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交往焦虑绘画特征的研究

目的 探索青少年交往焦虑的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为青少年交往焦虑研究提供新思路.方法 对956名青少年进行交往焦虑评定和房树人测验.结果 青少年交往焦虑的总体评分为(41.44±8.208),男女生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青少年交往焦虑的相关的绘画特征有云朵(β=0.106)、人物双手(β=0.107)、月亮(β=0.166)、地平线(β=-0.147)、下雨雪花(β=-0.096)、人物张口(β=-0.091)、鸟儿(β=0.081)、门大小(β=-0.074).结论 房树人测验对青少年交往焦虑评定具有一定的辅助参考价值.     

树木测验在青少年自尊水平调查中的应用

目的 探索青少年自尊水平与树木测验绘画特征的联系,为青少年自尊水平评估研究提供新思路。方法 对1053名青少年进行自尊水平评定和树木测验。结果 青少年自尊水平为（29．26±4．832）分,男生自尊水平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29,P〈0．01）。青少年自尊水平相关绘画特征有果实（β=0．138）、重复线务（β=0．103）、太阳（β=0．098）、树根（β=0．091）、树冠凌乱（β=0．093）、树干强调（β=0．095）和鸟（β=0．088）。结论 树木测验对青少年自尊水平评定具有一定的辅助参考价值。     

大学生抑郁发作的生活应激因素及效应预测模型

目的探讨大学生抑郁发作的生活应激影响因素及影响效应预测模型。方法采用“学生生活应激量表”（SLSI）和“抑郁发作诊断标准”（DEP）调查大学生13 154例,对样本做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大学生生活应激原（β=0.089）如挫折刺激（β=0.196）、环境压力（β=0.142）和变化事件（β=0.224）是影响抑郁发作的原发性社会因素（P〈0.05）;生活应激反应（β.052）如生理反应（β.032）、情绪反应（β=0.240）和行为反应（β=0.121）是影响抑郁发作的继发性心身因素（P〈0.05）。结论大学生所承受的生活应激原及引发的应激反应是其抑郁发作的主要生活预测因素,本模型对大学生抑郁发作的检测筛查和预测干预具有应用价值。     

自我概念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焦虑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目的检验自我概念在青少年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焦虑情绪之间的调节效应。方法应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Wallace自我概念量表、Beck抑郁自评量表和Beck焦虑量表等对732名大学生进行测查,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应激性生活事件、自我概念、抑郁和焦虑之间均两两显著相关。交互作用项"应激×自我概念"的回归系数在以抑郁和焦虑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均达显著水平(β=-0.111,t=-3.377,P=0.001;β=-0.086,t=-2.489,P=0.013)。结论自我概念在应激和抑郁、焦虑情绪之间起调节效应,应激对自我概念差者的抑郁、焦虑情绪影响更大。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2月-2022年5月,选取重庆市3所中学767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评估青少年睡眠质量、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应对方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 检出存在睡眠障碍者222人（28.94%）,青少年PSQI评分与ASLEC评分、SCSQ消极应对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612、0.590,P均<0.01）,与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435,P<0.01）。构建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睡眠质量有直接和间接正向效应（β=0.448、0.322,P<0.05）,积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68,P<0.05）,消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β=0.442,P<0.05）。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中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和焦虑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中学生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从全国10个城市抽取7 118名中学生,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和儿童多维焦虑量表中文版（MASC-C）进行调查,评定中学生的焦虑状态、负性生活事件应激值、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并采用路径分析评估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结果 中学男生的焦虑得分低于中学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7.74,P＜0.01）,男女生在ASLEC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9,P＞0.05）.CERQ-C的适应性策略与ASLEC得分、MASC得分成负相关,非适应策略与ASLEC得分、MASC得分成正相关.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中学生生活事件和焦虑症状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中学生的焦虑症状可能和其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相关,而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有一定的中介作用.     

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特质和抑郁状态的影响

目的 探讨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特质和抑郁状态的独立作用，以及在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特质和状态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2年7—8月选取四川省某所中学的303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特质抑郁量表、流调用抑郁量表在线调查青少年的压力性生活事件、人格特质、社会支持、抑郁特质、抑郁状态。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特质和抑郁状态的影响，并分析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在青少年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特质和抑郁状态影响中的交互作用。结果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特质与青少年抑郁特质呈负相关（β=-0.17,95%CI:-0.27～-0.08,P<0.05），社会支持与青少年抑郁特质（β=-0.16,95%CI:-0.21～-0.10,P<0.05）和抑郁状态呈负相关（β=-0.13,95%CI:-0.19～-0.07,P<0.05）。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开放性人格在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特质的影响中表现出调节作用（P<0.05），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状...     

青少年非理性信念与应激对抑郁症状预测研究

目的:探讨青少年非理性信念与生活应激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方法:采用Beck抑郁自评问卷(BDI-Ⅱ)、中学生非理性信念量表(MIBS)和中学生心理应激源量表(SSMSS)等自评量表对649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每2个月1次对生活应激和抑郁症状进行追踪测评,追踪为期1年完成6次测评,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非理性信念与抑郁症状(r=0.53,P＜0.001)、生活应激水平(r=0.31,P＜0.001)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表明,非理性信念[β=1.76,t(1629) =7.811,P＜0.001]和生活应激水平[β=0.13,t(12635) =7.056,P＜0.001]对青少年抑郁症状预测的主效应均显著,非理性信念与生活应激水平共同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显著[β=0.04,t(12635)=4.173,P＜0.001];随着生活应激水平增加,高非理性信念水平[β=0.07,t(2635)=7.484,P＜0.001]青少年的抑郁症状水平比低非理性信念组[β=0.01,t(2635)=0.871,P＞0.05]明显增加.结论:非理性信念在生活应激中能够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和变化.     

青少年强迫症的应激和生活质量的对照研究

目的了解青少年强迫症发病与生活事件的关系及青少年强迫症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方法对50例青少年强迫症患者和323名正常对照者进行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生活质量问卷的评测。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强迫症组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应激总量的得分上均显著较高；强迫症组的生活质量评分（28．0±6．1）低于正常对照组（33．8±7．5），差异统计学意义（t=5．249，P〈0．01）。结论青少年强迫症的发病与负性生活事件有关，青少年强迫症的生活质量较正常人差。     

Graves病所致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初诊Graves病（GD）所致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方法收集我院住院及门诊的GD患者527例,对其一般资料、家庭功能、生活应激事件及抑郁情绪等情况进行调查与评定,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与抑郁状态有关的危险因素。结果GD所致抑郁状态的患病率为61．9％,男女分别为70．0％、59．2％,GD所致抑郁状态与心率（OR=11．268）、眼病（OR=1．312）、游离T3（FT3,OR=1．562）、TSH（OR=0．980）、家庭功能（OR=0．264）及生活应激事件（OR=2．159）有明显相关性。结论高龄、低收入、低文化GD人群是GD所致抑郁状态的高发人群;心率、眼病、FT3及生活应激事件是GD患者所致抑郁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家庭功能和TSH是GD所致抑郁的保护因素。     

苯丙胺类兴奋剂所致精神障碍首次发病患者认知功能的研究

目的:探讨首次发病住院苯丙胺类兴奋剂(ATS)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韦氏记忆量表(WMS-RC)、连续操作测验(CPT)、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评定80例首发ATS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研究组)和80名健康人(对照组)的认知功能;采用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评定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对影响神经心理学测验成绩与BPRS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研究组WCST中的总应答数、持续错误数、随机错误数显著高于对照组(F=10.87～68.78,P0.01或P0.001);正确应答数、完成分类数、记忆商数、数字累加、短时记忆、瞬时记忆、连续操作测验正确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F=4.92～114.20,P0.05或P0.001)。研究组总应答数和持续错误数与BPRS总分呈正相关(β=0.26,P=0.01;β=0.20,P=0.02);随机错误数与敌对猜疑分呈正相关(β=0.23,P=0.02);正确应答数与思维障碍分呈负相关(β=-0.25,P=0.01);完成分类数与缺乏活力分呈负相关(β=-0.25;P=0.01);记忆商数和长时记忆与焦虑忧郁分呈负相关(β=-0.32,P=0.00;β=-0.25,P=0.00);短时记忆和瞬时记忆与缺乏活力分呈负相关(β=-0.36,P=0.00;β=-0.32,P=0.00);CPT正确数与BPRS总分呈负相关(β=-0.34,P=0.00)。结论:首发ATS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记忆、注意和执行功能等明显减退,临床症状严重程度越大,认知功能损害越大。     

河北省城市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调查

目的分析河北省城市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及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lO年1～12月在河北省四地区60岁以上城市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按照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得分将老年人分为有抑郁情绪组和无抑郁情绪组,评估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分析两组社会人口学资料、认知危险因素以及认知功能损害的发生率差异,并对抑郁情绪与认知功能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共完成3149倒有效问卷,其中有抑郁情绪组268例,无抑郁情绪组2881例,抑郁症状的发生率为8．51％。两组在性别,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经历生活事件数量,业余活动及社交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抑郁情绪组MMSE得分（23．70±5．116）分、MoCA得分（19．14±5．980）分明显低于无抑郁情绪组（26．32=fi3．904）,（23．05±5．233）分,ADL得分（27．25±12．782）分明显高于无抑郁情绪组（21．08±4．55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10．215,11．557,-16．871;P〈0．01）。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β=0．667,β＇=0．157,OR=1．949,95％CI—1．432～2．653,Wald=17．983,P=0．000）、经历生活事件[〉2件（β=1．960,β＇=0．250,OR=7．100,95％CI=4．348～11．595,Wald=61．359,P=0．000）,1～2件（8—0．892,β＇=0．229,OR=2．441,95％CI—1．558～3．825,Wald=15．157,P=0．000）]及业余活动低（β=0．963,β＇=0．162,OR=2．621,95％CI—1．909～3．598,Wald=35．489,P=0．000）。结论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存在抑郁症状的老年人其认知功能和生活能力均低于无抑郁情绪的老年人。     

抗抑郁剂疗效的预测因素分析

目的:探索影响抑郁症患者抗抑郁剂疗效的预测因素。方法:241例抑郁症患者给予抗抑郁药治疗6周,治疗前后进行汉密顿抑郁量表17项(HAMD)评分,采用减分率评定疗效。分析人口学因素、基线HAMD、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定(MMPI-2)、认知功能评分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5-羟色胺转运体(5-HTTLPR)和糖皮质激素受体(GR)3种基因多态对疗效的预测。结果:基线HAMD评分(β=0.771,P0.001)、MMPI-2中偏执(Pa)分(β=-0.322,P=0.032,R2=0.451)、连线测验B评分(TMT-B)(β=-0.045,P=0.013)、汉诺塔总分(β=-0.067,P=0.026)、数字广度(倒序)分(β=-0.974,P=0.025)及GR BclI基因G-等位基因携带者(P=0.05)与抗抑郁剂HAMD减分率有关。整合模型回归分析显示,结合基线HAMD评分(β=0.894,P0.001)、MMPI-2-Pa分(β=-0.155,P=0.036)和TMT-B分(β=-0.038,P=0.034)3个预测因子可解释57.1%的变异。结论:基线HAMD评分、MMPI-2-Pa分和TMT-B分可预测抗抑郁剂的疗效。     

β淀粉样蛋白致神经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进展

阿尔茨海默病（AD）是老年期痴呆最主要类型。β淀粉样蛋白（Aβ）可诱导神经细胞凋亡，是AD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Aβ的神经毒性及其产生机制一直是对AD研究的热点问题，Aβ导致体外培养的神经细胞凋亡的可能机制包括氧化应激和钙稳态失衡，NF-κB基因调控，糖原合酶激酶3β和细胞周期依赖性激酶的活动等，这些机制的阐明对揭示AD发病原因及探索有效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期受虐大学生的情感痛苦特点及其心理复原力的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儿童期受虐待大学生情感痛苦的特点及其心理复原力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对803名大学生进行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PRCA）、自杀意念量表（SIS）、焦虑自评量表（SAs）、贝克抑郁自评问卷（BDI）、简式大五人格问卷（NEO—FFI—R）、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人口社会经济学资料调查问卷等测试。结果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情感痛苦与神经质、虐待、生活事件呈正相关（β值=0．152～0．409,P〈0．01）,与谨慎性、外向性、身体健康状况呈负相关（β值=-0．101～-0．141,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发现,大学生情感痛苦心理复原力的危险因素为虐待总分（0R=1．107,95％CI-1．005～1．221）、神经质（0R=1．149,95％CI=1.080～1．223）;外向性（OR=0．933,95％CI-0．872～0．999）和友善性（OR=0．911,95％CI=0．839～0．989）为保护性因素。结论儿童期受虐待大学生的情感痛苦症状与其受虐待程度、大五人格特质、生活事件有关;虐待和神经质是其心理复原力的危险因素,外向性和友善性为其保护性因素。     

氯胺酮对抑郁大鼠前额皮层及海马IL-1β和IL-6表达的影响

目的 检测抑郁大鼠给予氯胺酮后,前额皮层及海马区组织内IL-1β和IL-6表达的变化.方法 Wistar大鼠雄性20只按照随机方式分为2组,各10只,给予生理盐水的大鼠入对照组（C组）,给予10 mg/kg氯胺酮的大鼠为K组.应用行强迫游泳实验15 min的方法建立大鼠抑郁模型.次日,腹腔注射氯胺酮或等体积生理盐水,注射30 min后再次进行强迫游泳实验5 min,记录不动时间.并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和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检测大鼠前额皮层及海马组织中IL-1β和IL 6的表达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应用氯胺酮后大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明显减少（P＜0.01）,大鼠前额皮层及海马区的IL-1β和IIL-6表达均明显下调（P＜0.05）.结论 氯胺酮对抑郁大鼠的抗抑郁作用可能与前额皮层及海马IL-1和IL-6的表达下调有关.     

改良电休克治疗术后呼吸暂停恢复时间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术后呼吸暂停恢复时间的影响因素。方法:对210例有MECT适应证的精神病患者进行MECT治疗,术前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所用抗精神病药种类、张口度、Mallampati气管分级、首次MECT的各项参数、麻醉剂用量以及术后呼吸暂停恢复时间。根据术后呼吸暂停恢复时间划分为:≤5 min组169例和5 min组41例;分析呼吸暂停恢复时间延长的影响因素,建立多重线性逐步回归模型。结果: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自变量血红蛋白水平(β=-0.053,t=-7.049;P=0.000)、张口度(β=1.206,t=4.395;P=0.000)、气管分级(β=0.988,t=3.407;P=0.001)及抗精神病药种类(β=0.406,t=3.037;P=0.003)可以解释术后呼吸暂停恢复时间延长的67.4%的变异,该模型的矩阵拟合性较好。结论:MECT术后呼吸暂停恢复时间延长与多种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