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城区居民社区预约就诊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预约就诊对缩短患者非医疗等候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有明显效果。然而,社区预约接受度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设计适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约就诊制度亟待解决。目的　分析社区居民预约就诊服务利用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社区预约就诊服务的改进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9年2-3月,基于便利性原则在上海市黄浦区10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和站点门诊,对1 000例就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康及就医状况、家庭医生签约知晓和利用状况、社区预约就诊服务知晓和利用状况。采用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预约就诊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9.3%。993例被调查居民中,患病726例（73.1%）;857例（86.3%）知晓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要通过社区医院了解服务〔88.4%（758/857）〕。857例知晓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中,728例（84.9%）和家庭医生签约,698例（95.9%）知道签约的家庭医生是谁。993例被调查居民中,46.0%（457/993）知道社区开展预约就诊服务,其中,48.4%（221/457）使用过全科预约就诊服务,54.3%（248/457）使用过非全科预约就诊服务。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知晓签约医生是谁会增加全科预约就诊行为,而有其他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外）、对医生服务态度评价一般或比较好或非常好（相比于非常不好）、通过电视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会减少全科预约就诊行为（P<0.05）;知晓家庭医生签约和签约家庭医生会增加居民非全科预约就诊行为,通过社区医院知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接诊医生态度评价一般或比较好或非常好（相比于非常不好）会减少非全科预约就诊行为（P<0.05）。结论　要改善社区预约就诊现况,需要重点从有长期慢性病随访或管理需求的居民入手,以夯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手段,并兼顾其他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在非全科预约就诊方面,还额外需要从优化门诊流程、控制等候时长等方面入手,通过践行分时段预约及便利的远程预约和解约方式,改进就诊患者的服务体验。     

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的续签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的续签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在宜昌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2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抽取于2017年9—12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且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750例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主要内容有：居民的一般情况,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签约服务的知晓、认知、利用及满意度情况,居民的续签意愿。共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73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8.0%。结果　735例居民中,有续签意愿者占85.9%（631/735）。年龄、健康状况、从家步行至最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要花费的时间、对基层首诊的看法（是否赞成基层首诊）不同的居民续签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情况（是否知道自己的家庭医生）,认知情况（是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能降低发病率、医疗费用及提高就医便捷性）,利用情况（是否享受到上门服务、电话随访、免费体检及建立健康档案）,满意度情况（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家庭医生服务态度及总体情况是否满意）不同的居民续签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年龄、是否赞成基层首诊、是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的满意度、对总体情况的满意度是居民续签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宜昌市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居民的续签意愿较高,居民年龄、是否赞成基层首诊、是否信任家庭医生、认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否必要、对家庭医生医疗水平的满意度、对总体情况的满意度是居民续签意愿的影响因素。     

农村社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效果评价与对策探讨

目的 了解农村社区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效果评价,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20个村/居委的1 100例签约居民为本调查对象。于2015年2-3月,采用自行设计的《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评价调查表》对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家庭医生解决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问题的能力;签约居民对社区诊疗、预约门诊、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热线咨询、电话随访、上门服务、社区走访、家庭病床、舒缓疗护、双向转诊11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项目的效果评价;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满意度。共发放问卷1 100份,回收1 046份,回收有效问卷1 033份,有效回收率为93.9%。结果 1 033例签约居民中,有350例（占33.9%）表示"社区基本医疗固定到签约医生处就诊",388例（占37.6%）表示"签约家庭医生能够解决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问题"。签约居民对社区诊疗、预约门诊、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热线咨询、电话随访、上门服务、社区走访、家庭病床、舒缓疗护、双向转诊11项服务项目的评分分别为（7.68±2.25）、（7.67±1.97）、（7.64±1.97）、（8.03±1.95）、（7.55±2.03）、（7.45±2.17）、（7.22±2.53）、（7.16±2.39）、（7.09±2.40）、（7.18±2.39）、（8.13±1.95）分;满意度评分为（7.89±1.89）分。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有无慢性病是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项目效果和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项目的评价较高且影响因素较多,但也存在着签约居民对服务有效利用率偏低的问题。建议在政府指导下加强政策支持,充分考虑居民个体因素,多举措提高全科医生综合服务技能,最终与签约居民建立固定、连续、综合的诊疗关系,建立"守健康、守费用"目标的服务模式。     

云南省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云南省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起步较晚,了解社区居民的签约意愿及影响因素,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家庭医生服务的利用与开展成效,切实提高医疗服务的覆盖率。目的　了解云南省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意愿,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签约意愿的因素,为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提供建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法,根据云南省昆明市13个区（县）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选取2个区1个县;采用典型抽样法,分别从每个区（县）中选取1个社区,依次为五华区的红云社区、西山区的前卫社区、晋宁区古城镇;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每个社区中抽取90户家庭,以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为研究对象。于2017年7—9月,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主要内容为居民的基本情况、就诊行为及签约意愿等。共发放问卷1 412份,回收有效问卷1 318份,有效回收率为93.3%。结果　1 318例居民中,有签约意愿者1 187例（90.1%）。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医疗保险类型、个人年收入、城乡环境、患慢性病情况、选择社区首诊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候诊时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费时间的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疗保险类型、城乡环境、患慢性病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候诊时间、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费时间是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云南省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签约意愿较高,参保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居住在城区、患慢性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候诊时间≤0.5 h、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花费时间≤0.5 h的居民具有更高的签约意愿。     

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决策与影响因素关系的验证

背景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然而,尽管在各种政策指导下,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力推行和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社区居民的签约率仍不到30%,家庭医生的服务利用率仍较低。明确社区居民的签约决策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提高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进一步优化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对社区居民签约决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为进一步优化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8-05-04至2018-05-25,采用方便抽样法,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签约和未签约居民共201例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评价、签约倾向及签约服务利用情况。对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评价居民的签约倾向、签约服务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无序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有序分类变量或定量变量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　退休/离休居民更多地选择签约并利用家庭医生服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没有签约经历的居民相比,有过签约经历的居民更有意愿与家庭医生签约,且更多地选择签约并利用家庭医生服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签约倾向与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评价呈正相关（P<0.05）;签约服务利用情况与年龄及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评价呈正相关（P<0.05）,与个人月收入呈负相关（P<0.05）。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优先从注重家庭医生能力提升、维护家庭医生形象、做好家庭医生及签约服务内容宣传工作、保障对社区就诊居民的服务质量、丰富健康管理的服务内容等方面做出改进;此外,家庭医生签约人群覆盖范围有待向年轻、在职、高收入群体扩展。     

天津市家庭医生签约居民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的必然途径,居民作为卫生服务的需求方,其首诊意愿与基层首诊的顺利推行息息相关。目的　了解天津市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2月采用随机抽样法从天津市16个行政区划中随机抽取和平区、北辰区、河北区3区,选取760名在该时段有基层就诊经历的社区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居民对签约家庭医生的满意度及居民对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比较不同特征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75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9.2%。结果显示,90.3%（681/754）的居民表示愿意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作为首诊医生。不同年龄、家庭年收入、医疗保险类型、候诊时间、对签约家庭医生满意度、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对自身健康问题的了解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保持健康的能力的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工作状况、患慢性病情况的签约居民基层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家庭年收入、候诊时间、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是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为首诊医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天津市社区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首诊意愿较高,年龄、家庭年收入、候诊时间、对家庭医生信任程度、应对健康问题的能力是居民选择签约家庭医生为首诊医生的影响因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居民就诊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居民就诊行为的影响。方法　于2013年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长宁区的10个街道/镇抽取社区居民3 040例。采用本课题组研制的问卷对纳入居民进行调查,本文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居民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医疗机构、选择就诊医疗机构的原因、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情况,问卷有效回收2 750份。另于2016年6月,对该3 040例居民进行追踪调查,确定问卷有效回收的居民2 004例。结果　2013年和2016年分别有51.4%（213/414）、40.7%（209/514）的签约居民最近一次患病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签约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率高于未签约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率低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原因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就诊方便（27.7%,180/649）、病情轻（13.4%,87/649）、费用较低（11.6%,75/649）。2013年和2016年分别有7.6%（45/589）、11.9%（77/649）的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率高于未签约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率高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46.7%（36/77）的签约居民通过家庭医生转诊,83.3%（40/48）的未签约居民通过普通门诊转诊;签约居民与未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的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居民签约后就诊行为有所改善,但转诊服务利用率较低,分级诊疗格局仍有待加强。     

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意愿研究

目的　了解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与意愿。方法　于2013年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长宁区的10个街道/镇抽取社区居民3 040例。采用本课题组研制的问卷对纳入居民进行调查,本文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三级医院的认知、对家庭医生的认知、签约情况、未签约居民的签约意愿及影响因素,问卷有效回收2 750份。另于2016年6月,对该3 040例居民进行追踪调查,确定问卷有效回收的居民2 004例。结果　2016年83.1%（1 653/1 989）的居民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二/三级医院有区别,居民对二者的区别认知与2013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2016年28.7%（474/1 653）的居民认为二者间的区别在于二/三级医院技术水平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技术水平低,37.5%（620/1 653）的居民认为二者间的区别在于二/三级医院主要治疗疑难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治疗常见病和多发病。2016年83.9%（1 681/2 004）的居民知晓家庭医生,67.1%（1 345/2 004）的居民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对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高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居民签约率为32.5%（651/2 004）,高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未签约居民中27.9%（374/1 339）有签约意愿,影响未签约居民签约意愿的因素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45.3%,437/965）、担心定点医疗（13.1%,126/965）、家庭医生技术水平较低（9.4%,91/965）。结论　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家庭医生的了解程度较高,但认知深度缺乏,签约意愿有待提升。建议深化内涵宣传,改善供给侧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推行有价值的签约服务。     

石家庄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及家庭医生签约现状调查

目的　了解石家庄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2016年12月—2017年1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石家庄市抽取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1 047例患者采用现场自填的方法随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的一般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及签约情况、居民对卫生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应用统计软件对1 031份有效问卷采用统计描述、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1 031例患者家庭医生签约率达86.42%（891/1 031）。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为97.09%（1 001/1 03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医生技术水平、签约家庭医生满意度、总体服务价格是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石家庄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居民对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尚可;应积极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从而促进分级诊疗制度顺利实施。     

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了解居民的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覆盖和推广。目的　了解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居民的知晓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法　于2017年6—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徐州市4个城区34个社区的1 450例居民,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及签约现状。共发放问卷1 450份,有效回收问卷1 397份,有效回收率96.34%。结果　1 397例调查对象中,785例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为56.19%;主要知晓途径为电视媒体〔36.08%（504/1 397）〕、社区医务人员的宣传〔30.85%（431/1 397）〕。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年收入、职业、慢性病患病种类、自评健康状况、健康体检经历、两周患病情况、基层就诊经历的城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从家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步行时间的城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慢性病患病种类、自评健康状况、健康体检经历、基层就诊经历。结论　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有待提高。相比较而言,年轻、文化程度高、企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居民、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较差、有健康体检经历和基层就诊经历的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较高。可以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区居民中政策推广的潜在有利人群,实现政策的真实有效宣传。     

赵宏利六经辨证治疗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经验

目的:总结赵宏利主任中医师治疗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经验。方法:通过跟随临诊、学习验案、研读中医经典,分析其六经辨证治疗本病的思路,总结其临证经验。结果:赵宏利主任中医师从中医经典入手,认为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可根据六经辨证理论,主要分为太阳少阳合病、少阴病、太阴少阴同病三大类,其中少阴病又可分为寒化、热化及心肾不交三型。累及脏腑包括膀胱、肝胆、心肾、肺脾。用药"因人分期"调治,衷中参西,药食同治,为中医治疗本病提供了新思路。结论:赵宏利六经辨证治疗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经验特色鲜明,疗效显著,值得学习与推广。     

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皮肤Ⅰ型胶原蛋白晚期糖化终末产物蓄积研究

背景　蓄积在皮肤Ⅰ型胶原蛋白上的晚期糖化终末产物（AGEs）是长期糖化和氧化应激“代谢记忆”的载体,对判断糖尿病代谢控制及预测糖尿病并发症具有重要作用。利用皮肤AGEs内在荧光特性研发的AGE ReaderTM无创获得的皮肤自体荧光（SAF）值可反映人体组织蓄积的各种AGEs总含量。而对于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程度与反映皮肤组织中AGEs总含量的SAF值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仍有待研究。目的　探讨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程度及其与SAF值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4年6-8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脉管科住院治疗的糖尿病足溃疡患者11例为糖尿病足溃疡组,同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烧伤科住院治疗的小面积烧伤的非糖尿病患者8例为非糖尿病组。标本取材于患者下肢创口边缘或供皮区的皮肤全层组织,光镜下观察两组患者皮肤组织形态学特征,免疫荧光双标法分析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程度,采用AGE ReaderTM检测患者前臂皮肤获得SAF值。结果　光镜下观察非糖尿病组患者皮肤结构清晰完整,糖尿病足溃疡组患者皮肤组织萎缩变薄,表皮层细胞层次欠清晰,真皮层胶原纤维萎缩、纤细,排列稀疏、松散杂乱,部分胶原纤维断裂、变性,炎性细胞浸润呈弥散分布,数量明显增多。糖尿病足溃疡组患者皮肤组织免疫荧光共表达（橙黄色）光密度总和高于非糖尿病组患者〔（10 900±2 973）与（6 910±1 048）,t=4.06,P<0.05〕。糖尿病足溃疡组患者SAF值高于非糖尿病组患者〔（2.68±0.22）AU与（2.18±0.27）AU,t=4.47,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糖尿病足溃疡组患者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程度与SAF呈正相关（r=0.65,P<0.05）;非糖尿病组患者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程度与SAF呈正相关（r=0.76,P<0.05）。结论　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明显增加,SAF值明显升高,同时皮肤Ⅰ型胶原蛋白AGEs蓄积程度与SAF值呈正相关,无创检测的SAF值或许可作为评估局部皮肤AGEs蓄积程度的简单方法。     

柯萨奇B3病毒感染对HL-1心肌细胞及间充质干细胞的影响研究

背景　扩张型心肌病（DCM）是一种以心腔扩大及心肌收缩功能减退,伴或不伴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心肌病。病毒性心肌炎是形成DCM的重要病因,而引起心肌炎的病毒以柯萨奇B组病毒（CVB）最为常见。间充质干细胞（MSC）已广泛应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及慢性心力衰竭的实验研究中,但其应用于心肌炎的研究较少。目的　比较柯萨奇B3病毒（CVB3）感染对HL-1心肌细胞及MSC的影响,以期寻找一种新的心肌炎的治疗措施。方法　2015年6月-2017年6月,分别培养HL-1心肌细胞、MSC,生长至80%汇合状态待用。分别将HL-1心肌细胞、MSC分为未感染组、感染后4 h组、感染后12 h组、感染后24 h组,其中感染后4 h组、感染后12 h组、感染后24 h组分别用CVB3感染4、12、24 h,未感染组仅用无血清培养基培养1 h,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CVB3基因拷贝数。分别将HL-1心肌细胞、MSC分为未感染组、感染组,其中感染组用CVB3感染,未感染组仅用无血清培养基培养1 h,分别于感染后4、12、24 h采用MTS法检测细胞活性。用CVB3分别感染HL-1心肌细胞（HL-1心肌细胞组）、MSC（MSC组）,采用病毒空斑实验检测病毒滴度。结果　HL-1心肌细胞未感染组、感染后4 h组、感染后12 h组、感染后24 h组CVB3基因拷贝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SC未感染组、感染后4 h组、感染后12 h组、感染后24 h组CVB3基因拷贝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L-1心肌细胞感染组感染后4、12、24 h细胞活性小于HL-1心肌细胞未感染组（P<0.05）。HL-1心肌细胞未感染组不同时间点细胞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HL-1心肌细胞感染组不同时间点细胞活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MSC未感染组与MSC感染组感染后4、12、24 h细胞活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SC未感染组、感染组不同时间点细胞活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L-1心肌细胞组病毒滴度大于MSC组（P<0.05）。结论　CVB3能够在HL-1心肌细胞中复制,感染CVB3后HL-1心肌细胞活性降低;但CVB3不能在MSC中复制,且感染CVB3后MSC细胞活性并未明显改变。     

2型糖尿病患者尿酸排泄分数和血清胆红素相关性分析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尿酸排泄分数与血清胆红素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在我院就诊的50岁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585例,测定其血清胆红素、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肌酐、血尿酸、24 h尿尿酸、尿肌酐等,计算尿酸排泄分数(FEUA)。根据FEUA值分为三组进行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偏相关分析及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方差分析显示,三组患者血尿酸、血清总胆红素(TBIL)、间接胆红素(IBIL)及直接胆红素(DBI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822、43.069、44.363、22.335,均P0.01)。偏相关分析显示,校正糖尿病病程、空腹血糖、HbA1c、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及性别后,FEUA分别与TBIL、IBIL、DBIL呈负相关(r=-0.307、-0.304、-0.247,均P0.01)。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显示,TBIL、血尿酸、HbA1c及糖尿病病程是FEUA的影响因素(t=-8.377、-4.302、-3.201、2.607,均P0.01)。结论 2型糖尿病患者FEUA与TBIL、IBIL、DBIL呈负相关,而且TBIL是FEUA影响因素之一。     

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4与绝经后女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分析

背景　绝经后女性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危险人群,罹患该病可能导致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及其他代谢异常。但NAFLD好发于这一特定生理阶段的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的　检测绝经后NAFLD女性血清视黄醇结合蛋白4（RBP4）水平,探讨绝经后女性血清RBP4水平与NAFLD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7年5-8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接受健康体检的37~66岁女性181例。根据是否处于绝经状态和是否符合NAFLD诊断标准分为4组,即绝经前对照组（n=42）、绝经前NAFLD组（n=42）、绝经后对照组（n=36）和绝经后NAFLD组（n=61）。比较各组间血清RBP4水平,应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绝经后女性血清RBP4水平与NAFLD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分析血清RBP4的诊断价值。结果　绝经后NAFLD组女性血清RBP4水平高于绝经前对照组和绝经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校正混杂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RBP4水平升高〔OR=1.155,95%CI（1.059,1.260）,P<0.05〕是绝经后女性NAFLD发生的危险因素。血清RBP4水平预测绝经后NAFLD的ROC曲线的AUC为0.841,95%CI为（0.757,0.924）,最佳截断值为25.1 mg/L,灵敏度为0.78,特异度为0.79（P<0.001）。结论　血清RBP4水平升高与绝经后女性NAFLD发生相关,对绝经后NAFLD的发生具有较好的辅助诊断价值。     

头穴久留针结合分期电针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目的:探讨头穴久留针结合分期电针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方法:将脑卒中病人80例随机分为常规针刺组(对照组)和头穴久留针结合分期电针组(治疗组),每组病人40例,并进行相应的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4 w及8 w后,采用Fugl-Meyer下肢运动评分(FMA)、Holden步行能力评级(FAC)、10 m步行时间(10MWT)及改良Barthel指数(BMI)对各组患者进行步行能力的评定。结果:治疗4 w及8 w后2组FMA、FAC、10MWT及BMI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头穴久留针结合分期电针组的FMA、FAC、10MWT及BMI在治疗4 w及8 w后与常规针刺组比较均有明显改善(P<0.05)。结论:头穴久留针结合分期电针能够有效提高脑卒中病人的步行能力和步行安全性,提高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胜任力为导向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分析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迅速,但目前缺乏统一的评价模式和评价指标,本文结合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培养目标、要求和细则,对常用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的方法、用途、优缺点进行综述分析。借鉴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全科医学住院医师培训项目,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建议在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根据临床轮转教学需求和特点,从职业素养、知识技能、病人照护、沟通合作、教学能力、终生学习这些核心胜任力出发,制定出一套全国统一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评价体系,进行全方位考核,提高培训质量,最终培养出能胜任岗位的全科医学人才。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阴性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背景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生殖道恶性肿瘤。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的持续感染是其主要病因。然而临床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宫颈癌患者高危型HPV检测结果为阴性,且这类患者术后复发风险、肿瘤细胞侵袭以及转移风险均增加。目的　分析高危型HPV阴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　2003-2016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住院治疗、临床病理资料完整且术前有HPV-HC2检测结果的宫颈癌患者共1 416例,经第2代杂交捕获技术（HC-Ⅱ）检测高危型HPV阳性宫颈癌患者1 296例,高危型HPV阴性宫颈癌患者120例。调取120例高危型HPV阴性宫颈癌组织石蜡标本,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法对高危型HPV进行再检测,获取高危型HPV真阴性患者为高危型HPV阴性组。从1 296例高危型HPV阳性宫颈癌患者中以随机数字表法选取与高危型HPV真阴性组等量的患者为高危型HPV阳性组。收集两组患者的发病年龄、初次生育年龄、分娩次数、临床分期及病理类型等。结果　1 416例宫颈癌患者中,HC-Ⅱ法检测高危型HPV阴性120例,阴性率为8.5%。实时荧光PCR法显示,高危型HPV仍为阴性89例,阴性率为6.3%,两次检测符合率为74.2%（89/120）。高危型HPV阴性组患者发病年龄28~75岁,平均发病年龄（45.2±4.2）岁;高危型HPV阳性组患者发病年龄21~78岁,平均发病年龄（46.3±5.1）岁。两组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各发病年龄构成、初次生育年龄、分娩次数、临床分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病理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062,P=0.001）。结论　采用实时荧光PCR法检测宫颈癌组织石蜡样本中的高危型HPV是一种高敏感度的检测方法。与高危型HPV阳性宫颈癌相比,高危型HPV阴性宫颈癌发病率不高,但其腺癌、腺鳞癌及其他少见类型癌的比例高于高危型HPV阳性的宫颈癌患者。     

分级诊疗制度下我国亚专长全科医生的发展及国外启示

亚专长全科医生（GPwSI）的发展有利于降低综合性医院医疗服务的花费,缩短患者就医等候时间,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使得全科医生和专科医师之间的联络更加畅通,从而更加有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发展。本文阐述了在分级诊疗制度下我国GPwSI发展的前景,回顾了国外GPwSI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以期为我国GPwSI的发展提供参考。     

医学生用耳习惯对听力损失及相关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背景　近几年来关于老年人、职业人群和婴幼儿听力损失的研究较多,而针对医学生群体的相关研究较少。目的　了解医学生听力损失及相关症状的现况,并探讨用耳习惯对其的影响。方法　2017年3-5月,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以班级为单位抽取在校的四年制（大一至大三）和五年制（大一至大四）的学生共1 882名,进行问卷调查和纯音测听。调查问卷分为3部分,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专业、年级）、听力相关症状（最近1年内耳鸣、耳痛、耳闷发生情况）、用耳习惯调查表（是否使用耳机、耳机使用类型、耳机使用频率、耳机使用时间、戴耳机玩游戏时间、耳机使用最大音量、手机通话方式、嘈杂环境提高耳机音量概率、戴耳机听音乐/广播入睡情况、出入娱乐场所频率）。在该高校实验楼（噪声<30 dB）的隔声室内,采用经专业校准后的听力计AT235,耳机型号为TDH-39P,进行纯音测听。判断医学生语频听力损失情况（>25 dB）与高频听力损失情况（>25 dB）。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医学生听力损失及相关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1 882份,回收问卷1 882份,有效问卷1 882份,有效回收率100.0%。医学生右耳0.125、0.250、0.500、1.000、2.000、4.000、6.000 kHz听力阈值高于左耳（P<0.05）。语频听力损失（>25 dB）32人（1.7%）,高频听力损失（>25 dB）62人（3.3%）,耳鸣913人（48.5%）,耳痛533人（28.3%）,耳闷502人（26.7%）。使用耳机的1 664人（88.4%）中,使用耳塞式耳机963人（57.9%）,入耳式耳机610人（36.6%）,头戴式耳机91人（5.5%）;耳机使用频率>2次/d 513人（27.3%）;耳机使用时间>1.0 h/次 289人（15.4%）;戴耳机玩游戏时间≥1 h/d 547人（29.1%）;耳机使用最大音量≥60% 70人（3.7%）;手机通话使用耳机521人（27.6%）;嘈杂环境提高耳机音量概率≥50% 1 142人（60.7%）;经常（≥2次/周）戴耳机听音乐/广播入睡158人（8.4%）;出入娱乐场所频率>3次/月36人（1.9%）。有耳鸣症状的医学生语频听力损失、高频听力损失发生率高于无耳鸣者（P<0.05）;不同耳痛、耳闷症状的医学生语频听力损失、高频听力损失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女：OR=0.467,95%CI（0.267,0.816）〕是医学生高频听力损失的影响因素（P<0.05）。嘈杂环境提高耳机音量概率〔≥50%：OR=1.567,95%CI（1.282,1.915）〕是医学生耳鸣的影响因素（P<0.05）。耳机使用频率〔>2次/d：OR=1.443,95%CI（1.151,1.810）〕、耳机使用时间〔0.5~1.0 h/次：OR=1.447,95%CI（1.151,1.818）;>1.0 h/次：OR=1.648,95%CI（1.214,2.237）〕是医学生耳痛的影响因素（P<0.05）。性别〔女：OR=1.338,95%CI（1.061,1.686）〕、戴耳机玩游戏时间〔≥1 h/d：OR=1.315,95%CI（1.053,1.642）〕、嘈杂环境提高耳机音量概率〔≥50%：OR=1.398,95%CI（1.126,1.735）〕、出入娱乐场所频率〔>3次/月：OR=3.324,95%CI（1.686,6.554）〕是医学生耳闷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医学生听力状况不容乐观,右耳的听力状况较左耳差,不恰当使用耳机及接触大量娱乐噪声会对听力产生损伤,且不良用耳习惯对其听力具有长期性影响,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在入学体检时增加纯音听力测试,并加强听力相关的健康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