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夫妻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的即时与长时效应：婚姻质量的中介作用

目的:检验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的即时与长时效应,及婚姻质量在神经质与婚姻稳定性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268对新婚夫妻进行持续三年的追踪调查。结果:①夫妻T3神经质、婚姻质量、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自身T1和T2水平;②T1妻子神经质具有即时与长时主体效应,T1丈夫神经质只具有即时主体效应;③妻子T1婚姻质量在妻子T1神经质、丈夫和妻子T1婚姻稳定性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丈夫T1婚姻质量只在自身T1神经质与自身T1婚姻稳定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时作用来看,只有妻子T2婚姻质量在妻子T1神经质、妻子T3婚姻稳定性间有完全中介效应。结论: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存在即时与长时效应,婚姻质量在神经质预测婚姻稳定性中起着中介作用。     

父母教养压力、心理韧性与婚姻质量：主客体互倚分析

目的：探讨小学生父母的教养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以及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方法：以251对小学生父母为对象,分别测量父母各自的教养压力、心理韧性和婚姻质量。结果：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发现：(1)母亲教养压力能显著负向预测自身婚姻质量,但父亲教养压力无法显著预测自身婚姻质量（主体效应）,父母教养压力都能显著负向预测配偶婚姻质量（客体效应）;(2)母亲心理韧性在自身主体效应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父母的心理韧性在父亲主体效应中互为竞争中介;(3)父母的心理韧性在母亲教养压力对父亲婚姻质量的客体效应中互为竞争中介,母亲心理韧性在父亲教养压力对母亲婚姻质量的客体效应中起中介作用。结论：父母教养压力与婚姻质量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主客体效应,且均存在中介作用。     

新婚夫妻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目的:探究新婚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的特点及其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对北京市228对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都高于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且丈夫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都高于妻子的冲突水平。2夫妻双方的两种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都与自身和配偶的婚姻质量显著负相关,且丈夫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以及妻子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丈夫的婚姻质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妻子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和丈夫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妻子的婚姻质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新婚夫妻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存在差异,且两种工作家庭冲突对自身和配偶的婚姻质量存在不同的预测作用。     

原生家庭干涉与夫妻离异倾向:婚姻质量的中介及伴侣支持的调节作用

目的:揭示我国文化下原生家庭干涉与夫妻离异倾向的关系,检验婚姻质量的中介及伴侣支持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原生家庭干涉量表、关系评估量表、婚姻不稳定性量表-简版、亲密关系支持量表对新婚至孩子小学阶段的341对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配偶原生家庭干涉对夫妻离异倾向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自身原生家庭干涉无显著作用;(2)夫妻双方婚姻质量在妻子配偶原生家庭干涉与双方离异倾向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妻子伴侣支持在其配偶原生家庭干涉与双方离异倾向间起调节作用,高伴侣支持能完全缓冲妻子配偶原生家庭干涉对夫妻离异倾向的影响。结论:配偶原生家庭干涉对夫妻离异倾向有直接作用,也可通过削弱婚姻质量起作用,伴侣支持在其中起一定的缓冲作用。     

新婚夫妻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究新婚夫妻的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的特点及比较其对婚姻质量的相对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268对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合作策略使用和日常沟通质量较高且不存在性别差异;丈夫的回避策略使用显著高于妻子,妻子的阻碍/抵制、言语攻击与肢体攻击策略使用显著高于丈夫;2丈夫的日常沟通能够显著预测自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妻子的日常沟通以及丈夫和妻子的冲突解决均只能显著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3对于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其自身的日常沟通质量的预测作用均显著高于冲突解决的作用。结论:新婚夫妻的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均能显著预测夫妻的婚姻质量,但日常沟通的预测力更高。     

城市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城市新婚夫妻对伴侣的求助表达是否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方法:选取88对城市新婚夫妻,完成压力情境下的求助表达与伴侣支持应对问卷,以及婚姻满意度问卷。结果:妻子求助表达显著高于丈夫;丈夫和妻子对伴侣的支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丈夫和妻子的求助表达只能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正向预测双方婚姻满意度。结论:伴侣支持应对在求助表达与双方婚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夫妻执行功能、家庭混乱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考察夫妻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与夫妻婚姻质量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模式在丈夫和妻子群体中的差异。方法:以305对年轻夫妻为被试,采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BRIEF-A)评估其执行功能,采用混乱、嘈杂、秩序量表(CHAOS)评估家庭混乱程度,采用夫妻适应量表(DAS)评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结果:夫妻的执行功能与其婚姻质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混乱与夫妻婚姻质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对于妻子来说,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对其婚姻质量分别具有独特效应;对于丈夫而言,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不仅存在独特效应,而且还存在交互效应。与高混乱家庭相比,低混乱家庭中丈夫较高水平的执行功能会更为显著地预测其较高的婚姻质量。结论:执行功能这一个体因素和家庭混乱这一环境因素与夫妻婚姻质量均密切相关,且这一关系模式和作用机制在丈夫和妻子群体中存在差异。     

承诺与亲密伴侣暴力的关系研究

目的: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的统计方法,探讨承诺和亲密伴侣暴力的关系。方法:采用投资模型量表中文版和冲突策略量表中文修订版对201对情侣进行施测,用SPSS16.0和Lisrel 8.8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男生和女生的承诺不存在显著差异;2女生的亲密伴侣暴力显著高于男生,具体为躯体攻击和心理攻击;3女生的承诺能负向预测自身的施暴行为,男生的承诺不能预测自身的施暴行为;4在控制了主体效应之后,女生的承诺能负向预测男生的施暴行为,男生的承诺能接近显著地正向预测女生的施暴行为。结论:恋爱中女生的承诺能显著降低与伴侣互动中的施暴行为(主体效应)和受虐行为(客体效应),男生的承诺对施暴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主体效应),对受虐行为的影响达到接近显著的水平(客体效应)。     

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儿童意志控制的调节

目的:运用主-客体互倚模型考察婚姻质量和亲子关系的关系以及儿童意志控制的调节。方法:以307位学前儿童以及父母为对象,用夫妻双向适应量表、亲子关系量表和儿童行为问卷分别来测量父母婚姻质量、亲子关系和儿童的意志控制。结果:①父母婚姻质量均与自身亲子亲密显著正相关,与自身亲子冲突显著负相关;而与配偶亲子关系质量相关不显著。②相对于高意志控制儿童,低意志控制儿童的母亲的婚姻质量对其亲子亲密和亲子冲突的预测力度更强。结论:父母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主体效应且母亲婚姻质量与亲子关系的关系会受到儿童意志控制的调节。     

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积极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及教养压力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父亲婚姻满意度、积极情绪表达、教养压力对教养投入的影响。方法:采用问卷法对421名4岁～12岁儿童的父亲的婚姻满意度、家庭情绪表达、教养压力和教养投入进行了调查。结果:(1)婚姻满意对教养投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积极情绪表达在婚姻满意与教养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教养压力分别调节婚姻满意对教养投入的直接效应阶段和积极情绪表达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即教养压力相对更低时,婚姻满意对教养投入和积极情绪表达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结论: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压力在婚姻满意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母亲守门行为的中介作用及父亲教养价值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父母婚姻满意度、母亲守门行为、父亲教养价值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方法：采用问卷配对法对全国411对10～18岁青少年的父母的婚姻满意度、母亲守门行为、父亲教养价值和教养投入进行了调查。结果：(1)父母的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父母的婚姻满意度均能显著正向预测母亲开门行为，负向预测母亲关门行为；(3)母亲守门行为在父母婚姻满意度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起中介作用；(4)父亲教养价值正向调节母亲守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对于高水平教养价值的父亲，母亲开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对于低水平教养价值的父亲，母亲关门行为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抑制作用更明显；(5)父亲教养价值正向调节母亲守门行为在父母婚姻满意度与父亲教养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结论：父亲的婚姻满意度可通过母亲守门行为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其自身教养投入；母亲的婚姻满意度可通过母亲守门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父亲教养投入。若要提升父亲的教养投入水平，不仅需要提升父母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以促使母亲表现出更多的开门行为，还应特别注意在亲职教育中提高父亲对其自身教养价值的认同程度。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和未满足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对北京市263对结婚三年内尚无孩子的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均认为配偶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社会经济地位最不重要;丈夫认为生活品味比发展前景重要,妻子反之。2婚姻满意度与择偶标准重要性无关,与期待满足正相关,与期待未满足负相关。3丈夫婚姻满意度受丈夫和妻子道德品质满足、丈夫生活品味满足,以及妻子道德品质未满足的影响;妻子婚姻满意度受妻子道德品质和发展前景的满足,以及丈夫生活品味满足的影响。结论:择偶标准存在性别差异和一致性;婚姻满意度与择偶标准重要性无关,期待满足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比期待未满足更强。     

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母亲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目的:探讨工作母亲的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以及育儿压力和配偶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中部某省四个城市的467名工作母亲进行测量。结果:(1)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育儿压力在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2)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受配偶支持的调节,调节作用体现在配偶支持缓冲了家庭-工作冲突对婚姻满意度的不良影响。结论:家庭-工作冲突通过增加育儿压力降低婚姻满意度,而配偶支持能在家庭-工作冲突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关系保持策略与承诺的关系研究

目的: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的统计方法,探讨关系保持策略和承诺的关系。方法:采用关系保持策略量表中文版和投资模型量表中文修订版对201对情侣进行施测,用SPSS16.0和Lisrel 8.8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在恋爱关系中,男生的关系保持策略显著高于女生,具体为积极性和保证性策略;(2)男女双方的承诺不存在显著差异;(3)男女双方的关系保持策略和承诺显著正相关;(4)亲密伴侣双方的关系保持策略能显著正向预测自身的承诺,而对伴侣承诺的影响不显著。结论:恋爱中男女双方使用的关系保持策略能显著提高自身的承诺水平(主体效应),但是对伴侣的承诺水平没有影响(客体效应)。     

中国夫妻的原生家庭支持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探讨中国夫妻原生家庭支持的特点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原生家庭支持问卷和关系评估量表对341对夫妻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夫妻获得最多的原生家庭支持为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其次,经济支持最低;夫妻均认为自身原生家庭比配偶原生家庭提供了更多支持。2原生家庭支持水平受居住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夫妻老家所在地等因素影响。3夫妻感知的双方原生家庭情感支持对双方婚姻质量均有促进作用;丈夫感知的自身原生家庭工具性支持对双方婚姻质量有消极影响;丈夫感知的配偶原生家庭经济支持对丈夫婚姻质量有促进作用。结论: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原生家庭支持对夫妻双方婚姻质量有不同影响。     

中国夫妻的完美主义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中国夫妻完美主义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采用双向调试量表和改编后的多维完美主义量表对155对夫妻进行测查。结果:①丈夫的自我取向、社会期许、他人取向、伴侣期许完美主义得分显著高于妻子,伴侣取向完美主义显著低于妻子。②丈夫的他人取向完美主义显著高于伴侣取向,社会期许与伴侣期许差异不显著;而妻子的他人取向完美主义低于伴侣取向,社会期许高于伴侣期许。③夫妻双方自我取向完美主义越高,伴侣期许完美主义越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越高;夫妻双方伴侣期许、妻子伴侣取向完美主义越低,丈夫自我取向完美主义越高,妻子的满意度越高。结论:一般人际完美主义对婚姻满意度无显著预测作用。     

婚姻冲突与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目的:考察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父母婚姻冲突与儿童内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对上述中介效应的调节。方法:采用儿童知觉的婚姻冲突量表(CPIC)、基本心理需求满足量表(BPNS)以及儿童行为的教师评定量表(T-CRS)对488名四、六和八年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1)婚姻冲突能够正向预测儿童内化问题行为;(2)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婚姻冲突与儿童内化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婚姻冲突经由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影响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受性别的调节,上述中介效应在女孩中更高。结论: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很有可能是父母婚姻冲突影响儿童内化问题行为的重要中间环节,而上述中介效应存在性别差异。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

目的:探究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方法:选取某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乳腺专科门诊的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共206对，采用婚姻调适测定(MAT)、二元应对量表(DCI)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分析患者及其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结果:乳腺癌患者的积极二元应对、支持性二元应对得分均低于配偶，而委托性二元应对得分高于配偶(均P<0.05)。APIM结果显示，个体的婚姻调适与自身及配偶的共同二元应对、支持性二元应对均正向关联(β=0.76～2.37),与配偶的压力交流正向关联(β=1.73、1.85),配偶的婚姻调适与自身压力交流正向关联(β=1.14);个体的婚姻调适与自身消极二元应对负向关联(β=-0.94、-0.86),配偶婚姻调适与患者的消极二元应对负向关联(β=-0.48)。结论:本研究提示，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相关，积极的二元应可利于自身及对方的婚姻调适。     

老年夫妻沟通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老年夫妻沟通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对50对老年夫妻进行观察研究,并采用自编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表对其行为进行编码。结果:1自编的老年夫妻沟通编码系统包含敌意、控制、回避、否认、反问、抱怨、表达、协商、幽默、迎合、关注和顺从行为,可以划分为"消极敌对"、"积极建设"与"回避冲突"三个维度。2总体上,老年人在"积极建设"与"回避冲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敌对"。3丈夫的积极建设沟通与妻子的消极敌对沟通对自身婚姻满意度影响显著,妻子回避冲突沟通对自身满意度的影响边缘显著。妻子的积极建设沟通与回避冲突沟通对丈夫的满意度影响作用显著。结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夫妻沟通与满意度的交互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影响海勤人员婚姻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婚姻满意度(MG)与心理、个性、社会因素的相关性,为开展婚姻咨询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问卷(TCS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375对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均进行了评定。结果丈夫、妻子MG与离婚诉讼组具有高度显著差异(t=20.927,24.696;P0.01);16PF中,夫妻双方MG均与自身及对方部分个性特质有显著相关性(r=0.120~0.225,P0.05);丈夫MG与自身及妻子的SCL-90中部分因子具有显著相关(r=0.131~0.309,P0.05);夫妻双方MG与自身及对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具有显著相关性(r=0.182~0.299,P0.05);夫妻双方MG与自身及对方的消极应对方式具有高度相关性(r=0.138~0.220,P0.01);丈夫MG与自身部分生活事件,妻子MG与丈夫负性家庭问题均存在显著相关(r=0.137~0.222,P0.05);多因素分析揭示对丈夫MG的贡献大小依次为:消极应对(β=-0.38)负性生活事件(β=-0.38)人际关系敏感(β=-0.26)学历(β=0.17)负性家庭问题(β=-0.16)客观支持(β=0.13);对妻子MG的贡献大小依次为:(丈夫)消极应对(β=-0.29)敌对(β=-0.26)客观支持(β=0.17)(丈夫)学历(β=0.16)自律性(β=0.14)。结论婚姻满意度直接受到海勤人员及妻子的个性、心理、社会等多因素影响,并反作用于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