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蛋白表达与肝细胞癌术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研究Snail蛋白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术后预后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Snail蛋白在103例肝细胞癌及25例正常肝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在细胞中的定位。结果Snail蛋白高度表达于肝癌组织的细胞核、细胞质,正常肝组织中表达较少甚至不表达,阳性率分别为51.5%和16%,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nail在肝癌中的高表达与肝癌的pTNM分期、肿瘤有无包膜和微血管侵犯有关(P0.05)。结论HCC患者的术后的预后与Snail蛋白的表达有关,Snail蛋白有可能成为肝癌术后预测复发判断预后的生物学标志。     

CD44V6,c-Met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黏附分子CD44V6与原癌基因c-Met共同在原发性肝癌中的表达、相关性及其与临床病理指标、复发、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50例肝癌组织及46例癌旁组织中CD44V6,c-Met的表达情况，并分析肝癌细胞中CD44V6,c-Met的表达与临床资料的关系。结果:(1)CD44V6在肝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30.0%，CD44V6表达与静脉侵犯明显有关(P<0.05)。(2)c-Met阳性表达率为52.0%，c-Met表达与Edmondson分级明显有关(P<0.05)。(3) CD44V6与c-Met表达呈有关(P<0.05)。(4)CD44V6,c-Met阳性表达患者较CD44V6,c-Met阴性表达患者术后2年内的复发率明显升高（P<0.05）；CD44V6,c-Met阳性表达组术后生存率均明显低于阴性表达组（P<0.01）。结论:CD44V6,c-Met在肝癌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作用。     

肝癌白细胞抗原-G的表达及其在肝癌肝移植预后中的价值

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kocyte antigen-G,HLA-G)在肝细胞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在肝癌肝移植患者预后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08年5月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移植中心收治的83例肝癌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肝细胞肝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中HLA-G的表达情况,应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采用log-rank检验和Cox回归模型分别进行无瘤生存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83例肝癌肝移植患者中,35例(42.2%)肿瘤复发。全部病例1、3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7.2%、89.8%和43.1%,1、3和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3.6%、68.9%和38.7%。肝癌组织中HLA-G表达阳性率(68.7%)明显高于癌旁组织(15.7%,P<0.01)。HLA-G的表达与肿瘤直径、病理分级和血管侵犯有关(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肝癌肝移植术后无瘤生存率的危险因素有HLA-G表达(P<0.01)、肿瘤直径(P<0.05)、肿瘤侵犯血管(P<0.01)及病理分化程度(P<0.01)。HLA-G表达阳性组移植后的无瘤生存率低于HLA-G表达阴性组(P<0.01)。Cox风险回归模型结果表明,HLA-G表达(P<0.05)、肿瘤侵犯血管(P<0.01)及病理分化程度(P<0.05)是影响肝癌肝移植患者术后无瘤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肝癌组织存在HLA-G表达。HLA-G表达、肿瘤侵犯血管及病理分化程度是影响肝癌肝移植患者术后无瘤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对HLA-G表达阳性患者采取干预治疗及严格筛选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可有效降低术后肿瘤的复发率。     

Hedgehog信号通路转录因子Gli2表达对肝癌进展和生存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Hedgehog（Hh）信号通路转录因子Gli2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选取68例肝癌及20例肝血管瘤旁肝组织切除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Gli2蛋白表达,并分析Gli2表达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Gli2蛋白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率（63.2%）高于癌旁组织（11.8%）及正常肝组织（10.0%）(χ²=38.431、17528,均P<0.01);Gli2表达水平与肝癌分化程度、包膜是否完整、有无血管侵犯、早期复发及肝内转移相关（P<0.05）;Gli2蛋白高表达患者术后总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明显低于低表达者（P<0.05）;多因素分析表明,Gli2蛋白表达水平是影响肝癌患者术后总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HR=2.239,P<0.05;HR=1.917,P<0.05）。 结论Gli2的高表达与肝癌的侵袭转移特性相关,可作为评价肝癌患者术后预后的标志物之一。     

VEGF,p53,P21WAF/CIP1和C-myc蛋白表达与肝细胞癌预后关系的研究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HCC）中VEGF,p53,p21WAF/CIP1和C-myc蛋白表达的情况及其与肝癌预后的关系。方法：用MaxvisionTM免疫组化法,检测61例HCC组织及其中52例癌旁组织VEGF,突变型p53,p21WAF/CIP1和C-myc蛋白的表达,观察相应的临床病理指标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61例肝癌标本中,VEGF,p53,p21WAF/CIP1和C-myc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0.7%(37/61),39.3%(24/61),21.3%(13/61)和39.3%（24/61）;52例癌旁组织中上述4种蛋白阳性表达率依次为：38.5%(20/52),0%(0/52),5.8%(3/52)和59.6%（31/52）。两种组织中4种蛋白阳性表达率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肝癌组织中VEGF,p53蛋白表达与肿瘤门静脉癌栓的发生存在明显相关(P<0.05);Kaplan—Meier法生存分析发现VEGF,p53蛋白阳性表达患者肿瘤术后复发时间明显早于阴性表达者;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细胞分化、癌栓形成、VEGF及p53蛋白表达是HCC术后复发的风险因素。结论：肝癌组织中VEGF和p53蛋白的异常表达与肝癌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肝癌预后判断的参考指标。     

skp2,C-myc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目的: 研究skp2和C-myc在肝细胞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方法:用免疫组化PV9000二步法检测skp2和C-myc蛋白在48例肝细胞肝癌、20例肝硬化患者和16例正常肝组织中的表达。结果:肝细胞肝癌组织中skp2的阳性表达率（33.3%）显著高于肝硬化组织(均为阴性表达)(P=0.008)和正常肝组织(均为阴性表达)（P=0.020）。skp2在肝细胞肝癌中的表达与组织分化程度及转移有关（P<0.001及P=0.017）,但与肿瘤大小无关(P=0.058)，skp2在高分化肝细胞肝癌中无表达。肝细胞癌组织中C-myc 蛋白的的阳性表达率为58.3%，显著高于肝硬化组织的15%（P=0.001）和正常肝组织(阴性表达)（P<0.001）。C-myc 蛋白阳性表达与组织分化程度、转移及肿瘤大小有关，组间差异依次为P<0.001,=0.023及=0.007。肝细胞癌中skp2蛋白的表达与C-myc的表达呈正相关（r=0.508,P<0.001）。 结论:C-myc可能与肝细胞肝癌的发生发展有关。Skp2的表达提示预后不良。C-myc可能对skp2的表达起正性调节作用。     

肝中静脉导向肝切除术治疗肝细胞癌临床研究

目的 探讨以肝中静脉为导向的肝切除术治疗肝细胞癌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6月至2015年6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移植中心收治的91例行肝切除获得根治的肝癌病人的临床及随访资料。以肝中静脉的完全显露区分手术方式,分为肝中静脉导向组（30例）和传统组（61例）。早期复发定义为术后1年内肿瘤复发。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进行组间1:1配对,分析不同手术方式的临床效果。结果 91例病人中,左半肝和右半肝切除分别为30例和61例,肿瘤直径为9.9（1.5～20.0）cm。病人术后生存时间为48（2～127）个月,1、3、5年的总体存活率为80.1%、58.0%、41.8%,1、3、5年无瘤存活率分别为 57.7%、37.4%、30.3%。肝中静脉导向组与传统组之间的总体存活率和无瘤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传统组的肿瘤早期复发率显著高于肝中静脉导向组（P<0.05）。该结果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进一步证实。对所有病人资料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大血管侵犯和卫星灶是术后总体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大血管侵犯是术后无瘤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年龄、甲胎蛋白、手术方式是术后肿瘤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肝中静脉导向肝切除术可减少肝细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早期复发,但总体预后主要取决于肿瘤本身的生物学因素。     

肝细胞癌中Ephrin-A1及其受体的表达与血管生成的关系

目的:探讨Ephrin-A1 及其受体与肝细胞癌血管生成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52例肝细胞癌（肝癌组）和癌旁组织（癌旁组）标本中Ephrin-A1及其受体EphA1和EphA2蛋白及mRNA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肝细胞癌的临床病理因素及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 MVD)之间的关系。结果:在52例肝癌组中 Ephrin-A1及其受体EphA1，EphA2的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9.6%(31/52)，53.8%(28/52)和17.3%(9/52),而癌旁组织中的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3.1%(12/52)，28.9% (15/52)以及21.2%(11/52)。Ephrin-A1及其受体EphA1在两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EphA2在两组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Ephrin-A1及其受体EphA1mRNA在肝癌组的阳性表达率为67.3%(35/52)和73.7%(38/52)，明显高于癌旁组中的阳性表达42.3%(22/52)和48.1% (25/52) (P<0.05)，而EphA2mRNA在两组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0.05）。Ephrin-A1蛋白的高表达与患者的甲胎蛋白(AFP)水平及有无门静脉癌栓有关(P<0.05)。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在肝癌组中Ephrin-A1的表达与EphA1的表达呈正相关(r=0.671,P<0.01);而Ephrin-A1与EphA2的表达无相关性;肝癌组中Ephrin-A1的表达与MVD呈正相关(r=0.826,P<0.01)。结论:Ephrin-A1通过与其受体EphA1相结合，促进肝细胞癌的血管生成，从而促进肝细胞癌的生长、浸润和转移; Ephrin-A1及其受体EphA1有望成为肝癌抗血管生成治疗新的靶点。     

垂体肿瘤转化因子1和Ten-eleven转运因子1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肝癌组织中垂体肿瘤转化因子1(PTTG1)及Ten-eleven转运因子1(TET1)表达水平及其与临床病理的相关性,为预测肝癌的发生及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选择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心医院行根治性切除手术肝细胞癌病例标本129例作为实验组,另选取129例对应的癌旁组织作为对照组。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PTTG1和TET1在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分析PTTG1和TET1的表达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指标的关系,对PTTG1和TET1表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PTTG1在肝细胞癌组织的高表达率(53.5%,69/129)显著高于癌旁组织(1.6%,2/129)(χ^2=84.646,P<0.001),TET1在癌组织的表达(45.0%,58/129)显著低于癌旁组织(81.4%,105/129)(χ^2=35.255,P<0.001)。PTTG1的表达水平与TET1表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r=-0.726,P<0.001)。PTTG1的表达水平与卫星结节、Edmondson病理分级密切相关(P<0.05),TET1的表达水平与肿瘤包膜状况、卫星结节密切相关(P<0.05)。结论PTTG1和TET1在肝细胞癌组织中异常表达,并且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临床上有望成为肝癌的诊断和根治性切除治疗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Survivin和cyclinD1在原发性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其相关性研究

为探讨survivin和cyclinD1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组织中的表达及两者在肝癌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和相关性。笔者利用免疫组织化学S P法检测50例原发性肝癌组织（HCC组）及20例正常肝组织（正常组）中survivin和cyclinD1蛋白的表达情况。 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两种蛋白表达的相关性。结果示，HCC组中survivin蛋白表达的阳性率为66.0%（33/50），显著高于正常组（均为阴性表达）（P<0.001）;其阳性表达与肝癌的肝内转移和癌灶的多发性有关（P=0.019，P=0.030）。 cyclinD1蛋白在HCC组的阳性率为44.0%（22/50），显著高于正常组（均为阴性表达）（P<0.001）;其阳性表达与肝癌的肝内转移和分化程度有关（P=0.035，P=0.036）。两种蛋白的的阳性表达呈正相关（r=0.466，P<0.001）。两者的过表达均与患者术后＜3年生存期有关（P=0.018，P=0.013）。提示survivin与cyclinD1在HCC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两者的联合检测对判定原发性HCC的预后可提供一定的依据。