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当代视角

<正>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是中国史学界为了回顾、总结西方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而开辟出来的。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与反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这个学科该如何在传承中创新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若以复旦大学为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耿淡如先生开启的“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二是张广智教授倡导的“作为文化史的史学史”研究。     

再评史瀚波《乱世中的信任》——兼论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史瀚波专著《乱世中的信任》是英语学术界有关天津城市史研究的上佳之作。该书讲述1916至1937年,天津的新式现代银行努力在军阀混战、学潮罢工、国民政府重夺政治与金融主导权及日本侵华等多重困境中,成功树立起市民对现代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的"非私人性信赖"。但该书亦反映出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如过度依赖"公共空间"等舶来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致力还原精英的历史而未能更好地还原民众在城市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因偏重近代"单体城市"如上海、武汉等地,忽略中国历史由来已久的"城乡连续统一体"之现实,以致陷入"近代中国内陆随沿海兴起而衰败"的臆断;不能从区域一体化的高度探讨城乡互动,加剧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城市与乡村研究之间的断裂等。     

中国城市史研究综述(1986-2006)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异军突起相当繁盛。1986年至2006年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城市起源、特征与分类研究,秦汉至宋元城市研究,明清城市及江南市镇研究,单体城市、类型城市与区域城市研究,“冲击——反应模式“与口岸城市研究,城市比较、通论性研究、中外学术互动等六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新史学"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的医史学界和公共卫生学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城市公共卫生研究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与新形势下历史学应对自身革新要求、增强人文现实关怀,积极与社会学、生态学、医学、公共卫生学等学科交叉渗透密切相关,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嬗变进程中拓展研究视野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新史学"框架中以城市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还处于成长时期,许多探讨尚付阙如.     

“中国·上海城市研究新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

正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上海史具有特殊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始终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中心;而在海外上海史研究中,日本学界逐渐自成一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上海城市研     

省会城市史:城市史研究的新亮点

秦王朝一统中国后,形成了以皇帝所在的都城为中心的都城-郡一县三级行政等级体系.此一体系到元代发生变化,行省制建立,省会城市成为都城和府、县之间的一个重要层次,在区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是省域的政治中心和管理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近代以来,省会城市成为省域城市中发展最快、现代化变迁最大的城市之一,带动区域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但学术界对于省会城市的研究,尤其是整体研究较为薄弱.故而本文建议应该加强对省会城市史的整体研究,并提出从加强对省会城市的发展演变系统研究,从加强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省会城市比较研究,从加强省会城市与国外同级行政中心城市比较研究,从对省会城市的功能结构变迁研究等方面人手.另外,加强对省会城市史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城市史研究的焕新

<正>城市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经之路,加强中国城市历史研究,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上海城市史的研究热潮已持续40余年,涌现出大批高水平论著,彰显了城市史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上海史能够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鹤立鸡群,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三点原因：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市档案馆等机构便积极开放档案,尽可能满足学界的需求,并与学术单位联合主办会议。     

城市史研究的三条进路——以上海、香港、新加坡为例

近年来,城市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都备受关注。在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其关注的重点可概括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系;城市地理空间的研究;移民文化及其变异问题。论者根据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经验,提出比较城市研究、公众史和社区史研究和文化符号分析等三条新的研究进路。     

城市研究的历史情境——“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学术研讨会暨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综述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50周年华诞之际,2008年9月8日至10日,作为第三届海外中国学论坛的重要分会之一,"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在上海展览中心及杭州三台山庄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协办.42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的新老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着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以及"新人文"的主题作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对象问题

中国工人运动史,顾名思义,是讲中国工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九六○年在全国工运史工作座谈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主任张承民曾经作过有益的探讨。从那时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工运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和有争论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再作探讨。     

吕思勉与"新史学"

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由“坐而言“地倡导,至“起而行“地实现,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和久长耐性的创作过程。吕思勉积极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用出色的通史成绩奠定了自己在“新史学“中的独立地位。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所持见解,强调“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和“深求其故“,最后归之于“认识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变迁因果“,将新式通史的编著引向了社会史开拓的新方向。因此,吕思勉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     

传统史学与王朝政治

中国古代史学异常繁荣与封建社会政治上的大一统和王权专制的不断强化息息相关。“资治”“垂鉴”史观的发达,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上古史官制度的完备,封建王朝设馆官修史书的盛行,以及封建皇帝对于史学的高度重视等等,无不体现了史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史学的发展得益于政治的扶持,政治的过度控制、干预又阻碍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思考

了解和探索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主要为了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主要篇幅考察了美、加、英、法、韩、日等一些国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状况,从对他们的研究中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世界史学。坚持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特色和有条件融入国际史学大家庭,是我们发展中要处理好的两个大问题。海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经验能为我们提供正面和反面的诸种借鉴,是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新课题。     

论近代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由多种层次的社会成员、学术流派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建构而成。它反映出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变异和局部的转化，并具有一些共通而又同中有异的特点。在治学精神和学风、思想、方法论层面及其表现形式上，均展现出一种崭新发皇的气象。以往过多地强调经世史学与今经学的关系，颇失之片面。龚、魏等提倡今经学的公羊学说，既有其标新主变的一面，也有为指陈时政张目，流于穿凿附会，曲解学术之弊。不看到其间的复杂性，就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     

现代中国史学专业机构的建制与运作

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机构之建构,无疑是受西方近代科学及其学术制度影响的结果。它酝酿于清末,兴起于民国初年,几经曲折,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渐确立起基本框架与运作模式。纵观其时国内的史学研究机构,其形式虽参差不一,基本类型则不出两种范围,即国家行政建制与高校建制。此两种建制,在工作目标、运作模式和功能上,各有特点,同时又相互影响。按“现代性”要求对其建制理念与实践作一审视,探其渊源,较其异同得失,采其长而避其短,对于推进和完善今日学术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文学术研究氛围,当不为无益。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

20世纪是中外史学交流最频繁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外史学交流所表现的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 ,与社会历史变革、世界史学趋势和中国史学自身的蜕变发展息息相关。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程度与各自史学的繁荣程度相辅相成。了解和总结这段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 ,对我们今后的史学发展有可贵的借鉴意义。     

历史学的樊篱与历史的樊笼——读布罗代尔

布罗代尔从一个无名小辈到史坛君王，一代宗师费弗尔对他有道不尽的恩，成名后的布也提携了一大批学生，与他们之间却有理不清的怨，师生恩怨折射出三代年鉴学人之间的传承与衍变。布氏以多元的历史时间观构筑了独特的史学大厦。但长时段在他笔下有时几乎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布以“长时段”理论为武器打破了旧史学的樊篱，却也悲观地看到人类难以挣脱——“长时段”这个历史的樊笼。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及相关问题

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包括“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百年史学思潮的发展说明，历史学既要关注社会变革，又要符合学科自身的规律；要处理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学术研究多元化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相结合；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要处理好理论和史料、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关系等。     

Telling a different story: Historiography,ethics, and possibility for nursing

With this paper, I will interrogate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nursing's dominant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y written by and about nurs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ursing ethics as a praxis, invoking feminist philosopher Donna Haraway's mantra that ‘it matters what stories make worlds, what worlds make stories.’ First, I will describe what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s the nursing imaginary, a shared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both by nurses from within and by those outside the discipline from without. This imaginary is fashioned in part by the histories nursing produces about the discipline, our historical ontology, which is demonstrative of our disciplinary values and the ethics we practice today. I assert that how we choose to constitute ourselves as a discipline is itself an ethical endeavour, bound up with how we choose to be and what we allow as knowledge in nursing. To animate this discussion, I will outline the received historiography of nursing and dwell in the possibilities of thinking about Kaiserswerth, the training school that prepared Nightingale for her exploits in Crimea and beyond. I will briefly consider the normative values that arise from this received history and consider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se normative values foreclose upon. I then shift the frame and ask what might be possible if we centred Kaiserswerth's contested legacy as a training school for formerly incarcerated women, letting go of the sanitary and sanitised visions of nursing as Victorian angels in the hospital. Much energy over the past 250 years has been invested in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legitimation of nursing, predicated (at least in our shared imaginary) on the interventions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but this is one possibility of many. I conclude with a speculative dream of the terrain opens up for nursing if we shed this politics and ethos of respectabi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instead embrace community, abolition and mutual aid as organising values for the discip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