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免疫节点抑制剂疗法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第6位,死亡率位居肿瘤相关死因第3位^[1]。肝移植、肝切除术和经皮消融治疗是早期肝癌常用的治疗手段,其5年生存率可达70%～80%。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常用于治疗进展期肝癌,但进展期肝癌的疗效明显低于早期肝癌^[2]。     

肝内胆管癌治疗靶点的研究进展

<正>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 ICC)约占所有原发性肝癌的10%,是第二常见的原发性肝恶性肿瘤，东亚地区是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1-2]。ICC发病隐匿，侵袭性强，易转移，并且术后复发率高，1年和5年的总生存率分别约30%和18%^[3]。因此，探究ICC的分子发病机制，探索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案对ICC的临床治疗意义重大。     

机器人肝癌肝切除应用现状与前景

<正>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2020年,HCC的全球新发和死亡病例数分别为90.5万和83.0万^[1],其中近半数病例发生在中国^[2]。手术切除是治疗早、中期HCC最有效的手段^[3],但传统开腹肝切除术(open liver resection, OLR)创伤大,术后恢复慢,促使外科医师不断探索微创的治疗方式。1991年,     

影像学肝细胞性肝癌诊断的研究进展

<正>肝癌是世界第三大死亡原因,我国是第五大死亡原因^[1]。肝脏同时是大多数恶性肿瘤的第一个转移部位^[2]。术前明确肝癌患者肝内是否存在转移病灶和转移病灶的数目与肝癌患者的巴塞罗那临床肝癌(BCLC)分期、外科手术方案的制定以及病人的预后显著相关^[3]。     

肝细胞癌转化治疗临床策略与指南解读

<正>在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致死率排行中，原发性肝癌均位居前列(发病率第4位和致死率第2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1,2]。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以下简称肝癌)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75%～85%^[3]。由于肝癌起病隐匿且在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导致半数以上肝癌患者确诊时已为中晚期，丧失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机会，造成患者较差的生命质量和远期生存预后(中位生存时间通常低于1年)^[4-6]。随着系统性药物治疗和非手术局部治疗在肝癌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新辅助免疫治疗在肝癌肝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肝脏恶性肿瘤，居癌症发病率的第6 位，癌症死亡原因的第4位^[1]。肝细胞癌是肝硬化的严重并发症，也是原发性肝癌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75%～95%),本文所讨论的肝癌均为肝细胞癌^[2]。现阶段，肝脏移植是治疗肝癌的根治性方法之一，同时能够解决合并的肝硬化。然而，肝移植后的肝癌复发转移是影响病人远期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亟待解决的临床重点问题。     

序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和门静脉栓塞联合系统治疗转化肝细胞癌合并肝中静脉癌栓手术切除1例报道

<正>目前国际上对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Ⅲa期及以上的中晚期肝细胞癌(简称肝癌)的手术治疗存在争议。欧美国家指南^[1]认为，手术切除难以达到根治目的，建议采用系统治疗等非手术治疗；而国内《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2]认为，若满足技术可切除和肿瘤学获益的条件，可进行以手术切除为目的的综合转化治疗。笔者通过分享1例肝癌合并肝中静脉癌栓经转化治疗后成功根治性切除且获得良好远期疗效病例的体会，以探讨中晚期肝癌转化切除的治疗策略。     

复发性肝癌治疗方式的合理选择

<正>目前,肝切除手术依然是肝细胞癌治疗的首选方法,并已经获得良好的疗效,但是肝癌病人即使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其术后5年复发率仍高达67.4%,存活率仅57.3%^[1]。因此,只有通过积极治疗复发性肝癌,才能提高HCC的整体治愈率。目前,临床对原发性肝癌诊治已达成共识,而对于复发性肝癌的治疗方式选择仍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复发性肝癌的治疗可参考原发性肝癌的相关策略,依据肝癌复发病灶的部位、大小、肝功能和全身情况,临床可选择治疗手段有再次手术切除、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放射治疗、靶向治疗等^[2]。对于复发病人,如何合理选择治疗方案,以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是目前临床研究的热点和难点^[3]。本文结合大量文献报道,分析复发性肝癌的各种治疗方式,并探讨如何合理选择和综合。     

Keap1-Nrf2抗氧化通路与AngⅡ在肝细胞癌中的作用机制

<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肝细胞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成为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每年超过90万的新发病例和超过80万的死亡病例^[1-2]。在所有的原发性肝癌病例中,肝细胞癌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3]。因早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故大部分肝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对于晚期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非常有限。2008年,小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被批准用于治疗晚期肝癌,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索拉非尼成为唯一一种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但在其后的大量临床病例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的肝细胞癌患者对于索拉非尼并不敏感,疗效不理想^[4]。因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治疗靶点,以期研发新的敏感药物来治疗晚期肝癌患者,提高总体生存率^[5]。     

肝切除术后肝衰竭的防治策略

<正>肝部分切除术是肝脏外科中最常见的术式,是治疗肝脏肿瘤、肝内胆管结石、肝脓肿等疾病的重要手段^[1-2]。然而,大多数患者存在慢性肝脏疾病,尤其是肿瘤患者往往合并有肝炎或肝硬化背景,对肝脏功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增加了患者接受肝切除术后发生肝衰竭(post?hepatectomy liver failure,PHLF)的风险。PHLF的发生率为1.2%～32.0%,术后发生PHLF不仅明显延长了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了经济负担,同时也是威胁围手术期安全的主要因素^[3-4]。本文对PHLF的相关危险因素、预防措施及治疗手段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综述,供临床参考。     

石墨烯及其衍生物纳米复合材料应用于脊髓损伤治疗的研究进展

<正>脊髓损伤(spinal cord injury,SCI)是导致高致残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治疗仍然是国际上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1、2]。SCI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损伤两种^[3、4]。其中,原发性损伤为机械力对神经元细胞和胶质细胞的直接损伤,破坏轴突导致瓦勒变性^[2、5];继发性损伤主要是源于创伤后的一系列的病理改变引起轴索变性及脱髓鞘等^[1、6]。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年版）

<正>1概述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3]。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癌(combined hepatocellular-cholangiocarci-noma,c HCC-CCA)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     

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与管理

<正>近年来肝细胞癌(肝癌)治疗的手段和策略越来越丰富,肝癌的总体疗效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众多的治疗手段中,肝移植仍是目前治疗肝癌最有效的方法^[1]。肝癌肝移植的例数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显示肝癌仍是肝移植的最主要适应证,肝癌肝移植占比41.5%^[2]。但肝癌肝移植术后5年复发率仍达20%～57.8%^[3-6],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仅为10.6～12.2个月^[7-8]。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已成为影响肝癌肝移植疗效的重要因素,笔者团队就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评估和管理作深入阐述。     

颈前小切口腔镜辅助甲状腺癌颈侧区淋巴结清扫术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正>1997年，Hüscher等^[1]最早报道了腔镜下甲状腺腺叶切除术，使甲状腺外科进入微创及美容时代。近20年来，随着腔镜设备及手术技术的提高，腔镜甲状腺手术获得长足发展^[2]。腔镜甲状腺手术满足了病人的微创及美容需求，提高术后生活质量^[3]。多种颈外入路的腔镜甲状腺手术被临床广泛运用，包括经胸前入路、经口腔入路、     

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TACE治疗的价值

正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每年造成大概约50万人死亡[1],同时也是癌症中第三个常见死亡原因[2]。外科根治切除术及肝脏移植常常作为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的治疗方式[3,4],但由于缺乏供肝,外科根治性切除术及其他治疗方式成为大部分原发性肝癌的治疗手段。有研究显示原发性肝癌手术切除率为10%~37%[5]及术后5年复发率达60%~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

1概述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1-2]。原发性肝癌主要包括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和HCC-ICC混合型3种不同病理学类型,3者在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组织学形态、治疗方法以及预后等方面差异较大。     

腹腔镜精准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观察

目的对比腹腔镜精准肝切除术与常规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72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式不同分为精准肝切除组和常规肝切除组,每组36例。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处理和分析,手术相关指标、肝功能及免疫学指标等计数资料以( ±s)表示,采用独立t检验;患者性别、肝功能分级及肿瘤分期等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两组手术时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精准肝切除组患者住院时间及术中出血量明显低于常规肝切除组(P<0.05);术后肝功能指标AST、ALT低于常规肝切除组,ALB和TBIL高于常规肝切除组(P<0.05)。术后7 d,两组患者CD3^＋、CD4^＋及CD4^＋/CD8^＋水平均明显下降,但精准肝切除组水平高于常规肝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CD8^＋水平无明显变化,至术后14 d时两组患者T细胞水平基本恢复正常。 结论腹腔镜精准肝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具有术中出血量少、住院时间短、对患者肝功能和免疫功能影响较低等优点,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主动脉弓上分支血管腔内重建的策略

<正>胸主动脉疾病包括胸主动脉瘤、胸主动脉夹层、壁间血肿、穿透性溃疡及外伤性主动脉损伤等,是血管外科领域常见的危重急症。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始于1994年^[1],已逐渐成为主动脉降部疾病的一线治疗方法^[2]。不过,主动脉升弓部疾病的治疗由于涉及到弓上分支动脉重建的问题,仍以开放手术为“金标准”^[3]。虽然结合了开放手术与腔内技术的去分支技术降低了侵入性^[4],但仍具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5]。     

腹股沟疝Lichtenstein手术后的切口感染

<正>腹股沟疝是普通外科的常见病。陈昕等^[1]报道我国的患病率为0.3%～0.5%,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超过5%。与外科其他疾病治疗一样,近20年疝和腹壁外科有了巨大发展。除手术方式和修补材料的改变,腹腔镜和机器人也分别引入疝外科。虽然腹股沟疝手术为无菌手术,但切口感染仍是关注和防治重点。国内研究报道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的切口感染率约8%^[2]。O′Brien等^[3]研究疝补片置入后发生早期和后期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危险。Maatouk等^[4]的研究认为,污染区腹壁疝补片修补并不增加切口感染的发生。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慢性桥袢梗阻一例

<正>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icoduodenectomy,PD)手术复杂，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且种类较多，桥袢梗阻是其中并发症之一^[1]。桥袢梗阻的原因众多，包括良性因素、恶性因素，前者常由于内疝所致^[2]，后者常由于肿瘤局部复发并侵犯输入袢所致^[1,3]。文献中报道的PD术后桥袢梗阻部位多数位于胆肠吻合口的远侧^[4-5]，梗阻位于胆肠吻合口近侧的则少见文献报道。本文将一例胰头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胆肠吻合口与胰肠吻合口之间桥袢恶性梗阻患者的诊治经过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