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脏死亡捐献器官评估与应用专家共识

1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与心脏死亡诊断标准 1.1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 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属于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CDCD)三大类中的“中国二类(C-Ⅱ)”,即国际标准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注)或称无心跳器官捐献(non-heart beating donation,NHBD)[1]. 近年来,DCD在我国已发展成为移植器官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移植学组和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联合制定本专家共识,以规范DCD器官的评估与应用,保障移植疗效.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中的伦理与法律解读

通过对2013年美国胸科协会、国际心肺移植协会、重症医学学会、器官获取委员会以及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根据目前的临床数据和经验,对心脏死亡的供体器官捐献的伦理学与法律问题修订的新的指南进行解析后认为,在我国特殊的器官移植环境中,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存在着伦理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知情同意、前后期干预、死亡判定、临终护理。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的免疫抑制剂选择

 公民死亡器官捐献正在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虽然有研究表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来源肾移植的长期预后和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DBD)肾移植的长期预后相近,但相比DBD移植,DCD来源肾移植的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发生率增加。目前临床广泛应用诱导治疗应对DGF。维持治疗通常是给予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延迟给药或减量方案,同时加强其他免疫抑制剂,如麦考酚酸(mycophenolic acid, MPA) 类药物。同时需要注意的是,DGF的状态下,MPA类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oncenration-time curve, AUC)受到抑制,因此,在合并DGF的DCD肾移植受者中,MPA类药物的剂量更难以把握,需要加强MPA类药物浓度监测。     

我国ICU医务人员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认知度的调查

目的了解当前ICU医务人员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的参与和认知情况,促进我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良性发展。方法研究者采问卷调查形式,在2014年度重症医学学术会议上对参加会议的ICU医务人员进行调查,信息完整的问卷回收后纳入研究分析。问卷自行设计,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对DCD的参与及认知情况,以及对DCD工作的参与意愿。结果共分析1079份问卷,参与调查的ICU医务人员中,90.05%不曾参与DCD工作而且对DCD认知明显欠缺,虽然88.47%了解DCD相关信息,但熟悉潜在的DCD捐献者及相关流程仅8.79%。但他们对DCD工作参与意愿强烈,96.3%愿意了解并学习DCD相关信息。结论尽管当前ICU医务人员对DCD的认知欠缺,参与度不高,但大多数对该项工作参与意愿强烈,乐意了解和投身DCD工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及顶层设计的初步经验

目的:总结近年来开展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肾移植的临床经验,探讨终末期肾病患者接受移植的疗效及顶层设计与实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3年9月接受DCD肾移植终末期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23例患者均顺利完成DCD肾移植术。其中17例患者术后第5~7天肾功能恢复正常(73.91%);4例患者术后第8~10天肾功能恢复正常(17.39%);2例患者肾功能延迟恢复(8.69%),其中1例规律血透2周后肾功能恢复正常,另1例(最近1例)血透2月后肌酐维持在190μmmol/L并出院。在DCD肾移植后的随访过程中,随访时间为3个月~2年,1例患者术后第5个月死于重症肺部感染。结论:DCD供肾肾移植效果好,是我国尚无脑死亡法条件下,有效解决肾移植面临肾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良好的顶层设计及组织实施是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工作开展的有力保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及顶层设计的初步经验

目的 总结近年来开展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的临床经验,探讨终末期肾病患者接受移植的疗效及顶层设计与实施.方法 回顾性分析23例接受DCD肾移植的终末期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23例患者均顺利完成DCD肾移植术.其中17例患者术后第5～7天肾功能恢复正常;4例患者术后第8～10天肾功能恢复正常;2例患者肾功能延迟恢复,其中1例规律血液透析2周后肾功能恢复正常,另1例(最近1例)血液透析2个月后肌酐维持在190μmoL/L并出院.随访时间为3个月至2年,1例患者术后第5个月死于重症肺部感染.结论 DCD供肾肾移植效果好,是我国尚无脑死亡法的条件下,有效解决肾移植面临的肾源短缺的重要途径;良好的顶层设计及组织实施是DCD肾移植工作开展的有力保障.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脏移植系统的建立和评价

目的：通过分析我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肝脏移植方面的问题。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2月至2015年5月于本院行原位肝脏移植手术的终末期肝病患者73例,均接受DCD供体,供者均为中国Ⅲ类可控性DCD。所有肝移植术后患者早期均采用三联免疫抑制方案(他克莫司 + 吗替麦考酚酯 + 类固醇激素),复查肝功能及血药浓度,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及存活情况。 结果：73例患者均顺利接受DCD供肝移植,术后移植肝原发无功能1例,围手术期死亡2例;术后并发症2例,其中1例为早期DIC,1例为精神症状伴意识障碍,经对症治疗后均恢复;余患者预后良好,康复出院。随访2～12个月,未出现相关并发症。 结论：通过选择符合中国标准三类的捐献者,实施可控的DCD程序,DCD肝移植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     

4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脏移植总结

随着器官移植的发展,器官短缺是全世界移植医师面临的问题。在中国,由于活体器官捐献受严格的法律限制和逐渐减少的尸体器官来源进一步加重了器官短缺的问题。自2011年以来,在国内推行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正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现状的法律法规提出的解决器官短缺的方法,不仅扩大了器官供者的来源,尤其是为建立一个符合伦理、持续发展的器官捐献来源,使其既满足中国人需求,也符合国际标准,为实现中国移植医生的梦想指明了方向。我院自2012年11月-2013年8月共实施4例,完成肾移植8例,结果报告如下。     

11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患者围手术期护理对策分析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临床护理对策.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7月至2015年5月实施DCD供体肾移植术1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DCD供体肾移植护理方法,观察患者术后有无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感染、尿漏等并发症发生.结果 11例患者均手术顺利,术后7例肾功能恢复正常,DGF 4例,肺部感染2例,切口感染1例,尿漏1例,无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无一例死亡.结论 加强DCD供体肾移植围手术期护理,正确识别和判断术后并发症,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和护理对策,可促进患者康复.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现状

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DCD)全面取代司法途径供体来源,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自此,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发展进行介绍,以期鼓励同道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器官捐献悖论——器官捐献转身

当今中国,拥有庞大的器官需求和潜在捐献群体,器官移植技术又获得了广泛开展。然而．在旺盛的移植需求和相对充足的服务能力面前．一场由国家力推的器官捐献与移植试点,却以三年不足700例的惨淡结果告终。通过梳理尚在纸面上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走访一些地方正在实施的器官捐献模式,可以发现,器官获取与分配环节的各自为政,恰是当前中国器官捐献流程不畅的症结所在。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体肝脏移植系统的建立和评价(附73例报告)

目的 :通过分析本院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肝移植病例,探讨国内DCD肝脏移植方面的问题。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2月—2015年5月于本院行原位肝脏移植手术的终末期肝病患者73例,均接受DCD供体,供者均为中国Ⅲ类可控性DCD。所有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均采用三联免疫抑制方案(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类固醇激素),复查肝功能及血药浓度,记录术后并发症及存活情况。结果:73例患者均顺利接受DCD供肝移植,术后移植肝原发无功能1例,围手术期死亡2例;术后并发症2例,其中1例为早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1例为精神症状伴意识障碍,经对症治疗后均恢复;余患者预后良好,康复出院。随访2~12个月,未出现相关并发症。结论:通过选择符合中国标准Ⅲ类的捐献者,实施可控的DCD程序,DCD肝移植可以获得满意效果。     

器官捐献立法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是一种充满人间真情的历史，谱写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器官供体匾乏，制约着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医学专家呼唤出台一部器官捐献法，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器官移植的发展，规范和拓宽器官供体的来源，促进和推动我国器官移植工作达到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笔者认为这种呼唤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器官移植需要全社会的关心，需要博爱精神的支持，更需要法律的保证。1器官捐献为什么要立法随着器官移植的种类和适应范围不断扩大，病人日益增多，器官供体的来源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LifePort保存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在肾移植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肾脏转运器(LifePort)保存心脏死亡后器官捐献者供肾在肾移植中的应用,为患者的恢复提供临床指导。方法回顾性分析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期间接诊的25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肾移植后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同一供体两只供肾LifePort保存和普通冷藏两种不同的保存方式,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25例。检测并记录两组受者术后15 d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sICAM-1)、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二醛(MDA)血清含量、术后移植物功能恢复延迟(DGF)、肾功能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1年肾生存率和受者生存率。结果研究组患者术后DGF发生率为8.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术后1年肾生存率和受者生存率均为100.0%,分别与对照组的96.0%和100.0%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肾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分别为(12.5±3.3) d和(18.3±5.8) d,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5.6±4.7) d和(22.1±6.4) d,差异...     

温州市首例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报告

2013年1月,我院暨温州市首例儿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成功。通过对该儿童DCD移植病例的回顾分析和总结,在借鉴国际上成功经验的同时,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完善器官捐献及移植法规,规范捐献流程,加大宣传力度,培养专业人员,从而促进器官捐献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

器官移植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由欧美国家引进入我国以来,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临床技术,它挽救了大量晚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的生命。然而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诸如文化、传统、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建立一个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得以实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阳光下的新征程,我国移植医务人员将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移植医学的舞台,使我国移植事业能在几年内以不可争辩的伦理方式成为世界移植大国。     

建立中国模式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

在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下,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十余年艰辛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创立了移植事业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是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动员响应,推进移植事业进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该模式是我国为破解全球性供体器官短缺难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贡献,可为世界上有相同文化背景及相似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新模式。     

请您收藏——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理念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是指心脏停止跳动后的器官捐献。与脑死亡器官捐献(DBD)不同,DCD的捐献者具有严重的中枢神经损伤和/或不可逆转的脑损伤,但又没有达到脑死亡标准,此时身体其他器官的功能受损程度因缺氧耐受能力不同而各有不同。经过医生确定患者已经没有复苏的机会,并且亲属已经决定撤除患者的生命支持后,捐献者的家人可以选择DCD,为等待器官捐献的患者提供了另一种选择。DCD供者选择标准: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无活动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无药物滥用史,或者无如下高危活动:静脉注射毒     

脑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的保护研究

肾移植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手段。临床证实,应用脑死亡捐献(DBD)供肾移植的疗效比活体供肾差。重视对在体和离体DBD供肾的保护,减轻其热缺血、冷灌注、冷储存和再灌注损伤,改善DBD供肾活力,是研究的热点。本文主要综述DBD供肾的保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