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沈阳市学生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方法 横断面调查获得2007-2015年沈阳市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ART相关信息,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ART的影响因素。结果 2007-2015年该医院共收治15~30岁学生HIV/AIDS患者146例,占累计治疗HIV/AIDS患者的6.1%（146/2 379）。患者均为男性,男男性行为传播途径占93.2%（136/146）,HIV延迟诊断率[诊断时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 350个/μl]为52.7%（77/146）,患者中ART的构成比为67.1%（98/14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诊断年份（aOR=1.21,95%CI：1.02~1.44）、年龄24~30岁（aOR=8.15,95%CI：1.46~45.52）和延迟诊断（aOR=2.22,95%CI：1.05~4.71）是学生HIV/AIDS患者ART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HIV诊断时间越晚、年龄越大及延迟诊断可能增加学生HIV/AIDS患者的ART比例。。     

山东省2015年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目标进展状况分析

目的 分析山东省2015年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即90%诊断、90%治疗及90%有效）"目标的进展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山东省现存活HIV感染者/AIDS患者（HIV/AIDS）检测发现、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服务的相关信息,分析进展情况。采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2015年12月31日,山东省估计现存活HIV/AIDS有11 700例,检测发现率61.2%,HAART率74.4%,病毒载量（VL）抑制率81.8%。经同性传播的HIV/AIDS检测发现比例较低（P<0.05）。青岛市（OR=1.30,95% CI：1.05~1.60）、烟台市（OR=1.53,95% CI：1.02~2.31）和威海市（OR=1.96,95% CI：1.07~3.58）的HIV/AIDS接受HAART的比例较高;同性传播（OR=0.12,95% CI：0.06~0.24）、异性传播（OR=0.13,95% CI：0.07~0.26）、注射吸毒传播（OR=0.08,95% CI：0.03~0.17）,羁押场所检测发现（OR=0.29,95% CI：0.21~0.41）的HIV/AIDS接受HAART比例较低;医疗机构接受HAART服务的HIV/AIDS（OR=1.81,95% CI：1.05~3.47）的VL抑制比例较高;同性传播（OR=0.43,95% CI：0.25~0.75）、异性传播（OR=0.49,95% CI：0.28~0.81）,羁押场所检测发现（OR=0.48,95% CI：0.28~0.80）的HIV/AIDS的VL抑制比例较低。结论 山东省2015年现存活HIV/AIDS的检测发现率、HAART率和VL抑制率与2020年实现的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检测发现目标。需加强检测和艾滋病综合关怀服务。     

北京市1995-2015年艾滋病病例诊断后生存时间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1995-2015年北京市HIV感染者/AIDS患者（HIV/AIDS）诊断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1995-2015年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报告的12 874例HIV/AIDS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应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相关因素。结果 12 874例HIV/AIDS中,303例（2.4%）死于艾滋病及相关疾病,接受抗病毒治疗9 346例（72.6%）。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个月（95% CI：223.0~230.1）,1、5、10、15年生存率分别为98.2%、96.4%、93.2%、91.9%。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艾滋病死亡风险较高的因素包括诊断时为艾滋病患者（比HIV感染者,HR=1.439,95% CI：1.041~1.989）;异性传播（比同性传播,HR=1.646,95% CI：1.184~2.289）;现有或曾有配偶（比未婚,HR=2.186,95% CI：1.510~3.164）;诊断时年龄≥ 60岁（比≤ 30岁,HR=6.608,95% CI：3.546~12.316）;诊断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350个/μl（比≥ 350个/μl,HR=8.711,95% CI：5.757~13.181）;未抗病毒治疗（比抗病毒治疗,HR=18.223,95% CI：13.317~24.937）。结论 1995-2015年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的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个月。诊断为HIV感染、同性传播、未婚、≤ 30岁、首次CD₄ ≥ 350个/μl、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生存时间较长。相反,诊断为AIDS、异性传播、现有或曾有配偶、年龄≥ 60岁、CD₄<350个/μl、未抗病毒治疗的死亡风险较高。     

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Kaplan-Meier（K-M）法及累积发生函数（CIF）估算2003-2015年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死亡发生率、部分分布比例风险回归模型（F-G模型）分析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 竞争风险存在时,K-M法计算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高于CIF。CIF估算5 593例治疗HIV/AIDS随访1、3、5、10年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8%、4.21%、5.37%和7.5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HR=0.40,95% CI：0.24~0.65）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死亡发生危险较低,现住址在鲁西地区（HR=1.33,95% CI：1.01~1.89）、医疗机构检测发现（HR=1.39,95% CI：1.06~1.80）、治疗基线方案含NVP（HR=1.36,95% CI：1.03~1.88）、治疗基线临床症状Ⅲ/Ⅳ期（HR=2.61,95% CI：1.94~3.53）、诊断1年后接受随访（HR=2.02,95% CI：1.30~3.15）、诊断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 200个/μl（HR=3.41,95% CI：2.59~4.59）、治疗基线CD₄ ≤ 350个/μl（HR=5.48,95% CI：2.32~12.72）的HIV/AIDS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高。结论 竞争风险存在时,K-M法高估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优选竞争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早诊断、及时随访、早治疗可降低HIV/AIDS艾滋病相关死亡。     

2010年全国新报告HIV/AIDS病例接受规范化随访及效果分析

目的 分析2010年全国新报告HIV/AIDS病例（HIV/AIDS）接受规范化随访的效果。方法 使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病例报告历史卡片和随访定时数据库，筛选出2010年新报告的病例，对其在2010-2015年期间接受规范化随访的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安全性行为比例、成功转介抗病毒治疗比例以及死亡情况等指标的变化评估随访效果。结果 2010年新报告、年龄≥14周岁的HIV/AIDS共40 335例，其中，男性占70.4%，汉族占72.0%，25～44岁年龄组占56.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62.3%，未婚者占53.9%；异性传播、注射吸毒和同性传播分别占65.8%、15.0%和11.7%。40 335例HIV/AIDS每年接受规范化随访的比例逐年上升，趋势 χ²检验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 749.77，P<0.01）；接受随访干预后，发生危险性行为的比例明显下降，2011-2015年安全性行为比例均>90%（趋势 χ²=16 971.98，P<0.01），但从同一病例角度，其接受全程规范化随访期间安全性行为比例为86.1%；符合抗病毒治疗标准的病例当年成功转介治疗的比例从2010年的56.5%上升到2015年的83.2%，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趋势 χ²=2 504.86，P<0.01），注射毒品感染的HIV/AIDS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较低（2015年为64.7%）；HIV/AIDS病死率从2010年新报告时的12.4%下降到2015年的2.4%（趋势 χ²=4 935.89，P<0.01）。结论 实施规范化随访后，HIV/AIDS采取安全性行为的比例和及时转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逐年上升，病死率有所降低。     

中国2011-2015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随访检测及其流动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2011-2015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流动、接受随访和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的情况,为减少流动HIV/AIDS的失访,加强流动HIV/AIDS的规范化管理,预防二代传播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下载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病例报告历史卡片和随访管理定时数据库,对2011-2015年新报告及存活的HIV/AIDS现住址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结果 新报告跨省流动HIV/AIDS的人数和比例逐年上升,从2011年的5 576人（10.0%,5 576/55 805）上升到2015年的15 348人（13.3%,15 348/115 321）。在调整了可能的相关因素后发现,上一年接受随访及CD₄检测的HIV/AIDS中,当年发生跨省流动和跨市流动的HIV/AIDS接受随访及CD₄检测的比例均低于无跨省跨市流动的HIV/AIDS。结论 HIV/AIDS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接受规范化的随访及CD₄检测,在对HIV/AIDS的随访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各地随访管理单位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及时获取其工作和居住地发生变化的信息,在HIV/AIDS发生跨省或者跨市流动时,做好异地流动的转介工作,减少因HIV/AIDS流动而导致的失访、CD₄检测的脱失。     

湖北省荆州市1996-2021年HIV/AIDS病死率及其影响因素回顾性队列研究

目的 分析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选取现住址为荆州市、确诊时年龄≥15岁、确诊时间为1996-2021年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乘积极限法绘制死亡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识别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HIV/AIDS共3 304例,随访16 091.5人年,死亡893例,病死率为5.5/100人年。HIV/AIDS确诊后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分别为15.4%、25.0%和34.6%,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9%、14.4%和23.7%,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8.0%、90.1%和98.7%。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的死亡风险高于参加抗病毒治疗者（aHR=9.85,95%CI：8.19~11.85）;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aHR=1.64,95%CI：1.29~2.08）、确诊时年龄≥60岁（aHR=3.52,95%CI：2.38~5.20）、注射吸毒/其他途径感染（aHR=2.38,95%CI：1.30~4.34）、医疗机构发现（aHR=1.53,95%CI：1.11~2.11）和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50个/μl（aHR=2.58,95%CI：1.87~3.58）,死亡的保护因素是较高文化程度（高中/中专：aHR=0.64,95%CI：0.46~0.90;大专及以上：aHR=0.42,95%CI：0.24~0.73）。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确诊时年龄较大（30~岁：aHR=2.32,95%CI：1.40~3.84;45~岁：aHR=2.61：95%CI：1.59~4.27;≥60岁：aHR=3.31,95%CI：2.01~5.47）、首次CD4计数较低（<50个/μl：aHR=10.47,95%CI：6.47~16.56;50~199个/μl：aHR=2.31,95%CI：1.08~4.94;200~349个/μl：aHR=2.35,95%CI：1.46~3.79）。结论 1996-2021年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较高,首次CD4计数、抗病毒治疗和确诊时年龄是影响HIV/AIDS死亡的主要因素,应进一步坚持扩大检测和“发现即治疗”政策,提升抗病毒治疗效果和HIV/AIDS生存率。     

四川省1991-2017年HIV/AIDS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1991-2017年四川省HIV/AIDS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1991-2017年四川省新报告的143 988例HIV/AIDS的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概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143 988例HIV/AIDS中,30 420例死于艾滋病及相关疾病（21.1%）,平均生存时间为11.51年（95% CI：11.39~11.6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生存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男比女：HR=1.35,95% CI：1.32~1.40）、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比初中及以上：HR=1.15,95% CI：1.12~1.18）、民族（汉族比其他：HR=1.46,95% CI：1.41~1.52）、职业（农民比其他：HR=1.26,95% CI：1.22~1.29）、诊断时年龄（≥ 55岁比15~24岁：HR=3.18,95% CI：3.02~3.36）、诊断时疾病状态（艾滋病比HIV感染：HR=1.44,95% CI：1.39~1.48）、抗病毒治疗（ART）（接受ART者比未接受ART者：HR=0.20,95% CI：0.19~0.20）、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500个/μl比<200个/μl：HR=0.42,95% CI：0.40~0.45）。结论 1991-2017年四川省HIV/AIDS诊断后平均生存时间为11.51年。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汉族、农民、诊断时较大年龄、诊断时为艾滋病状态是HIV/AIDS生存的危险因素,接受ART、首次CD₄水平高是HIV/AIDS生存的保护因素。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AIDS性伴感染状况和溯源效率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MSM HIV/AIDS的性伴感染状况和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8-2020年在宁波市对MSM HIV/AIDS开展性伴调查和HIV检测,并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判定是否新发感染。分类资料采用χ²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374例新确证MSM HIV/AIDS,动员479例性伴进行调查和HIV检测,性伴HIV阳性率为15.7%（75/479,95%CI：12.4%~18.9%）,其中新发感染者性伴HIV阳性率为31.8%（21/66,95%CI：20.3%~43.4%）。新发感染者的性伴HIV阳性者中新发现阳性性伴的比例（76.2%）高于长期感染者（4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6~45岁年龄组（与18~25岁年龄组相比,OR=3.973,95%CI：1.364~11.569）、HIV主动检测（与HIV被动检测相比,OR=1.896,95%CI：1.083~3.319）、新发感染者（与长期感染者相比,OR=3.733,95%CI：1.844~7.556）的溯源效率更高。结论 MSM HIV/AIDS性伴HIV阳性率高,其中新发感染者和HIV主动检测发现的感染者性伴溯源效率较高。建议加强MSM HIV/AIDS溯源调查,重点关注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门诊新确证的MSM HIV/AIDS。     

应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后对艾滋病相关病死率的影响

目的 分析1993-2012年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后艾滋病相关病死率的变化，评估其对艾滋病防治的效果。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1993-2012年全国报告HIV/AIDS数据，以2004年作为"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干预分界点，对"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1993-2003年）和实施后（2005-2012年）2个阶段，应用中断时间序列（ITS）方法分析"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后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变化。结果 1993-2012年，我国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有所降低，HIV/AIDS中职业为农民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高于整体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ITS方法分析结果显示，2004年，整体HIV/AIDS艾滋病相关病死率较1993-2003年减少1.5%（P=0.156）；农民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病死率较1993-2003年减少2.6%（P=0.094）。2005-2012年后，整体HIV/AIDS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斜率为-0.466（P=0.005），呈下降趋势；农民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斜率为-0.592（P=0.005），呈下降趋势；农民中，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斜率为-0.766（P<0.001），亦呈下降趋势。结论 2005-2012年，我国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有降低趋势，说明"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免费抗病毒治疗达到了较好效果。     

1996 outlook: systems, for-profit chains, medical groups, religious healthcare, managed care, post-acute care, finance, purchasing, info systems, labor, legal, construction

It's put-up-or-shut-up time for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1996. Two years ago, everyone talked about fixing the healthcare system. Not much happened. Last year, providers and politicians concentrated on squeezing medical costs. According to some of Modern Healthcare's key beat reports, this year it's back to the basics of running a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