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现况及服务支付意愿分析

目的 了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城市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现况及对癌症筛查费用的支付意愿情况,从潜在筛查服务需求方的角度探索癌症筛查工作的可持续性。方法 2014-2015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6个省份项目点,采用多中心横断面方便抽样方法对目标人群开展纸质问卷调查;采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调查16 394人。调查对象中做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占12.1%（1 984人）;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为60~69岁（OR=1.27,95% CI：1.13~1.43）、女性（男性OR=0.56,95% CI：0.50~0.62）、学历偏高者（高中/中专OR=1.51,95% CI：1.35~1.70;大学及以上OR=2.10,95% CI：1.36~3.25）、事业单位等和企业单位等职业的人群（企业人员等OR=1.32,95% CI：1.06~1.64;事业单位人员等OR=2.85,95% CI：2.26~3.59）、收入偏高者（6~15万元OR=1.55,95% CI：1.39~1.73;≥ 15万元OR=2.57,95% CI：2.09~3.15）、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公费医疗（OR=1.15,95% CI：1.01~1.32）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商业保险（OR=1.01,95% CI：0.84~1.22）的人群对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率更高。在不考虑费用等因素的情况下,65.8%（10 795人）的调查对象愿意接受癌症筛查服务,且做过癌症筛查的居民对癌症筛查的接受度更高（P<0.05）。对于多种癌症联合筛查,61.2%（10 038人）的居民愿意付费,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为40~59岁（60~69岁OR=0.80,95% CI：0.74~0.87）、企事业单位等职业人群（企业人员OR=1.32,95% CI：1.18~1.47;事业单位人员OR=1.76,95% CI：1.56~1.98）、收入偏高者（6~15万OR=1.51,95% CI：1.40~1.63;≥ 15万OR=1.95,95% CI：1.60~2.38）及做过癌症筛查人群（OR=2.18,95% CI：1.94~2.46）的支付意愿更高。结论 居民癌症筛查服务利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年龄、性别、学历、职业、收入、医保是癌症筛查服务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居民有一定的支付意愿,但支付额度有限,年龄、职业、收入、癌症筛查服务利用是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城市地区人群癌症筛查需求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未参加过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城市社区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的接受意愿及对服务模式细化需求,从筛查潜在服务需求方的角度探索癌症筛查工作可持续性的影响要素。方法 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16个省份现场,采用方便抽样对当地40～69岁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筛查服务需求意向等。结果 最终完成合格访谈16 394份,调查对象年龄（53.8±8.0）岁,男性占44.6%。若不考虑费用等因素,4 831名（29.5%）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没有需求,常见原因包括要等身体出现异常后才行动（61.8%）、所在单位已提供类似体检（36.8%）、自己不先做风险评估而直接去做筛查（33.0%）等。10 795名（65.8%）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有需求,但对筛查机构类型选择倾向不同：43.7%希望提供筛查的机构是综合性医院,36.5%希望是肿瘤专科医院;居民对于机构级别选择也有差异：61.4%的居民希望提供筛查的机构级别越高越好,36.4%则认为机构达到一定级别即可。关于筛查流程,61.5%未接收过筛查的居民认同“先问卷评估阳性后再临床检查”的模式。结论 大多数居民对癌症筛查服务有需求且倾向筛查机构级别越高越好。应普及癌症筛查知识宣传,并合理引导居民对筛查机构类型及级别的选择期望,建议加强基层筛查能力建设,合理分流居民对筛查机构的选择意愿。     

我国结直肠癌筛查卫生经济学证据系统更新：2009－2018

目的 系统更新中国大陆结直肠癌筛查的卫生经济学评价证据。方法 基于2015年发表的系统综述（2004-2014年），扩大检索数据库范围（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延展时间至2018年12月，重点呈现近10年证据（2009-2018年）。系统摘录研究基本特征及主要结果。成本数据采用医疗保健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贴现至2017年，计算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与对应年份全国人均GDP的比值。结果 最终纳入12篇文献（新增8篇），其中9篇基于人群（均为横断面研究），3篇基于模型。起始年龄多为40岁（7篇），筛查频率多为终生1次（11篇）。筛查技术涉及问卷评估、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和结肠镜。经济学评价指标以每检出1例结直肠癌的成本最为常见，中位数（范围，筛查方案数）为52 307元（12 967~3 769 801，n=20）；每检出1例腺瘤的成本为9 220元（1 859~40 535，n=10）。3篇文献报告了与不筛查相比，每挽救1个生命年的成本，其ICER与GDP比值为0.673（-0.013~2.459，n=11），是WHO认为的非常经济有效；不同筛查技术间及不同频率间该比值的范围重叠较大，但起始年龄50岁（0.002，-0.013~0.015，n=3）比40岁（0.781，0.321~2.459，n=8）筛查方案更经济有效。结论 人群研究提示腺瘤检出成本仅为癌症检出成本的1/6，有限的ICER证据提示在我国人群开展结直肠癌筛查经济有效；尽管最优初筛技术无法定论，但初步提示筛查起始年龄50岁优于40岁。未见随机对照试验评价等高级别证据。     

我国城市地区癌症临床筛查服务潜在供方服务意愿调查

目的 调查未参加过国家级癌症筛查项目的医院相关工作人员癌症筛查服务意愿及原因。方法 基于16个省份的项目点,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潜在供方医院（每个城市1~2家）,并整群抽取与癌症筛查相关的管理及一线工作人员,开展问卷调查,采用SAS 9.4软件进行逻辑核查和数据分析。结果 共有31家医院（三级18家、二级13家）的2 201名工作人员（管理者508人、一线工作人员1 693人）参与调查;受访医院均有一定的筛查业务扩展空间,管理者中有提供癌症筛查意愿者占92.5%,68.3%认为应当由政府承担筛查筹资责任;一线工作人员希望通过项目获得的收获是提升专业技能（72.4%）和物质回报（46.8%）,但又担心项目运行会干扰日常工作（42.1%）和物质激励不足（41.8%）;如需加班提供筛查服务,工作人员对不同检查项目单例期望补偿额度M值为20~90元,其中三级医院是二级的2倍左右。结论 专业技能提升和物质激励是潜在筛查服务提供方服务积极性和项目可持续性的保证,在后续的项目开展中应给予重视,加班劳务补偿期望值较高,项目实施中需合理分配机构的工作负荷以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

  目的  掌握农村居民癌症筛查需求和支付意愿现状,为进一步改进和推广癌症筛查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于2019年10月 — 2020年3月,在山东省选取1 086名18岁以上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癌症筛查服务需求及支付意愿等,描述性分析农村居民癌症筛查需求、支付意愿,应用χ²检验分析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居民间需求和支付意愿差异。  结果  在筛查服务免费提供时,81.90 %的居民表示对筛查服务有需求,18.10 %的居民没有需求。在需自付部分费用时,70.10 %的居民表示愿意支付,29.90 %不愿支付,不愿支付的主要原因为 “认为筛查费用难以承担”（57.85 %）、“认为没有必要”（38.70 %）;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家庭年收入 ≥ 10 000元、60岁以下的居民支付意愿较高（P < 0.05）。当筛查费用为500、1 000、2 000元时,居民愿意自付平均费用分别为194.29、373.25、668.83元,占总费用比例分别38.86 %、37.33 %、33.44 %,均在35 %左右;年龄 < 40岁、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医疗保险类型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家庭年收入 ≥ 20 000元的居民愿意自付比例较高,约占总费用的39.27 %～61.67 %。  结论  农村居民癌症筛查需求较高,但支付意愿、自付额度及比例不高。应提高居民防控意识,同时发挥财政、医保和社会资金的协同保障作用,将癌症筛查自付费用比例控制在40 %以下,提高筛查依从性。     

HIV自检模式在男男性行为者中的成本效果分析

目的 分析珠海市MSM中HIV自我检测（HIVST）模式和现场HIV快速检测（HIV-RDT）模式的成本效果和支付意愿,为政府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以卫生服务提供者的视角,收集珠海市在2019年1-9月MSM参与两种HIV检测模式的成本投入和效果产出,采用TreeAge Pro 2019软件构建10 000名MSM队列决策树模型,测算成本效果比（CER）和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以敏感性分析模型中各参数的不确定性,绘制成本效果可支付曲线评价策略的可支付性。结果 珠海市男同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动员参与HIVST和现场HIV-RDT的MSM人次数为2 303 vs.816,发现HIV筛查阳性者人数为33 vs.35,筛查阳性率为1.7% vs.4.3%。每筛查1例的成本为60.45元vs.240.43元,每发现1例筛查阳性的成本为4 218元vs.5 606元。决策树模型运行结果显示,每检测1例MSM的平均费用为44.67元vs.148.42元,ICER为负值。当发现1例HIV筛查阳性支付意愿低于6 528元时,HIVST更具成本效果的选择;当投入高于该阈值时,现场HIV-RDT是更具成本效果的选择。结论 珠海市现行的HIVST模式是具有经济学价值的公共卫生项目,决策者应加大社会组织扶持力度,推广HIVST在MSM中的应用。     

癌症筛查项目人员组成及工作负荷的多中心调查及建议

目的 从癌症筛查服务人员组成和工作服务负荷,了解癌症筛查项目的可持续性。方法 2014－2015年基于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16个省份项目点选取2013－2015年所有承担项目的医院（71.1%为三甲医院）、CDC和社区中心,采用纸质问卷和网络调查,访谈对象包括宏观管理人员、具体项目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等,内容包括不同专业人员配备情况、工作人员工作负荷及补偿情况等。结果 完成合格调查4 626份,年龄（37.7±9.5）岁,男性占31.0%。省份间投入人员数量差别较大,以2012年加入项目的8个可比省份为例,副高及以上人员数量为6人（重庆）至43人（北京）不等;细化不同专业间差别也较大。不同机构来源工作人员中,医院（n=2 192）、CDC（n=431）和社区中心人员（n=1 990）自报因参加项目工作量增加所致压力较大的占比依次为19.9%、24.6%和34.1%（P<0.001）。对应不同项目角色分类人员,宏观管理（n=227）、项目具体管理人员（n=376）和一线工作人员（n=3 908）自报压力较大的比例依次为23.6%、22.3%和28.2%（P<0.001）。3 244名（73.8%）工作人员为项目工作加班获得报酬或补偿,其中以与工作量挂钩的劳务费（67.5%）和工作量不挂钩劳务费（26.6%）形式最多见。结论 省份间人员配置情况提示各现场的组织模式不同,客观能力可能存在差异。若要长期可持续性开展癌症筛查工作,建议筛查工作趋向常规化,减轻社区和一线工作人员压力,提高物质和非物质激励,可设专职人员。     

中国2013年35~69岁女性人群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分析中国35~69岁女性人群子宫颈癌与乳腺癌筛查率并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2013年全国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数据,分别纳入女性35~64岁66 130人和35~69岁72 511人分析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率。基于复杂抽样和加权方法估计筛查率及95% CI;采用Rao-Scott χ²检验不同人群筛查率差异;构建混合效应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筛查与主要影响因素关联性。结果 分析的样本中分别有26.7%（95% CI：24.6%~28.9%）接受过子宫颈癌筛查和22.5%（95% CI：20.4%~24.6%）接受过乳腺癌筛查,城市高于农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P<0.000 1）。≥ 50岁女性筛查率低于35~49岁。低教育水平、未就业、低家庭收入和无医保女性接受筛查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高社会经济水平女性（P<0.000 1）;居住在农村、西部地区与子宫颈癌筛查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而与乳腺癌筛查可能性较低相关（P<0.05）。结论 应提高人群子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覆盖率,重点提高≥ 50岁及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筛查率。     

江苏省扬中市40～69岁高危人群食管癌筛查结果分析

目的 了解江苏省扬中市40～69岁高危人群食管癌发病情况。方法 2011-2017年运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江苏省扬中市食管癌高发区选取部分自然村,以其中40～69岁户籍居民作为目标人群,共筛查14 687人次,经内窥镜检查和病理学诊断食管癌。结果 筛查共发现341人患有食管癌前病变,检出率为2.32%（341/14 687）,其中轻度异型增生234人（1.59%）、中度异型增生107人（0.73%）。食管癌阳性病例77人,检出率为0.52%,其中重度异型增生和（或）原位癌41人（0.28%）、早期癌19人（0.13%）、中晚期癌17人（0.12%）。筛查早诊率为77.92%（60/77）,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食管各级病变检出率男性高于女性（P<0.05）,但男女性早期癌和中晚期癌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除中晚期癌症外,各级食管病变检出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P<0.05）,中晚期癌检出率在60～岁年龄组达到最高（0.39%,10/2 547）,65～岁组略有下降。结论 食管癌筛查项目能够在高危人群中发现相当数量的癌症及癌前病变患者,对改善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意义重大。同时应当重视高危人群中的男性和老年群体,以此提高食管癌早期病例的检出率。     

河南省城市地区低剂量螺旋CT肺癌筛查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评价2013-2017年河南省城市地区肺癌高危人群的低剂量螺旋CT（LDCT）筛查依从性并探索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南省40～74岁城市户籍居民进行癌症危险因素调查和肺癌风险评估,并对评估出的肺癌高危人群进行LDCT检查。采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特征人群的LDCT筛查参与率差异,并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对筛查参与率的时间趋势进行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LDCT筛查参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符合研究要求的肺癌高危人群35 672例,其中13 383例接受了LDCT检查,总体参与率为37.52%。LDCT筛查的参与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差异：最高和最低城市的参与率分别为38.47%和26.73%;2013-2014年的总体筛查参与率最低,为29.22%,2014-2015年最高,为43.30%（P<0.05）,且随着筛查年份增加,筛查参与率逐渐增加（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45～69岁、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既往吸烟、正在饮酒或既往饮酒、不经常体育锻炼、有肺结核史、有慢性支气管炎史、有肺气肿史、有哮喘支气管扩张史和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更愿意接受LDCT检查（均P<0.05）。结论 河南省城市肺癌高危人群的LDCT筛查参与率仍不高。针对本研究识别出的特定高危人群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在将来的肺癌筛查中提升LDCT检查的总体依从性。     

提高听力筛查复筛依从性的研究分析

目的研究提高听力筛查复筛依从性的新模式。方法选取956名首次接受听力筛查未通过的新生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采用"疾病健康教育-宣教资料发放-手机短信预约-电话通知提醒"模式进行返院复筛前的干预;对照组分成四组,1组进行疾病健康教育,2组发放宣教资料,3组手机短信预约,4组电话通知提醒;统计五组复筛率、新生儿性别、居住情况和监护人文化程度,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干预组复筛率92.75%。4个对照组复筛率分别为65.08%、57.07%、78.24%、83.68%。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各组在新生儿性别、居住情况和监护人文化程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疾病健康教育-宣教资料发放-手机短信预约-电话通知提醒"联合干预模式对提高复筛依从性比采取单一干预模式效果明显。     

Chlamydia screening in at-risk adolescent females: An evaluation of screening practices and modifiable screening correlates

PurposeTo identify modifiable correlates of chlamydia screening that could offer intervention targets to enhance screening.MethodsWe surveyed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primary care providers (n = 186) at an integrated healthcare delivery system to document their self-reported adherence to annual screening of sexually-active adolescents and to identify specific, modifiable constructs that were correlated with annual chlamydia screening. To cross-validate providers’ self-report, we also used automated data to examine adolescent screening in an anonymous sample of primary care providers (n = 143).ResultsForty-two percent of providers reported annual chlamydia screening of sexually-active adolescents. Univariate correlates of annual screening were: provider type (non-physician) (p = .01), female gender (p = .001), fewer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p = .001), greater perceived knowledge about chlamydia (p = .001), greater confidence across a range of screening-related activities (p ≤ .01), greater comfort recommending screening for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p = .001), and greater perceived patient comfort discussing sexual issues (p < .01).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providers’ perceived knowledge, confidence, comfort, and perceived patient comfort continued to b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nnual chlamydia screening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relevant provider characteristics. Self-reported screening practices were consistent with observed screening rates in the anonymous provider sample.ConclusionsRoutine chlamydia screening among asymptomatic, at-risk adolescent females could be enhanced through additional intervention targeting specific provider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chlamydia screening.     

Melanoma screening in Debrecen

Melanoma screening examination has been organized in Debrecen. The aid of it is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melanoma. Different methods (educational pamphlet, postgradual training of GP's, TV, radio) help the work of dermatologists.     

Nutritional screening: pitfalls of nutritional screening in the injured obese pati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rocess of nutritional screening into clinical standards has been driven by the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the prevalence of undernutrition in acute and primary care, along with its associa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However,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obesity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uggests that an increased number of patients admitted to hospital will be obese. Increased morbidity has also been reported in the injured obese patient and may be associated with poor nutritional support. This situation may occur because the profound metabolic disturbances accompanying trauma in this group are not recognised, and subsequent feeding practices are inappropriate. Screening tools currently classify patients by using simple markers of assessment at the whole-body level, such as BMI. Subsequently, patients are identified as at risk only if they are undernourished. Such comparisons would by definition classify injured obese patients as at minimal or no nutritional risk, and they would therefore be less likely to be re-screened. This approach could result in potential increases in morbidity, length of rehabilitation and consequent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It is likely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risk in obese injured patients goes beyond the measurement of such indices as BMI and percentage weight loss, which are currently utilised by the majority of screening processe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in school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screening students in schools for emotional/behavioral problems. METHODS: Elements relevant to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in schools are considered. Screening in schools is linked to a broader national agenda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trategies for systematic planning for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in schools are presented. RESULTS: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in schools is a very important, yet sensitive, agenda that is in its very early stages. Carefu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in schools offers a number of benefits including enhancing outreach and help to youth in need, and mobilizing school and community efforts to promote student mental health while reducing barriers to their learning. CONCLUSIONS: When implemented with appropriate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mental health screening in schools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a cornerstone of a transformed mental health system. Screening, as part of a coordinated and comprehensive school mental health program, complements the mission of schools, identifies youth in need, links them to effective services, and contributes to positive educational outcomes valued by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