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夫妻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究新婚夫妻的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的特点及比较其对婚姻质量的相对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268对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合作策略使用和日常沟通质量较高且不存在性别差异;丈夫的回避策略使用显著高于妻子,妻子的阻碍/抵制、言语攻击与肢体攻击策略使用显著高于丈夫;2丈夫的日常沟通能够显著预测自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妻子的日常沟通以及丈夫和妻子的冲突解决均只能显著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3对于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其自身的日常沟通质量的预测作用均显著高于冲突解决的作用。结论:新婚夫妻的冲突解决与日常沟通均能显著预测夫妻的婚姻质量,但日常沟通的预测力更高。     

影响海勤人员婚姻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婚姻满意度(MG)与心理、个性、社会因素的相关性,为开展婚姻咨询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中婚姻满意度分量表、卡特尔16项人格因素问卷(16PF)、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事件量表(LES)、特质应对问卷(TCSQ)、领悟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375对海勤人员夫妻双方均进行了评定。结果丈夫、妻子MG与离婚诉讼组具有高度显著差异(t=20.927,24.696;P0.01);16PF中,夫妻双方MG均与自身及对方部分个性特质有显著相关性(r=0.120~0.225,P0.05);丈夫MG与自身及妻子的SCL-90中部分因子具有显著相关(r=0.131~0.309,P0.05);夫妻双方MG与自身及对方的社会支持总分具有显著相关性(r=0.182~0.299,P0.05);夫妻双方MG与自身及对方的消极应对方式具有高度相关性(r=0.138~0.220,P0.01);丈夫MG与自身部分生活事件,妻子MG与丈夫负性家庭问题均存在显著相关(r=0.137~0.222,P0.05);多因素分析揭示对丈夫MG的贡献大小依次为:消极应对(β=-0.38)负性生活事件(β=-0.38)人际关系敏感(β=-0.26)学历(β=0.17)负性家庭问题(β=-0.16)客观支持(β=0.13);对妻子MG的贡献大小依次为:(丈夫)消极应对(β=-0.29)敌对(β=-0.26)客观支持(β=0.17)(丈夫)学历(β=0.16)自律性(β=0.14)。结论婚姻满意度直接受到海勤人员及妻子的个性、心理、社会等多因素影响,并反作用于夫妻双方的身心健康。     

夫妻观察研究中话题选择对问题解决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索夫妻观察研究法中所选话题的难度及话题类型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以检视观察研究的效度。方法:以41对新婚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问题解决的观察研究范式对夫妻的沟通进行录像,并采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IFIRS)对其行为进行编码。结果:夫妻所选话题的主观难度对夫妻在问题解决任务中的沟通行为没有影响。当妻子选择讨论关于丈夫"吸烟酗酒"问题时,丈夫的积极行为减少,消极行为增加。讨论其他话题没有引起夫妻互动行为的变异。结论:以夫妻问题解决范式为基础的观察研究在中国夫妻中具有一定的效度。     

新婚夫妻工作家庭冲突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

目的:探究新婚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的特点及其对婚姻质量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对北京市228对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都高于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且丈夫的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都高于妻子的冲突水平。2夫妻双方的两种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都与自身和配偶的婚姻质量显著负相关,且丈夫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以及妻子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丈夫的婚姻质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妻子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和丈夫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对妻子的婚姻质量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结论:新婚夫妻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存在差异,且两种工作家庭冲突对自身和配偶的婚姻质量存在不同的预测作用。     

城市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城市新婚夫妻对伴侣的求助表达是否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方法:选取88对城市新婚夫妻,完成压力情境下的求助表达与伴侣支持应对问卷,以及婚姻满意度问卷。结果:妻子求助表达显著高于丈夫;丈夫和妻子对伴侣的支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丈夫和妻子的求助表达只能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正向预测双方婚姻满意度。结论:伴侣支持应对在求助表达与双方婚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新婚夫妻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婚姻承诺的中介作用

目的: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探究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婚姻承诺在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市268对新婚的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丈夫报告的婚姻承诺和婚姻稳定性显著高于妻子;2丈夫的婚姻质量只具有主体效应,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婚姻稳定性。妻子的婚姻质量不仅具有主体效应,还具有客体效应,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自身和丈夫的婚姻稳定性;3丈夫的婚姻质量可以通过自身对配偶的承诺影响自身婚姻稳定性。妻子的婚姻质量可以通过自身对配偶的承诺影响自身和丈夫的婚姻稳定性。结论:婚姻质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婚姻稳定性,对配偶的承诺在婚姻质量预测婚姻稳定性中起着中介作用。     

新婚夫妻择偶标准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新婚夫妻择偶标准重要性、期待满足和未满足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对北京市263对结婚三年内尚无孩子的新婚夫妻进行调查。结果:1夫妻均认为配偶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社会经济地位最不重要;丈夫认为生活品味比发展前景重要,妻子反之。2婚姻满意度与择偶标准重要性无关,与期待满足正相关,与期待未满足负相关。3丈夫婚姻满意度受丈夫和妻子道德品质满足、丈夫生活品味满足,以及妻子道德品质未满足的影响;妻子婚姻满意度受妻子道德品质和发展前景的满足,以及丈夫生活品味满足的影响。结论:择偶标准存在性别差异和一致性;婚姻满意度与择偶标准重要性无关,期待满足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比期待未满足更强。     

话题提出者、情境效应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索不同的话题提出者以及情境效应对夫妻互动行为的影响。方法:在实验室对106对新婚夫妻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录像,并采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IFIRS中文版)对行为编码。结果:1从总体上看,妻子比丈夫有更多消极行为,丈夫比妻子有更少的积极卷入行为。2丈夫在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话题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多的积极卷入;而在对方的社会支持情境中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妻子都是在对方的话题比在自己的话题中有更多积极情绪,更多积极卷入行为。结论:夫妻互动模式受到话题提出人和情境的交互影响。     

中国夫妻的完美主义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中国夫妻完美主义的特点及其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采用双向调试量表和改编后的多维完美主义量表对155对夫妻进行测查。结果:①丈夫的自我取向、社会期许、他人取向、伴侣期许完美主义得分显著高于妻子,伴侣取向完美主义显著低于妻子。②丈夫的他人取向完美主义显著高于伴侣取向,社会期许与伴侣期许差异不显著;而妻子的他人取向完美主义低于伴侣取向,社会期许高于伴侣期许。③夫妻双方自我取向完美主义越高,伴侣期许完美主义越低,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越高;夫妻双方伴侣期许、妻子伴侣取向完美主义越低,丈夫自我取向完美主义越高,妻子的满意度越高。结论:一般人际完美主义对婚姻满意度无显著预测作用。     

新婚夫妻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的即时与长时效应：婚姻质量的中介作用

目的:检验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的即时与长时效应,及婚姻质量在神经质与婚姻稳定性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法对北京268对新婚夫妻进行持续三年的追踪调查。结果:①夫妻T3神经质、婚姻质量、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自身T1和T2水平;②T1妻子神经质具有即时与长时主体效应,T1丈夫神经质只具有即时主体效应;③妻子T1婚姻质量在妻子T1神经质、丈夫和妻子T1婚姻稳定性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丈夫T1婚姻质量只在自身T1神经质与自身T1婚姻稳定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时作用来看,只有妻子T2婚姻质量在妻子T1神经质、妻子T3婚姻稳定性间有完全中介效应。结论: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存在即时与长时效应,婚姻质量在神经质预测婚姻稳定性中起着中介作用。     

夫妻执行功能、家庭混乱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考察夫妻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与夫妻婚姻质量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模式在丈夫和妻子群体中的差异。方法:以305对年轻夫妻为被试,采用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成人版(BRIEF-A)评估其执行功能,采用混乱、嘈杂、秩序量表(CHAOS)评估家庭混乱程度,采用夫妻适应量表(DAS)评估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质量。结果:夫妻的执行功能与其婚姻质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家庭混乱与夫妻婚姻质量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对于妻子来说,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对其婚姻质量分别具有独特效应;对于丈夫而言,执行功能和家庭混乱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不仅存在独特效应,而且还存在交互效应。与高混乱家庭相比,低混乱家庭中丈夫较高水平的执行功能会更为显著地预测其较高的婚姻质量。结论:执行功能这一个体因素和家庭混乱这一环境因素与夫妻婚姻质量均密切相关,且这一关系模式和作用机制在丈夫和妻子群体中存在差异。     

已婚成人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与已婚成人婚姻满意度的关系。方法抽取天津市241名已婚人士,其中男性118人,女性123人。每位受试者接受婚姻满意度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测查。结果①婚姻满意度与客观支持呈显著正相关,婚姻满意度的社会层面与支持的利用度呈显著正相关;②婚姻满意度与积极应对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的负相关;③客观支持、积极应对方式及消极应对方式可以预测婚姻满意度。结论应对方式是影响婚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与老人同住对青年夫妻婚姻关系的影响

目的:探讨与老人同住对青年夫妻婚姻关系的影响。方法:采用婚姻自评问卷与婚姻投射测验对275对青年夫妻进行调查。结果:研究发现,无老人同住时,丈夫的婚姻满意度(F=2.298,P0.05)和妻子的婚姻调适水平(F=4.271,P0.05)要高于与公婆同住时的情况;而相比与公婆同住,与女方父母同住时夫妻的婚姻关系更好,主要体现在自评问卷中妻子的婚姻调适(F=4.271,P0.05),以及投射测验中丈夫对妻子的满意度(F=2.657,P0.05)、丈夫对妻子的理解程度(F=2.785,P0.05)和夫妻间角色互动(F=3.534,P0.05)等方面。结论:与老人同住情况是影响青年夫妻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当无老人同住或与女方父母同住时,青年夫妻的婚姻关系要好于与公婆同住时。     

婚恋培训女性学员的婚姻满意感及相关因素

目的:调查参加婚恋培训女性的婚姻满意感现状并探索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方便取样,对376名参加婚恋培训的女性学员,用中文版Kansas婚姻满意感量表(C-KMS)、自编婚姻质量问卷和亲密关系问卷进行调查。结果:58.8%被试对婚姻"满意",13.8%"不满意",27.4%"中等"。46.8%的被试亲密关系不安全,最常用的冲突处理模式为回避冲突。回归方程显示有6个因子与婚姻满意感正相关,相关程度最高的因素是冲突处理,其余依次为感受关爱、性生活、宗教信仰/价值观、姻亲关系和金钱管理。有3个因子与冲突处理正相关,相关程度最高的因素为寂寞感,其余依次为战火升高与回避冲突。结论:参加婚恋培训的女性总体婚姻满意感呈中上等水平,学习解决冲突的技巧与增加亲密感的方法可提高婚姻满意感。     

夫妻对沟通模式感知差异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

目的:探讨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差异及其与双方婚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问卷法共收集421对夫妻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及婚姻质量的数据。结果:①根据夫妻双方对婚姻沟通模式的感知将夫妻匹配成四个类型,其中夫妻积极一致型占26.1%;夫妻消极一致型占44.6%;夫积极-妻消极型占14.7%;夫消极-妻积极型占13.6%。②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在四类不同的沟通模式匹配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均表现为夫妻积极一致型和自身积极配偶消极型显著高于自身消极配偶积极型,而后者显著高于夫妻消极一致型。结论:夫妻对沟通模式的感知一致性及沟通模式是否为积极型均与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有关。     

城市家庭管钱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城市家庭管钱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对北京市区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1088位已婚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共同管理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其次为妻子管理和各自管理,丈夫管理的方式则最少被使用。使用共同管理方式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幸福感和夫妻互动程度最高,婚姻冲突、婚姻问题和离婚意向最低。而使用各自管理方式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幸福感和夫妻互动程度最低,婚姻冲突、婚姻问题和离婚意向最高。使用妻子管理和丈夫管理方式的女性在婚姻质量的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中间状态。结论:家庭管钱方式对女性的婚姻质量有影响。     

大学生互惠倾向与生活满意度:感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德报德和以怨报怨两种不同互惠倾向对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问题,考查互惠倾向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感戴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个体互惠规范量表、感戴问卷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58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积极互惠与消极互惠相关不显著;积极互惠与感戴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消极互惠与感戴、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感戴完全中介了积极互惠—生活满意度、消极互惠—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积极互惠和消极互惠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个体以德报德的倾向越强,感戴心理也越强,从而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个体以怨报怨的倾向越强,感戴心理就越弱,因而生活满意度也较低。     

Characteristics of Money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Urba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Women's Marital Quality

目的:探讨城市家庭管钱方式的特点及其对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对北京市区752位已婚女性和郊区1088位已婚女性进行调查.结果:共同管理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其次为妻子管理和各自管理,丈夫管理的方式则最少被使用.使用共同管理方式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幸福感和夫妻互动程度最高,婚姻冲突、婚姻问题和离婚意向最低.而使用各自管理方式的女性报告的婚姻幸福感和夫妻互动程度最低,婚姻冲突、婚姻问题和离婚意向最高.使用妻子管理和丈夫管理方式的女性在婚姻质量的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中间状态.结论:家庭管钱方式对女性的婚姻质量有影响.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关系、消极情感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讨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关系、消极情感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作用机制。方法:以1273名农村留守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的留守妇女调查问卷,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生活满意度问卷(LSIB)进行评估。结果:1农村留守妇女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同地域已婚农村妇女,焦虑水平与之持平,留守妇女的生活满意度低于普通人;2家庭关系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也可通过焦虑、抑郁等消极情感进行负向预测,丈夫回家频率作为调节变量,能缓冲消极情感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结论:抑郁与焦虑等不良情感在家庭关系与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受到丈夫回家频率的调节。     

飞行员心理健康与配偶心理社会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众多研究说明,婚姻质量(稳定性与满意度)与人类身心健康息息相关[1]。当妻子有心理症状时,丈夫倾向于产生躯体化、强迫和敌对症状,且妻子的心理症状能对丈夫的上述症状解释12-15%,即夫妇的心理症状可交互影响[2]。本文对238户男性飞行员家庭夫妻双方(飞行员31.96±3.66岁,妻子30.12±3.84岁)同时进行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3],卡特尔16种个性因素问卷(16-PF)[4],紧张性生活事件调查表(SLERS)[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6],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7]测评。统计处理采用SPSS在586计算机上进行。结　果飞行员SCL-90结果(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