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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探讨沈阳市学生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方法 横断面调查获得2007-2015年沈阳市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ART相关信息,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ART的影响因素。结果 2007-2015年该医院共收治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146例,占累计治疗HIV/AIDS患者的6.1%(146/2 379)。患者均为男性,男男性行为传播途径占93.2%(136/146),HIV延迟诊断率[诊断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 350个/μl]为52.7%(77/146),患者中ART的构成比为67.1%(98/14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诊断年份(aOR=1.21,95%CI:1.02~1.44)、年龄24~30岁(aOR=8.15,95%CI:1.46~45.52)和延迟诊断(aOR=2.22,95%CI:1.05~4.71)是学生HIV/AIDS患者ART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HIV诊断时间越晚、年龄越大及延迟诊断可能增加学生HIV/AIDS患者的ART比例。。  相似文献   

2.
目的 分析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探讨不同ART策略与免疫学效果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立即ART影响因素,采用t检验和χ2检验比较不同ART策略的免疫学效果差异,采用Kaplan-Meier(K-M)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06-2019年台州市2 971例HIV/AIDS中,立即ART组1 786例(占60.1%),其中2016-2019年立即ART的比例为77.8%(1 170/1 504)。2006-2019年立即ART组的成功率(87.4%,1 561/1 786)高于延迟ART组(84.4%,1 000/1 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立即ART的影响因素中,男性(aOR=1.28,95% CI:1.03~1.59)、已婚(aOR=1.71,95% CI:1.33~2.19)、基线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200个/μl(aOR=1.60,95% CI:1.27~2.02)与立即ART呈正相关;31~40岁(aOR=0.63,95% CI:0.48~0.84)、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aOR=0.60,95% CI:0.49~0.74)、确证时间为2015年及以前(aOR=0.20,95% CI:0.17~0.23)与立即ART呈负相关。立即ART组各年份CD4/CD8比值的增幅和ART累积成功率均大于延迟ART组(P<0.05)。结论 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ART策略落实较好,立即ART比例超过60.0%,立即ART组的ART免疫学效果较好。针对HIV/AIDS中31~40岁、女性、未婚和异性性传播者,需加强立即ART的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ART效果。  相似文献   

3.
目的 分析山东省2015年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即90%诊断、90%治疗及90%有效)"目标的进展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山东省现存活HIV感染者/AIDS患者(HIV/AIDS)检测发现、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服务的相关信息,分析进展情况。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2015年12月31日,山东省估计现存活HIV/AIDS有11 700例,检测发现率61.2%,HAART率74.4%,病毒载量(VL)抑制率81.8%。经同性传播的HIV/AIDS检测发现比例较低(P<0.05)。青岛市(OR=1.30,95% CI:1.05~1.60)、烟台市(OR=1.53,95% CI:1.02~2.31)和威海市(OR=1.96,95% CI:1.07~3.58)的HIV/AIDS接受HAART的比例较高;同性传播(OR=0.12,95% CI:0.06~0.24)、异性传播(OR=0.13,95% CI:0.07~0.26)、注射吸毒传播(OR=0.08,95% CI:0.03~0.17),羁押场所检测发现(OR=0.29,95% CI:0.21~0.41)的HIV/AIDS接受HAART比例较低;医疗机构接受HAART服务的HIV/AIDS(OR=1.81,95% CI:1.05~3.47)的VL抑制比例较高;同性传播(OR=0.43,95% CI:0.25~0.75)、异性传播(OR=0.49,95% CI:0.28~0.81),羁押场所检测发现(OR=0.48,95% CI:0.28~0.80)的HIV/AIDS的VL抑制比例较低。结论 山东省2015年现存活HIV/AIDS的检测发现率、HAART率和VL抑制率与2020年实现的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检测发现目标。需加强检测和艾滋病综合关怀服务。  相似文献   

4.
目的 了解2005-2015年天津市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中国艾滋病基本信息系统收集2005-2015年天津市开始接受ART的HIV/AIDS病例的数据资料,对数据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应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研究对象2 057例,其中艾滋病相关死亡病例51例,研究对象接受ART后1、3、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4%、97.8%、97.4%、95.8%。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年龄<30岁组,30~、40~和≥ 50岁组的aHR值(95% CI)分别为4.506(1.226~9.059)、5.944(1.479~13.892)和15.958(5.309~27.206);相比于ART过程无失访者,有失访者的aHR=5.645(95% CI:3.124~10.200);相对于其他机构发现者,发现机构为医院的aHR=3.823(95% CI:1.423~10.274);相比于ART前未感染HBV/HCV者,感染HBV/HCV者的aHR=2.580(95% CI:1.210~5.502);相比于ART时临床分期Ⅰ/Ⅱ期者,Ⅲ/Ⅳ期者的aHR=3.947(95% CI:2.167~7.188);相比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aHR=0.440(95% CI:0.238~0.810);相比于样本来源为术前检测者,样本来源为专题调查与检测咨询的HR值(95% CI)分别为0.111(0.027~0.456)和0.182(0.049~0.674)。结论 2005-2015年天津市ART的HIV/AIDS生存率较高。ART时年龄较大、ART过程有失访、发现机构为医院、ART时感染HBV/HCV、临床分期为Ⅲ/Ⅳ期是HIV/AIDS生存的危险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样本来源为专题调查与检测咨询是HIV/AIDS生存的保护因素。  相似文献   

5.
目的 分析1991-2017年四川省HIV/AIDS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1991-2017年四川省新报告的143 988例HIV/AIDS的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概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143 988例HIV/AIDS中,30 420例死于艾滋病及相关疾病(21.1%),平均生存时间为11.51年(95% CI:11.39~11.6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生存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男比女:HR=1.35,95% CI:1.32~1.40)、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比初中及以上:HR=1.15,95% CI:1.12~1.18)、民族(汉族比其他:HR=1.46,95% CI:1.41~1.52)、职业(农民比其他:HR=1.26,95% CI:1.22~1.29)、诊断时年龄(≥ 55岁比15~24岁:HR=3.18,95% CI:3.02~3.36)、诊断时疾病状态(艾滋病比HIV感染:HR=1.44,95% CI:1.39~1.48)、抗病毒治疗(ART)(接受ART者比未接受ART者:HR=0.20,95% CI:0.19~0.20)、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500个/μl比<200个/μl:HR=0.42,95% CI:0.40~0.45)。结论 1991-2017年四川省HIV/AIDS诊断后平均生存时间为11.51年。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汉族、农民、诊断时较大年龄、诊断时为艾滋病状态是HIV/AIDS生存的危险因素,接受ART、首次CD4水平高是HIV/AIDS生存的保护因素。  相似文献   

6.
目的 分析嘉兴市HIV/AIDS的感染和传播关系,探索区域HIV-1分子传播网络特征,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7-2018年嘉兴市新确证HIV/AIDS为研究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感染和传播等相关信息。采集血样并提取RNA,运用RT-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的pol区基因序列,采用Mega 6.0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进行HIV-1亚型分析。计算研究对象的HIV-1基因序列遗传距离,筛选构建分子传播网络的基因距离阈值,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绘制分子传播网络。对基于分子传播网络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HIV/AIDS 517例中,HIV-1基因序列包括15种基因亚型,以CRF01_AE(37.1%)、CRF07_BC(36.2%)和CRF08_BC(11.8%)为主。在1.0%的基因距离阈值下构建HIV-1分子传播网络,形成87个分子簇,总体入网率为45.8%(237/51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60~81岁年龄组(与14~24岁年龄组相比,OR=2.690,95%CI:1.058~6.844)、已婚(与未婚相比,OR=1.698,95%CI:1.003~2.875)、CRF07_BC亚型(与CRF01_AE亚型相比,OR=2.203,95%CI:1.426~3.404)的HIV-1分子成簇风险较高。分子传播网络中最大的CRF07_BC-1分子簇包括50例(2017年入网21例,2018年新增入网29例)HIV/AIDS,未婚(与已婚相比,OR=2.482,95%CI:1.140~5.402)、同性性传播(与异性性传播相比,OR=3.163,95%CI:1.543~6.483)、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与其他HIV/AIDS相比,OR=7.631,95%CI:1.783~32.654)、确证地在南湖区和平湖市[与其他区(县)相比,OR=2.225,95%CI:1.074~4.608]是进入最大簇的主要危险因素。该分子簇包含7例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均为同性性传播;自我报告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时间范围为2010-2018年,确证前2年内的同性性伴数为20(P25,P75:10,100);其中6例自我报告有近期在南湖区某MSM交友活动场所寻找性伴活动史。结论 2017-2018年嘉兴市新确证HIV/AIDS的HIV-1亚型多样,以散发为主,存在地理聚集性和一定数量的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呈快速传播现象,需开展针对性的强化干预。  相似文献   

7.
目的 了解MSM HIV/AIDS的性伴感染状况和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8-2020年在宁波市对MSM HIV/AIDS开展性伴调查和HIV检测,并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判定是否新发感染。分类资料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374例新确证MSM HIV/AIDS,动员479例性伴进行调查和HIV检测,性伴HIV阳性率为15.7%(75/479,95%CI:12.4%~18.9%),其中新发感染者性伴HIV阳性率为31.8%(21/66,95%CI:20.3%~43.4%)。新发感染者的性伴HIV阳性者中新发现阳性性伴的比例(76.2%)高于长期感染者(4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6~45岁年龄组(与18~25岁年龄组相比,OR=3.973,95%CI:1.364~11.569)、HIV主动检测(与HIV被动检测相比,OR=1.896,95%CI:1.083~3.319)、新发感染者(与长期感染者相比,OR=3.733,95%CI:1.844~7.556)的溯源效率更高。结论 MSM HIV/AIDS性伴HIV阳性率高,其中新发感染者和HIV主动检测发现的感染者性伴溯源效率较高。建议加强MSM HIV/AIDS溯源调查,重点关注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门诊新确证的MSM HIV/AIDS。  相似文献   

8.
目的 联合应用两种神经认知评价量表,探讨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感染者神经认知损伤患病率、影响因素及其神经认知表现特征。方法 纳入浙江省台州市开展的HIV与衰老相关疾病前瞻性队列研究中2 250例接受ART的HIV感染者。使用中国版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国际HIV相关性痴呆量表(IHDS)评价其神经认知损伤情况,并对2个量表中的7个神经认知域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在接受ART的HIV感染者2 250例中,年龄集中在45~89岁(48.0%,1 080/2 250),男性占79.2%(1 782/2 2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37.8%(852/2 250)。MMSE和IHDS判断的神经认知损伤的患病率分别为14.3%(321/2 250)和31.8%(716/2 25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MMSE判断的神经认知损伤危险因素包括60~89岁(aOR=2.63,95%CI:1.52~4.56)、抑郁症状(aOR=5.58,95%CI:4.20~7.40)和使用依非韦伦(EFV)治疗(aOR=2.86,95%CI:1.89~4.34);男性(aOR=0.71,95%CI:0.51~1.00)、偏胖(aOR=0.63,95%CI:0.44~0.89)和文化程度较高(aOR=0.11,95%CI:0.05~0.25)为保护因素。IHDS判断的神经认知损伤危险因素包括60~89岁(aOR=3.10,95%CI:2.09~4.59)、抑郁症状(aOR=1.78,95%CI:1.44~2.20)和使用EFV治疗(aOR=1.79,95%CI:1.41~2.29);男性(aOR=0.75,95%CI:0.58~0.97)、偏瘦(aOR=0.67,95%CI:0.47~0.96)、基线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350个/μl(aOR=0.69,95%CI:0.53~0.91)和文化程度较高(aOR=0.23,95%CI:0.14~0.39)是保护因素。HIV感染者的神经认知表现分为4种主要类型,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饮酒、抑郁症状、腰臀比、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基线CD4计数和使用EFV治疗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结论 接受ART的HIV感染者神经认知表现分为4种类型,神经认知损伤患病率较高,需对不同类型者采取针对性的监测、预防与控制措施。  相似文献   

9.
目的 分析宁波市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医疗保险(医保)药物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截至2023年2月宁波市所有在治HIV感染者与ART相关历史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感染者ART医保药物使用的相关因素。使用R 4.2.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共收集有ART记录的HIV感染者6 433例,其中在治HIV感染者5 783例。在治HIV感染者中,医保药物使用比例为24.8%(1 435/5 783,95%CI:23.7%~25.9%)。ART医保药物使用比例最低的两个区(县)为北仑区(8.7%,43/497)和奉化区(5.7%,14/247)。在治HIV感染者中,ART医保或自费药物组最近1年病毒载量检测≥1次的比例(84.9%,1 352/1 593)显著低于免费药物组(91.4%,3 829/4 190)(χ2=52.50,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RT医保药物使用的相关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aOR=0.24,95%CI:0.17~0.34),农民或工人(农民:aOR=0.60,95%CI:0.39~0.91;工人:aOR=0.42,95%CI:0.27~0.64),月均收入较低(<3 000元:aOR=0.29,95%CI:0.18~0.45),确诊与ART间隔时间较长(≥21 d:aOR=0.47,95%CI:0.30~0.74)。结论 宁波市HIV感染者ART医保药物使用比例的地区差异较明显,应尽快完善HIV感染者随访管理方案,提高HIV感染者随访依从性,调动各区(县)推广ART医保药物积极性。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者和延迟治疗者的ART医保药物的科普宣传。  相似文献   

10.
目的 了解南京市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ART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HIV/AIDS人群的ART依从性提供参考。方法 2014年5-6月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人口学、ART情况及社会支持与歧视等信息,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HAART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HIV/AIDS 276例,以依从性支持评价中心的依从性指数为评价标准,调查发现总体依从性良好252例,占91.3%。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提醒服药(OR=0.13,95%CI:0.04~0.37)、年龄较大者(OR=0.52,95%CI:0.31~0.89)服药依从性较好;而存在ART副作用(OR=4.11,95%CI:1.35~12.56)、WHO分期较诊断时降低(OR=3.56,95%CI:1.37~9.21)和吸烟(OR=5.38,95%CI:2.00~14.45)是影响依从性的危险因素。结论 南京市HIV/AIDS人群ART依从性整体情况较好,为进一步巩固提高,对存在ART副作用、无提醒服药、吸烟、年龄较小、病情减轻的患者加强服药依从性教育。  相似文献   

11.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两地抗病毒治疗(ART)门诊注射吸毒HIV感染者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其入组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的影响因素。方法 将云南省两地艾滋病疫情数据库进行关联,在ART门诊筛选出由注射吸毒感染HIV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一组是正在参加MMT,另一组是从未入组MMT。提取这些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相关疾病史、高危行为等信息。对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635例研究对象中,247例(38.9%)正在参加MMT,388例(61.1%)从未入组MMT;男性536例(84.4%),女性99例(15.6%);年龄M=40.33岁;确证感染HIV时间的M=6.08年。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40,95%CI:1.00~5.74)、初中文化程度(OR=3.28,95%CI:1.75~6.14)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7.10,95%CI:1.90~26.62)、确证感染时间≥6年(OR=3.84,95%CI:2.11~6.98)、患有丙型肝炎(OR=6.21,95%CI:3.06~12.58)是入组MMT的促进因素;已婚(OR=0.38,95%CI:0.20~0.72)、有职业(OR=0.01,95%CI:0.00~0.02)是入组MMT的限制因素。结论 两地ART门诊的注射吸毒人群入组MMT的比例不高,为加强这类人群转介入组MMT,需要对具有不同特征的患者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施。  相似文献   

12.
目的 研究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青年学生接受HIV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方法 基于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及相关文献设计学生HIV检测服务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采用阶段模型分步骤对2019年3-4月使用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工具("熊探")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526名研究对象,年龄(19.30±1.19)岁,其中96.2%(506/526)知道发生高危行为后应主动寻求HIV检测;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比例为56.7%(298/526),HIV检测率为11.0%(58/526);发生过和未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HIV检测率分别为13.42%(40/298)和7.89%(18/2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性特征模块中的性取向为其他(与异性恋相比,OR=7.88,95%CI:3.98~15.61)、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较高(与知晓程度较低的相比,OR=2.05,95%CI:1.07~3.93),需要因素模块中的有危险性行为(与未发生过危险性行为的相比,OR=2.66,95%CI:1.41~5.03)、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 (与未感染者相比,OR=6.35,95%CI:2.21~18.27),能力因素模块中的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0.29,95%CI:0.11~0.76)、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3.67,95%CI:1.71~7.90)是HIV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学生的检测行动力亟待提高,其知识得分和性取向等倾向因素,以及是否有高危性行为和感染过STD等需要因素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均有较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接受过艾滋病预防和咨询检测服务相关知识政策教育等能力因素显得更重要,提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知识政策的教育,尤其是重点关注女生、有危险性行为者的教育。  相似文献   

13.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阴性配偶HIV新发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2009年2月至2014年12月,在HIV/AIDS的阴性配偶中建立前瞻性队列,每年随访一次,进行问卷调查及HIV检测。结果 至2014年12月,共纳入研究对象2091例,其中1692例研究对象至少随访一次,34例研究对象新发感染HIV,累计观察时间为5494.52人年, HIV新发感染率为0.62/100人年。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年HIV新发感染率分别为0.79/100人年、0.62/100人年、0.47/100人年。Cox回归分析显示,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不坚持使用安全套(HR=4.64,95%CI:1.89~11.40,P=0.001);与阴性配偶入组时间相比,HIV/AIDS开始抗病毒治疗时间晚一年以上(HR=3.70,95%CI:1.44~9.49,P=0.007),HIV/AIDS未进行抗病毒治疗(HR=3.62,95%CI:1.14~11.51,P=0.029)。结论 德宏州HIV/AIDS阴性配偶中HIV新发感染率相对较低。仍需在阴性配偶人群中进一步宣传坚持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并尽早对HIV/AIDS进行抗病毒治疗。  相似文献   

14.
目的 分析MSM新型毒品滥用和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1年4-7月在山东省9个城市监测哨点招募MSM,每个城市招募样本量为400人。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MSM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学和接受HIV干预服务等信息,采集血样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采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进行HIV新发感染检测,并计算HIV新发感染率指标。结果 共调查MSM 3 624人,年龄(32.70±9.33)岁,以≥30岁(59.52%,2 157/3 624)、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5.99%,2 029/3 624)、未婚/离异/丧偶(57.70%,2 091/3 624)和性取向为同性恋者为主(86.26%,3 126/3 624)。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占32.95%(1 194/3 624);曾使用新型毒品占27.48%(993/3 613);HIV抗体阳性率为3.12%(113/3 624),HIV新发感染率为2.61%(95%CI:1.73%~3.4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新型毒品滥用的相关因素包括未婚/离异/丧偶(相比于已婚/同居,aOR=1.43,95%CI:1.22~1.6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aOR=1.47,95%CI:1.25~1.72)、主要寻找男性性伴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相比于酒吧/浴池/公园等,aOR=1.76,95%CI:1.41~2.19)、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相比于未发生无保护肛交,aOR=1.33,95%CI:1.13~1.57)、最近1年患过性病(相比于未患性病,aOR=2.77,95%CI:2.04~3.76)。MSM 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包括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相比于未发生无保护肛交,aOR=2.51,95%CI:1.25~5.01)、最近1年未接受HIV干预服务(相比于接受HIV干预服务,aOR=3.89,95%CI:1.30~11.60)、梅毒阳性(相比于梅毒阴性,aOR=8.18,95%CI:2.98~22.48)、曾使用新型毒品(相比于未使用新型毒品,aOR=4.75,95%CI:2.32~9.70)。结论 山东省MSM新型毒品滥用现象较为普遍,新型毒品滥用会增加HIV新发感染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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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艾滋病防治领域中公民社会组织外部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与整群抽样,对8省艾滋病防治领域212个公民社会组织进行现场调查,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结果:组织外部社会资本中共同愿景和网络会影响组织的结构绩效(OR=3.23,95%CI:1.77~5.88)、OR=2.21,95%CI:1.21~4.02);共同愿景会影响组织的执行绩效(OR=4.17,95%CI:2.23~7.78);共同愿景和组织的财务绩效成正相关(OR=2.97,95%CI:1.60~5.51);共同愿景、网络、支持分别与组织文化绩效存在正向关联(OR=2.04,95%CI:1.09~3.85)、(OR=2.02,95%CI:1.09~3.76)、(OR=3.34,95%CI:1.79~6.23);共同愿景和网络会影响组织的综合绩效(OR=14.56,95%CI:6.83~31.06)、(OR=2.23,95%CI:1.11~4.48)。结论:艾滋病防治领域社会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会影响组织绩效,组织和政府应该大力开发组织的外部社会资本来提高组织绩效。  相似文献   

16.
目的分析2009-2018年哈尔滨市MSM的HIV感染状况、时间变化趋势及其相关因素,为MSM艾滋病综合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09-2018年每年4-7月在哈尔滨市通过滚雪球方法招募MSM作为研究对象,使用统一的调查问卷收集其人口学、行为学及血清学相关信息。运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Joinpoint 4.8.0.1软件计算各变量年度变化百分比(APC),采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进行时间趋势分析。结果2009-2018年调查MSM共4813人,HIV抗体阳性率为11.3%(543/4813)。Joinpoin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2015年为分界点,2009-2015年HIV抗体阳性率呈上升趋势(Z=4.2,P<0.05),2015-2018年呈下降趋势(Z=-1.3,P=0.3)。梅毒抗体阳性率为12.9%(621/4813),Joinpoint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009-2013年哈尔滨市MSM梅毒抗体阳性率呈快速下降趋势(Z=-2.8,P<0.05),2013-2018年呈缓慢下降趋势(Z=-0.7,P=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感染HIV危险因素包括网络招募(aOR=1.307,95%CI:1.057~1.617)、年龄≥30岁(aOR=1.905,95%CI:1.235~2.939)和梅毒抗体阳性(aOR=4.728,95%CI:3.751~5.961);保护因素包括艾滋病知识知晓(aOR=0.598,95%CI:0.433~0.825)和最近6个月同性肛交坚持使用安全套(aOR=0.683,95%CI:0.550~0.850)。结论2009-2018年哈尔滨市MSM的HIV阳性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15年达到峰值,梅毒抗体阳性率呈下降趋势,基于社交软件、年龄≥30岁及梅毒抗体阳性的干预模式需重点探索,并促进使用安全套和梅毒转诊治疗。  相似文献   

17.
目的 了解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为有效开展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对重庆市部分地区2019年7月1日至10月1日新报告的异性性传播HIV/AIDS展开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异性性行为情况等相关数据。结果 共完成312例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问卷调查,主要以男性(207,66.3%)、≥50岁(210,67.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52,80.8%)、已婚或同居者(200,64.1%)为主。经商业性行为感染占48.7%(152/312),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占40.4%(126/312),经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占10.9%(34/312)。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HIV/AIDS,感染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男性(OR=822.34,95% CI:103.99~6 503.1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3.02,95% CI:1.05~8.6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风险更大;而家务/待业者(OR=0.23,95% CI:0.07~0.7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小;男性(OR=29.20,95% CI:9.40~90.7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4.28,95% CI:1.24~14.81)的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大。除了在线下场所结识非婚异性性伴,有一定比例(6.2%)HIV/AIDS通过线上交友发展性伴关系,且性伴交往场所以低档为主。结论 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以线下低档场所结识性伴,并经商业性行为感染为主,应深入了解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相似文献   

18.
目的 调查成都市MSM对3种类型HIV暴露前预防用药(PrEP)的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依靠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招募793名研究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最近6个月性行为发生情况、PrEP污名、HIV预期污名、MSM内化污名和3种类型PrEP的使用意愿。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3种类型PrEP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793名研究对象中,按需口服药物的使用意愿较高(68.3%)。较高文化程度和多性伴均会促进口服类PrEP的使用意愿,较高文化程度[与初中及以下相比,高中/中专(aOR=2.43,95%CI:1.13~5.21)、大专(aOR=2.67,95%CI:1.27~5.61)、大学本科(aOR=3.21,95%CI:1.52~6.7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aOR=3.77,95%CI:1.54~9.26)]、多性伴(aOR=1.54,95%CI:1.12~2.11)均与每天口服1粒药物呈正相关。较高的HIV预期污名对3种类型PrEP使用意愿均呈正相关:每天口服1粒药物(aOR=1.07,95%CI:1.02~1.12)、按需口服药物(aOR=1.09,95%CI:1.03~1.15)、每隔8周注射1次药物(aOR=1.06,95%CI:1.01~1.11)。结论 成都市MSM的PrEP整体使用意愿较高,推广PrEP有较高的可行性。未来应加强对该人群HIV和PrEP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认知水平,引导MSM树立正确的PrEP使用动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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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缅甸籍HIV感染者相关人口统计学与高危行为特征。方法 以德宏州2015年新报告的缅甸籍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开展横断面调查,收集其入境德宏地区的目的、住宿地点、停留时间等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以及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情况。结果 共调查489例缅甸籍感染者,其中男性367例(75.1%);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407例(83.2%);371例(75.9%)来自与德宏州相邻的克钦邦和掸邦; 339例(69.3%)为务工/经商进入德宏州。23.3%(113/485)的感染者存在无保护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有配偶/固定性伴(OR=12.98,95%CI:6.53~25.83,P<0.001),居住在打工场所(OR=2.88,95%CI:1.09~7.61,P=0.033)、出租屋(OR=5.36,95%CI:1.94~14.84,P=0.001)和自己家(OR=5.14,95%CI:1.36~19.35,P=0.016)。32.0%(156/487)的感染者有吸毒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染者发生吸毒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OR=15.61,95%CI:6.47~37.69,P<0.001),文盲(OR=2.89,95%CI:1.44~5.84,P=0.003),来自克钦邦(OR=3.01,95%CI:1.50~6.04,P=0.002)、掸邦(OR=5.30,95%CI:2.66~10.58,P<0.001),经便道/其他方式入境(OR=1.93,95%CI:1.18~3.14,P=0.009),居住在亲友家(OR=5.78,95%CI:2.01~16.61,P=0.001)、打工场所(OR=6.67,95%CI:3.06~14.53,P<0.001)、出租屋(OR=11.84,95%CI:4.76~29.47,P<0.001)、自己家(OR=6.77,95%CI:1.84~24.85,P=0.004)。结论 德宏州内缅甸籍HIV感染者流动性大,感染状态知晓比例低而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发生率较高,给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相关机构需积极探索有效的随访管理办法。  相似文献   

20.
目的 了解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阳转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对浙江省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的数据进行整理, 选取2009-2013年配偶首次检测结果阴性的HIV单阳夫妻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包括一般特征、感染危险行为、抗病毒治疗、配偶HIV血清阳转情况、阳转夫妻基本特征。结果 2009-2013年2 575对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学总阳转率为3.56/1 000人年, 年阳转率从2009年5.49/1 000人年下降至2013年3.20/1 000人年。经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HIV阳转率逐年上升, 女性感染者的配偶HIV阳转率有所下降。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OR=0.063, 95%CI: 0.019~0.204)是预防配偶HIV阳转的保护性因素, 先证者感染时间在3年及以上(OR=3.564, 95%CI: 1.296~9.804)、外省户籍(OR=2.626, 95%CI: 1.098~6.230)是配偶HIV阳转的危险因素。结论 浙江省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低, 地区分布不平衡。以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阳转率有所上升, 重点关注外省户籍女性先证者单阳家庭。抗病毒治疗、感染时间、户籍是配偶HIV阳转的影响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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