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2006－2019年HIV/AIDS抗病毒治疗策略与免疫学效果的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探讨不同ART策略与免疫学效果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立即ART影响因素,采用t检验和χ²检验比较不同ART策略的免疫学效果差异,采用Kaplan-Meier（K-M）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06－2019年台州市2 971例HIV/AIDS中,立即ART组1 786例（占60.1%）,其中2016－2019年立即ART的比例为77.8%（1 170/1 504）。2006－2019年立即ART组的成功率（87.4%,1 561/1 786）高于延迟ART组（84.4%,1 000/1 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立即ART的影响因素中,男性（aOR=1.28,95% CI：1.03~1.59）、已婚（aOR=1.71,95% CI：1.33~2.19）、基线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200个/μl（aOR=1.60,95% CI：1.27~2.02）与立即ART呈正相关;31~40岁（aOR=0.63,95% CI：0.48~0.84）、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aOR=0.60,95% CI：0.49~0.74）、确证时间为2015年及以前（aOR=0.20,95% CI：0.17~0.23）与立即ART呈负相关。立即ART组各年份CD₄/CD₈比值的增幅和ART累积成功率均大于延迟ART组（P<0.05）。结论 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ART策略落实较好,立即ART比例超过60.0%,立即ART组的ART免疫学效果较好。针对HIV/AIDS中31~40岁、女性、未婚和异性性传播者,需加强立即ART的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ART效果。     

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神经认知损伤与认知表现特征研究

目的 联合应用两种神经认知评价量表,探讨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感染者神经认知损伤患病率、影响因素及其神经认知表现特征。方法 纳入浙江省台州市开展的HIV与衰老相关疾病前瞻性队列研究中2 250例接受ART的HIV感染者。使用中国版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和国际HIV相关性痴呆量表（IHDS）评价其神经认知损伤情况,并对2个量表中的7个神经认知域进行聚类分析。结果 在接受ART的HIV感染者2 250例中,年龄集中在45~89岁（48.0%,1 080/2 250）,男性占79.2%（1 782/2 2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37.8%（852/2 250）。MMSE和IHDS判断的神经认知损伤的患病率分别为14.3%（321/2 250）和31.8%（716/2 25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MMSE判断的神经认知损伤危险因素包括60~89岁（aOR=2.63,95%CI：1.52~4.56）、抑郁症状（aOR=5.58,95%CI：4.20~7.40）和使用依非韦伦（EFV）治疗（aOR=2.86,95%CI：1.89~4.34）;男性（aOR=0.71,95%CI：0.51~1.00）、偏胖（aOR=0.63,95%CI：0.44~0.89）和文化程度较高（aOR=0.11,95%CI：0.05~0.25）为保护因素。IHDS判断的神经认知损伤危险因素包括60~89岁（aOR=3.10,95%CI：2.09~4.59）、抑郁症状（aOR=1.78,95%CI：1.44~2.20）和使用EFV治疗（aOR=1.79,95%CI：1.41~2.29）;男性（aOR=0.75,95%CI：0.58~0.97）、偏瘦（aOR=0.67,95%CI：0.47~0.96）、基线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350个/μl（aOR=0.69,95%CI：0.53~0.91）和文化程度较高（aOR=0.23,95%CI：0.14~0.39）是保护因素。HIV感染者的神经认知表现分为4种主要类型,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饮酒、抑郁症状、腰臀比、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基线CD4计数和使用EFV治疗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结论 接受ART的HIV感染者神经认知表现分为4种类型,神经认知损伤患病率较高,需对不同类型者采取针对性的监测、预防与控制措施。     

北京市2017－2019年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P₂₅~P₇₅：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OR=1.87,95% CI：1.34~2.60;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结论 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     

南京市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南京市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ART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HIV/AIDS人群的ART依从性提供参考。方法 2014年5－6月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人口学、ART情况及社会支持与歧视等信息,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HAART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HIV/AIDS 276例,以依从性支持评价中心的依从性指数为评价标准,调查发现总体依从性良好252例,占91.3%。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提醒服药(OR=0.13,95%CI:0.04~0.37)、年龄较大者(OR=0.52,95%CI:0.31~0.89)服药依从性较好;而存在ART副作用(OR=4.11,95%CI:1.35~12.56)、WHO分期较诊断时降低(OR=3.56,95%CI:1.37~9.21)和吸烟(OR=5.38,95%CI:2.00~14.45)是影响依从性的危险因素。结论 南京市HIV/AIDS人群ART依从性整体情况较好,为进一步巩固提高,对存在ART副作用、无提醒服药、吸烟、年龄较小、病情减轻的患者加强服药依从性教育。     

中国2019年HIV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的失访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2019年中国HIV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HIV暴露儿童）的失访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我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2019年全国医疗机构报告的HIV感染孕产妇和HIV暴露儿童的基本信息和随访记录,HIV暴露儿童失访的定义为出生后满18月龄无法随访到且21月龄时仍未随访到的存活儿童。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方法,HIV暴露儿童的失访影响因素分别采用χ²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5 039例HIV感染孕产妇中,分娩的HIV暴露儿童5 035例,HIV暴露儿童的失访率为5.62%（283/5 03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产妇职业为农（牧、渔）民（aOR=0.34,95%CI：0.22~0.53）、婚姻状况为未婚（aOR=0.47,95%CI：0.24~0.93）、初婚（aOR=0.38,95%CI：0.22~0.67）、再婚（aOR=0.36,95%CI：0.20~0.67）与同居（aOR=0.47,95%CI：0.23~0.97）和本次妊娠前知晓自己感染HIV（aOR=0.53,95%CI：0.40~0.70）的HIV暴露儿童失访率较低;孕产妇为汉族（aOR=1.52,95%CI：1.09~2.13）、小学（aOR=2.06,95%CI：1.10~3.89）和初中文化程度（aOR=1.81,95%CI：1.03~3.17）、未抗病毒治疗（aOR=6.21,95%CI：4.32~8.93）和在乡（街道）级助产机构分娩（aOR=5.72,95%CI：1.61~20.27）的HIV暴露儿童失访率较高。结论 2019年我国HIV暴露儿童存在一定的失访,为进一步降低其失访率,提高妇女孕前HIV检测率和HIV感染孕产妇的抗病毒治疗率,对有效实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     

贵州省1995－2018年HIV/AIDS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1995-2018年贵州省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从"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下载1995-2018年贵州省报告的所有现住址为贵州省的HIV/AIDS报告卡。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时间、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纳入研究对象HIV/AIDS 53 232例,死亡率为8.53/100人年(14 210/166 679.18);生存时间中位数为10.20(95%CI:9.91~10.48)年,第1、5、10、20年的累积生存概率分别为0.85、0.68、0.51、0.36、0.19;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相比,aHR=0.757,95%CI:0.727~0.788)、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与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相比,aHR=0.173,95%CI:0.165~0.181)、首次CD₄⁺T淋巴细胞(CD₄)<200个/μl(与首次CD₄ ≥ 200个/μl者相比,aHR=0.410,95%CI:0.387~0.435)、≥ 45岁 (与<45岁者相比,aHR=1.506,95%CI:1.193~1.901)、文盲(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相比,aHR=0.904,95%CI:0.832~0.982)、未婚(与离异或丧偶者相比, aHR=0.896,95%CI:0.848~0.946)、异性性传播(与同性性传播者相比,aHR=0.555,95%CI:0.487~0.632)、苗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aHR=1.185,95%CI:1.114~1.262)、农民/民工(与家政/待业者相比, aHR=0.874,95%CI:0.834~0.916)均是影响病例生存时间的因素。结论 贵州省HIV/AIDS死亡率较高,近年来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男性、≥ 45岁、文化程度较低、少数民族、首次CD₄检测<200个/μl等是影响HIV/AIDS生存时间的因素。应该针对具有这些特征的病例加强治疗和随访管理,以提高其生存质量。     

宁波市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医疗保险药物使用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宁波市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医疗保险（医保）药物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截至2023年2月宁波市所有在治HIV感染者与ART相关历史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感染者ART医保药物使用的相关因素。使用R 4.2.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共收集有ART记录的HIV感染者6 433例，其中在治HIV感染者5 783例。在治HIV感染者中，医保药物使用比例为24.8%（1 435/5 783，95%CI：23.7%~25.9%）。ART医保药物使用比例最低的两个区（县）为北仑区（8.7%，43/497）和奉化区（5.7%，14/247）。在治HIV感染者中，ART医保或自费药物组最近1年病毒载量检测≥1次的比例（84.9%，1 352/1 593）显著低于免费药物组（91.4%，3 829/4 190）（χ²=52.50，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RT医保药物使用的相关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aOR=0.24，95%CI：0.17~0.34），农民或工人（农民：aOR=0.60，95%CI：0.39~0.91；工人：aOR=0.42，95%CI：0.27~0.64），月均收入较低（<3 000元：aOR=0.29，95%CI：0.18~0.45），确诊与ART间隔时间较长（≥21 d：aOR=0.47，95%CI：0.30~0.74）。结论 宁波市HIV感染者ART医保药物使用比例的地区差异较明显，应尽快完善HIV感染者随访管理方案，提高HIV感染者随访依从性，调动各区（县）推广ART医保药物积极性。加强对文化程度较低者和延迟治疗者的ART医保药物的科普宣传。     

山东省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暴露前后预防用药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山东省MSM的HIV暴露前后预防（PrEP/PEP）用药情况并分析相关因素，为PrEP/PEP工作的推广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2年4-7月在山东省7个城市监测哨点招募MSM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城市样本量为400人。收集MSM社会人口学、性行为、PrEP/PEP用药等信息，并采集血标本做HIV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 研究对象MSM共2 815人，以≤30岁（55.7%，1 569/2 815）、未婚（68.6%，1 931/2 81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56.5%，1 590/2 815）为主。PrEP用药者占9.2%（258/2 815）；PEP用药者占10.8%（305/2 8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中PrEP用药的可能性较高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30岁（aOR=4.04，95%CI：1.25~13.01）、自我认知HIV感染风险较低（aOR=1.76，95%CI：1.16~2.68）、最近6个月发生群交行为（aOR=1.51，95%CI：1.10~2.09）、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商业性行为（aOR=1.69，95%CI：1.16~2.47）、使用新型毒品（aOR=1.53，95%CI：1.11~2.11）、接受同伴教育（aOR=1.56，95%CI：1.03~2.37）、知晓别人PrEP用药（aOR=3.29，95%CI：2.48~4.36）、HIV抗体阴性（aOR=8.40，95%CI：1.12~63.12）；MSM中PrEP用药的可能性较低的相关因素为主要性伴为临时性伴（aOR=0.67，95%CI：0.49~0.90）。MSM中PEP用药的可能性较高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50岁（≤30岁：aOR=2.41，95%CI：1.02~5.69；31~49岁：aOR=3.33，95%CI：1.42~7.85）、自我认知无HIV感染风险（aOR=1.87，95%CI：1.12~3.11）、最近6个月发生群交行为（aOR=1.68，95%CI：1.23~2.29）、使用新型毒品（aOR=3.86，95%CI：2.94~5.07）以及未接受同伴教育（aOR=1.54，95%CI：1.12~2.12）。结论 山东省MSM的PrEP/PEP用药比例较高。应加强同伴教育和自我认知HIV风险教育，提高MSM中PrEP/PEP用药的使用率。     

四川省1991-2017年HIV/AIDS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1991-2017年四川省HIV/AIDS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1991-2017年四川省新报告的143 988例HIV/AIDS的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概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143 988例HIV/AIDS中,30 420例死于艾滋病及相关疾病（21.1%）,平均生存时间为11.51年（95% CI：11.39~11.6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生存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男比女：HR=1.35,95% CI：1.32~1.40）、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比初中及以上：HR=1.15,95% CI：1.12~1.18）、民族（汉族比其他：HR=1.46,95% CI：1.41~1.52）、职业（农民比其他：HR=1.26,95% CI：1.22~1.29）、诊断时年龄（≥ 55岁比15~24岁：HR=3.18,95% CI：3.02~3.36）、诊断时疾病状态（艾滋病比HIV感染：HR=1.44,95% CI：1.39~1.48）、抗病毒治疗（ART）（接受ART者比未接受ART者：HR=0.20,95% CI：0.19~0.20）、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500个/μl比<200个/μl：HR=0.42,95% CI：0.40~0.45）。结论 1991-2017年四川省HIV/AIDS诊断后平均生存时间为11.51年。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汉族、农民、诊断时较大年龄、诊断时为艾滋病状态是HIV/AIDS生存的危险因素,接受ART、首次CD₄水平高是HIV/AIDS生存的保护因素。     

山东省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滥用和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MSM新型毒品滥用和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1年4-7月在山东省9个城市监测哨点招募MSM,每个城市招募样本量为400人。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MSM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学和接受HIV干预服务等信息,采集血样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采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进行HIV新发感染检测,并计算HIV新发感染率指标。结果 共调查MSM 3 624人,年龄（32.70±9.33）岁,以≥30岁（59.52%,2 157/3 624）、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5.99%,2 029/3 624）、未婚/离异/丧偶（57.70%,2 091/3 624）和性取向为同性恋者为主（86.26%,3 126/3 624）。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占32.95%（1 194/3 624）;曾使用新型毒品占27.48%（993/3 613）;HIV抗体阳性率为3.12%（113/3 624）,HIV新发感染率为2.61%（95%CI：1.73%~3.4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新型毒品滥用的相关因素包括未婚/离异/丧偶（相比于已婚/同居,aOR=1.43,95%CI：1.22~1.6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aOR=1.47,95%CI：1.25~1.72）、主要寻找男性性伴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相比于酒吧/浴池/公园等,aOR=1.76,95%CI：1.41~2.19）、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相比于未发生无保护肛交,aOR=1.33,95%CI：1.13~1.57）、最近1年患过性病（相比于未患性病,aOR=2.77,95%CI：2.04~3.76）。MSM 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包括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相比于未发生无保护肛交,aOR=2.51,95%CI：1.25~5.01）、最近1年未接受HIV干预服务（相比于接受HIV干预服务,aOR=3.89,95%CI：1.30~11.60）、梅毒阳性（相比于梅毒阴性,aOR=8.18,95%CI：2.98~22.48）、曾使用新型毒品（相比于未使用新型毒品,aOR=4.75,95%CI：2.32~9.70）。结论 山东省MSM新型毒品滥用现象较为普遍,新型毒品滥用会增加HIV新发感染风险。     

Calcium intake in the elderly: validation of a dietary questionnair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of calcium and osteoporosis have been hampered by the lack of a suitable tool for assessing calcium intake. This report describes a new frequency and amount questionnaire for measuring present and past calcium intake in the elderly. The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tested against two commonly used standards of dietary assessment, five-day duplicate diets and seven-day weighed dietary inventories. The resulting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respectively, r = 0.76 and r = 0.69, while that for repeatability was r = 0.84. Furthermore, the questionnaire categorized subjects into third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take with almost no gross misclassifi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esent findings may be extended to the majority of normal, healthy elderly subjects, implying wide application for the questionnaire in the assessment of calcium intake in the elderly.     

Self-reported health problems among Swedish miners one year after unemployment

Unemployment is considered to be a public health concern sincedeterioration in the health of the unemployed is often anticipated.However, for some groups, such as miners, unemployment mightimprove health due to a cessation of potentially harmful occupationalexposures.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health of 79 miners in oneSwedish iron-ore mine, and 226 age-matched controls from thegeneral population, during one year after the closure of themine. The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questionnaire regarding medicalhistory and subjective symptom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udyperiod, and after one year.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negativeeffects on self-reported health attributable to unemploymentwere not found, although 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were morecommon among the unemployed miners. The miners reported a statistically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grip force (p=0.031). They had asignificantly higher prevalence of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mining related exposure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population controls;pain in the upper extremities [relative risk (RR)=2.27, 95%confidence interval (Cl)=1.44–3.59), back pain (RR=1.84;Cl=1.237–2.75), vasospastic disease of the fingers (RR=2.05;Cl=1.18–3.57) and obstructive respiratory symptoms (attacksof dyspnea and wheezing: RR=3.67; Cl=1.167–11.6).     

Excès de cas humains et animaux de tularémie en France au cours de l’hiver 2007–2008 : émergence ou phénomène isolé ?

Context

Tularemia is a zoonosis affecting humans and hares in France. We describe the results of surveillance in both species, in 2007 and 2008.

Methods

Human tularemia cases are mandatorily notifiable in France since 2003. In hares, surveillance relies on volunteer hunter associations in all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Data from mandatory reports and volunteer surveillance in 2007/2008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esults.

Results

In 2007/2008, 144 cases were reported in humans and 117 cases in hares. This was a 100% increase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Human cases differed from those of previous years only by the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breeding animals. Human cases without any documented risk exposure were also more frequent.

Conclusion

An increase of tularemia cases occurred in 2007/2008 in both species. Complementary studies are needed to identify the species reservoir in France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is peak of cases.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in mining: an overview

This review article outlines the physical, chemical, biological, ergonomic and psychosocial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of mining and associated metallurgical processes. Mining remains an important industrial sector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lthough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 there remains room for further risk reduction. This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traumatic injury hazards, ergonomic hazards and noise. Vigilance is also required to ensure exposures to coal dust and crystalline silica remai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Manufacture and use of nanomaterials: current status in the UK and global trend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nanomaterials (NMs), particularly in the UK. Currently, relatively few companies in the UK are identifiable as NM manufacturers, the main emphasis being the bulk markets in metals and metal oxides, and some niche markets such as carbon nanotubes and quantum dots. NM manufacturing in the UK does not reflect the global emphasis on fullerenes, nanotubes and fibres. Some assumptions have been made about the types of NM that are likely to be imported into the UK, which currently include fullerenes, modified fullerenes and other carbon-based NMs including nanotubes. Many university departments, spin-offs and private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processe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NMs but may only be producing small quantiti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purposes. However, some have the potential to scale up to produce large quantities. The nan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UK has strong R&D backup from universities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This review has covered R&D trends at such institutions, and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has been added to a searchable database. While several companies are including NMs in their products, only a few (e.g. manufacturers of paints, coatings, cosmetics, catalysts, polymer composites) are using nanoparticles (NPs) in any significant quantities.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likely to change rapidly. There is a need to collec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xposure to NPs in both manufacturing and user scenarios. As the market grows, and as manufacturers switch from the micro- to the nanoscale, the potential for exposure will increase. More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quantify any risks to workers and consumers.     

深圳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制度设计

深圳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在理事会架构下按法定机构模式组建市医管中心,落实公立医院运营管理自主权.作者从当前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的弊端入手,介绍了深圳市进行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及改革方案设计的主要举措,深入剖析了的改革方案的特点,并对改革效果进行了预测.     

Effects of nitrogen dioxide on red blood cells of rats: Changes in components of red cell membranes during in vivo exposure to NO2

Red cell membranes, prepared from red blood cells of rats exposed to 4, 10, or 20 ppm nitrogen dioxide (NO₂) for 1 to 10 days, were examined for evidence of changes in membrane components. Appreciable changes were not found in contents of phospholipid and cholesterol during exposure to 10 ppm NO₂. By contrast, protein content altered with the time of exposure. Moreover, changes in protein composition were observed by employing sodium dodecyl sulfate —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Twenty-four-hour exposure to NO₂ at the concentration above 10 ppm resulted in a marked increase in the percentage of lyso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LysoPE) to the total phospholipids. The prolonged exposure to 10 ppm NO₂ gave rise to a further increase in LysoPE, whereas the percentage of 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PE) showed a gradual decrease. A 1-day exposure to 4.0 ppm NO₂ also caused an increase in sialic acid content and decreases in those of PE and hexose. In addition to contents of these components the percentage of LysoPE increased 5 days after exposure and the elevated values were maintained up to the end of exposure period.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red blood cells in circulation exhibit different membrane properties in terms of lipid and carbohydrate composition during 10 days of exposure to 4.0 ppm NO₂.     

Investigating clusters in the workplace and beyond

Clusters of disease are common and occur in the workplace and in the general community. They often arouse considerable concern among the population. Investigations have sometimes lead to exciting new knowledge, but in general the investigation of clusters is difficult and often unrewarding, especially for community clusters. In the workplace, investigations are more likely to find associations and even new causes, but still many clusters remain enigmatic. Despite this,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investigating clusters, including allaying community concern and identifying uncontrolled exposures. A structure for investigating clusters in the workplace is sugge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