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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P25~P75: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OR=1.87,95% CI:1.34~2.60;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结论 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  相似文献   

2.
目的 分析HIV感染者与配偶离异或分居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收集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2014年新报告、年满18周岁且已婚有配偶的HIV感染者的信息,根据确证阳性后1年内配偶变化情况分为“离异或分居”和“已婚有配偶”。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感染者与配偶离异或分居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有31 708个已婚有配偶HIV感染者纳入分析,有22.5%(7 134/31 708)确证阳性后1年内离异或分居。81.6%(25 864/31 708)感染者的配偶1年内进行了HIV抗体检测,其中10.0%(2 599/25 864)离异或分居;18.4%(5 844/31 708)感染者的配偶1年内未进行HIV抗体检测,其中有77.6%(4 535/5 844)离异或分居。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配偶未检测的感染者中,≥46岁(46~岁:OR=1.28,95%CI:1.03~1.58;61~岁:OR=1.83,95%CI: 1.41~2.37)、汉族(OR=1.56,95%CI:1.34~1.8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1.55,95%CI:1.27~1.90)、非农民或民工(OR=1.34,95%CI:1.17~1.54)、注射吸毒(OR=1.33,95%CI:1.03~1.71)和同性传播途径感染(OR=1.49,95%CI:1.20~1.86)、无子女(OR=2.35,95%CI:1.78~3.09),离异或分居的比例较高。配偶已检测的感染者中,≥61岁(OR=1.32,95%CI:1.12~1.56)、汉族(OR=1.27,95%CI:1.13~1.4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1.26,95%CI:1.11~1.43)、非农民或民工(OR=1.37,95%CI:1.25~1.51)、同性传播途径感染(OR=1.38,95%CI:1.25~1.54)、无子女(OR=1.48,95%CI:1.27~1.71),离异或分居的比例较高。结论 我国已婚有配偶HIV感染者确证阳性后存在一定比例的离异或分居,不同特征的感染者确证阳性后离异或分居的比例不同,为减少已发现感染者的传播,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相似文献   

3.
目的 了解MSM HIV/AIDS的性伴感染状况和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8-2020年在宁波市对MSM HIV/AIDS开展性伴调查和HIV检测,并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判定是否新发感染。分类资料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374例新确证MSM HIV/AIDS,动员479例性伴进行调查和HIV检测,性伴HIV阳性率为15.7%(75/479,95%CI:12.4%~18.9%),其中新发感染者性伴HIV阳性率为31.8%(21/66,95%CI:20.3%~43.4%)。新发感染者的性伴HIV阳性者中新发现阳性性伴的比例(76.2%)高于长期感染者(4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6~45岁年龄组(与18~25岁年龄组相比,OR=3.973,95%CI:1.364~11.569)、HIV主动检测(与HIV被动检测相比,OR=1.896,95%CI:1.083~3.319)、新发感染者(与长期感染者相比,OR=3.733,95%CI:1.844~7.556)的溯源效率更高。结论 MSM HIV/AIDS性伴HIV阳性率高,其中新发感染者和HIV主动检测发现的感染者性伴溯源效率较高。建议加强MSM HIV/AIDS溯源调查,重点关注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门诊新确证的MSM HIV/AIDS。  相似文献   

4.
目的 分析嘉兴市HIV/AIDS的感染和传播关系,探索区域HIV-1分子传播网络特征,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7-2018年嘉兴市新确证HIV/AIDS为研究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感染和传播等相关信息。采集血样并提取RNA,运用RT-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的pol区基因序列,采用Mega 6.0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进行HIV-1亚型分析。计算研究对象的HIV-1基因序列遗传距离,筛选构建分子传播网络的基因距离阈值,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绘制分子传播网络。对基于分子传播网络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HIV/AIDS 517例中,HIV-1基因序列包括15种基因亚型,以CRF01_AE(37.1%)、CRF07_BC(36.2%)和CRF08_BC(11.8%)为主。在1.0%的基因距离阈值下构建HIV-1分子传播网络,形成87个分子簇,总体入网率为45.8%(237/51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60~81岁年龄组(与14~24岁年龄组相比,OR=2.690,95%CI:1.058~6.844)、已婚(与未婚相比,OR=1.698,95%CI:1.003~2.875)、CRF07_BC亚型(与CRF01_AE亚型相比,OR=2.203,95%CI:1.426~3.404)的HIV-1分子成簇风险较高。分子传播网络中最大的CRF07_BC-1分子簇包括50例(2017年入网21例,2018年新增入网29例)HIV/AIDS,未婚(与已婚相比,OR=2.482,95%CI:1.140~5.402)、同性性传播(与异性性传播相比,OR=3.163,95%CI:1.543~6.483)、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与其他HIV/AIDS相比,OR=7.631,95%CI:1.783~32.654)、确证地在南湖区和平湖市[与其他区(县)相比,OR=2.225,95%CI:1.074~4.608]是进入最大簇的主要危险因素。该分子簇包含7例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均为同性性传播;自我报告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时间范围为2010-2018年,确证前2年内的同性性伴数为20(P25,P75:10,100);其中6例自我报告有近期在南湖区某MSM交友活动场所寻找性伴活动史。结论 2017-2018年嘉兴市新确证HIV/AIDS的HIV-1亚型多样,以散发为主,存在地理聚集性和一定数量的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呈快速传播现象,需开展针对性的强化干预。  相似文献   

5.
目的 探讨沈阳市学生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方法 横断面调查获得2007-2015年沈阳市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ART相关信息,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ART的影响因素。结果 2007-2015年该医院共收治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146例,占累计治疗HIV/AIDS患者的6.1%(146/2 379)。患者均为男性,男男性行为传播途径占93.2%(136/146),HIV延迟诊断率[诊断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 350个/μl]为52.7%(77/146),患者中ART的构成比为67.1%(98/14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诊断年份(aOR=1.21,95%CI:1.02~1.44)、年龄24~30岁(aOR=8.15,95%CI:1.46~45.52)和延迟诊断(aOR=2.22,95%CI:1.05~4.71)是学生HIV/AIDS患者ART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HIV诊断时间越晚、年龄越大及延迟诊断可能增加学生HIV/AIDS患者的ART比例。。  相似文献   

6.
目的 了解山东省MSM的HIV暴露前后预防(PrEP/PEP)用药情况并分析相关因素,为PrEP/PEP工作的推广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2年4-7月在山东省7个城市监测哨点招募MSM进行问卷调查,每个城市样本量为400人。收集MSM社会人口学、性行为、PrEP/PEP用药等信息,并采集血标本做HIV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 研究对象MSM共2 815人,以≤30岁(55.7%,1 569/2 815)、未婚(68.6%,1 931/2 81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56.5%,1 590/2 815)为主。PrEP用药者占9.2%(258/2 815);PEP用药者占10.8%(305/2 8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中PrEP用药的可能性较高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30岁(aOR=4.04,95%CI:1.25~13.01)、自我认知HIV感染风险较低(aOR=1.76,95%CI:1.16~2.68)、最近6个月发生群交行为(aOR=1.51,95%CI:1.10~2.09)、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商业性行为(aOR=1.69,95%CI:1.16~2.47)、使用新型毒品(aOR=1.53,95%CI:1.11~2.11)、接受同伴教育(aOR=1.56,95%CI:1.03~2.37)、知晓别人PrEP用药(aOR=3.29,95%CI:2.48~4.36)、HIV抗体阴性(aOR=8.40,95%CI:1.12~63.12);MSM中PrEP用药的可能性较低的相关因素为主要性伴为临时性伴(aOR=0.67,95%CI:0.49~0.90)。MSM中PEP用药的可能性较高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50岁(≤30岁:aOR=2.41,95%CI:1.02~5.69;31~49岁:aOR=3.33,95%CI:1.42~7.85)、自我认知无HIV感染风险(aOR=1.87,95%CI:1.12~3.11)、最近6个月发生群交行为(aOR=1.68,95%CI:1.23~2.29)、使用新型毒品(aOR=3.86,95%CI:2.94~5.07)以及未接受同伴教育(aOR=1.54,95%CI:1.12~2.12)。结论 山东省MSM的PrEP/PEP用药比例较高。应加强同伴教育和自我认知HIV风险教育,提高MSM中PrEP/PEP用药的使用率。  相似文献   

7.
目的 了解天津市新报告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病毒载量(VL)基线特征及相关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研究对象为天津市2019-2022年新报告且首次抗病毒治疗前HIV感染者,收集其社会人口学特征、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及VL值等基线信息,基线高VL值定义标准为≥100 000拷贝数/ml,分析影响VL水平的相关因素。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新报告HIV感染者共1 296例,其中,基线高VL值的HIV感染者占15.89%(206/1 29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STD史者(aOR=1.45,95%CI:1.00~2.08),基线高VL值的可能性较大;相比于基线CD4计数<200个/µl者,基线CD4计数分别为200~350个/μl(aOR=0.40,95%CI:0.27~0.57)、351~500个/μl(aOR=0.32,95%CI:0.20~0.49)和>500个/µl者(aOR=0.30,95%CI:0.18~0.49)的基线高VL值的可能性较小。结论 2019-2022年天津市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基线VL值高的比例较低,HIV感染者基线VL值高的相关因素为有STD史和基线CD4计数<200个/µl,艾滋病防控工作应给予重点关注。  相似文献   

8.
目的 了解浙江省随访>1年HIV感染者梅毒感染及相关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截至2022年12月31日现住址为浙江省、HIV确证时间>1年、年龄≥15岁HIV感染者,收集其人口学特征、病毒载量和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等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梅毒感染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共33 734例HIV感染者,梅毒感染率为5.6%(1 879/33 734)。在梅毒感染病例中,男性、25~34岁年龄组、未婚者、同性性传播者、外省户籍者和HIV确证前有STD史者的梅毒感染率分别为6.4%(1 774/27 934)、7.5%(640/8 543)、7.6%(1 025/13 423)、8.3%(1 239/14 862)、6.9%(214/3 080)和9.6%(602/6 26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aOR=2.19,95%CI:1.77~2.72)、25~34岁年龄组(aOR=1.80,95%CI:1.47~2.20)、同性性传播(aOR=1.67,95%CI:1.49~1.88)、外省户籍(aOR=1.26,95%CI:1.09~1.47)、HIV确证前有STD史(aOR=1.98,95%CI:1.78~2.20)为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已婚(aOR=0.79,95%CI:0.68~0.92)为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结论 浙江省随访>1年HIV感染者的梅毒感染率较高,建议对男性、同性性传播和有STD史的HIV感染者加强梅毒监测和筛查频次。  相似文献   

9.
目的 了解活跃于移动互联网的大学生MSM最近1年HIV检测现状及相关因素。方法 按照横断面调查设计,基于中国同性恋流行使用的一款同性恋社交软件Blued,按18~25岁大学生MSM的HIV检测率50%推算样本量为500人。于2016年9月开始手机端电子问卷调查,主要收集人口学特征、HIV检测行为、性行为等信息。采用 χ2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大学生MSM最近1年HIV检测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1 384名大学生MSM,平均年龄(20.99±0.04)岁,最近1年HIV检测比例为47.1%(652/1 38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听说过HIV检测(OR=6.37,95%CI:3.592~11.300),愿意定期接受HIV检测(OR=2.64,95%CI:1.191~2.631),部分了解(OR=3.58,95%CI:2.138~5.996)和完全不了解(OR=2.25,95%CI:1.479~3.422)固定性伴HIV感染状况皆使大学生MSM的HIV检测可能性增加;信任固定性伴无感染HIV风险(OR=0.65,95%CI:0.445~0.938),最近1年固定性伴仅为1人(OR=0.37,95%CI:0.232~0.589)使大学生MSM的HIV检测可能性降低。结论 活跃于移动互联网的大学生MSM人群最近1年HIV检测比例较低,该群体性行为活跃,固定性伴间相互信任,或仅为1人的原因,反而使HIV检测比例更低,应予以重视。  相似文献   

10.
目的 了解2015-2017年杭州市经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的新报告HIV感染者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基本信息系统,研究对象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新报告HIV感染者,且现住址为杭州市、传播途径为非婚异性性传播。采用SPSS.20软件统计分析,比较不同特征的感染者经非婚异性性传播的比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感染HIV的相关因素。结果 新报告HIV感染者中的非婚异性性传播占38.03%(1 393/3 663),其中,非商业性传播占非婚异性性传播的50.83%(708/1 393),商业性传播占非婚异性性传播的49.17%(685/1 393)。男女性别比为3.51:1(1 084/309)。男性以非婚商业性传播为主(61.81%,670/1 084),女性以非婚非商业性传播为主(95.1%,294/30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非婚非商业异性传播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女性(aOR=48.25,95% CI:26.94~88.44)、年龄<30岁组(aOR=2.43,95% CI:1.31~4.51)、30~岁组(aOR=1.92,95% CI:1.11~3.33)、40~岁组(aOR=1.80,95% CI:1.08~3.00)、已婚和未婚(与离异或丧偶相比,aOR=1.57,95% CI:1.10~2.24;aOR=1.78,95% CI:1.15~2.7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小学及以下相比,aOR=1.82,95% CI:1.18~2.80)、职业为干部/职员(与农民相比,aOR=2.03,95% CI:1.04~1.91)、非婚性伴数<5个(与非婚性伴数≥ 5个相比,aOR=10.65,95% CI:6.41~17.42)。结论 2015-2017年杭州市非婚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比例高,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职业的HIV感染者在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的风险上存在差异,应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相似文献   

11.
目的 了解浙江省MSM HIV感染者(MSM感染者)成功动员性伴参与HIV检测的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以浙江省2015-2017年MSM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提供4种性伴检测服务方式,调查其动员性伴参与HIV检测情况。用χ2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2015-2017年浙江省新确证的6 269例MSM感染者中,成功动员性伴检测的1 925例(30.7%,1 925/6 269),拒绝动员性伴检测的4 344例(69.3%,4 344/6 269)。共成功动员2 126名性伴,性伴HIV阳性率为13.0%(277/2 126,95% CI:11.6%~14.5%),78.7%(218/277,95% CI:73.8%~83.6%)的阳性性伴为新确证感染病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2016年参与调查(与2015年参与调查相比,OR=1.581,95% CI:1.370~1.823)、在2017年参与调查(与2015年参与调查相比,OR=1.394,95% CI:1.208~1.608)、现住址在检测发现地所在地市(与现住址在检测发现地以外地区相比,OR=1.518,95% CI:1.320~1.745)、已婚有配偶(与未婚/离异/丧偶相比,OR=4.449,95% CI:3.837~5.160)、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与高中及以上相比,OR=1.203,95% CI:1.058~1.367)、既往同性性伴数>5(与既往同性性伴数为1~5相比,OR=1.236,95% CI:1.095~1.395)、主动检测(与被动检测相比,OR=1.340,95% CI:1.193~1.506)的MSM感染者更愿意动员性伴参与HIV检测。同性性伴中HIV阳性者与其对应的MSM感染者在人口学特征上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MSM感染者动员性伴参与检测是扩大HIV检测的重要补充,可以高效地发现潜在阳性者,但是其成功动员性伴检测率仍需进一步提高。建议将性伴动员检测纳入日常工作当中,并重点关注与MSM感染者社会人口学特征相似的性伴。  相似文献   

12.
目的 了解杭州市同性恋浴池MSM人群HIV既往检测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在杭州市同性恋浴池开展时间-场所抽样调查,招募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口交或肛交性行为的同性恋浴池MSM,主要收集最近6个月HIV检测行为及相关信息。运用SPSS 22.0软件分析HIV最近6个月HIV检测行为、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情况等相关因素,数据分析采用χ2检验、logistic回归法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招募480人,实际调查465名MSM。最近6个月接受HIV检测的比例为47.3%(220/465)。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表明,已婚(OR=0.35,95% CI:0.18~0.69),接受同伴教育(OR=4.31,95% CI:1.32~14.09),最近6个月有同性肛交性行为(OR=1.85,95% CI:1.08~3.14),最近6个月有非婚异性性行为(OR=4.12,95% CI:2.45~6.91)可能是促进检测的相关因素。结论 已婚、最近6个月发生过同性肛交性行为、非婚异性性行为、接受过同伴教育可能是促进浴池MSM人群进行检测的相关因素。因此,需加强对浴池MSM的同伴教育,提高其高危行为后的检测意识,促进其进行检测。  相似文献   

13.
目的 了解吉林省MSM人群HIV的感染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2010-2015年,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方案》的要求,在艾滋病哨点监测期内,通过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吉林省MSM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性行为状况、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水平等进行连续监测,每个监测哨点样本量≥ 400人。结果 2010-2015年吉林省共监测MSM 7 823人,HIV感染率为5.4%(42/7 823),HIV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趋势χ2=110.023,P<0.001)。2010-2015年,MSM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均>90.0%。最近6个月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27.0%(2 112/7 823),不同年份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34.038,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感染HIV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外省户籍(aOR=1.797,95% CI:1.185~2.726)、网络招募(aOR=1.717,95% CI:1.332~2.215)、最近1年曾诊断过性病(aOR=1.893,95% CI:1.356~2.643)和梅毒抗体阳性(aOR=4.309,95% CI:3.097~5.995);可能保护性因素包括最近6个月同性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aOR=0.387,95% CI:0.143~0.557)、最近1年曾检测过HIV (aOR=0.632,95% CI:0.375~0.891)。结论 2010-2015年吉林省MSM人群HIV感染率呈上升趋势,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和HIV检测率均较低,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MSM定期做HIV检测和坚持使用安全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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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2017-2020年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中新发感染病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探索开展重点病例的溯源调查、促进检测发现和减少新发感染提供依据。方法 招募2017-2020年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横断面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信息、性行为特征、HIV抗体检测及HIV感染途径等相关信息。根据HIV检测史、发生危险性行为史和确证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判定新发感染和本地感染。采用EpiData 3.1和SPSS 23.0软件进行录入、整理数据库和统计学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2 044例HIV/AIDS中,年龄(40.6±15.3)岁,其中男性1 684例(82.4%)、未婚758例(37.1%)、宁波市户籍1 072例(52.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 253例(61.3%),宁波市居住时间>5年979例(47.9%),判定为本地新发感染的比例为34.3%(702/2 04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报告病例(与2017年报告病例相比,OR=1.422,95%CI:1.092~1.851)、职业为学生/教师/干部职员/离/退休人员(与商业服务/餐饮/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相比,OR=1.682,95%CI:1.307~2.165)、最近1年使用男性社交软件寻找同性非商业性伴(与未使用男性社交软件相比,OR=1.353,95%CI:1.073~1.706)的本地新发感染HIV风险较高。结论 2017-2020年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占一定比例,本地使用男性社交软件寻找同性非商业性伴是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HIV的危险因素,应加强男性社交软件寻找性伴MSM的溯源调查和互联网干预工作,减少本地艾滋病新发感染风险。  相似文献   

15.
目的 了解浙江省有HIV传播风险的HIV感染者梅毒感染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浙江省现存活、HIV确证时间>1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或HIV病毒载量≥50拷贝数/ml、年龄≥15岁的HIV感染者,收集其人口学特征、性行为特征、抗病毒治疗和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等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梅毒感染及影响因素。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浙江省HIV感染者中,2 275例有HIV传播风险,75.5%(1 717/2 275)进行了梅毒血清学检测,梅毒感染率为8.7%(150/1 717)。在梅毒感染的HIV感染者中,未接受抗病毒治疗占11.3%(17/150),病毒载量为50~999拷贝数/ml占38.7%(58/150)和≥1 000拷贝数/ml占50.0%(75/15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aOR=2.04,95%CI:1.06~3.96)、同性性传播(aOR=1.53,95%CI:1.04~2.27)、HIV确证前性病史(aOR=1.98,95%CI:1.35~2.92)和病毒载量≥1 000拷贝数/ml(aOR=1.90,95%CI:1.09~3.30)为梅毒感染危险因素,已婚(aOR=0.47,95%CI:0.29~0.76)是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结论 浙江省有HIV传播风险的HIV感染者的梅毒感染率较高,亟须开展HIV感染者分类管理和针对性强化干预,探索开展多病共防共治,加强HIV感染者梅毒筛查和治疗,降低HIV和梅毒传播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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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Kaplan-Meier(K-M)法及累积发生函数(CIF)估算2003-2015年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死亡发生率、部分分布比例风险回归模型(F-G模型)分析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 竞争风险存在时,K-M法计算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高于CIF。CIF估算5 593例治疗HIV/AIDS随访1、3、5、10年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8%、4.21%、5.37%和7.5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HR=0.40,95% CI:0.24~0.65)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死亡发生危险较低,现住址在鲁西地区(HR=1.33,95% CI:1.01~1.89)、医疗机构检测发现(HR=1.39,95% CI:1.06~1.80)、治疗基线方案含NVP(HR=1.36,95% CI:1.03~1.88)、治疗基线临床症状Ⅲ/Ⅳ期(HR=2.61,95% CI:1.94~3.53)、诊断1年后接受随访(HR=2.02,95% CI:1.30~3.15)、诊断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 200个/μl(HR=3.41,95% CI:2.59~4.59)、治疗基线CD4 ≤ 350个/μl(HR=5.48,95% CI:2.32~12.72)的HIV/AIDS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高。结论 竞争风险存在时,K-M法高估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优选竞争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早诊断、及时随访、早治疗可降低HIV/AIDS艾滋病相关死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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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2019年中国HIV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HIV暴露儿童)的失访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我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2019年全国医疗机构报告的HIV感染孕产妇和HIV暴露儿童的基本信息和随访记录,HIV暴露儿童失访的定义为出生后满18月龄无法随访到且21月龄时仍未随访到的存活儿童。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方法,HIV暴露儿童的失访影响因素分别采用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5 039例HIV感染孕产妇中,分娩的HIV暴露儿童5 035例,HIV暴露儿童的失访率为5.62%(283/5 03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产妇职业为农(牧、渔)民(aOR=0.34,95%CI:0.22~0.53)、婚姻状况为未婚(aOR=0.47,95%CI:0.24~0.93)、初婚(aOR=0.38,95%CI:0.22~0.67)、再婚(aOR=0.36,95%CI:0.20~0.67)与同居(aOR=0.47,95%CI:0.23~0.97)和本次妊娠前知晓自己感染HIV(aOR=0.53,95%CI:0.40~0.70)的HIV暴露儿童失访率较低;孕产妇为汉族(aOR=1.52,95%CI:1.09~2.13)、小学(aOR=2.06,95%CI:1.10~3.89)和初中文化程度(aOR=1.81,95%CI:1.03~3.17)、未抗病毒治疗(aOR=6.21,95%CI:4.32~8.93)和在乡(街道)级助产机构分娩(aOR=5.72,95%CI:1.61~20.27)的HIV暴露儿童失访率较高。结论 2019年我国HIV暴露儿童存在一定的失访,为进一步降低其失访率,提高妇女孕前HIV检测率和HIV感染孕产妇的抗病毒治疗率,对有效实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综合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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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南京市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ART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HIV/AIDS人群的ART依从性提供参考。方法 2014年5-6月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人口学、ART情况及社会支持与歧视等信息,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HAART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HIV/AIDS 276例,以依从性支持评价中心的依从性指数为评价标准,调查发现总体依从性良好252例,占91.3%。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提醒服药(OR=0.13,95%CI:0.04~0.37)、年龄较大者(OR=0.52,95%CI:0.31~0.89)服药依从性较好;而存在ART副作用(OR=4.11,95%CI:1.35~12.56)、WHO分期较诊断时降低(OR=3.56,95%CI:1.37~9.21)和吸烟(OR=5.38,95%CI:2.00~14.45)是影响依从性的危险因素。结论 南京市HIV/AIDS人群ART依从性整体情况较好,为进一步巩固提高,对存在ART副作用、无提醒服药、吸烟、年龄较小、病情减轻的患者加强服药依从性教育。  相似文献   

19.
目的 分析MSM新型毒品滥用和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为制定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1年4-7月在山东省9个城市监测哨点招募MSM,每个城市招募样本量为400人。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MSM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学和接受HIV干预服务等信息,采集血样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采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进行HIV新发感染检测,并计算HIV新发感染率指标。结果 共调查MSM 3 624人,年龄(32.70±9.33)岁,以≥30岁(59.52%,2 157/3 624)、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5.99%,2 029/3 624)、未婚/离异/丧偶(57.70%,2 091/3 624)和性取向为同性恋者为主(86.26%,3 126/3 624)。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占32.95%(1 194/3 624);曾使用新型毒品占27.48%(993/3 613);HIV抗体阳性率为3.12%(113/3 624),HIV新发感染率为2.61%(95%CI:1.73%~3.4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MSM新型毒品滥用的相关因素包括未婚/离异/丧偶(相比于已婚/同居,aOR=1.43,95%CI:1.22~1.6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aOR=1.47,95%CI:1.25~1.72)、主要寻找男性性伴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相比于酒吧/浴池/公园等,aOR=1.76,95%CI:1.41~2.19)、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相比于未发生无保护肛交,aOR=1.33,95%CI:1.13~1.57)、最近1年患过性病(相比于未患性病,aOR=2.77,95%CI:2.04~3.76)。MSM 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包括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肛交(相比于未发生无保护肛交,aOR=2.51,95%CI:1.25~5.01)、最近1年未接受HIV干预服务(相比于接受HIV干预服务,aOR=3.89,95%CI:1.30~11.60)、梅毒阳性(相比于梅毒阴性,aOR=8.18,95%CI:2.98~22.48)、曾使用新型毒品(相比于未使用新型毒品,aOR=4.75,95%CI:2.32~9.70)。结论 山东省MSM新型毒品滥用现象较为普遍,新型毒品滥用会增加HIV新发感染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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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基于分子网络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HIV传播热点和跨地区传播特征,为优化艾滋病精准防控策略提供证据。方法 整合1997-2020年采集的5 996条广西HIV pol区序列和165 534条公开发表的非广西HIV pol区序列,使用HIV-TRACE工具以0.5%成对基因距离阈值构建分子网络。结果 进入广西HIV传播热点分子网络的序列比例为31.5%(1 886/5 996)。在HIV跨地区传播分子网络中,省内连接占51.6%(2 613/5 062),国内连接占48.0%(2 430/5 062),国际连接占0.4%(19/5 062)。与广西跨地区连接的主要地区为广东省(49.5%,1 212/2 449)、北京市(17.5%,430/2 449)、上海市(6.9%,168/2 449)、四川省(5.7%,140/2 449)、云南省(4.2%,102/2 449)、陕西省(3.8%,93/2 449)、浙江省(2.8%,69/2 449)、海南省(2.0%,49/2 449)、安徽省(1.5%,37/2 449)和江苏省(1.3%,33/2 449),其余地区与广西跨地区连接比例均<1.0%。进入广西HIV传播热点分子网络风险较高的影响因素包括≥50岁(相比于25~49岁,aOR=1.68,95%CI:1.46~1.95)、男性(相比于女性,aOR=1.21,95%CI:1.05~1.40)、未婚(相比于已婚,aOR=1.18,95%CI:1.00~1.39)、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于初中及以下,aOR=1.21,95%CI:1.04~1.42)和男男性传播(相比于异性性传播,aOR=1.77,95%CI:1.48~2.12)。跨地区连接风险较高的影响因素包括男性(相比于女性:aOR=1.74,95%CI:1.13~2.7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相比于初中及以下,aOR=1.96,95%CI:1.43~2.69)、自由职业/待业/退休(相比于农民,aOR=1.50,95%CI:1.07~2.11)、男男性传播(相比于异性性传播,aOR=3.28,95%CI:2.30~4.72)。结论 广西存在HIV传播热点,广西与国内地区组成复杂的跨地区传播网络。后续研究应针对分子网络分析推断的高风险人群开展社会网络调查,及时识别隐匿传播链,减少HIV二代传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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