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湖南省益阳市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相关因素,为防治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提供依据。方法选取40-60岁的益阳市围绝经期妇女442例,通过自拟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再根据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10（ICD-10）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分出抑郁组110例和非抑郁组332例,然后分析其相关因素。结果生活压力、生活水平、人格特征及躯体严重不适对抑郁组的影响明显高于非抑郁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发生与其生活压力、生活水平、人格特征、躯体严重不适等因素明显相关。     

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焦虑症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青岛市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焦虑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取整群与随机抽样结合方法,选取1600名35～59岁的女性,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抑郁症、焦虑症的发生率分别为2.06%,1.19%;45～54岁组发生率最高（P〈0.05）。不同年龄组抑郁及焦虑分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年龄、人际关系、对工作和生活失去兴趣、易烦躁、增加腹压时溢尿、失眠、耳鸣为抑郁、焦虑分数的影响因素,影响抑郁分数的还有生活压力、生活水平、焦虑、外阴瘙痒;影响焦虑分数的还有多疑、尿频、颈椎疼痛。结论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发生抑郁焦虑症。除生理因素外,家庭、社会、经济、个性等均是其影响因素。     

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高危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发生的相关因素,为针对病因的干预提供依据,以提高绝经期妇女的生活质量.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调查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存在与严重程度,用改良围绝经期症状评分表(KMI)、生活事件量表、改良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自拟的一般资料调查表调查高危因素,用相关、回归的方法分析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发生与调查的高危因素的联系程度.结果痛经程度、绝经、经前期综合征、遗传因素、居住环境、抑郁史、月经初潮年龄、月经周期、生育胎儿数目、生活事件量表总分、改良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总分和KMI等与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发生密切相关.结论应该强化针对相关密切的高危因素的干预措施,加强围绝经期妇女的心理保健.     

22省(市)女性更年期抑郁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女性更年期抑郁发生状况.方法:在全国22省(市)分层抽样调查2400名45～55岁妇女,使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评估.结果:女性更年期抑郁患病率高达23.80%,患有慢性病、工作压力大、体力劳动者、离婚、丧偶、与子女关系差、邻里关系差、经济收入低、睡眠差的女性更年期抑郁症状患病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论 女性更年期抑郁症状的发生与躯体、心理和社会因素多种因素有关.     

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

目的调查广州市社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社区干预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以广州某城区和市郊两社区为流调现场,抽取40～55岁721例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其中市区368人,郊区各353人,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DS）、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应对方式问卷（CSQ）和一般社会人口学调查表（SDQ）进行调查和评价,运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其抑郁水平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结果抑郁症状发生率为8．04％,46～50岁组发生率（12．35％）显著高于40～45岁组（6．22％）和51～55岁组（5．49％,χ2=9．2552,P〈0．01）;城市社区抑郁症状发生率（10．33％）显著高于郊区社区（5．67％,χ2=5．2902,P〈0．05）;负性事件刺激量和自责是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对支持利用度则是其保护因素;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均与自评抑郁量表评分存在正性或负性显著性相关,各因子间也存在一些显著性相关。结论围绝经期抑郁的发生受多因素影响,应采取多层次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围绝经期医务人员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焦虑症状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预防手段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15年1月-2016年1月选取新疆医科大学6所附属医院围绝经期女性在编员工600例为研究主体。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探究,参照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SAS),及自行编制的《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焦虑症状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结果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99.67%,抑郁症及焦虑症的发生率分别为22.07%、10.37%。家庭收入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精神病家族史、性欲、运动情况、患病情况、月经史、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年龄为抑郁/焦虑评分的影响因素。家庭收入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夫妻关系、子女关系、性欲、运动情况、月经史、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年龄为抑郁/焦虑症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论新疆医科大学六所附属医院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焦虑症状的发生率较高,生理、性格、经济、社会、家庭均是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今后应加强对围绝经期医务人员的保健及健康宣传工作,防止其焦虑症、抑郁症的产生。     

河北省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河北省各地区城乡妇女围绝经期症状与抑郁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便采取措施提高围绝经期妇女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方法 选取河北省7个地区,按照城乡分层,共抽取700名45～55岁妇女,进行问卷调查、Kupperman评分.有效问卷627份.结果 627名调查对象中,围绝经期综合征总发生率为95.22%,轻度症状占22.65%,中度症状占61.08%,重度症状占11.48%;抑郁总发生率为31.26%,可疑抑郁者占9.89%,肯定抑郁者占21.37%;城市、无工作、伴侣患病离异丧偶、婚姻质量差、居住环境欠佳、与子女及邻里同事关系差、月经紊乱、无社会或家庭支持发生围绝经期综合征的频率或程度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围绝经期综合征程度越重,抑郁发生率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河北省城乡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及抑郁发生率高,影响因素复杂,应引起重视.     

婚姻家庭对农村妇女围绝经期综合症及抑郁的影响

[目的]了解农村妇女围绝经期综合症、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采取应对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2010年1～3月选取黑龙江,河北,陕西,山西,河南5省45 ～55岁妇女,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更年期Kupperman评分量表、抑郁评分量表(CES - D)进行调查. [结果]884名调查对象中,抑郁总发生率为41.18％,可疑抑郁者15.05％,肯定抑郁者26.13％;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为79.30％;婚姻质量差、伴侣患病、离异、全家经济收入低、子女负担重者等发生围绝经期抑郁症的频率或程度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或P＜0.01);且围绝经期综合征程度超重,抑郁发生率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农村妇女围绝经期综合症、抑郁发生率高,影响因素复杂,应引起重视.     

围绝经期妇女情绪障碍对其睡眠质量影响

目的探讨围绝经期妇女情绪障碍对其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和围绝经期综合征改良Kupperman评分量表,对2011年4—9月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妇女病普查的围绝经期妇女进行问卷调查,资料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围绝经期妇女中睡眠障碍发生率为23.3%,焦虑、抑郁发生率分别为28.2%、26.2%,而焦虑、抑郁均为影响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结论情绪障碍可导致围绝经期妇女睡眠质量明显降低。     

生活满意度对临床护士围绝经期综合征及抑郁症的影响

目的 了解临床护士围绝经期综合征和抑郁的患病情况及其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为预防和改善围绝经期综合征及抑郁症提供依据,使其以更好的状态面对病人提高护理水平.方法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改良更年期Kupperman评分表、流量抑郁自评量表(CES-D)整群选取唐山市三甲医院45～55岁的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围绝经期综合征患病率72.9％;抑郁21.50％;生活满意度与围绝经期综合征及抑郁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生活满意度是影响护士围绝经期综合征及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因素和性激素与围绝经期抑郁症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社会因素以及性激素水平与围绝经期抑郁症高发的关系。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17）及国际疾病分类（ ICD-10）中“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筛查入选研究对象。收集79名围绝经期抑郁症和58名围绝经期非抑郁症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和外周血标本。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的雌二醇（ E2）、睾酮（ T）、孕酮（ P）、黄体生成素（ LH）和卵泡刺激素（ FSH）水平。结果围绝经期抑郁症组睡眠障碍和慢性病发生率高于非抑郁症组（χ2＝4．700,P＝0．030;χ2＝4．866,P＝0．027）。围绝经期抑郁症组E2、T、P水平均低于非抑郁症组（ z＝-3．175,P＝0．001;z＝-3．726,P＜0．000;z＝-2．868,P＝0．004）。 HAMD评分与E2、T、P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r＝-0．284,P＝0．001;r＝-0．389,P＝0．000;r＝-0．352,P＝0．00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2、T、P水平高是抑郁症发生的保护因素[OR（95％CI）分别为：3．851（1．347～11．785）,P＝0．014;4．580（1．298～14．132）,P＝0．012;1．864（0．984～3．942）,P＝0．049）]。结论睡眠障碍、慢性病、E2、T、P水平与围绝经期抑郁症的发生相关,E2、T、P水平高是围绝经期抑郁症发生的保护因素。     

武汉市妇女绝经相关因素的调查

目的评估武汉市40~65岁妇女自然绝经过程中绝经相关症状的发生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4年4~10月武汉市参加年度健康体检、年龄40~65岁的956名妇女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形式调查妇女的基本信息、月经状况、运动锻炼情况、重要躯体疾病以及围绝经期相关症状,用Greene评分法评估绝经症状,分析绝经症状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月经不规律妇女出现的得分高的前五位绝经相关症状是:感到疲惫或精力不足、失眠、感到头晕或无力、潮热、肌肉或关节酸痛(P0.05);得分高的常见的症候群是:焦虑症状、躯体症状、抑郁症状和血管舒缩症状(P0.05)。绝经后妇女出现的得分高的绝经症状是:失眠、潮热、感到疲倦或精力不足和肌肉关节酸痛(P0.05);常见症候群是血管舒缩症状和性生活问题(P0.05)。躯体疾病对5种绝经症候群均有显著影响(P0.05);40~50岁者较61~65岁者更易有抑郁症状(P0.05);体质量指数增加更易有血管舒缩症状(P0.05)。结论绝经症状在绝经的各个阶段侧重表现不同,慢性躯体疾病是绝经症状的不良影响因素。     

女性激素水平与围绝经期抑郁的关系探讨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抑郁患者激素水平与抑郁的相关性.方法 分别对87例围绝经期抑郁患者,87例健康围绝经期妇女以及健康育龄期妇女检测其血清雌二醇(E2)和孕酮(P)水平.结果 抑郁组E2和健康围绝经期组比较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生育期妇女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P检测结果与围绝经期对照组比较有差异(P＜0.05),与生育期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0.01),E2/P比值与围绝经期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1)；HAMD评定结果与E2/P比值呈负相关.结论 围绝经期抑郁者体内激素水平相对其他患者体内激素水平比例失调;说明E2和P激素调节功能紊乱与围绝经期抑郁有重要意义.     

医护人员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辽宁省医护人员抑郁症状及影响因素,改善医护人员身心健康及生命质量。方法随机抽取辽宁省20所综合医院工作6个月以上的4 602名医护人员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应用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评价抑郁症状,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医护人员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辽宁省医生的抑郁症状率为65.3%,高于护士55.7%（P〈0.01）。按OR值的顺序,医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为高任务不适、医患关系严重紧张、有慢性病、高任务冲突、低理性处事、高任务过重及低社会支持;护士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为高任务过重、护患关系严重紧张、高任务冲突、有慢性病、低社会支持、高任务不适及低理性处事。结论辽宁省医生的抑郁症状率高于护士,人口学特征、工作状况、职业任务及个体应对资源与抑郁症状密切相关。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During the Perimenopausal Transition

Background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the perimenopausal transition,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etiology of perimenopausal depression.MethodSeventy-six peri- and early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r without current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recruited (mean, 49.5 years; standard deviation, 4.3).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series of questionnaires relating to depression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II), perimenopausal symptoms (Greene Climacteric Scale),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history of mood disorders, exercise regime, and questions regarding lifestyle and well-being.FindingsUnivari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edictors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assessed. All significant variables at this level (history of depression, history of premenstrual syndrome, recent negative life events, aerobic exercise, social support, and somatic symptoms) were then analyzed via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presence of recent negative life events, a history of depression, and severity of somatic symptoms of perimenopause were all found to predict unique variance in depression scores. There was also a trend toward a protective role of aerobic exercise.Conclusions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role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previous depression history, and somatic complai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perimenopaus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is warranted.     

嘉定区社区农村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社区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基础调查,采用入户面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667名围绝经期妇女中,平均绝经年龄为(49.31±3.20)岁,以询问法获得围绝经期综合征发生率为48.59%,其中40~44岁组、45~49岁组、50~54岁组和55岁组发生率分别为37.78%、49.91%、50.93%和64.79%。以改良的Kupperman氏症状评分表调查其更年期症状发生率,第1位为性欲下降54.4%,其次是肌肉骨关节酸痛51.4%、失眠45.6%和头晕44.2%。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与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慢性病史等有关。结论:社区妇女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率较高,保健意识亟待提高,提示妇女保健工作者应加强妇女更年期的健康教育工作。     

雌激素对妇女围绝经与绝经期抑郁障碍的影响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的雌激素水平以及用雌激素治疗妇女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的效果.方法 采用磁酶联免疫技术检测了30例围绝经期和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血清雌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水平.用雌激素(单用组)或联合应用抗抑郁药物(联合组)治疗围绝经期和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并用Hamiltom抑郁量表评估抑郁症状的治疗效果;用围绝经期及绝经期症状评分量表评估围绝经期和绝经期症状的治疗效果.结果 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妇女血清雌激素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围绝经期及绝经期妇女(P＜0.05).治疗后两组Hamiltom抑郁量表总分均明显下降(P＜0.001);联合组和单用组的减分率分别为70.53%和58.24%,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联合组和单用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93.33%和80%,联合组高于单用组,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围绝经期及绝经期症状评分均明显下降,差异非常显著(P＜0.001);联合组和单用组的减分率(73.99%和70.66%)、联合组和单用组的总有效率(96.67%和93.33%)也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 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的发生与雌激素水平的降低有关,因此采用雌激素治疗围绝经期与绝经期抑郁障碍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受雌激素水平的影响,在原来抗抑郁药物的基础上,联合应用雌激素对提高疗效的作用更明显.     

老年人抑郁症状与慢性病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关联性研究

目的 分析老年人慢性病、抑郁症状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老年人抑郁症状和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的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应用老年抑郁短量表、Katz日常生活活动量表（Katz-ADL）和Lawton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Lawton-IADL）,对济宁市部分县区≥65岁的504例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济宁市部分县区老年人总患病率为74.01％,抑郁症状阳性率为7.14％,ADL、IADL功能受限率分别为19.05％和66.67％,男性老年人抑郁症状阳性率及ADL、IADL功能受限率低于女性（x2分别为18.15、12.31、30.18,P均＜0.05）;老年人现患有慢性病的种类数是抑郁症状和ADL受限的危险因素（OR分别为1.71、1.53）,ADL和IADL受限也是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OR分别为3.15、9.36）;控制性别、年龄因素后,患有慢性病种类数对老年人抑郁症状、ADL、IADL的影响以及ADL和IADL受限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性别、年龄是老年人抑郁症状、ADL和IADL受限的最根本的危险因素,家庭和社会在对老年人照护时,应积极锻炼提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升老年人的正性情绪,减少抑郁症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