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及以上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比较

目的 观察并比较≥18岁HIV感染者（感染者）接受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36个月内,不同年龄组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水平,探讨年龄因素对参加ART的感染者CD₄计数水平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广州市、柳州市和昆明市3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初次接受ART年龄≥18岁感染者,观察时间为初次接受ART之日（基线）起满36个月。研究对象基线和随访数据通过国家ART信息系统收集。按照基线年龄分组为18～49岁组、50～59岁组和≥60岁组。CD₄计数按照基线水平分为<200个/μl和200～350个/μl两层。以基线和治疗36个月内不同时间CD₄计数水平为因变量,应用混合效应线性模型分析基线年龄、病毒抑制情况、性别、基线CD₄/CD₈比值以及开始ART方案等因素对CD₄计数水平的影响。结果 共收集5 331例感染者数据。基线CD₄<200个/μl和200～350个/μl两层的年龄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3, P=0.938）。在基线CD₄<200个/μl层,50～59岁组和≥60岁组在ART 36个月内的CD₄计数水平均低于18～49岁组;在基线CD₄为200～350个/μl层,50～59岁组与18～49岁组的CD₄计数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0岁组的CD₄计数水平低于18～49岁组。结论 年龄是ART后CD₄计数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针对≥50岁感染者应该更早启动ART,有助于其免疫功能恢复。     

柳州市1998－2012年新发现HIV基因亚型变化及HIV感染者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比较

目的 分析柳州市1998－2012年新发现HIV基因亚型变化,比较HIV感染者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为艾滋病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1998－2012年柳州市新发现HIV感染者,对其血浆进行RNA提取、扩增、测序和分型。采用Coharan-Armitage趋势检验法分析HIV基因亚型变化的趋势,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法分析比较HIV感染者的首次CD₄。结果 研究对象共有1 877例HIV感染者。1998－2012年,CRF01_AE、CRF01_AE（Cluster 1）和CRF07_BC亚型构成比分别从78.4%（76/97）上升至91.5%（1 441/1 574）、63.9%（62/97）上升至74.0%（1 164/1 574）和17.5%（17/97）下降至4.6%（72/1 574）,趋势性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632,P<0.001;Z=2.455,P=0.014;Z=-5.943,P<0.001）。CRF01_AE（Cluster 1）、CRF01_AE（Cluster 2）、CRF07_BC和CRF08_BC亚型HIV感染者首次CD₄的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分别是230（83～375）、215（48～351）、365（254～503）和334（206～479）个/μl。CRF01_AE（Cluster 1）和CRF01_AE（Cluster 2）亚型HIV感染者的首次CD₄均Z=-4.795,P<0.001;Z=-4.238,P<0.001）。结论 1998－2012年柳州市新发现HIV感染者以CRF01_AE亚型为主并呈上升趋势,其首次CD₄较低,且新发现CRF01_AE亚簇的种类在增加,其亚簇构成比存在变化趋势。     

利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男男性行为人群中HIV疾病进程

目的 了解MSM不同年龄组中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的进展变化,进一步探索HIV感染的疾病进程。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截至2019年5月31日、≥15岁、感染途径为男男性行为、抗病毒治疗前CD₄检测次数≥2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拟合抗病毒治疗前的CD₄平方根与感染时间之间的线性消除关系,利用含有末次HIV阴性检测日期和首次阳性检测日期的CD₄值估计截距,采用t检验和Z检验对模型参数进行检验,并反向估计从HIV阳转到达CD₄<500、<350、<200个/μl的中位时间。结果 纳入研究对象共计26 754例,含有HIV末次阴性检测日期的共146例;年龄为M=27（P₂₅～P₇₅：23～35）岁;线性消除模型中,15～、25～和≥35岁年龄组的截距24.84（95% CI：23.76～25.92）、23.94（95% CI：22.86～25.02）、23.44（95% CI：21.91～24.96）;15～、25～、35～和≥45岁年龄组的斜率为-1.31（95% CI：-1.33～-1.25）、-1.37（95% CI：-1.40～-1.33）、-1.53（95% CI：-1.58～-1.47）、-1.59（95% CI：-1.68～-1.51）;从HIV抗体阳转到CD₄<500、<350、<200个/μl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29（95% CI：0.79～1.81）、3.92（95% CI：3.36～4.48）和7.21（95% CI：6.58～7.81）年,其中15～岁年龄组到达3个CD₄阈值的中位时间最长,分别为1.89（95% CI：1.05～2.85）、4.68（95% CI：3.80～5.77）、8.17（95% CI：7.23～9.42）年,≥45岁年龄组到达3个CD₄阈值的中位时间最短,分别为0.68（95% CI：0.00～1.72）、2.98（95% CI：1.91～4.14）、5.85（95% CI：4.62～7.16）年。结论 MSM中CD₄的消除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进展加快,高年龄组从HIV阳转到达不同CD₄阈值的进展时间比低年龄组更短,提示MSM中高年龄组受HIV感染的影响更大,早诊断并及早开展治疗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成年人HIV/AIDS抗病毒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免疫重建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成年人HIV/AIDS开始抗病毒治疗（ART）后CD4⁺T淋巴细胞（CD4）纵向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德宏州2007-2016年开始ART的成年人HIV/AIDS的回顾性队列随访至2018年12月31日。免疫重建良好的定义为HIV/AIDS经ART后CD4恢复至基本正常（>500个/μl）,据此将HIV/AIDS分为4个组,采用轨迹分析模型描述和分析每组ART后CD4免疫重建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采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共7 605例HIV/AIDS,开始ART年龄M（P₂₅,P₇₅）为36（30,43）岁,男性4 641例（61.0%）,汉族3 232例（42.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4 624例（60.8%）,随访时间M（P₂₅,P₇₅）为6.1（4.1,8.1）年。CD4未恢复正常组、CD4基本恢复正常组、CD4恢复正常组和CD4维持正常组的构成比分别为34.4%（2 617）、39.8%（3 030）、20.6%（1 562）和5.2%（396）。与CD4未恢复正常组作为对照组相比,开始ART年龄<35岁、女性、中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性传播感染途径、基线无机会性感染、开始ART时CD4≥200个/μl、含替诺福韦（TDF）标准的ART方案、确诊到开始ART时间<1年是促进HIV/AIDS的CD4免疫重建良好的影响因素。结论 德宏州ART后HIV/AIDS的CD4免疫重建情况呈多种状况,在基线CD4较高水平时开始ART有助于CD4恢复至正常水平。建议尽早开始ART,注意随访和关注CD4水平变化。     

贵州省1996－2015年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中HIV/AIDS死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降低HIV/AIDS死亡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为研究对象,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 958例注射吸毒HIV/AIDS纳入分析,全死因的死亡比例为44.01%（1 742/3 958）,总死亡率为7.80/100人年,生存时间M=8.08年;抗病毒治疗（ART）组死亡率为3.57/100人年,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组死亡率为4.08/1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死亡与性别、民族、确认HIV阳性时年龄、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ART和MMT有关;女性的死亡风险是男性的0.82倍（95% CI：0.69～0.98）;少数民族的死亡风险是汉族的1.39倍（95% CI：1.21～1.60）;确认HIV阳性时年龄≥50岁的死亡风险是<20岁的2.44倍（95% CI：1.07～5.56）;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500个/μl组的死亡风险是CD₄<200个/μl组的0.27倍（95% CI：0.22～0.32）;未参加AR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2.83倍（95% CI：2.45～3.26）;未参加MM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1.35倍（95% CI：1.15～1.59）。结论 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中,男性、确认HIV阳性时年龄较大者、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较低、未参加ART和MMT的病例,死亡风险较高。     

河南省2003-2005年HIV/AIDS抗病毒治疗随访10年生存状况分析

目的 分析河南省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10年生存状况及影响长期生存的因素。方法 利用国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数据库,收集河南省2003－2005年接受ART的HIV/AIDS基本情况和治疗随访信息,采用寿命表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状况和影响长期生存的危险因素,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2003－2005年开始ART的2 448例HIV/AIDS中,男性占53.5%（1 309/2 448）,女性占46.5%（1 139/2 448）,40～59岁占70.1%（1 715/2 448）,以血液传播为主,占95.5%（2 337/2 448）;ART后随访10年,死于艾滋病及相关疾病719例,死亡率为3.78/100人年（719/19 010人年）;患者第1、3、5、10年累计生存率为0.94、0.86、0.78、0.69。相对于年龄<40岁组,40～、50～、60～和≥70岁组HR值（95% CI）分别为1.417（0.903～2.222）、1.834（1.174～2.866）、2.422（1.539～3.810）和3.424（2.053～5.709）;相对于基线CD₄⁺T淋巴细胞（CD₄）>350个/μl,CD₄<50、50～199、200～350个/μl的HR值（95% CI）值分别为7.105（5.449～9.264）、4.175（3.249～5.366）和2.214（1.691～2.900）;男性相对于女性HR=1.480（95% CI：1.273～1.172）、没有更换二线治疗HR=11.923（95% CI：9.410～15.104）。结论 河南省早期HIV/AIDS接受ART 10年后的累计生存率为0.69,男性、年龄较大、基线CD₄水平低、未及时更换二线抗病毒药物为影响其长期生存的危险因素。     

广西壮族自治区2004-2019年初始抗病毒治疗儿童HIV感染者死亡和脱失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初始抗病毒治疗（ART）儿童HIV感染者死亡和脱失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ART信息系统下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2004-2019年初始ART儿童HIV感染者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和脱失情况。结果 共计943例儿童HIV感染者进入队列,总体病死率和脱失率分别为1.00/100人年和0.77/100人年。初始治疗后第1年病死率和脱失率分别为3.90/100人年和1.67/100人年。初始ART后第1、2、5、10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6.14%、95.80%、93.68%、91.5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女性（aHR=2.00,95%CI：1.17~3.40）、基线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200个/μl（aHR=2.79,95%CI：1.54~5.06）、基线年龄别体重Z评分<-2（aHR=2.38,95%CI：1.32~4.26）、基线血红蛋白<80 g/L（aHR=2.47,95%CI：1.24~4.92）和初始ART方案含LPV/r（aHR=5.05,95%CI：1.15~22.12）是儿童HIV感染者死亡的关联性因素;女性（aHR=2.23,95%CI：1.22~4.07）和初始ART方案含LPV/r（aHR=2.02,95%CI：1.07~3.79）是儿童HIV感染者脱失的关联性因素。结论 广西儿童HIV感染者ART效果较好,但初始ART后第1年病死率和脱失率较高。需针对死亡和脱失的影响因素,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儿童HIV感染者及其父母的宣传教育以提高ART效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CD4+T淋巴细胞动态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抗病毒治疗患者CD₄⁺T淋巴细胞动态趋势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13年1月1日后首次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成年艾滋病患者,对基线、治疗后6个月和12个月时间段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进行回顾分析,采用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和分析患者CD₄⁺T淋巴细胞动态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 4 082例患者基线、治疗后6个月和12个月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均值分别为(195.3±155.7)cells/mm³、(331.9±202.6) cells/mm³ 和 (380.9±221.3) cells/mm³, 仅有时间效应时,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 161.124,P=0.000)。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随时间推移而提升,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治疗方案、漏服药物和停药。受性别、年龄、治疗方案、漏服药物、停药等因素影响,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随时间推移而呈线性提升趋势。受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停药等因素影响,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提升趋势符合二次方曲线方程。结论 广西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提升速度受多种因素影响。针对不同患者适时进行抗病毒治疗可以获得良好预后结果。     

台州市2006－2019年HIV/AIDS抗病毒治疗策略与免疫学效果的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探讨不同ART策略与免疫学效果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立即ART影响因素,采用t检验和χ²检验比较不同ART策略的免疫学效果差异,采用Kaplan-Meier（K-M）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06－2019年台州市2 971例HIV/AIDS中,立即ART组1 786例（占60.1%）,其中2016－2019年立即ART的比例为77.8%（1 170/1 504）。2006－2019年立即ART组的成功率（87.4%,1 561/1 786）高于延迟ART组（84.4%,1 000/1 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立即ART的影响因素中,男性（aOR=1.28,95% CI：1.03~1.59）、已婚（aOR=1.71,95% CI：1.33~2.19）、基线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200个/μl（aOR=1.60,95% CI：1.27~2.02）与立即ART呈正相关;31~40岁（aOR=0.63,95% CI：0.48~0.84）、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aOR=0.60,95% CI：0.49~0.74）、确证时间为2015年及以前（aOR=0.20,95% CI：0.17~0.23）与立即ART呈负相关。立即ART组各年份CD₄/CD₈比值的增幅和ART累积成功率均大于延迟ART组（P<0.05）。结论 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ART策略落实较好,立即ART比例超过60.0%,立即ART组的ART免疫学效果较好。针对HIV/AIDS中31~40岁、女性、未婚和异性性传播者,需加强立即ART的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ART效果。     

HBsAg阳性母亲HBeAg和新生儿调节性T淋巴细胞关系及对HBV宫内传播的影响

目的 探讨HBsAg阳性母亲的HBeAg与新生儿CD₄⁺CD₂₅⁺Foxp3⁺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含量的关系以及对增加新生儿HBV宫内传播发生风险的影响。方法 选择太原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分娩的270对HBsAg阳性母亲及其新生儿,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及分娩情况等资料,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FQ-PCR）和化学发光免疫试验（CLIA）检测母婴外周血HBV DNA及HBV血清学标志物;流式细胞术（FCM）检测新生儿外周血Treg等免疫细胞含量。结果 母亲HBeAg阳性是HBV宫内传播的危险因素（OR=4.08,95% CI：1.89~8.82）;母亲HBeAg阳性者新生儿Treg含量高于阴性者（Z=2.29,P=0.022）;按母亲HBeAg滴度分为5组,各组间新生儿Treg、HBeAg及母亲HBV DNA随母亲HBeAg滴度增高呈上升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8.73,P<0.001;χ²=181.60,P<0.001;χ²=183.09,P<0.001）。偏相关分析中控制母亲HBV DNA以及新生儿HBeAg后,母亲HBeAg与新生儿Treg呈正相关（r_s=0.19,P=0.039）。新生儿Treg与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pDC）、CD₄⁺T淋巴细胞含量为负相关（r_s=-0.21,P=0.017;r_s=-0.23,P=0.009）。结论 HBsAg阳性母亲的HBeAg可能通过上调新生儿Treg含量,影响树突状细胞和效应T淋巴细胞的功能及其对HBV的免疫应答,从而增加新生儿发生HBV宫内传播的风险。     

139对双生子红细胞钠、钾离子的遗传度分析

利用遗传流行病学方法调查了天津市南开区139对双胞胎,其中单卵双生(MZ)74对,双卵双生(DZ)65对。并用几种不同的遗传度估计方法分析了红细胞Na⁺、K⁺的共同基因和共同环境因素对血压的影响。结果表明遗传因素、共同环境因素及双胞胎各自的环境因素对血压影响近似的是RBC Na⁺,h²=0.32,C²=0.35,u²=0.33。环境因素为主要原因的是RBC K⁺,C²=0.97。     

中国2011-2015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随访检测及其流动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2011-2015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流动、接受随访和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的情况,为减少流动HIV/AIDS的失访,加强流动HIV/AIDS的规范化管理,预防二代传播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下载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病例报告历史卡片和随访管理定时数据库,对2011-2015年新报告及存活的HIV/AIDS现住址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结果 新报告跨省流动HIV/AIDS的人数和比例逐年上升,从2011年的5 576人（10.0%,5 576/55 805）上升到2015年的15 348人（13.3%,15 348/115 321）。在调整了可能的相关因素后发现,上一年接受随访及CD₄检测的HIV/AIDS中,当年发生跨省流动和跨市流动的HIV/AIDS接受随访及CD₄检测的比例均低于无跨省跨市流动的HIV/AIDS。结论 HIV/AIDS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接受规范化的随访及CD₄检测,在对HIV/AIDS的随访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各地随访管理单位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及时获取其工作和居住地发生变化的信息,在HIV/AIDS发生跨省或者跨市流动时,做好异地流动的转介工作,减少因HIV/AIDS流动而导致的失访、CD₄检测的脱失。     

Induc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by poliovirus capsid polypeptides VP1, VP2 and VP3

The antigenic and immunogenic properties of poliovirus capsid polypeptides (VP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vivo and in vitro. VPs were isolated from infectious and formalin inactivated virus. Upon immunization VPs from infectious virus did not induce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in laboratory animals after two or three injections. Monomeric VP1, VP2 and VP3 from formalin inactivated virus all induced high titres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generally already after two injections. Some anti-VP sera neutralized heterologous virus types. All anti-VP sera react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apsid polypeptides from the homologous and heterologous virus strains in an immunoblotting assay. The anti-VP sera reacted equally well with D- and C-antigen in ELISA.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not only VP1, but also VP2 and VP3 are involved in the induction of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A new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D3 and 25-hydroxyvitamin D3 in meat

The total vitamin D content in meat, i.e., vitamin D₃ and 25-hydroxyvitamin D₃, was determined by HPLC after alkaline hydrolysation, solid-phase extraction and semi-preparative HPLC. For detection, a DAD detector between 220 and 320 nm was used and quantification was performed at 265 nm. Vitamin D₂ was used as internal standard for vitamin D₃ as well as for 25-hydroxyvitamin D₃. Precision for vitamin D₃ was determined in lean meat and lard to 9.1% and 7.1%, respectively.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for 25-hydroxyvitamin D₃ were 8.9% and 9.9%. Accuracy was determined in spiked samples, which showed a recovery of 94.7% and 99.0% for vitamin D₃ and 25-hydroxyvitamin D₃, respectively. The method is applicable for establishing data for food composition tables.     

Prostaglandin E2 production in mice is reduced by consumption of range-fed sources of red meat

Many view bison as a healthful alternative to other red meat sources, and as a way to decrease health risks, they associate it with meat consumption. Using mice as a model for immune function, we hypothesized that consumption of meat from range-fed bison would decrease prostaglandin (PG) E₂ and alter prostacyclin (PGI₂) release upon immune challenge when compared with mice fed meat from grain-finished bison, range-fed beef, feedlot steers, free-ranging elk, or chicken breast. After 2 weeks on an experimental diet and inflammatory stimulation, mouse peritoneal macrophage was isolated and analyzed in 12 animals per diet. Peritoneal cell arachidonic acid increased in response to a chicken-based diet (P < .05), which was likely attributable to higher arachidonic acid intake. Release of PGE₂ was lowest in mice consuming meat of range-fed beef, range-fed bison, and elk but was highest with meat of grain-finished beef and intermediate in mice fed chicken (P < .05). Mice fed elk meat had the greatest PGI₂, whereas PGI₂ was decreased in mice fed meat of either range bison, range beef, or chicken (P < .05) and intermediate in mice fed meat of steers or bison finished in a feedlot. We conclude that consumption of meats characteristic of range-fed ruminants or wild ungulates supports reduced PGE₂ and greater PGI₂ synthesis, indicating potentially greater immune health and lower blood clotting potential than meat from grain-finished cattle or bison in this model system.     

Studies on histaminergic compounds VIII. A new series of compounds showing H1-antagonistic and H2-agonistic properties; synthesis, in vitro pharmacology and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To study the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s (SAR) of impromidine-like H₂-agonists, we prepared some analogues of the potent agonist VUF 8405 (an analogue of impromidine in which the 5-methylimidazole moiety was replaced by a phenyl group) by replacing the benzyl group of VUF 8405 with substituted diphenylmethyl moieties and a number of related groups. The compounds have been tested for H₁-activity on guinea pig ileum and trachea. To determine the H₂-activity, the compound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on both the right atrium and gastric fundus of the guinea pig. The SAR for H₁-antagonistic activity of this series of compounds on the ileum was found to be analogous to that on the trachea.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H₂-SAR on the right atrium and gastric fundus.Because of this combination of H₁-antagonism and H₂-agonism, some of these compounds might be clinically useful, for inst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allergic disturbances and some kinds of heart failure.     

Determination of vitamin D3 and 25-hydroxyvitamin D3 in foodstuffs by HPLC UV-DAD and LC–MS/MS

In order to generate new data for vitamin D content for the Canadian Nutrient File, a method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vitamin D₃ and 25(OH)D₃ in foodstuffs has been modified and improved. Vitamin D₃ was quantified using reverse phase liquid chromatography (LC) with UV-diode array detector (UV-DAD), while 25(OH)D₃ was measured by triple quadrupole mass spectrometry (APCI MS/MS). Quantification was by internal standards (IS) using vitamin D₂ and 25(OH)D₂. A Certified Reference Material (CRM-421 containing vitamin D₃) and a control sample (internally generated reference material of ground pork containing both vitamin D₃ and 25(OH)D₃) were used as valid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tools. Limit of detection for both compounds was 0.04 μg/100 g. Accuracy for vitamin D in the CRM-421 was 99% (0.142 mg/kg for a target of 0.143, n = 10). Recovery of vitamin D₃ in ground pork was 97% (88% absolute recovery). For 25(OH)D₃, a recovery of 94% (73% absolute recovery) was obtained. Using this method, data for vitamin D₃ and 25(OH)D₃ content in a variety of foods (pork, beef, eggs, poultry, fish, and dinners) have been gener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