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胸腔积液与外周血ctDNA丰度及EGFR-TKI疗效分析

<正>肺癌是位居全球第一的恶性肿瘤,是恶性肿瘤相关死亡首要因素^[1]。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肺癌主要病理类型,约80%～85%确诊时多为晚期,5年生存率低于5%^[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是NSCLC突变频率最高的驱动基因,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为晚期EGFR突变NSCLC一线用药,提升了患者生存时长与生存质量^[3]。EGFR突变状态是决定EGFR-TKI疗效关键,常规组织活检样本不易获取,无法克服遗传学的空间异质性,液体活检有效弥补上述不足^[4]。循环肿瘤DNA(ct DNA)由肿瘤细胞直接分泌,NSCLC EGFR突变与循环肿瘤DNA(ct DNA)丰度有关^[5]。晚期NSCLC常伴恶性胸腔积液,采集简便,为组织活检替代标本^[6]。本文对我院收治的98例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研究进展

<正>肺癌作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1]。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约占所有肺癌类型的85%,大多数N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是晚期，失去手术机会，5年生存率不到20%^[2]。含铂化疗、放疗(radiation therapy, RT)和靶向治疗等系统性治疗一直是大多数晚期NSCLC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但疾病进展和耐药问题仍未改善。     

血液生物标志物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研究进展

<正>2020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肺癌为全世界发病率第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1]。肺癌主要有两种病理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85%)和小细胞肺癌 (SCLC)(约占15%)^[2]。肺癌早期症状不典型，确诊时患者多处于疾病中晚期，已无手术机会。在过去十年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疗法改变了NSCLC的治疗格局^[3]。ICI已成为NSCLC患者一线和二线的标准治疗方法。     

肺癌靶向治疗全程中医证候的研究进展

<正>肺癌是我国乃至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其中最主要的病理分型^[1]。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可有效延长EGFR阳性NSCLC患者的生存期,已广泛应用于早期肺癌新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及晚期NSCLC维持治疗^[2]。长期广泛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在肺癌靶向治疗不同阶段可发挥“增效”“减毒”双重疗效。     

CircRNA影响NSCLC增殖、侵袭相关信号通路研究进展

<正>肺癌(LC)患病率和病死率在全球范围内呈逐年递增趋势。2018年全球癌症协会统计全球新增病例约有209万和死亡病例约有176万^[1]。LC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和致死原因之一^[2]。依据组织病理学可以将LC分为占80%～85%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及占15%～20%小细胞肺癌(SCLC)^[3]。虽然近代医学在诊断技术及治疗手段 (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方面不断进步，但大部分LC患者就诊时已进入晚期^[4]。     

奥希替尼远期疗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正>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为最常见的肺癌类型^[1],临床研究发现与含铂双药化疗方案相比，奥希替尼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中显示出明显优势^[2]。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影响奥希替尼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远期疗效差异的因素是目前在临床治疗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逐渐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针对如何筛选出奥希替尼治疗的获益人群，并且更合理、有效的评估患者预后，在 NSCLC人群中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利用DLL3靶向治疗小细胞肺癌

<正>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占所有诊断的肺癌病例的15%左右^[1],其特点是增殖迅速,并早期发生广泛的转移。大多数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xtensive Stage-Small Cell Lung Cancer, ES-SCLC)患者5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仅为3%^[2]。依托泊苷加顺铂或卡铂(铂-依托泊苷)是传统治疗ES-SCLC的一线化疗药物,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非小细胞肺癌生物标志物血小板及来源外泌体研究进展

<正>WHO 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Globolan 2020)中国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居恶性肿瘤第一,分别为17.9%和23.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4%;18%)^[1]。肺癌占癌症相关伤残调整生命年25.4%,成为伤残调整寿命年负担主要原因^[2]。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是最常见肺癌类型,约占85%,多数由于早期症状隐匿确诊时为晚期,预后不佳^[3-4]。     

肺鳞癌行免疫联合化疗的新辅助治疗获得病理完全缓解1例报告

<正>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恶性肿瘤中排首位，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占所有肺癌的85%左右^[1]。肺癌的5年生存率与分期密切相关，手术治疗是一些早期NSCLC的主要治疗手段。但即使肿瘤被完全切除，局部和远处复发率仍较高。含铂类药物的辅助化疗已成为可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的首选治疗。     

PD-1抑制剂免疫治疗NSCLC所致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的研究进展

<正>近来越来越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在我国获批肺癌适应症上市,PD-1抑制剂免疫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免疫治疗给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带来极大生存获益的同时,也伴有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Es,irAEs)的发生,如免疫相关性肺炎、皮肤毒性、消化道毒性等^[1]。其中,皮肤系统毒性是ICIs最常见的irAE之一^[2]。虽然irAEs的总体发生率比较低,但也可导致严重后果,其中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reactive cutaneous capillary endothelial proliferation,RCCEP)的发生时有报道^[2]。RCCEP是一种常见发生于皮肤的irAE^[3-4],以真皮层毛细血管增多和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为病理学特征,临床研究中,RCCEP的发生率为77.6%^[5]。而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关于RCCEP的临床干预相关...     

老年住院患者跌倒风险评估量表及工具的研究进展

<正>跌倒是全球老年人关注的重要问题^[1],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2]。中国老年人跌倒的年发生率为14.7%～34.0%^[3]。而医疗机构中的跌倒发生率更高^[4],患者住院期间跌倒的发生率是医院护理管理质量重要评价指标之一^[5]。     

老年肺癌靶向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

<正>我国肺癌发病率处于上升趋势，以老年患者为主，其中80%～85%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至晚期，预后差^[1]。近年来，在肿瘤分子分型指导下的小分子靶向药物显著改善驱动基因突变肺癌患者的预后，患者总体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显著延长，已成为治疗驱动基因阳性晚期肺癌的基石^[2-3]。     

超高龄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肾衰竭免疫治疗1例并文献复习

<正>小细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约占所有肺癌的15%^[1]，恶性程度较高，易复发及转移，预后差。近年来，老年SCLC病人的数量逐渐增多，大于70岁的病人比例可增至所有SCLC的44%^[2]。而高龄病人因一般状况较差、器官功能下降以及基础疾病较多等因素，对化疗耐受及反应性均较差。有研究显示，80岁以上SCLC病人的中位生存期为(7.17±3.80)个月^[3]。目前有关超高龄SCLC病人采用免疫治疗的报道较少，     

生物电阻抗技术在COPD患者营养评估中的临床应用进展

<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进行性疾病^[1],其患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对社会造成一定经济负担^[2-3]。营养不良是COPD常见的肺外症状之一，国外研究显示COPD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约为20%～60%^[4-5];国内约为30%～80%^[6-7],可见，COPD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营养不良与COPD患者病情相关，     

TGF-β信号通路相关上皮间质转化机制在肺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正>肺癌位于全球恶性肿瘤死亡率的前列，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发布显示，2020年新发和死亡癌症患者数分别为1930万和990万，其中肺癌以占比11.4%和18.0%,排在癌症新发第二位和死亡第一位^[1]。约85%的肺癌患者病理类型为非小细胞肺癌，其中肺腺癌是最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所有肺癌发病率的40%^[2]。肺腺癌早期容易发生血道转移，使得此类患者整体预后较差，因而转移侵袭相关机制研究是治疗肺癌的关键环节。     

精囊腺结核的MRI影像特征分析——附7例精囊腺结核MRI影像表现

<正>结核病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累及的疾病,最常见于肺结核,也可发生在肺外的其他器官^[1]。泌尿生殖系统结核占肺外结核的14%～41%^[2],其中男性生殖系统结核占比最高,约为34%～43%^[3],以附睾结核及前列腺结核最为常见。尽管男性生殖系统结核占比较高,且可通过性传播传染给女性^[4],但目前对其关注并不多。精囊腺结核可由前列腺、附睾结核或尿路结核引起^[5],     

EGFR野生型肺癌患者免疫治疗进展后出现EGFR突变1例并文献复习

<正>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发病率高，是世界上引起肿瘤相关死亡最多的癌种^[1]。如何改善NSCLC患者的预后，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是肿瘤治疗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James P. Allison 和Tasuku Honjo发现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的免疫“刹车”机制以来，越来越多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ICIs)被应用于临床，为肿瘤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选择与希望^[2-3]。     

心源性休克预后预警模型的研究进展

<正>心源性休克(cardiogenic shock,CS)是一种心肌急性泵衰竭，心输出量降低的状态，会导致终末器官灌注不足和缺氧，最终危及生命^[1]。CS原因居多，其中最常见原因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导致左心室功能障碍^[2]。虽然目前针对CS患者的治疗中再灌注治疗和相关机械辅助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短期预后^[3-5]，但院内死亡率仍高达27%～51%^[1]。一、流行病学CS是一个危及患者预后的急危重症，目前AMI仍是该病发病的主要原因^[6]，据研究显示心肌梗死合并CS患者发病率在7.5%，     

宏基因组二代测序在结核性胸膜炎中的诊断价值

<正>目前结核病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其中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是新发结核最多的3个国家^[1]，约1/3的结核杆菌感染表现为结核性胸膜炎^[2]。我国结核性胸膜炎引起的胸腔积液约占胸腔积液所有类型的45%～55%^[3]。结核性胸膜炎确诊主要依赖胸膜或胸腔积液病原学检查结果和病理表现^[4-5]，胸腔穿刺及胸腔镜下病理活检阳性率分别为54%～63%和66%^[6]，但临床实践中胸膜活检操作难度大、对医师及设备要求高，限制了胸膜活检的应用。而由于胸腔积液的少菌性，病原学检查结果常为阴性，阳性率仅为15%～46%^[7]，且耗时长。目前临床诊断主要综合临床表现和胸腔积液细胞学及生化检查结果，本文就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前瞻性分析，探索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 NGS)在结核性胸膜炎中的诊断价值。     

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疗效: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正>肺癌的新发病例数及死亡病例数均居恶性肿瘤之首^[1]。非小细胞肺癌约占整个肺癌病例约85%,原发性肺淋巴上皮瘤样癌(primary pulmonary lymphoepithelioma-like carcinoma, PPLELC)是其中罕见类型^[2]。PPLELC病理可见分化差的肿瘤细胞和大量淋巴细胞浸润，PPLELC可能与EB病毒感染有关，在东南亚，如中国的广东、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地区的发病率高于欧美地区^[3-4]。研究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