、加强双向转诊信息平台建设和患者信息安全保护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异地就医“免备案”会影响职工医保患者就医选择、医疗费用及医保基金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A市和B市城镇职工参保人异地就医住院的结算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法及双重差分(DID)识别策略,估计了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免备案”对异地住院人次、住院总费用及医保基金支出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取消备案会促使更多的本地参保人异地就医,且异地住院总费用显著增加(P<0.05),对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P>0.05)。对“异地”与“本地”患者实施差异化的支付水平有助于降低医保基金支出风险。     

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政策的演变及趋势——基于政策文件的分析

以异地就医结算政策文件为依据,采用内容分析法,提炼我国政府部门应对异地就医问题所印发的政策文件的基本要素,以分析异地就医结算政策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异地就医结算政策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发展期、政策推广期。政策总体呈现渐进式发展,具体表现在:政策对象扩大与聚焦并存、政策工具从多元探索到一元为主、具体措施从模糊到精准,政策范式符合第二序列变迁特征,政策议题地位从边缘向核心转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异地就医将作为一项重要政策议题,沿着既有政策范式渐进变化。     

医保基金有效使用：风险管理、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

医保基金有效使用是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管理的核心,本文分析了我国医保基金有效使用与管理过程中人口老龄化、价格上涨、社会福利政策完善所致医疗需求释放等外部风险因素以及医保系统本身的运行风险,总结了国际上应对医保基金运行管理风险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为确保我国医保基金有效使用应科学预估医保基金运行风险,合理确定医保筹集费率与补偿标准;提高医保基金统筹层次,提升基本医保互助共济水平;健全医保基金监测机制,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完善医保报销目录,加强医疗服务项目管理的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医保基金的管理。     

三医协同治理视角下我国儿童健康保障政策量化分析

目的：从三医协同治理视角出发分析新医改以来我国的儿童健康保障政策,为完善政策体系、提高儿童健康保障福祉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分析框架,对2009年至今中央层面发布的与儿童医疗、医保、医药密切相关的51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揭示其主要特征。结果：我国儿童健康保障政策整体偏向于医疗和医药领域,医保方面的政策较少;“三医”领域都有较清晰、集中的政策目标和工具,但是跨领域联动环节的政策工具不足;医疗领域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其中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是短板;医保领域最常用的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法规管制这两类环境型政策工具,其作用目标相对模糊;医药领域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直接作用于儿童药供给的政策工具偏少。结论：儿童健康保障领域应重点补齐医保政策短板,增强医保对医疗和医药两个领域的激励和调节作用,同时应重视在三医联动环节增加政策工具。     

县域医保支付与医疗服务结构适配关系与机理——基于云县典型案例的分析

医保与医疗系统协同被视为促进卫生服务体系优化的关键手段,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本研究以云县医共体为研究范本,以适配理论为依据,构建医保支付与医疗服务的跨系统适配分析框架,纵向梳理系统适配路径,揭示适配机理。研究发现,两个子系统间主要有三种适配模式,呈现向下一阶段演进的特征;跨系统适配是一个多因素调节的互动过程,子系统适配地位具有非对等性,呈现“服务优先变革—保障适应调整—服务结构转变—医保引导行为”的全景。本研究对于中国特色医保支付方式适配改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利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卫生治理的有益经验,推进新时代县域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商业健康险政策的效果与原因分析——基于省内六个医保统筹地区的关键知情人访谈

基于定性研究方法,对浙江省六个医保统筹地区2016-2018年个人账户购买商业健康险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初期政策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可能包括医保部门对政策的态度、政策宣传、利用政策的程序、利用政策的前提、参保人对商业健康险的观念以及政策准备期等方面。政策建议：（1）实施政策因地制宜;（2）完善政策宣传工作;（3）简化参保人利用政策的流程;（4）适当放宽利用政策的前提;（5）提高参保人健康保险意识。     

长期护理保险对中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医疗负担及健康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年、2015年、2018年CHARLS数据库，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双重差分法（DID）识别策略，估计长期护理保险对13个试点城市中老年人医疗服务利用、医疗负担及健康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长期护理保险会显著减少试点城市中老年人住院次数，增加其门诊人次及费用，对其住院费用、自评健康、精神抑郁程度的影响不显著（P>0.05）。探索长期护理保险与医养结合模式有效衔接对减轻参保中老年人群医疗负担、减少“社会性住院”和改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作用。     

患者对健康危险因素的总体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个全国样本的分析

目的:了解患者对健康危险因素的总体感知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并根据WHO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框架,从结构因素和调节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对其的影响。结果:调查对象感知的_(源自生活)的健康相关危险因素危害"较大/很大"所占比例(27.1%)高于_(源自工作)的相应比例(21.7%)。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结构因素中有显著性意义的主要是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调查对象感知到的危险因素的危害更小(OR_(源自生活)=0.64,95%CI:0.54-0.76;OR_(源自工作)=0.75,95%CI:0.63-0.89);经济状况较差/很差的患者其危险因素的危害感知更大(OR_(源自生活)=1.54,95%CI:1.31-1.81;OR_(源自工作)=1.72,95%CI:1.47-2.01);调节因素对两个来源的危险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性意义。结论:_(源自生活)的健康危险因素控制可能需要借鉴_(源自工作)的健康危险因素控制的相关措施(即政策法规及相应的组织机构),结构因素和调节因素的影响则揭示健康危险因素的控制可能更需要依靠社会经济发展。     

Exposure to indoor air pollution from household energy use in rural China: the interactions of technology, behavior, and knowledge in health risk management

Indoor air pollution (IAP) from household use of biomass and coal is a lead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in many developing nations. Much of the initial research on household energy technology overlooked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of technological, behavioral,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Consequently, despite enormous interest in reducing the large and inequitable risks associated with household energy use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health, there is limited empirical research to form the basis for design and delivery of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We used data from four poor provinces in China (Gansu, Guizhou, Inner Mongolia, and Shaanxi) to examine the linkages among technology, user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nd access and infrastructure in exposure to IAP from household energy use. We conclude that broad health risk education is insufficient for successful risk mitigation when exposure behaviors are closely linked to day-to-day activities of households such as cooking and heating, or have other welfare implications, and hence cannot be simply stopped. Rather, there should be emphasis on the economic and infrastructure determinants of access to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details of behaviors that affect exposur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y-behavior interface would also allow designing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s that account for, and are robust to, behavioral factors or to provide individuals and households with alternative behavio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present techn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for these four Chinese provi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