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干涉与夫妻离异倾向:婚姻质量的中介及伴侣支持的调节作用

目的:揭示我国文化下原生家庭干涉与夫妻离异倾向的关系,检验婚姻质量的中介及伴侣支持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原生家庭干涉量表、关系评估量表、婚姻不稳定性量表-简版、亲密关系支持量表对新婚至孩子小学阶段的341对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配偶原生家庭干涉对夫妻离异倾向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自身原生家庭干涉无显著作用;(2)夫妻双方婚姻质量在妻子配偶原生家庭干涉与双方离异倾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妻子伴侣支持在其配偶原生家庭干涉与双方离异倾向间起调节作用,高伴侣支持能完全缓冲妻子配偶原生家庭干涉对夫妻离异倾向的影响。结论:配偶原生家庭干涉对夫妻离异倾向有直接作用,也可通过削弱婚姻质量起作用,伴侣支持在其中起一定的缓冲作用。     

夫妻对沟通模式感知差异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探讨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差异及其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法共收集421对夫妻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及婚姻质量的数据。结果:①根据夫妻双方对婚姻沟通模式的感知将夫妻匹配成四个类型,其中夫妻积极一致型占26.1%;夫妻消极一致型占44.6%;夫积极-妻消极型占14.7%;夫消极-妻积极型占13.6%。②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在四类不同的沟通模式匹配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均表现为夫妻积极一致型和自身积极配偶消极型显著高于自身消极配偶积极型,而后者显著高于夫妻消极一致型。结论: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一致性及沟通模式是否为积极型均与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有关。     

新婚夫妻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目的:探究新婚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的特点及其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对北京市228对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都高于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且丈夫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都高于妻子的冲突水平。2夫妻双方的两种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都与自身和配偶的婚姻质量显著负相关,且丈夫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以及妻子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丈夫的婚姻质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妻子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和丈夫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妻子的婚姻质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新婚夫妻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存在差异,且两种工作家庭冲突对自身和配偶的婚姻质量存在不同的预测作用。     

原生家庭支持与干涉量表的编制

目的:发展我国婚姻家庭的本土化研究工具,编制并检验原生家庭支持与干涉量表。方法:通过对24对夫妻的质性访谈探索与编制项目,通过对109位已婚人士的预试和341对夫妻的正式施测对量表进行修改检验。结果:原生家庭支持量表包括14个项目,分为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三个维度,原生家庭干涉量表包括18个项目,分为家庭生活干涉、个人生活干涉两个维度,每个项目均包括自身和配偶原生家庭两个来源;两个量表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86-0.94之间,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量表的结构模型拟合良好,量表总分及维度分与效标评分的相关在0.29-0.65之间。结论:原生家庭支持与干涉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夫妻关系标准及发展趋势

目的:探讨夫妻关系标准的异同,以及随婚龄的发展趋势.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东北地区婚龄在7年以上的302对夫妻为被试,以探讨夫妻双方各自的关系标准特点.结果:夫妻关系标准各维度平均分大都在3分以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夫妻双方看重的位列前三位的关系标准分别为努力完美、工具性投入和表达性投入,后三位为抵抗控制、努力改变配偶和对配偶妥协;丈夫关系标准随婚龄增加呈升高的趋势,并且在对配偶妥协、努力改变、抵抗控制、工具性投入和表达性投入五个标准上显著高于妻子;真实夫妻比随机配对的夫妻在夫妻标准上有着更高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并未随婚龄的增加而增加.结论:丈夫的婚姻标准普遍高于妻子,且有随婚龄越来越高的趋势,而妻子关系标准的发展相对较为平稳.夫妻之间对婚姻的看法具有相似性.     

新婚夫妻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婚姻承诺的中介作用

目的: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探究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婚姻承诺在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268对新婚的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丈夫报告的婚姻承诺和婚姻稳定性显著高于妻子;2丈夫的婚姻质量只具有主体效应,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婚姻稳定性。妻子的婚姻质量不仅具有主体效应,还具有客体效应,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和丈夫的婚姻稳定性;3丈夫的婚姻质量可以通过自身对配偶的承诺影响自身婚姻稳定性。妻子的婚姻质量可以通过自身对配偶的承诺影响自身和丈夫的婚姻稳定性。结论:婚姻质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婚姻稳定性,对配偶的承诺在婚姻质量预测婚姻稳定性中起着中介作用。     

夫妻执行功能、家庭混乱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考察夫妻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与夫妻婚姻质量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模式在丈夫和妻子群体中的差异。方法:以305对年轻夫妻为被试,采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BRIEF-A)评估其执行功能,采用混乱、嘈杂、秩序量表(CHAOS)评估家庭混乱程度,采用夫妻适应量表(DAS)评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结果:夫妻的执行功能与其婚姻质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混乱与夫妻婚姻质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对于妻子来说,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对其婚姻质量分别具有独特效应;对于丈夫而言,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不仅存在独特效应,而且还存在交互效应。与高混乱家庭相比,低混乱家庭中丈夫较高水平的执行功能会更为显著地预测其较高的婚姻质量。结论:执行功能这一个体因素和家庭混乱这一环境因素与夫妻婚姻质量均密切相关,且这一关系模式和作用机制在丈夫和妻子群体中存在差异。     

影响海勤人员婚姻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婚姻满意度(MG)与心理、个性、社会因素的相关性,为开展婚姻咨询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问卷(TCS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375对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均进行了评定。结果丈夫、妻子MG与离婚诉讼组具有高度显著差异(t=20.927,24.696;P0.01);16PF中,夫妻双方MG均与自身及对方部分个性特质有显著相关性(r=0.120~0.225,P0.05);丈夫MG与自身及妻子的SCL-90中部分因子具有显著相关(r=0.131~0.309,P0.05);夫妻双方MG与自身及对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具有显著相关性(r=0.182~0.299,P0.05);夫妻双方MG与自身及对方的消极应对方式具有高度相关性(r=0.138~0.220,P0.01);丈夫MG与自身部分生活事件,妻子MG与丈夫负性家庭问题均存在显著相关(r=0.137~0.222,P0.05);多因素分析揭示对丈夫MG的贡献大小依次为:消极应对(β=-0.38)负性生活事件(β=-0.38)人际关系敏感(β=-0.26)学历(β=0.17)负性家庭问题(β=-0.16)客观支持(β=0.13);对妻子MG的贡献大小依次为:(丈夫)消极应对(β=-0.29)敌对(β=-0.26)客观支持(β=0.17)(丈夫)学历(β=0.16)自律性(β=0.14)。结论婚姻满意度直接受到海勤人员及妻子的个性、心理、社会等多因素影响,并反作用于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     

学龄前儿童母亲原生家庭及姻亲家庭情感支持与经验性回避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考察学龄前儿童母亲的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和姻亲家庭情感支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经验性回避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山西省朔州市3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的母亲335名，采用原生家庭支持与干涉量表的情感支持分量表、接纳与行动量表第二版、O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测量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姻亲家庭情感支持、母亲经验性回避和婚姻满意度。结果: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姻亲家庭情感支持得分均与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得分正向关联(β=0.78、0.92)。经验性回避在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42.78%;经验性回避在姻亲家庭情感支持和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8.04%。结论:来自原生家庭与姻亲家庭低质量的情感支持是学龄前儿童母亲较高经验性回避水平的风险因素，进而导致学龄前儿童母亲较低的婚姻满意度。     

新婚夫妻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究新婚夫妻的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的特点及比较其对婚姻质量的相对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268对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合作策略使用和日常沟通质量较高且不存在性别差异;丈夫的回避策略使用显著高于妻子,妻子的阻碍/抵制、言语攻击与肢体攻击策略使用显著高于丈夫;2丈夫的日常沟通能够显著预测自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妻子的日常沟通以及丈夫和妻子的冲突解决均只能显著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3对于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其自身的日常沟通质量的预测作用均显著高于冲突解决的作用。结论:新婚夫妻的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均能显著预测夫妻的婚姻质量,但日常沟通的预测力更高。     

城市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城市新婚夫妻对伴侣的求助表达是否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方法:选取88对城市新婚夫妻,完成压力情境下的求助表达与伴侣支持应对问卷,以及婚姻满意度问卷。结果:妻子求助表达显著高于丈夫;丈夫和妻子对伴侣的支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丈夫和妻子的求助表达只能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正向预测双方婚姻满意度。结论:伴侣支持应对在求助表达与双方婚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和未满足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对北京市263对结婚三年内尚无孩子的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均认为配偶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社会经济地位最不重要;丈夫认为生活品味比发展前景重要,妻子反之。2婚姻满意度与择偶标准重要性无关,与期待满足正相关,与期待未满足负相关。3丈夫婚姻满意度受丈夫和妻子道德品质满足、丈夫生活品味满足,以及妻子道德品质未满足的影响;妻子婚姻满意度受妻子道德品质和发展前景的满足,以及丈夫生活品味满足的影响。结论:择偶标准存在性别差异和一致性;婚姻满意度与择偶标准重要性无关,期待满足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比期待未满足更强。     

夫妻的人格特质及匹配类型与婚姻质量

目的:探讨夫妻人格特质及其匹配类型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为提高夫妻婚姻质量和未来的婚姻指导与咨询提供支持。方法:在全国选取14个省的926对夫妻(年龄19~70岁,婚龄1~45年),使用中国人人格7因素量表(CSPI)和婚姻主观感受量表(MPS)对夫妻人格特质和婚姻质量进行测评。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探讨人格匹配变量在夫妻人格特质对婚姻质量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夫妻的CSPI情绪性维度得分与双方的MPS总分呈负相关(r=-0.31~-0.41),CSPI开创性、坚持性、德性、宜人性、丈夫的外向性和妻子的传统性与双方的MPS总分呈正相关(r=0.10~0.40,均P<0.01)。夫妻CSPI各维度的9种匹配类型在MPS的高低分组上的人数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夫妻人格匹配类型在人格和婚姻质量的关系中充当调节变量(B=-2.50~2.24)。结论:人格特质与婚姻质量中度相关。人格匹配类型在人格特质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影响飞行员婚姻满意度的心理家庭社会因素探讨

目的：探讨飞行员婚姻满意度（Marital Gratification,MG)与心理家庭社会因素的相关性,为开展飞行员婚姻家庭心理咨询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对238名飞行员进行Olson婚姻质量问卷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测评,同时对夫妻双方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临床症状自评量表,紧张性生活事件调查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测评。结果：显示飞行员的MG既受自身也受配偶的心理社会因素交互影响,与个性,情绪,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疾病,年龄这些因素均有显著相关性,多因素分析揭示对飞行员MG贡献最大的因素是飞行员配偶过去的一年中在环境,人际关系,法律方面发生的问题。结论：若要有效开展飞行员婚姻家庭心理咨询和治疗,就必须对飞行员夫妻双方的心理社会因素的进行分析。     

海勤人员夫妻对子女教育方式的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海勤人员夫妻双方的心理社会因素对其子女和婚姻(SLOCE)因素的影响,为进一步开展婚姻家庭方面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提供依据。方法: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问卷(TCS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对375对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均进行了评定。结果:海勤人员及妻子的SLOCE与双方的个性、心理健康水平、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均有一定相关性(r=-0.286~0.267,P0.05);多因素分析揭示,海勤人员的SLOCE多受自身的身心健康影响(P0.05);而妻子的SLOCE即受到自身心理健康程度也较多受到丈夫的情绪影响(P0.05)。结论:要提高海勤人员婚姻质量,子女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且还受双方心理、社会等多因素的影响。     

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母亲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探讨工作母亲的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育儿压力和配偶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中部某省四个城市的467名工作母亲进行测量。结果:(1)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育儿压力在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受配偶支持的调节,调节作用体现在配偶支持缓冲了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不良影响。结论:家庭-工作冲突通过增加育儿压力降低婚姻满意度,而配偶支持能在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夫妻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关系

目的:探索妇科癌症患者与配偶的夫妻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关系,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4所三甲医院的180对妇科癌症患者与配偶,用夫妻支持应对量表(DCI)和婚姻调适测定(MAT)进行调查,并建立患者和配偶的夫妻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主体-客体互倚模型(APIM)分析患者和配偶的夫妻支持应对与亲密关系的关系。结果:APIM结果显示,在主体效应方面,患者和配偶的相互支持应对、代办支持应对以及共同支持应对与自身的亲密关系均存在正性关联(B=1.77~4.41);消极支持应对与各自自身的亲密关系存在负性关联(B=-2.81、-2.66)。在客体效应方面,患者的相互支持应对、代办支持应对与配偶的亲密关系存在正性关联(B=1.00、4.07);配偶代办支持应对、共同支持应对与患者的亲密关系存在正性关联(B=2.67、2.60);患者和配偶的消极支持应对与对方的亲密关系均存在负性关联(B=-1.67、-1.40)。结论:妇科癌症患者与配偶的亲密关系与个体自身以及配偶夫妻支持应对有关。     

夫妻人格特质与其婚姻质量的相关研究

目的 :探讨人格特质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方法 :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 (ENRICH)和卡特尔 16种个性因素问卷 (16PF)及访谈法 ,对陕西省部分地区 30 0名夫妻进行调查。结果 :夫妻人格特质与其婚姻质量水平存在一定相关 ,其中妻子的人格特质与婚姻质量水平的相关更为明显 ,且不同人格特质的妻子和丈夫在婚姻质量评价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结论 :夫妻人格特质是影响其婚姻质量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质中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 ,同时也影响到婚姻质量的不同层面。     

城市家庭管钱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城市家庭管钱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对北京市区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1088位已婚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共同管理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其次为妻子管理和各自管理,丈夫管理的方式则最少被使用。使用共同管理方式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幸福感和夫妻互动程度最高,婚姻冲突、婚姻问题和离婚意向最低。而使用各自管理方式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幸福感和夫妻互动程度最低,婚姻冲突、婚姻问题和离婚意向最高。使用妻子管理和丈夫管理方式的女性在婚姻质量的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中间状态。结论:家庭管钱方式对女性的婚姻质量有影响。     

婚姻满意度对丈夫教养投入的影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丈夫教养能力感在其感知的婚姻满意度和教养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和河南354对3-6岁儿童家庭中的夫妻用Olson的婚姻满意度量表、教养能力感量表以及家长投入量表进行调查。结果:丈夫的教养效能感在婚姻满意度与教养投入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影响。结论: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能提高其对孩子的教养效能感,进而能有效提升丈夫的教养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