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ART策略下不同感染时长HIV感染者治疗意愿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新抗艾滋病病毒治疗(ART)策略下不同感染时长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接受ART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为新ART策略下促进治疗提供科学的依据。方法 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在广州市6个区对尚未参与ART的HIV感染者进行横断面调查,收集其人口学特征、HIV相关健康状况、ART相关认知(基于健康信念模型)、抑郁及焦虑情况信息,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439例HIV感染者中≤1个月250例(56.9%),1～12个月组72例(16.4%),12个月组117例(26.7%)。有315例(71.8%)愿意立即接受ART,感染时长在≤1个月、1～12个月和12个月3个亚组的HIV感染者中,分别有208例(83.2%)、51例(70.8%)和56例(47.9%)愿意立即接受ART。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染时长≤1个月组中,感知障碍[比值比(OR)=0.91,95%可信区间(CI)=0.83～0.99]、自我效能(OR=1.28,95%CI=1.14～1.43)与有轻/中度焦虑者(OR=4.41,95%CI=1.90～10.27)会影响ART接受意愿;感染时长1～12个月组中,感知严重性(OR=1.49,95%CI=1.13～1.97)和自我效能(OR=1.38,95%CI=1.13～1.69)会影响ART接受意愿;感染时长12个月组中,自我效能(OR=1.41,95%CI=1.23～1.61)会影响ART接受意愿。结论不同感染时长的HIV感染者ART的接受意愿不同,且ART相关认知对HIV感染者的接受意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促进治疗行为中需要对不同感染时长的HIV感染者提供针对性干预措施,并侧重干预感染时长较长的感染者。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调查长沙市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艾滋病病毒(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SM)服药依从性现状及相关因素,为提高该群体的ART服药依从性提供信息支持。方法于2017年4—10月期间,在长沙市某传染病医院艾滋病门诊对接受ART时间大于1个月的300例HIV阳性MSM进行匿名面访调查。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病人的社会人口学资料与疾病情况对其服药依从性的影响。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74份,应答率为91.3%。85.8%(235份)的HIV阳性MSM的ART服药依从性良好。有提醒服药方法[比值比(OR)=5.948,95%可信区间(CI):2.273～15.565)],不/偶尔饮酒(OR=4.415,95%CI:2.001～9.740),告知他人感染情况(OR=3.458,95%CI:1.570～7.618),文化程度高(OR=2.860,95%CI:1.336～6.121)是HIV阳性MSM的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的保护因素。结论长沙市HIV阳性MSM的ART服药依从性整体水平较好,但受多种因素影响。     

凉山州成人HIV/AIDS病人退出抗病毒治疗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四川省凉山州成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HIV/AIDS病人)中,已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病人退出治疗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为今后更好地提高民族欠发达地区ART依从性提供依据和参考。方法选取凉山州HIV/AIDS病人退出治疗较严重的两个县作为研究现场,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488名调查对象中,退出ART的病人占37.91%(185人),维持ART的病人占62.09%(303人)。能够维持ART的最主要原因是:认为接受ART后可以延长生命的占68.98%(209/303);退出治疗的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领药不方便占30.27%(56/185),强制戒毒停药17.84%(33/185),药物不良反应12.43%(23/185)和由于农忙等原因未去领药11.35%(21/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服药后外出务工[比值比(OR)3.823,95%可信区间(CI):2.384~6.131]、男性(OR=1.839,95%CI:1.133~2.983)、服用过中药(OR=1.836,95%CI:1.097~3.071)、就医不便捷(OR=1.694,95%CI:1.002~2.866)是退出ART的危险因素;而病人在ART过程中得到家人支持(OR=0.250,95%CI:0.093~0.671)、接受过ART服药依从性教育(OR=0.107,95%CI:0.044~0.260)、ART知识(按得分≥5分计)(OR=0.203,95%CI:0.095~0.434)是HIV/AIDS病人退出ART的保护因素。结论针对HIV/AIDS病人退出ART的问题,可通过完善抗病毒治疗的异地转介机制、推进戒毒所内ART的开展、加强ART人群的依从性教育等措施来改善。     

静安区男男性行为者中新发现的HIV感染者首次CD4~+T淋巴细胞检测情况

目的探索男男性行为者(MSM)中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首次CD4+T淋巴细胞(简称CD4细胞)检测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艾滋病(AIDS)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于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对上海市静安区MSM中新发现的HIV感染者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AIDS知识知晓情况、行为学特征、身体状况等信息,并随访其首次CD4细胞检测情况。结果共有207例MSM中新发现的HIV感染者纳入研究,首次CD4细胞检测及时率为53.1%(110例),计数均值为(342.0±183.2)个/μL,其中≤350个/μL者占52.7%(109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值比(OR)=3.90,95%可信区间(CI):1.41～10.83]、有固定性伴者(OR=2.20,95%CI:1.18～4.11)、能自理者(OR=3.05,95%CI:1.02～9.15)、样本来源于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OR=1.83,95%CI:1.02～3.25)的感染者,更倾向于及时进行首次CD4细胞检测。结论静安区MSM中新发现的HIV感染者首次CD4细胞检测不及时率和诊断延迟比例相对较高,应制定针对性措施提高检测及时率,做到"早发现、早管理、早治疗",进而预防HIV在MSM中的传播。     

上海市静安区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及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

目的 了解上海市静安区HIV/AIDS患者ART依从性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改善依从性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8年1-4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静安区HIV/AIDS患者纳入分析。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基本特征、生活习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ART依从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计调查280名患者,其中依从性好者的比例为79.64%。ART时间>1年(OR=2.328,95%CI:1.080~5.037,P=0.032)、有机会性感染(OR=3.900,95%CI:1.320~11.508,P=0.014)、焦虑(OR=2.425,95%CI:1.090~5.393,P=0.030)的调查对象依从性更差,有中等水平(OR=0.347,95%CI:0.120~0.973,P=0.044)及高水平(OR=0.203,95%CI:0.090~0.450,P<0.001)依从性自我效能的调查对象依从性更好。结论 上海市静安区HIV/AIDS患者的依从性水平较低,应重点关注治疗时间较长或有机会性感染的患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问题的筛查和干预,从而可能提高HIV/AIDS患者ART依从性水平,改善治疗结局。     

上海市静安区MSM“扩大HIV检测”策略实施的可行性研究

目的探讨男男性行为人群(MSM)"扩大艾滋病病毒(HIV)检测"策略实施的影响因素,提出上海市静安区MSM"扩大HIV检测"策略的实施建议。方法通过"滚雪球"、网络和MSM社区组织招募MSM,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各级艾滋病防治卫生服务提供者进行访谈,收集相关资料。结果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后,MSM检测意愿的影响因素中,近六个月是否有男男性行为的比值比(OR)为2.323,95%可信区间(CI):1.041~5.186,是否知道哪里可以检测HIVOR为12.234,95%CI:6.047~24.750,是否想了解自己的HIV感染状况OR7.987,95%CI:2.875~22.188,文化程度OR为5.894,95%CI:1.762~19.712。MSM不愿意接受HIV检测的主要原因是,自认为无感染可能和怕隐私泄露,分别占75.9%(60/79)和40.5%(32/79)。"扩大HIV检测"策略实施的前提是宣传和动员。MSM对艾滋病治疗服务的信息缺失、HIV感染风险的错误评估和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的缺乏,阻碍了"扩大HIV检测"策略的实施。结论今后应通过多渠道,常态化开展有针对性且易被MSM接受的宣传动员,同时政府需加大投入,建设支持性的环境,积极推动MSM社区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加强卫生人力资源和薪酬体系建设,推动"扩大HIV检测"策略的实施。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HIV/AIDS病人ART依从性状况分析

目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保护动机与抗病毒治疗(ART)服药依从性的关系,为针对该人群的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对到湖北省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药、检测或治疗的206名HIV感染者进行匿名问卷调查。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秩和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06名HIV感染者中,ART依从性良好者占87.38%。ART依从性良好的保护动机评分为(77.46±9.91)分,高于ART依从性不好的(69.80±8.48)分(U=1 234.00,P0.01),其中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评分分别为(35.14±6.09)分和(42.31±5.82)分,均高于ART依从性不好的感染者(30.28±4.56和39.23±5.05)分(U=1 197.46,P0.01;U=1 471.50,P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ART时间与服药依从性有关[比值比(OR)=0.92,95%可信区间(CI):0.85~0.99;OR=8.88,95%CI:1.44~54.79;OR=4.97,95%CI:1.17~21.03],保护动机中威胁评估与ART依从性有关(OR=1.14,95%CI:1.04~1.25),主要通过易感性和内部奖励起作用(OR=1.30,95%CI:1.03~1.65;OR=1.36,95%CI:1.06~1.75)。结论 HIV感染者保护动机水平越高,ART依从性越好。可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对HIV感染者的服药依从性状况进行识别、预测和干预。     

某市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感染者安全套使用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某市正在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通过面对面问卷调查,对正在接受ART且发生性行为者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共调查正在接受ART者243人,自确诊感染发生性行为的占59.3%(144人),其中70.8%(102人)自报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12.5%(18人)发生商业性性行为,56.9%(82人)有2个及以上的性伴,59.7%(86人)未告知全部性伴自己的感染状况。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性伴数量2～3个[比值比(OR)=3.971,95%可信区间(CI):1.568～10.054与≥4个、OR=5.045,95%CI:1.374～18.522]、认为自身已感染HIV无需使用安全套(OR=22.109,95%CI:2.388～204.686)、对随访服务总体满意度(OR=0.349,95%CI:0.135～0.899)、安全套价格偏高(OR=0.016,95%CI:0.001～0.268)为不能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影响因素。结论接受ART后部分HIV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在病毒未得到成功抑制前仍存在继发二代传播的可能,应坚持使用安全套。     

凉山州某县外出务工HIV/AIDS病人接受流入地ART的意愿调查

目的了解凉山州外出务工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简称HIV/AIDS病人),接受流入地抗病毒治疗(ART)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异地治疗政策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凉山州某县187名外出务工的HIV/AIDS病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对其中16人进行个人深入访谈。结果 187名HIV/AIDS病人均为彝族农民,其中青壮年男性174人(占93.0%),文盲小学文化173人(占92.5%)。愿意在外出务工期间接受流入地ART者占75.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近一年吸毒[P=0.003,比值比(OR)=3.918]、城市流动率较高(P=0.003,OR=3.082)和出现过艾滋病相关疾病/症状(P=0.009,OR=2.635)的HIV/AIDS病人,对流入地抗病毒治疗的接受意愿较高。结论外出务工HIV/AIDS病人对流入地提供抗病毒治疗的接受意愿较高,有必要继续探索针对外出务工HIV/AIDS病人的异地治疗模式。     

昆明市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动员性伴接受HIV检测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昆明市艾滋病病毒(HIV)阳性的男男性行为者(MSM)动员性伴接受HIV检测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对在研究期间检测新发现的和既往的HIV阳性MSM进行招募,调查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动员性伴接受HIV检测的意愿。结果共调查195名MSM,60.0%(117人)的MSM愿意动员性伴接受HIV检测;MSM既往阳性者[比值比(OR)=1.99;95%可信区间(CI):1.05~3.77]更愿意动员其性伴接受HIV检测;相较于同性临时性伴,MSM更愿意动员其同性固定性伴(OR=3.06;95%CI:1.46~6.43)和异性配偶(OR=2.74;95%CI:1.09~6.88)接受HIV检测。结论在HIV阳性MSM中,相较于检测新发现的HIV阳性者,既往阳性者更愿意动员其性伴接受HIV检测;而相较于同性临时性伴,HIV阳性者更愿意动员其同性固定性伴或异性配偶接受HIV检测。     

HIV抗体阳性MSM的性病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艾滋病病毒(HIV)抗体阳性的男男性行为者(MSM)的性病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MSM的艾滋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6年8-11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上海、济南两地两家医院内,抽取正在进行抗病毒治疗的HIV阳性MSM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共调查380例HIV阳性MSM,其中梅毒感染者63例,感染率16.6%[95%可信区间(CI):12.9%~20.5%];尖锐湿疣50例,感染率13.2%(95%CI:10.0%~17.1%);生殖器疱疹和淋球菌感染各1例,感染率各为0.3%(95%CI:0~0.8%);未检出生殖道衣原体阳性者。总的性病感染者有98例,感染率为25.8%(95%CI:21.6%~30.0%)。影响性病感染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29岁[比值比(OR)=4.94,95%CI:1.02~24.47]、CD4~+T淋巴细胞水平低于正常值(OR=2.20,95%CI:1.34~3.60)和不知晓性病知识(OR=1.82,95%CI:1.15~3.25),是感染性病的危险因素。结论抗病毒治疗门诊中的HIV抗体阳性MSM的性病感染率相对较高,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该人群的性病防范宣传教育以及性病的筛查和诊疗服务,将有助于降低性病感染率,从而减少HIV的传播。     

上海市静安区920例HIV感染者的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生存时间和影响因素。方法收集静安区自首次报告(1995年)至2015年确诊和管理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AIDS)病人的信息,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计算HIV感染的病死率,使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病死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920例HIV感染者共随访36 056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30[四分位数间距(IQR):18-54)]个月,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为68.0%。67例感染者在随访期间内死亡,病死率为2.23/100人年;其中已接受治疗的HIV感染者病死率为0.63/100人年,未接受治疗的HIV感染者病死率为8.15/100人年。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被动检测[危险系数(HR)=2.968,95%可信区间(CI):1.545~5.700]和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细胞)检测结果200个/μL(HR=17.016,95%CI:7.638~37.910)的感染者死亡风险高,而已接受抗病毒治疗(HR=0.063,95%CI:0.034~0.117)的感染者死亡风险低。结论该研究中HIV感染者的病死率处于较低水平。确诊时首次CD4细胞检测结果和抗病毒治疗对HIV感染者的生存状况意义重大,应采取更积极措施推广患者的早发现和"确诊后立即治疗的"策略,以有效降低HIV感染者的病死率。     

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和新发感染相关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了解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MSM)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及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方法通过检索策略查找针对该人群HIV感染相关因素的调查文献,提取文献数据并建立数据库,通过Meta分析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结果共53篇文献入选。Meta分析表明,艾滋病核心知识知晓[相对危险度(RR)=0.27,95%可信区间(CI):0.13~0.58]、梅毒感染(RR=3.68,95%CI:2.61~5.19)、近6个月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习惯(RR=1.65,95%CI:1.17~2.33),是MSM HIV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MSM的文化程度[比值比(OR)=1.32,95%CI:1.20~1.46]、民族(OR=0.90,95%CI:0.82~1.00)、户籍(OR=1.30,95%CI:1.17~1.44)、艾滋病核心知识知晓(OR=0.80,95%CI:0.75~0.86)、寻找性伴场所(OR=1.33,95%CI:1.20~1.48)、梅毒感染(OR=2.06,95%CI:1.83~2.33)、近6个月男男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习惯(OR=1.22,95%CI:1.11~1.33)、近6个月商业性行为(OR=1.25,95%CI:1.03~1.53)等变量,与HIV感染相关。结论明确MSM HIV感染的相关因素,有利于识别该群体中感染HIV的高危人群,同时形成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为中国艾滋病疫情的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抗病毒治疗1年后的疗效评价及病毒抑制失败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抗艾滋病病毒(HIV)治疗情况并进行疗效评价,探索抗病毒治疗(ART)病毒抑制失败的影响因素,提出改进ART效果的措施。方法收集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科所提供的成都市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简称HIV/AIDS病人)抗病毒治疗的随访资料,对资料进行清理分析。结果共收集1682例HIV/AIDS病人,经标准方案治疗1年后CD_4~+T淋巴细胞计数从(184.49±103.82)个/μL上升到(313.11±157.41)个/μL,ART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778,P0.001)。病毒抑制失败86例,失败率为5.1%。拟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比值比(OR)=2.073,95%可信区间(CI)=1.012~4.248,P=0.046]、漏服(OR=5.994,95%CI=2.314~15.528,P0.001)及治疗方案(OR=2.059,95%CI=1.223~3.467,P=0.007)与病毒抑制失败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漏服是影响病毒抑制失败的主要因素,应关注老年患者的病毒抑制情况,通过提高患者依从性和尽量使用最优治疗方案来降低病毒抑制失败率。     

常德市男男性行为者中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

在我国,男男性行为者(MSM)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现状不容乐观,新增HIV感染有29.4％发生在MSM[1].为控制HIV感染,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4年提出"90-90-90"目标[2].截至2015年,我国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比例为67％,MSM中的治疗覆盖率达到71％[3].为实现第二个...     

重庆市荣昌区HIV/AIDS病人抗病毒治疗1年后CD4~+T淋巴细胞病毒载量变化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重庆市荣昌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简称HIV/AIDS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ART)后免疫重建效果,探讨病毒抑制失败影响因素。方法利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的荣昌区接受抗病毒治疗患者的基本信息和随访数据,对资料进行清理分析。结果 218例HIV/AIDS病人经ART治疗一年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从(238.47±141.89)个/mm~3上升至(386.57±215.04)个/mm~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296,P0.001)。病毒抑制失败17例,占7.8%,多因素Logistic结果显示,奈韦拉平+其他组[比值比(OR)=4.183,95%可信区间(CI):1.378～12.693]比依非韦仑+其他组更容易出现病毒抑制失败;漏服药物(OR=3.196,95%CI:1.060～9.635)比没有漏服药物更容易出现病毒抑制失败。结论 218例HIV/AIDS病例经ART一年后免疫重建效果显著,药物不良反应和治疗依从性是病毒抑制失败的主要影响因素,应加强医疗机构药物不良反应评估和并发症处置工作的能力,优化治疗方案,强化病人治疗依从性指导来提高ART效果。     

云南省德宏州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睡眠障碍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德宏州成人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中发生睡眠障碍的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对德宏州2004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接受国家抗病毒治疗的成人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摘取人口学、抗病毒治疗基线基本数据以及随访期间睡眠障碍发生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睡眠障碍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至2016年6月,德宏州成人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共9 625例,其中自我报告出现过睡眠障碍的共计211例,占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开始治疗年龄在30～39岁和≥50岁者发生睡眠障碍的风险分别是30岁者的1.60倍[比值比(OR)=1.60,95%可信区间(CI):1.09～2.35]和1.93倍(OR=1.93,95%CI:1.09～3.42);抗病毒治疗5～9年者和10年者发生睡眠障碍的风险分别是治疗1年以下者的5.65倍(OR=5.65,95%CI:2.13～14.99)和17.85倍(OR=17.85,95%CI:6.52～84.84)。傣族较汉族发生睡眠障碍风险降低(OR=0.65,95%CI:0.44～0.96);经性传播途径感染者较经注射毒品途径感染者发生睡眠障碍的风险降低(OR=0.45,95%CI:0.31～0.64);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基线治疗是否含齐多夫定/依非韦伦等与睡眠障碍的发生之间无显著关联。结论德宏州成年HIV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出现睡眠障碍的比例较低。年龄较大、治疗时间长、汉族、静脉注射吸毒途径感染HIV接受治疗后睡眠障碍发生率相对较高,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贵州省男男性行为者中的HIV/AIDS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分析

目的了解贵州省男男性行为者(MSM)中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简称HIV/AIDS病人),在接受抗艾滋病病毒治疗(ART)后的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贵州省2006年至2015年接受抗病毒治疗的MSM HIV/AIDS病人的生存时间,计算累计生存概率,运用COX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共收集MSM HIV/AIDS病人1 671例,开始治疗时的年龄为14~72(30.6±9.5)岁,未婚占73.3%(1225/1 671)。治疗后病人的随访时间M=16.0(QR:6.0~33.0)个月。在发生死亡的49例中,有63.3%(31/49)的病人在开始治疗后的6个月内死亡;第1、3、5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0.98、0.96和0.95。多因素COX回归结果显示:病人开始治疗时年龄越小死亡风险越大;开始治疗时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越低死亡风险越大;治疗前患有肺结核、有疾病症状体征的病人死亡风险更高。结论抗病毒治疗延长了MSM AIDS病人的生存时间。建议针对年龄小、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治疗前患有肺结核或已有疾病症状体征的病人,加强临床诊疗和医学随访。     

天津市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合并HCV感染状况

目的了解天津市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中合并HCV感染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选取2004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天津市艾滋病病例报告数据库及抗病毒治疗数据库中的HIV感染者,收集其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职业等,HIV感染情况包括感染途径、确证时间、病程阶段,抗病毒治疗入组时CD4细胞计数、肝功能指标,抗-HCV筛查结果等信息。结果天津市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中共有4 170人进行过抗-HCV筛查,其中85人(2.04%)报告抗-HCV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40～49岁年龄组与≥50岁年龄组的感染者HIV/HCV合并感染的风险是≤29岁年龄组的8.32倍(95%CI:1.95～35.59)和9.45倍(95%CI:2.11～42.32);经输血和注射吸毒途径感染的HIV感染者合并HCV感染风险是经男男性行为途径感染的6.68倍(95%CI:1.78～25.02)和133.25倍(95%CI:62.67～283.32)。抗病毒治疗入组时肝功能异常的感染者更可能是HIV/HCV合并感染者(与抗病毒治疗入组时肝功能正常的感染者相比OR=2.51,95%CI:1.37～4.62)。结论天津市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中,总体抗-HCV阳性率较低。注射吸毒途径传播及肝功能异常的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时需要重点关注是否有HCV合并感染情况发生。     

美沙酮维持治疗人群中HIV/HCV双重感染者的HCV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在云南省的美沙酮维持治疗人群中艾滋病病毒(HIV)/丙型肝炎病毒(HCV)双重感染者的HCV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昆明市、大理州7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对HIV/HCV双重感染者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治疗现状、知识知晓和社会支持现状。采用χ2检验作单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作多因素分析。结果共调查310例HIV/HCV双重感染者,8.1%(25例)接受HCV治疗,80.0%(248例)接受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其中有89.9%(223/248)未接受抗HCV治疗。对285例未接受HCV治疗开展原因调查,76.8%(219例)是由于无法承担医疗费用。对310例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收入、文化程度、HCV知识知晓水平、社会支持、医务人员有无提供过接受HCV治疗建议、是否在接受ART和是否检测过HCV核糖核酸,是影响接受HCV治疗的因素(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知晓HCV知识[比值比(OR)=0.376,95%可信区间(CI):0.150~0.942]、接受过HCV核酸检测(OR=0.407,95%CI:0.168~0.983)的调查对象更容易接受HCV治疗。结论 HIV合并HCV感染者接受HCV治疗比例较低,无法承担医疗费用是最大的阻碍因素。另外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医疗服务的接受情况和相关政策,均是影响HIV/HCV双重感染者接受HCV治疗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