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省中老年人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性研究

目的 探索中老年人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性。方法 选取2018-2019年"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基线调查的≥ 55岁中老年人11 931名，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生活方式、食物摄入频率、疾病史、睡眠时长等；测量身高、体重，计算得到BMI；根据老年抑郁量表（GDS-30）筛选是否患有抑郁症状，分别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的关联。结果 ≥ 55岁中老年人群中，自报睡眠时长不到7 h者占17.79%，自报睡眠时长≥ 9 h者占16.84%，抑郁症状检出率为7.95%。在调整了地区、年龄、性别等因素后，限制性立方样条结果显示，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患病风险呈U形关联；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睡眠7~8 h相比，睡眠时长为≤ 5 h、6 h和≥ 9 h的≥ 55岁中老年人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分别是前者的1.749倍（95%CI：1.279~2.392）、1.284倍（95%CI：1.021~1.615）和1.260倍（95%CI：1.033~1.538）；女性睡眠时长≤ 5 h、6 h和≥ 9 h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分别是前者的2.115倍（95%CI：1.473~3.038）、1.605倍（95%CI：1.213~2.123）和1.313倍（95%CI：1.011~1.705）；55~64岁中老年人睡眠时长≤ 5 h和≥ 9 h患抑郁症状的风险分别是前者的1.806倍（95%CI：1.014~3.217）和1.478倍（95%CI：1.060~2.061）；65~74岁老年人睡眠时长≤ 5 h患抑郁症状的风险是前者的2.112倍（95%CI：1.327~3.36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 75岁老年人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睡眠不足或过长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独立相关，二者呈U形关联，尤其要关注女性和55~64岁的中老年人。     

成年人睡眠状况与糖尿病患病关系的研究

目的 探讨成年人睡眠状况与糖尿病患病关系。方法 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苏州市项目点53 260名30~79岁常住居民基线调查数据,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睡眠状况与糖尿病患病关系。结果 调查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为5.3%,入睡困难、容易早醒和经常打鼾的比例分别为7.2%、10.0%和29.5%,22.6%的调查对象报告睡眠时间≤6 h。经多因素模型调整后,入睡困难（男性：OR=1.63,95%CI：1.30~2.05;女性：OR=1.48,95%CI：1.27~1.73）、容易早醒（男性：OR=1.37,95%CI：1.12~1.68;女性：OR=1.31,95%CI：1.14~1.51）和经常打鼾（男性：OR=1.16,95%CI：1.00~1.34;女性：OR=1.39,95%CI：1.23~1.57）均与糖尿病罹患风险存在关联。女性服用助眠药物与糖尿病的患病相关（OR=1.42,95%CI：1.06~1.92）。与睡眠时间8 h相比,睡眠时间不足（≤6 h）与男女性糖尿病患病均存在统计学关联,OR值分别为1.37（95%CI：1.17~1.60）和1.24（95%CI：1.08~1.41）,睡眠时间过长（≥9 h）与糖尿病未见统计学关联。结论 睡眠问题（入睡困难、容易早醒、药物助眠、经常打鼾和睡眠时间不足）与糖尿病患病风险密切相关,睡眠时间过长与糖尿病患病未见统计学关联。     

网络成瘾和电子屏幕时间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性研究

目的 探讨网络成瘾、电子屏幕时间与抑郁症状发生的关联。方法 选取2013-2019年天津慢性低度炎症与健康（TCLSIH）队列中6 932名正常体检的60岁以下成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自我报告问卷评估研究对象网络成瘾程度、电脑/手机使用时间和电视使用时间。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研究对象的抑郁症状。根据SDS总分分为无抑郁症状组（<45分）和有抑郁症状组（≥45分）。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网络成瘾和电子屏幕时间与发生抑郁症状的关联。结果 调整潜在的混杂因素后,与没有网络成瘾者相比,以前有网络成瘾者、轻度网络成瘾者、中/重度网络成瘾者随访期间发生抑郁症状的HR值（95%CI）分别为0.83（0.56~1.23）、1.20（1.03~1.41）、1.48（1.16~1.89）。网络成瘾与出现抑郁症状之间的线性关联有统计学意义（趋势性P<0.001）;与使用电脑/手机0~h/d者相比,使用手机1~、3~、5~、>10 h/d者随访期间发生抑郁症状的HR值（95%CI）分别为0.59（0.40~0.88）、0.58（0.40~0.85）、0.52（0.36~0.76）、0.69（0.45~1.05）。电脑/手机使用时间与随访期间出现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存在“U”形趋势（趋势性P<0.001）;未调整和初步潜在混杂因素后,与每天不使用电视者相比,电视使用时间≥3 h/d者随访期间发生抑郁症状的HR值（95%CI）分别为1.36（1.09~1.69）和1.34（1.07~1.68）。电视使用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之间存在关联（趋势性P<0.001）。结论 网络成瘾和电视使用时间与随访期间抑郁症状风险的增加有关,而电脑/手机使用时间与随访期间抑郁症状风险的降低有关。     

出生季节与女性初潮年龄及绝经年龄的关联分析

目的 分析出生季节与初潮年龄、绝经年龄及生育年限间的关联。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基线调查数据,剔除初潮年龄在生理范围外（<9岁或>18岁）的个体后,纳入285 186名女性进行初潮年龄相关分析;在已绝经的女性中排除因施行子宫切除术或卵巢摘除术绝经者,纳入132 373人进行绝经年龄及生育年限相关分析。统计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在调整了可能的混杂因素后,与春季出生的女性相比,出生于夏、秋及冬季的女性初潮年龄平均晚0.14（95%CI：0.13~0.16）、0.26（95%CI：0.24~0.27）及0.10（95%CI：0.08~0.12）岁,绝经年龄依次晚0.14（95%CI：0.08~0.20）、0.18（95%CI：0.12~0.24）及0.09（95%CI：0.03~0.16）岁。生育年限与出生季节无关。上述关联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出生年代的女性中均是一致的。结论 出生于春季的女性初潮年龄及绝经年龄均更早。本研究结果提示生命早期某些与季节相关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女性生殖系统的发育。     

浙江省中学生焦虑抑郁症状共病状况分析

目的 对浙江省中学生焦虑抑郁症状共病的流行特征进行分析,为制定防治策略及评估干预效果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和自我管理式问卷调查方法,于2022年4-6月对浙江省30个市（县、区）376所学校的28 043名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的学生采用统一的问卷进行匿名调查。焦虑症状判定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抑郁症状判定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最终纳入分析27 004名。结果 中学生焦虑抑郁症状共病率为11.54%（95%CI：10.90%~12.19%）,女生（15.42%,95%CI：14.47%~16.38%）高于男生（8.05%,95%CI：7.43%~8.67%）（P<0.001）;农村（12.35%,95%CI：11.49%~13.22%）高于城市（10.06%,95%CI：9.27%~10.86%）（P<0.001）;初中、普通高中和非普通高中学生共病率分别为11.73%（95%CI：10.82%~12.64%）、12.49%（95%CI：11.20%~13.79%）和9.98%（95%CI：8.68%~11.27%）（P=0.025）;离异/丧偶/分居家庭的学生共病率（16.64%,95%CI：14.86%~18.43%）高于在婚家庭（10.82%,95%CI：10.14%~11.50%）（P<0.001）;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共病率越低（P<0.001）;过去30 d吸烟者共病率（21.70%,95%CI：18.24%~25.16%）高于未吸烟者（11.13%,95%CI：10.51%~11.76%）;过去30 d饮酒者共病率（19.36%,95%CI：17.58%~21.14%）高于未饮酒者（10.05%,95%CI：9.43%~10.68%）;共病率随每周体育活动天数增加而降低（P<0.001）;自报学习成绩越差的学生,共病率越高（P<0.001）;过去12个月参与过打架者共病率（18.42%,95%CI：16.75%~20.09%）高于未参与过者（10.45%,95%CI：9.81%~11.10%）。结论 浙江省中学生焦虑抑郁症状共病率较高,应关注中学生心理健康。     

童年期虐待经历与青春期抑郁症状的前瞻性关联

目的 探讨童年期虐待经历与青春期抑郁症状的前瞻性关联。方法 于2013年5月方便选取安徽省蚌埠市3所小学,根据知情同意原则,对参加研究的3～4年级学生进行身高、体重测量,同时开展问卷调查,其中学生问卷包括童年期受虐待经历（情感、躯体和性虐待）和抑郁症状等;父母问卷包括父母学历和家庭经济条件等信息。2017年3月进行随访。基线抑郁症状采用儿童抑郁量表评价,随访期抑郁症状采用《心境与情绪问卷》评价。建立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童年期虐待经历与青春期抑郁症状的前瞻性关联。结果 2013年基线调查1 172名学生,4年后随访1 021名（87.1%）。基线童年期虐待经历报告完整的学生为1 126名,其中躯体、情感和性虐待报告率分别为12.8%（144/1 126）、11.1%（125/1 126）和10.9%（123/1 126）。基线与随访期抑郁症状报告率分别为7.0%（82/1 172）和12.3%（126/1 021）。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调整基线抑郁症状、随访时年龄、性别、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离婚、BMI分类后,童年期情感虐待经历（OR=1.86,95% CI：1.03～3.36;P=0.039）和躯体虐待经历（OR=2.37,95% CI：1.39～4.03;P=0.001）增加青春期抑郁症状发生风险。结论 童年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可能增加青春期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     

浙江省台州市海岛和山区中老年人群衰弱患病率与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 比较浙江省台州市海岛和山区≥45岁中老年社区人群衰弱现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基于横断面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及配额抽样的方法。2022年7-8月在台州市沿海6个行政区和3个内陆行政区中各随机抽取1个行政区（椒江区和仙居县），作为两类地形代表地区。整群抽样纳入椒江区海岛所有≥45岁的常住人口，在仙居县山区按年龄和性别1∶1进行配额抽样，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查收集其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及健康状况相关数据，以Fried衰弱表型量表评估衰弱状况。采用分层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海岛和山区研究对象衰弱的相关因素。结果 研究对象共1 011人，其中海岛和山区人群分别占48.1%（486/1 011），和51.9%（525/1 011）；男性和女性分别占45.9%（464/1 011）和54.1%（547/1 011）；45~、60~、≥75岁年龄组分别占38.6%（390/1 011）、44.6%（451/1 011）和16.8%（170/1 011）。研究对象的衰弱患病率为3.6%（36/1 011），男性和女性的衰弱率分别为3.7%（17/464）和3.5%（19/547）。45~、60~和≥75岁年龄组衰弱患病率分别为0.3%（1/390）、2.2%（10/451）、14.7%（25/170）。海岛的衰弱和衰弱前期患病率分别为6.0%（29/486）和39.1%（190/486），高于山区的1.3%（7/525）和30.9%（162/525）。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海岛研究对象的衰弱患病风险显著高于山区（aOR=1.55，95%CI：1.07~2.25，P=0.019）。海岛研究对象的衰弱症状相关因素包括增龄（60~岁组：aOR=2.52，95%CI：1.56~4.13；≥75岁组：aOR=11.65，95%CI：5.38~26.70）、女性（aOR=1.94，95%CI：1.20~3.17）和抑郁（aOR=1.09，95%CI：1.02~1.17）。山区研究对象的衰老症状相关因素为增龄，但OR值低于海岛（60~岁组：aOR=1.74，95%CI：1.04~2.94；≥75岁组：aOR=4.78，95%CI：2.45~9.50）。山区研究对象的多重用药（aOR=2.08，95%CI：1.14~3.80）和抑郁（aOR=1.10，95%CI：1.02~1.18）与衰弱症状呈显著正相关；山区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与衰弱症状者显著负相关（初中：aOR=0.40，95%CI：0.21~0.75；高中/中专：aOR=0.29，95%CI：0.15~0.53；大专及以上：aOR=0.22，95%CI：0.11~0.42）。结论 台州市海岛中老年人群衰弱患病率显著高于山区，海岛和山区的衰弱相关因素存在差异。海岛≥75岁高龄老年人和女性的衰弱患病风险较高，增龄和抑郁是衰弱的独立危险因素。需关注海岛的健康危险因素及环境特殊性，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延缓衰弱进程，提高中老年人群生命质量。     

自报牙龈出血与高血压患病关联的研究

目的 探讨自报牙龈出血与高血压患病的关联。方法 对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浙江省桐乡市项目点基线数据进行横断面分析,剔除调查时自报曾被医生诊断患有恶性肿瘤、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患者,以及不刷牙的调查对象后,纳入分析30~79岁48 625人。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报牙龈出血与高血压患病之间的比值比（OR）。结果 调查对象年龄（51.2±9.2）岁,女性占59.2%。42.9%（20 879人）患有高血压。自报牙龈经常出血的人群比例为6.56%（95%CI：6.38%~6.75%）,其中男性为4.36%（95%CI：4.12%~4.60%）,女性为8.08%（95%CI：7.82%~8.35%）,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调整了人口社会学因素,行为生活方式、睡眠时间、BMI、腰围和打鼾等多种危险因素后,和从不/很少牙龈出血的男性相比,有时牙龈出血和经常牙龈出血的男性高血压患病的OR值（95%CI）分别为1.04（0.96~1.12）和1.18（1.02~1.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势性P=0.038）。在女性中,相应的高血压患病的OR值（95%CI）分别为0.96（0.91~1.02）和0.95（0.86~1.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趋势性P=0.344）。结论 男性自报牙龈经常出血与高血压患病显著相关。     

生活方式与抑郁症状的关联性研究：TCLSIH研究

目的 选取2013－2016年天津慢性低度炎症与健康（TCLSIH）队列人群为研究对象,探讨生活方式各因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为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和防治抑郁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对24 256名研究对象进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抑郁症状、生活方式调查问卷以及体格检查。采用SAS 9.3软件,将SDS评分按总分<45和≥45分为无抑郁症状组和抑郁症状组,分析生活方式各因素与抑郁症状的关系。结果 研究对象中SDS≥45分占16.59%。基线调查显示：与无抑郁症状组人群相比,抑郁症状组人群有较高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比（NLR）水平（P<0.01）、有较低的BMI、总能量摄入和身体活动量（P<0.000 1）;并倾向于少吃植物性膳食模式、较多的食用动物性食物膳食模式及甜食和水果膳食模式（P<0.000 1）。抑郁症状组人群中吸烟者的比例较高、偶尔饮酒者比例较低（P<0.01）;有较多的女性、独居者、文化程度低、家庭月总收入低;每日室外时间>5 h者比例较高;而管理人员、已婚者和喜欢与亲友来往者比例较低。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NLR、吸烟（OR=1.14,95% CI：1.03~1.26）、已戒酒状态、动物性食物膳食模式（OR=1.41,95% CI：1.35~1.46）、甜食和水果膳食模式（OR=1.17,95% CI：1.13~1.22）、睡眠时间>7.5 h/d、室外活动时长3~5 h/d、室外活动时长>5 h/d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P<0.05）;而BMI（OR=0.98,95% CI：0.97~0.99）、文化程度（OR=0.76,95% CI：0.70~0.82）、管理人员、家庭月总收入（OR=0.63,95% CI：0.58~0.68）、总能量摄入、身体活动量（OR=0.86,95% CI：0.84~0.89）、已婚状态、喜欢与亲友来往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P<0.05）。结论 生活方式各因素与抑郁症状密切相关,开展生活方式干预抑郁症将成为抑郁症防治的新途径。     

四川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状况与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

目的 探讨四川凉山彝族社会经济状况（SES）与超重/肥胖的关系。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横断面调查,对20~80岁彝族农民和城镇移民社会经济状况与超重/肥胖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文化程度、个人年收入、SES综合指标作为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与超重/肥胖（BMI ≥ 24.0 kg/m²）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彝族农民1 894人,彝族移民1 162人。调整年龄、吸烟、饮酒、体力活动后,相对于文盲,彝族农民男性文化程度较高组（小学及初中、高中及以上）超重/肥胖OR值分别为1.71（95%CI：1.13~2.58）、4.15（95%CI：2.10~8.22）;年收入≥ 5 000元组相比于<5 000元组OR值为1.66（95%CI：1.12~2.44）;中、高SES综合指标组相比于低SES组OR值为1.65（95%CI：1.02~2.67）、3.26（95%CI：1.97~5.42）。彝族农民女性年收入≥ 5 000元组相比于<5 000元组OR值为1.49（95%CI：1.10~2.02）;中SES综合指标组相比于低SES综合指标组OR值为1.47（95%CI：1.11~1.95）。彝族移民中,未发现社会经济状况与超重/肥胖存在显著性关联。结论 彝族农民社会经济状况与超重/肥胖存在正向关联。     

母亲孕期抑郁与2岁儿童行为问题关系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母亲孕期抑郁与2岁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 基于2012年4-12月开展的上海闵行出生队列（Shanghai-Minhang Birth Cohort Study）,以491对母亲和儿童为研究对象,使用"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在孕中、晚期以及产后6和12个月对母亲抑郁状况进行评估,并使用"儿童行为量表"调查2岁儿童神经行为发育状况。运用log-binominal回归模型分析母亲孕期抑郁和2岁儿童行为问题关联,并在无产后抑郁症状的母亲中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 在调整母亲孕期年龄、分娩孕周、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和儿童性别后,显示母亲孕中期有抑郁症状的子代情感反应和内向化行为问题发生风险增加,RR值（95% CI）分别为2.61（1.36~4.99）和1.94（1.22~3.08）。母亲孕晚期有抑郁症状的子代情感反应、退缩行为、攻击行为、内向化和外向化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也增加,RR值（95% CI）分别为6.46（3.09~13.53）、2.42（1.16~5.02）、2.93（1.45~5.94）、1.79（1.01~3.16）和2.56（1.49~4.42）倍。在无产后抑郁症状的母亲中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孕期有抑郁症状的子代情感反应、攻击行为、内向化及外向化行为问题的发生风险没有明显变化。结论 母亲孕期抑郁可能会增加儿童行为异常的发生风险,应加强孕妇妊娠期间心理健康监测,以降低儿童行为问题发生,促进母婴健康。     

中国8个长寿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8个长寿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子队列-"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队列研究"。2017年8个长寿地区数据,共纳入2180名≥65岁老年人,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人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生活方式、慢性病患病情况、功能状况、亲友和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状的影响。结果中国8个长寿地区≥65岁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5.0%,其中男、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1.5%和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锻炼身体(OR=0.44,95%CI:0.26~0.74)、经常吃鱼类(OR=0.57,95%CI:0.39~0.83)、参加文娱活动(OR=0.65,95%CI:0.44~0.96)、参加社会活动(OR=0.28,95%CI:0.11~0.73)和能够享受社区服务(OR=0.68,95%CI:0.50~0.93)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较低。睡眠不足(OR=2.04,95%CI:1.49~2.80)、视力障碍(OR=1.54,95%CI:1.08~2.18)、患胃肠溃疡(OR=2.97,95%CI:1.53~5.77)、患关节炎(OR=2.63,95%CI:1.61~4.32)、家庭支出大于收入(OR=1.80,95%CI:1.17~2.78)和自评经济条件差(OR=4.58,95%CI:2.48~8.47)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结论老年人是否锻炼身体、饮食有鱼类、参加文娱和社会活动、享受社区服务、睡眠时长、视力情况、是否有胃肠溃疡和关节炎与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相关。     

家庭相关因素与中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关系的研究

目的 分析家庭相关因素与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系。方法 利用"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筛选6~17岁儿童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父母体重、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入等家庭相关因素进行匹配后获得6 343名研究样本,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法分析家庭相关因素与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关系。结果 在调整年龄、性别、城乡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父母BMI越高（母亲：OR=1.83,95%CI：1.63~2.05;父亲：OR=1.74,95%CI：1.57~1.94）、家庭年人均收入越高（OR=1.30,95%CI：1.15~1.46）、母亲的文化水平越高（OR=1.24,95%CI：1.12~1.37）,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越高。结论 父母超重肥胖、母亲文化水平高、家庭年人均收入高等相关因素与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呈正相关。     

我国就业流动人口睡眠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我国18～59岁就业流动人口睡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流动人口睡眠状况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2012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按行业分层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开展,以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询问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基本信息、行为危险因素、睡眠时间以及社会压力状况。对数据进行复杂加权后,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就业流动人口睡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43 521名研究对象,就业流动人口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7.77 h,女性（7.87 h）高于男性（7.69 h）。就业流动人口睡眠不足率为12.3%（95% CI：11.8%～12.7%）,45～59岁人群（21.2%）高于18～岁人群（11.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流入地区、行为危险因素、BMI、社会压力、自评健康状况和自报患有慢性病是影响流动人口睡眠不足率的主要因素。男性流动人口睡眠不足率是女性的1.18倍（95% CI：1.07～1.31）;吸烟人群是不吸烟人群的1.22倍（95% CI：1.11～1.33）;过量饮酒人群是正常人群的1.31倍（95% CI：1.16～1.49）;工作和生活压力较大的流动人口睡眠不足率是没有工作和生活压力人群的1.46倍（95% CI：1.29～1.65）和1.33倍（95% CI：1.18～1.50）。结论 我国就业流动人口睡眠不足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睡眠状况的重视,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睡眠质量。     

家庭矛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关系的队列研究

目的 分析家庭矛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间的关系。方法 在山东省3个县（市）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共选取8所中学作为调查学校，选取7、8和10年级的学生进行基线和随访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自杀行为、家庭矛盾和抑郁等信息，研究共纳入7 072名研究对象。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的关系。结果 7 072名研究对象的基线年龄为（14.58±1.45）岁，有任何自杀行为的有750人（10.6%），其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人数（报告率）分别为707人（10.0%）、258人（3.6%）和190人（2.7%）。有自杀行为者的家庭矛盾得分高于没有自杀行为者。调整其他因素后，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矛盾与自杀行为（OR=1.05，95%CI：1.01~1.10）、自杀意念（OR=1.05，95%CI：1.00~1.09）、自杀计划（OR=1.08，95%CI：1.01~1.16）和自杀未遂（OR=1.10，95%CI：1.02~1.19）的风险增加有关。进一步对性别进行分层后，分析结果显示，女生的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无统计学关联；男生的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有统计学关联，尤其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且男生家庭矛盾对于自杀计划的预测作用大于自杀意念。敏感性分析显示该结果对于男生稳定。结论 家庭矛盾可能会增加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风险，尤其是男生。和谐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1953-2010年中国10~24岁青少年全死因死亡率趋势和地区差异分析

目的分析1953-2010年中国10~24岁青少年全死因死亡率的趋势和地区差异。方法利用1953-2010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中国10~24岁青少年全死因死亡率及其年变化率。将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社会经济水平指标,计算青少年死亡的Wagstaff标准化集中指数。结果1953-2010年,中国青少年死亡率总体表现为男性高于女性,20~24岁组高于15~19和10~14岁组,西部高于东部。中国10~24岁青少年男性全死因死亡率由1953-1964年的554.6/10万下降至2010年的55.7/10万,女性由488.4/10万下降至26.7/10万,女性下降百分比(94.5%)高于男性(90.0%)。1981-2010年青少年男性死亡率年均下降率最大的为北京(4.4%),最小的为青海(0.1%);女性最大的为湖北(6.4%),最小的为青海(0.8%);死亡率较高的省份年均下降率较小。1990、2000和2010年男性青少年死亡集中指数分别为-0.07(95%CI:-0.11^-0.03)、-0.13(95%CI:-0.18^-0.08)和-0.16(95%CI:-0.22^-0.10),女性分别为-0.07(95%CI:-0.13^-0.02)、-0.18(95%CI:-0.24^-0.12)和-0.18(95%CI:-0.26^-0.09)。男、女性在1990、2000和2010年的集中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青少年总体死亡率大幅下降,但下降幅度存在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     

我国2014年1~29岁人群戊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2014年1~29岁人群戊型肝炎病毒（HEV）抗体（抗-HEV）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基于2014年我国1~29岁人群乙型肝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个案数据库,估算样本量,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和随机函数抽取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采用ELISA法检测抗-HEV IgG。运用SAS 9.1.3软件统计分析,采用抽样权重运用泰勒级数线性法计算不同年龄、性别、城乡、地区等抗-HEV阳性率及95%CI,通过比较95%CI判定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共检测1~29岁人群血清标本14 106人,其中男性6 996人（49.60%）,城市7 013人（49.72%）。我国1~29岁人群抗-HEV阳性率为8.12%（95%CI：7.19~9.15）,男性和女性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西部地区（11.36%,95%CI：9.45~13.62）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1~、5~、10~、15~、20~和25~29岁组人群抗-HEV阳性率分别为2.46%、2.24%、4.50%、7.58%、11.89%、17.27%,随着年龄的增大,抗-HEV阳性率逐渐上升;不同民族抗-HEV阳性率较高的为藏族（18.32%,95%CI：12.02~26.90）、壮族（9.54%,95%CI：4.33~19.73）。结论 2014年我国抗-HEV阳性率有所下降,仍需密切关注1~29岁人群HEV感染、发病及相关危险因素。     

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全死因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水平与变化趋势

目的 分析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全死因死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及变化趋势。方法 利用中国死因监测系统收集的2007-2016年居民死因监测数据,分析我国劳动力人口不同性别、城乡、地区的全死因死亡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未标化率、年龄标化死亡率及其变化趋势;分析3大类疾病（传染病、母婴疾病、营养缺乏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伤害）的未标化死亡率及死亡构成比的变化趋势;分析不同性别恶性肿瘤、COPD、心脑血管疾病标化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依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构成计算年龄标化死亡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拟合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时间变化趋势。结果 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年龄标化死亡率为217.23/10万;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全死因年龄标化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平均每年下降幅度为-2.8%（95% CI：-3.8%~-1.7%）,不同性别、城乡、地区之间差距逐渐缩小;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构成比上升,平均每年上升幅度为0.8%（95% CI：0.7%~0.9%）;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年龄标化死亡率为171.89/10万;2007-2016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年龄标化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平均每年变化幅度为-2.4%（95% CI：-3.3%~-1.4%）,女性下降趋势最明显,平均每年变化幅度为-3.3%（95% CI：-4.0%~-2.5%）。全国恶性肿瘤、COPD、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均呈现下降趋势,10年间平均下降幅度分别为-2.0%（95% CI：-2.6%~-1.3%）,-8.0%（95% CI：-8.9%~-7.1%）,-1.5%（95% CI：-2.9%~-0.1%）,-2.3%（95% CI：-2.8%~-1.8%）。结论 2007-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全死因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年龄标化率均呈现下降趋势,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构成比逐年上升,成为必须高度关注的影响我国劳动力人口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Stressful Life Event Experiences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atent Class Analysis

ObjectivesNearly 65% to 70% of pregnan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one or more stressful life events (SLEs), which can lead to adverse maternal and/or fetal outcomes.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groups of women with similar patterns of antenatal SLE experiences, and to examine their sociodemographic correlates.MethodsData from the 2009 to 2011 Pregnancy Risk Assessment Monitoring System were used and latent class analysis performed (N = 115,704) to identify unobserved class membership. The relative likelihood of membership in each latent class was explored using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ResultsA three-class model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with the majority (64%) in the low-stress class. The illness/death related-stress class (13%) had a high prevalence of illness (77%) and death (63%) of someone close or a family member, whereas those in the multiple stressors (22%) class endorsed most other SLEs. Unmarried and lowest poverty women were, respectively, more (adjusted odds ratio, 2.3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12–2.62) and less likely (adjusted odds ratio, 0.09;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07–0.11) to be in the multiple stressors class.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severe pregnancy-associated nausea/vomiting, preterm labor,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was in the multiple stress class, followed by illness/death, and low-stress classes.ConclusionsThat one out of every five and one out of every eight women were in the multiple stressors and illness/death related-stress classes, respectively, suggests that antenatal SLEs are common. The greater likelihood of adverse maternal health outcomes in both the illness/death stress and the multiple stressors classes suggests the importance of screening for these SLEs and providing support to pregnant women.     

职业人群工作环境噪声感知与心血管疾病、抑郁症状及其共病的关联

目的 分析职业人群的工作环境噪声感知与心血管疾病（CVD）、抑郁症状及其共病的关系,为身心疾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来自2021年10-12月四川省、贵州省28个地级市和重庆市33个区（县）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西南职业人群队列基线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工作环境噪声感知、抑郁症状和CVD史等情况,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模型确定噪声感知类型,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噪声感知类型与CVD、抑郁症状及其共病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30 509名研究对象,年龄为（36.6±10.5）岁,82.0%为男性。工作环境噪声直接感受、心理影响、听力/睡眠影响程度的增加均会升高单纯CVD、单纯抑郁症状及其共病的患病风险。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将噪声感知分为低、中、高和极高水平。与低水平噪声感知相比,噪声感知水平越高,与单纯CVD、单纯抑郁症状和CVD合并抑郁症状的关联越强,其中极高水平噪声感知与低水平相比,单纯CVD、单纯抑郁症状、CVD合并抑郁症状人群的患病风险分别增加了2.14（95%CI：1.73~2.65）倍、8.80（95%CI：7.91~9.78）倍、17.02（95%CI：12.78~22.66）倍。结论 不同噪声感知类型与CVD和抑郁症状有关,对CVD合并抑郁症状危害更大。应降低职业人群工作环境噪声强度,减少患身心疾病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