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新发感染率和相关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 描述中国男男性行为(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水平。方法 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2010年1月至2015年2月公开发表的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相关研究进行汇总和定量分析;采用Stata 12.0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及合并新发感染率、发病风险比、计算发表偏倚和敏感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24篇队列研究文献。中国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为5.0/100人年; 病例报告疫情重的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HIV新发感染率较高(4.9/100人年 vs. 3.4/100人年)。文化程度低(HR=1.61,95%CI:1.21~2.15)、梅毒感染(HR=3.22,95%CI:2.21~4.70)、无保护性肛交(HR=2.92,95%CI:1.51~5.63)、少数民族(HR=4.01,95%CI:1.96~8.21)、商业性行为(HR=4.11,95%CI:1.47~11.46)和多性伴(HR=2.31,95%CI:1.60~3.34)均为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中国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为5.0%,文化程度低、梅毒感染、无保护性肛交、民族、商业性行为和多性伴是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     

湖北省荆州市1996-2021年HIV/AIDS病死率及其影响因素回顾性队列研究

目的 分析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选取现住址为荆州市、确诊时年龄≥15岁、确诊时间为1996-2021年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乘积极限法绘制死亡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识别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HIV/AIDS共3 304例,随访16 091.5人年,死亡893例,病死率为5.5/100人年。HIV/AIDS确诊后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分别为15.4%、25.0%和34.6%,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9%、14.4%和23.7%,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8.0%、90.1%和98.7%。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的死亡风险高于参加抗病毒治疗者（aHR=9.85,95%CI：8.19~11.85）;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aHR=1.64,95%CI：1.29~2.08）、确诊时年龄≥60岁（aHR=3.52,95%CI：2.38~5.20）、注射吸毒/其他途径感染（aHR=2.38,95%CI：1.30~4.34）、医疗机构发现（aHR=1.53,95%CI：1.11~2.11）和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50个/μl（aHR=2.58,95%CI：1.87~3.58）,死亡的保护因素是较高文化程度（高中/中专：aHR=0.64,95%CI：0.46~0.90;大专及以上：aHR=0.42,95%CI：0.24~0.73）。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确诊时年龄较大（30~岁：aHR=2.32,95%CI：1.40~3.84;45~岁：aHR=2.61：95%CI：1.59~4.27;≥60岁：aHR=3.31,95%CI：2.01~5.47）、首次CD4计数较低（<50个/μl：aHR=10.47,95%CI：6.47~16.56;50~199个/μl：aHR=2.31,95%CI：1.08~4.94;200~349个/μl：aHR=2.35,95%CI：1.46~3.79）。结论 1996-2021年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较高,首次CD4计数、抗病毒治疗和确诊时年龄是影响HIV/AIDS死亡的主要因素,应进一步坚持扩大检测和“发现即治疗”政策,提升抗病毒治疗效果和HIV/AIDS生存率。     

青岛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滥用者HIV新发感染队列研究

目的 了解与分析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者HIV新发感染情况,为该人群开展艾滋病预防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开放式队列研究方法,从2017年3月开始,由社会组织通过滚雪球抽样招募HIV阴性的MSM新型毒品滥用者,建立开放队列,并每6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调查,观察终点为2022年7月31日。按照队列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估计样本量为436人。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行为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新型毒品滥用情况和HIV检测情况等信息。以随访中出现HIV新发感染为结局因变量,同时,以研究对象进入队列至出现HIV新发感染的时间作为时间因变量,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SM新型毒品滥用者HIV新发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招募MSM新型毒品滥用者987人,纳入随访队列826人。HIV新发感染者46人,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1 960.68人年,HIV新发感染率为2.35/1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30岁（aHR=3.04,95%CI：1.62~5.71）、外省户籍（aHR=2.29,95%CI：1.20~4.39）、线下交友（aHR=4.62,95%CI：2.05~10.41）、同性性伴数>4个（aHR=3.06,95%CI：1.59~5.88）、性交时安全套破损（aHR=2.24,95%CI：1.21~4.17）和性交时出血（aHR=2.56,95%CI：1.31~5.03）的MSM新型毒品滥用者更有可能发生HIV新发感染。结论 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者HIV新发感染率总体较低,但该人群知行分离的现象严重,HIV感染风险较高。HIV新发感染的影响因素包括低年龄、外省户籍、线下交友、多性伴、性交时安全套发生破损和出血,应加强开展该人群行为干预的工作。     

广州市1991－2013年艾滋病相关死亡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广州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1991－2013年广州市疫情资料,使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广州市HIV/AIDS病例中,报病时病程阶段为AIDS(HR=2.717,95%CI:2.039～3.621)、由医疗机构诊疗发现(HR=1.516,95%CI:1.159～1.981)、未接受过CD₄⁺T淋巴细胞检测(HR=4.866,95%CI:3.674～6.444)、符合治疗标准未治疗(HR=12.213,95%CI:8.467～17.616)、报病时年龄40岁以上的病例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更高。另外,不符合治疗标准而未治疗的病例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也高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例(HR=1.936,95%CI:1.145～3.272)。结论 及早发现HIV/AIDS病例,接受CD₄⁺T淋巴细胞检测和抗病毒治疗可降低HIV/AIDS的死亡风险,延长生存时间。     

河南省驻马店市Hl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抗体阳转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河南省驻马店市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抗体阳转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分析当地2006-2011年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和HIV单阳家庭随访管理信息系统中HIV单阳家庭随访信息,每6个月随访一次,包括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人口学信息、原阳性配偶感染特征和抗病毒治疗情况,以及夫妻间性行为特征和社会支持情况,并检测阴性配偶的HIV血清阳转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抗体阳转的影响因素。结果4813户HIV单阳家庭中,127例阴性配偶发生HIV抗体阳转,2006-2011年总HIV抗体阳转率为0.63/100人年,各年抗体阳转率为0.29/100人年~1.28/100人年,维持在1%左右。HIV阴性配偶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RR=1.50,95%C1:1.02~2.21,P=0.04)、原阳性配偶为未接受抗病毒治疗(RR=3.16, 95%CI: 2.20~4.56,P<0.01)和最近一次CD₄⁺淋巴细胞检测结果<200 cel即1(RR=2.11, 95%C1:1.40~3.19, P<0.01)、最近半年夫妻性生活中性行为频率≥4次/月(RR=4.27, 95%CI: 2.89-6.30, P<0.01)和从不使用安全套(RR=6.40, 95%CI: 3.67-11.17, P<0.01)以及最近半年家庭未获得过经济支持和关怀救助(RR=4.75, 95%CI: 2.34 - 9.64, P<0.01)均是阴性配偶HIV抗体阳转的影响因素。结论近年来驻马店市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抗体阳转率趋于稳定,并较之前水平有所下降。随访中需加强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和依从性管理及夫妻性行为干预,宣传正确的安全套使用知识及搭建社会支持平台。     

贵州省1995－2018年HIV/AIDS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1995-2018年贵州省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从"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下载1995-2018年贵州省报告的所有现住址为贵州省的HIV/AIDS报告卡。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时间、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纳入研究对象HIV/AIDS 53 232例,死亡率为8.53/100人年(14 210/166 679.18);生存时间中位数为10.20(95%CI:9.91~10.48)年,第1、5、10、20年的累积生存概率分别为0.85、0.68、0.51、0.36、0.19;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相比,aHR=0.757,95%CI:0.727~0.788)、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与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相比,aHR=0.173,95%CI:0.165~0.181)、首次CD₄⁺T淋巴细胞(CD₄)<200个/μl(与首次CD₄ ≥ 200个/μl者相比,aHR=0.410,95%CI:0.387~0.435)、≥ 45岁 (与<45岁者相比,aHR=1.506,95%CI:1.193~1.901)、文盲(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相比,aHR=0.904,95%CI:0.832~0.982)、未婚(与离异或丧偶者相比, aHR=0.896,95%CI:0.848~0.946)、异性性传播(与同性性传播者相比,aHR=0.555,95%CI:0.487~0.632)、苗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aHR=1.185,95%CI:1.114~1.262)、农民/民工(与家政/待业者相比, aHR=0.874,95%CI:0.834~0.916)均是影响病例生存时间的因素。结论 贵州省HIV/AIDS死亡率较高,近年来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男性、≥ 45岁、文化程度较低、少数民族、首次CD₄检测<200个/μl等是影响HIV/AIDS生存时间的因素。应该针对具有这些特征的病例加强治疗和随访管理,以提高其生存质量。     

北京市1995-2015年艾滋病病例诊断后生存时间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1995-2015年北京市HIV感染者/AIDS患者（HIV/AIDS）诊断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1995-2015年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报告的12 874例HIV/AIDS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应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相关因素。结果 12 874例HIV/AIDS中,303例（2.4%）死于艾滋病及相关疾病,接受抗病毒治疗9 346例（72.6%）。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个月（95% CI：223.0~230.1）,1、5、10、15年生存率分别为98.2%、96.4%、93.2%、91.9%。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艾滋病死亡风险较高的因素包括诊断时为艾滋病患者（比HIV感染者,HR=1.439,95% CI：1.041~1.989）;异性传播（比同性传播,HR=1.646,95% CI：1.184~2.289）;现有或曾有配偶（比未婚,HR=2.186,95% CI：1.510~3.164）;诊断时年龄≥ 60岁（比≤ 30岁,HR=6.608,95% CI：3.546~12.316）;诊断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350个/μl（比≥ 350个/μl,HR=8.711,95% CI：5.757~13.181）;未抗病毒治疗（比抗病毒治疗,HR=18.223,95% CI：13.317~24.937）。结论 1995-2015年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的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个月。诊断为HIV感染、同性传播、未婚、≤ 30岁、首次CD₄ ≥ 350个/μl、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生存时间较长。相反,诊断为AIDS、异性传播、现有或曾有配偶、年龄≥ 60岁、CD₄<350个/μl、未抗病毒治疗的死亡风险较高。     

山东省2017-2021年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山东省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为降低死亡风险及延长生存时间提供参考。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7-2021年山东省HIV感染者，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艾滋病相关死亡及确证1年内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7-2021年山东省报告的14 700例HIV感染者中，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351例，占2.4%（351/14 700）。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为初、高中/中专（aHR=1.37，95%CI：1.01~1.84）、样本来源自医疗机构（aHR=1.61，95%CI：1.22~2.12）、病程为艾滋病期（aHR=9.86，95%CI：6.86~14.19）、未检测基线CD4⁺T淋巴细胞（CD4）（aHR=3.93，95%CI：2.69~5.75）、抗病毒治疗（ART）时间<6个月（aHR=3.46，95%CI：2.42~4.93）和未ART（aHR=1.45，95%CI：1.02~2.07）、末次CD4<200个/μl（aHR=3.51，95%CI：2.18~5.65）和末次CD4未检测（aHR=10.58，95%CI：6.15~18.19）、末次病毒载量（VL）值为50~999拷贝数/ml、≥1 000拷贝数/ml和未检测（aHR=2.59，95%CI：1.07~6.26；aHR=9.50，95%CI：5.60~16.12；aHR=15.33，95%CI：8.91~26.36）；HIV感染者确证1年内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较高的因素包括样本来源自医疗机构（aHR=1.68，95%CI：1.19~2.36）、病程为艾滋病期（aHR=10.60，95%CI：7.13~15.75）、基线CD4未检测（aHR=3.71，95%CI：2.34~5.90）、ART时间<6个月（aHR=4.30，95%CI：2.85~6.49）和未ART（aHR=2.05，95%CI：1.35~3.13）、末次CD4<200个/μl（aHR=5.45，95%CI：2.04~14.60）和末次CD4未检测（aHR=20.95，95%CI：7.69~57.04）、末次VL值为50~999、≥1 000拷贝数/ml和未检测（aHR=15.21，95%CI：2.54~91.21；aHR=42.93，95%CI：9.64~191.20；aHR=61.35，95%CI：13.85~271.77）。结论 扩大检测覆盖面，促进早发现和早治疗，加强对HIV感染者的定期随访和检测，掌握病程进展并进行精准管理和治疗，对降低HIV感染者病死率和延长生存时间有重要作用。     

上海市和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药物滥用者HIV新发感染队列研究

目的 通过队列研究分析上海市和天津市MSM药物滥用者HIV新发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在该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干预提供基础。方法 采用队列研究设计，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最近6个月内有药物滥用史的MSM为研究对象，并建立MSM开放性队列，在完成基线调查和HIV检测的基础上开展随访调查和检测。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性行为和药物滥用行为情况等信息。以随访过程中"HIV阳转"为结局因变量，同时，将从研究对象进入队列到出现HIV阳转的时间作为时间因变量，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HIV新发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对象共455人，HIV新发感染16例，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为586.08人年，HIV新发感染率为2.73/1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 30岁年龄组、最近6个月与男性肛交时坚持使用安全套、无药物混合滥用情况，<25岁年龄组（HR=5.01，95%CI：1.09~23.11）、最近6个月与男性肛交时未坚持使用安全套（HR=1.58，95%CI：1.04~2.41）和药物混合滥用者（HR=1.92，95%CI：1.08~3.40）发生HIV感染风险较高。结论 MSM药物滥用者中，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25岁、与男性肛交时未坚持使用安全套和药物混合滥用，应持续加强MSM药物滥用者的HIV预防和干预。     

抗病毒治疗对广西壮族自治区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抗体阳转的预防效果

目的 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对HIV单阳家庭阴性配偶抗体阳转的预防效果。方法 以2008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所有上报到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的HIV单阳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时间相依协变量Cox模型分析ART对阴性配偶HIV抗体阳转的预防效果。结果 共纳入7 694个HIV单阳家庭,其中394个家庭的阴性配偶发生HIV抗体阳转。总HIV抗体阳转率为2.5/100人年(95%CI:2.2/100人年～2.7/100人年),其中未治疗队列阳转率为4.3/100人年(95%CI:3.7/100人年～4.8/100人年),治疗队列阳转率为1.6/100人年(95%CI:1.4/100人年～1.9/100人年)。ART对HIV单阳配偶抗体阳转的预防效果为51%(HR=0.49,95%CI:0.40～0.60),调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感染途径、基线CD₄⁺T淋巴细胞后预防效果为45%(AHR=0.55,95%CI:0.43～0.69)。ART对年龄≥25岁、初中及以下学历、已婚、农民、基线CD₄⁺T淋巴细胞<500 cells/mm³、通过异性途径感染的先证者阴性配偶血清抗体阳转的预防效果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ART作为广西HIV单阳家庭的一项干预措施是可行且有效的,扩大HIV单阳家庭ART的覆盖面有利于降低HIV夫妻间的传播。     

北京市2017－2019年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P₂₅~P₇₅：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OR=1.87,95% CI：1.34~2.60;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结论 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015年新报告缅甸籍HIV感染者高危行为调查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缅甸籍HIV感染者相关人口统计学与高危行为特征。方法 以德宏州2015年新报告的缅甸籍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开展横断面调查,收集其入境德宏地区的目的、住宿地点、停留时间等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以及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情况。结果 共调查489例缅甸籍感染者,其中男性367例（75.1%）;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407例（83.2%）;371例（75.9%）来自与德宏州相邻的克钦邦和掸邦; 339例（69.3%）为务工/经商进入德宏州。23.3%（113/485）的感染者存在无保护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有配偶/固定性伴（OR=12.98,95%CI：6.53～25.83,P<0.001）,居住在打工场所（OR=2.88,95%CI：1.09～7.61,P=0.033）、出租屋（OR=5.36,95%CI：1.94～14.84,P=0.001）和自己家（OR=5.14,95%CI：1.36～19.35,P=0.016）。32.0%（156/487）的感染者有吸毒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染者发生吸毒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OR=15.61,95%CI：6.47～37.69,P<0.001）,文盲（OR=2.89,95%CI：1.44～5.84,P=0.003）,来自克钦邦（OR=3.01,95%CI：1.50～6.04,P=0.002）、掸邦（OR=5.30,95%CI：2.66～10.58,P<0.001）,经便道/其他方式入境（OR=1.93,95%CI：1.18～3.14,P=0.009）,居住在亲友家（OR=5.78,95%CI：2.01～16.61,P=0.001）、打工场所（OR=6.67,95%CI：3.06～14.53,P<0.001）、出租屋（OR=11.84,95%CI：4.76～29.47,P<0.001）、自己家（OR=6.77,95%CI：1.84～24.85,P=0.004）。结论 德宏州内缅甸籍HIV感染者流动性大,感染状态知晓比例低而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发生率较高,给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相关机构需积极探索有效的随访管理办法。     

浙江省2009-2013年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分析

目的 了解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阳转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对浙江省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的数据进行整理, 选取2009-2013年配偶首次检测结果阴性的HIV单阳夫妻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包括一般特征、感染危险行为、抗病毒治疗、配偶HIV血清阳转情况、阳转夫妻基本特征。结果 2009-2013年2 575对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学总阳转率为3.56/1 000人年, 年阳转率从2009年5.49/1 000人年下降至2013年3.20/1 000人年。经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HIV阳转率逐年上升, 女性感染者的配偶HIV阳转率有所下降。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OR=0.063, 95%CI: 0.019~0.204)是预防配偶HIV阳转的保护性因素, 先证者感染时间在3年及以上(OR=3.564, 95%CI: 1.296~9.804)、外省户籍(OR=2.626, 95%CI: 1.098~6.230)是配偶HIV阳转的危险因素。结论 浙江省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低, 地区分布不平衡。以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阳转率有所上升, 重点关注外省户籍女性先证者单阳家庭。抗病毒治疗、感染时间、户籍是配偶HIV阳转的影响因素。     

天津市浴池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新发感染队列研究

目的 通过队列研究分析天津市浴池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在MSM人群中开展HIV感染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以经常光顾天津市某同性恋浴池、曾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MSM为研究对象,于2011年4月至2013年9月采用同伴推动法招募研究对象,建立MSM人群开放性队列,完成HIV检测和基线调查,并进行跟踪随访检测。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艾滋病相关行为情况等信息。以随访过程中"HIV阳转"为结局因变量,同时,将从研究对象进入队列到出现HIV阳转的时间为时间因变量,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浴池型MSM人群HIV新发感染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调查期间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733例,共新发HIV感染59例,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为7 384.9人月,HIV新发感染率为9.59/100人年(95%CI:7.3/100人年~11.92/100人年)。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天津市浴池型MSM人群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低者相比较年长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者(HR=1.82,95%CI:1.03~2.66)相比较知晓率高者,多性伴者(HR=1.74,95%CI:1.26~2.58)相比较固定性伴者,正在感染梅毒者(HR=2.36,95%CI:1.31~3.27),均易发生HIV的新发感染。结论 同性恋浴池MSM人群中年龄较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多性伴、梅毒感染为该人群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应针对危险因素加强浴池型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的监测和干预。     

青岛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队列研究

目的 了解与分析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及影响因素,为制定MSM艾滋病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开放式队列研究方法,从2017年3月开始,依靠MSM社会组织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未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MSM,建立开放队列,并每6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调查,观察终点日期为2022年7月31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学特征和发生新型毒品滥用情况等信息。以随访过程中研究对象发生新型毒品滥用为结局因变量,以研究对象进入队列至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时间作为时间因变量,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SM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招募MSM 509人,纳入随访队列369人,发生新型毒品滥用62人,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911.54人年,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为6.80/100人年。62人首次发生新型毒品滥用均为与他人共同滥用,16.13%（10/62）存在新型毒品混合滥用现象。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学生（aHR=2.17,95%CI：1.15~4.10）、最近6个月HIV检测次数0次和1次（aHR=4.57,95%CI：1.80~11.60;aHR=5.15,95%CI：2.83~9.36）、仅有固定性伴（aHR=4.75,95%CI：2.32~9.75）、同性性伴数>4个（aHR=1.70,95%CI：1.01~2.87）和性伴滥用新型毒品（aHR=12.78,95%CI：3.06~53.35）的MSM更有可能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结论 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较高,存在较高HIV感染风险;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HIV检测次数较少、仅有固定性伴、多性伴和性伴滥用新型毒品,应针对此部分人群加强干预力度,开展降低新型毒品危害的干预工作。     

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感染方式分析

目的 了解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为有效开展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对重庆市部分地区2019年7月1日至10月1日新报告的异性性传播HIV/AIDS展开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异性性行为情况等相关数据。结果 共完成312例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问卷调查,主要以男性（207,66.3%）、≥50岁（210,67.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52,80.8%）、已婚或同居者（200,64.1%）为主。经商业性行为感染占48.7%（152/312）,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占40.4%（126/312）,经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占10.9%（34/312）。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HIV/AIDS,感染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男性（OR=822.34,95% CI：103.99～6 503.1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3.02,95% CI：1.05～8.6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风险更大;而家务/待业者（OR=0.23,95% CI：0.07～0.7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小;男性（OR=29.20,95% CI：9.40～90.7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4.28,95% CI：1.24～14.81）的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大。除了在线下场所结识非婚异性性伴,有一定比例（6.2%）HIV/AIDS通过线上交友发展性伴关系,且性伴交往场所以低档为主。结论 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以线下低档场所结识性伴,并经商业性行为感染为主,应深入了解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基于Andersen模型探讨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接受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

目的 研究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青年学生接受HIV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方法 基于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及相关文献设计学生HIV检测服务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采用阶段模型分步骤对2019年3-4月使用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工具（"熊探"）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526名研究对象，年龄（19.30±1.19）岁，其中96.2%（506/526）知道发生高危行为后应主动寻求HIV检测；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比例为56.7%（298/526），HIV检测率为11.0%（58/526）；发生过和未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HIV检测率分别为13.42%（40/298）和7.89%（18/2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性特征模块中的性取向为其他（与异性恋相比，OR=7.88，95%CI：3.98~15.61）、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较高（与知晓程度较低的相比，OR=2.05，95%CI：1.07~3.93），需要因素模块中的有危险性行为（与未发生过危险性行为的相比，OR=2.66，95%CI：1.41~5.03）、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 （与未感染者相比，OR=6.35，95%CI：2.21~18.27），能力因素模块中的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0.29，95%CI：0.11~0.76）、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3.67，95%CI：1.71~7.90）是HIV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学生的检测行动力亟待提高，其知识得分和性取向等倾向因素，以及是否有高危性行为和感染过STD等需要因素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均有较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接受过艾滋病预防和咨询检测服务相关知识政策教育等能力因素显得更重要，提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知识政策的教育，尤其是重点关注女生、有危险性行为者的教育。     

苏州队列人群的胃癌发病状况及其危险因素

目的:描述苏州队列人群胃癌发病状况,探索苏州市胃癌发病的环境危险因素,为预防胃癌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研究对象来自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苏州队列,2004-2008年开展基线调查,随后进行长期随访至2013年12月31日,剔除自报既往诊断消化性溃疡、恶性肿瘤以及入组半年内罹患胃癌者,共纳入50 136名研究对象。采用C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